略论元明清时期中央与西南边疆政治关系的整合

杨永福

（文山学院 政史系，云南 文山 663000）

自明代以来，随着封建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大，西南地区的资源更多地参与到了全国经济发展当中。因此，存在着一个“西南物资东运工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东西部跨区域调配工程［1］。云南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丰富，为转运这些资源，明清之际，形成了一个资源转运的系统工程，对于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而滇川黔相连地区有多条交通干线经过，如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蜀旧路、建昌路及金沙江水道，便成为云南资源外运的重要通道。因此，确保对滇川黔相连地区的控制，保证经过这一地区多条交通干线的畅通，已经不仅仅是地方层面的事务了，而是关系到全国经济社会大局。历代封建王朝虽对此地区积极经营，然由于种种原因，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的整合多有反复，唐后期至两宋，南诏、大理地方政权更是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元明清三代前后相继的大一统局面，为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的整合提供了政治前提。元明清三朝对建构整合西南边疆与中央的关系十分重视，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试图加快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因迄今为止的成果对上述问题已有相当丰富的叙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稍作分析。

一、实行内地化的地方行政体制

首先，元代在云南建立行省体制，使西南边疆内地化推进了一大步。云南行省建立后，“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改设路府州县以后，据统计全省有人口128万余户［2］（卷六一）。行省所辖之地，“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届交趾，地方千里者五，总隶一百余州”。［3］（卷二四《艺文志》）《元史·地理四》则说 ：“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可知，当时云南行省管辖范围包括了今云南全省、贵州省的西部、四川省的西南部以及今缅甸的北部、越南的西北部、老挝和泰国的北部地区。云南行省的建立，结束了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统治500余年、独立发展的局面，使西南边疆与内地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是西南边疆地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加强西南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元代云南行省地区与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前代多次出现的地方割据局面不复存在，与经过滇川黔相连地区交通线的有效数量多、且始终保持畅通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元朝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官制度，为笼络当地的少数民族，元朝中央政府允许诸族首领赴京觐见可以乘驿。由于进觐贡物可以邀取赏赐并获得官爵，而且有乘驿之便，西南地方诸族首领争相赴京，以致进觐泛滥形成朝廷的负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世祖下诏：“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2］（卷一七《世祖十四》）西南边疆诸族首领赴京觐见贡物，事实上是边疆与内地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利于巩固元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客观上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对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在元代经营的基础上，明代进一步加强对贵州地区的控制，并于永乐年间建立了省级行政建制，使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关系进一步加强。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初步平定，朱元璋即指出控制贵州的重要性：“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4］（卷一四一）于是在贵阳置贵州都指挥使司，首次建立了省一级的军事统治机构。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田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朱砂产地相互仇杀且不听朝廷调解，明廷派镇远侯顾成率军进行干预，并将之送至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隶焉，属户部；……府以下参用土官”。［5］（卷三一六）十五年（1417 年），设贵州等处提刑按擦司，省级以下机构的设置与各省相同。至此，贵州单独成为一个省，进入全国十三布政司之列。贵州布政司下设10个府：贵阳、安顺、都匀、平越、黎平、思南、思州、镇远、铜仁、石阡，范围包括除今遵义、瓮安以外的贵州其他地区。贵州省的建立，主要是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郭子章在《黔记》中指出：“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渟，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两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6］（卷一三）由此看来，贵州省的建立，最直接的原因，是明王朝着眼于西南边疆的巩固和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开一线以通云南。但它的建立却具有重大意义：贵州在建省之前，基本上属于土司地区，而此后中央权力不断伸入，为后来若干土司地区相继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建省之前，贵州地区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行省，建省之后，这一地区得到强力整合，这对于贵州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同时也表明贵州在战略地位上显得更加重要，它不仅密切了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的联系，而且对于巩固云南边防具有特殊意义。［7］（P151）

第三，清朝在西南山区和边疆地区的设治明显加密，政治统治进一步加强。清前期，统治集团治理边疆的思想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放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强调中外一体；从“以夷治夷”到“以汉化夷”；对“羁縻而治”的传统思想加以否定；从只求“夷汉粗安”到追求“长治久安”，充分利用边疆各民族的力量，构筑边疆屏藩。［8］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朝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和治理，其统治强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明显加密了地方府州县建制的设治；对山区和边疆地区的统治深度更是以往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政府在云南山区和边疆地区修建了不少城镇，如：康熙六年（1667年），设开化府，第二年开始筑城。雍正八年（1730年），修筑普洱府城，攸乐城、思茅城，又筑维西、中甸、阿敦子、浪沧江、其宗、喇普、奔子栏等城，皆筑土为之；又于旧维摩州筑邱北城。同年，设文山县。九年，建东川府、镇雄州、大关、鲁甸诸城；十年建昭通府城。［9］（卷一二）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改马白同知为安平抚彝同知；道光三年（1823 年），增设江那县丞。［10］（卷二）

与此同时，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清朝在云南边陲地区以及与邻邦接界的地区，大量驻守绿营兵和充分利用当地土司辖下的各种土兵，特别是重点防守边界上的关隘，这一做法有效地巩固了边疆地区，对加强国防具有重要的意义。至道光初年，云南广南知府何愚尚称：邻国“不敢私入内地，边境十分静谧”。［11］（卷一）

二、加强对地方民族上层势力的管控

一是通过土官土司制度，将地方民族上层势力纳入国家制度化管理。

元朝统治者在统一云南的过程中，对云南复杂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情形有较深的认识，认为：“远方蛮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宜从本俗职权以行。”［2］（卷二五《仁宗本纪》）因此，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实行土官制度。与汉唐时期在西南广大民族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下对地方上层势力的管理松散、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相比，元代在西南民族地区更广泛地设置土官，同时对土官的管理和控制更为严密和完备。正是从元朝开始，土官被正式纳入了国家统一官吏体系加以制度化管理，这一做法被后来的明清政府所继承。元代的土官必须由朝廷正式授职，由中央政府赐予可以依凭的信物如诰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和金（银）圆符等。元朝政府还对土官的承袭、升迁、惩处等作了较为严密的规定，以保有对土官的威慑力。

明初，朱元璋根据西南民族众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情形，总结前代统治经验，在西南地区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统治策略，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是在元朝设置土官的基础上制定并全面推行土司制度。朱元璋认为：“云南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其务威德并行，彼虽蛮夷，岂不率服。”“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4］（卷一四二）因此，“朝廷致治，遐尔弗殊，德在安民，宜从旧俗”。［4］（卷一五七）在云南，先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迅速攻克云南后，置云南布政司，下辖52府、63州和54县，实行与内地一体化的府州县建制；然而，云南、黔西各地土官势力纷纷举行叛乱，明军用了10余年的时间，花费很大气力才最终将这些叛乱平定下去。面对 “唯西南之夷，地方千里，皆山林幽昧，种类庞杂，性如飞走，易惑而难化”，［12］（P555）“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的复杂局面，明朝政府迅速改变了原来照搬内地模式、整齐划一政区设置和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改为“宽猛适宜”的政策，以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情形为基础，实行有所区别的统治方式，即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分别实行内地府县建制、土流参治、土司统治为主等三种方式。经过一番调整，云南布政司“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 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5］（卷四六）贵州、广西及川西南地区也都保留了众多土司。

基于清初西南的政局及土司林立的状况，清廷确立了“恩威并用”、“因俗而治”的基本方针。《清史稿·土司传一》说：“西南诸省，山重水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底深固，族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皆蛮之类。……清初因明制，属平西，定南诸藩镇抚之，……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招讨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属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吏部。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康熙帝即言：“朕思从来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13］（P5）“封疆大吏，自宜宣布德意，动其畏怀，俾习俗渐驯，无相侵害，庶治化孚于远迩。……各循土俗，乐业遂生。”［14］（卷一四二）乾隆帝也明确地说：“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如明季汉官，当外藩恭顺，则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历观往代中国筹边，所以酿衅，未有不由边吏凌傲姑息，绥驭失宜者。此实绥靖边隅，抚驭外人之要务。”［15］（卷一一一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顺（治）康（熙）时期全面接受了土司制度。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历史趋势，使清朝统治者具有了较强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观念，一定程度上感到对边疆的巩固和开发负有历史责任。乾隆帝曾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15］（卷三七七）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司制度与国家政治大一统的不和谐逐渐暴露出来，因此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而其重点地区恰恰是在滇川黔相连地区。与明代的改土归流相比，雍正时期的改流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大规模进行的，重点突出，取得了较大的效果，对加强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巩固西南国防，具有重要的意义。［16］

二是明确并划定滇川黔相连地区相连诸省的省界，对连成一片的强大的彝族土司势力进行分割。

元代，今滇川黔交界地区分属于云南、四川行省。在滇东北地区设置乌撒乌蒙宣慰司兼管军民万户，领有东川路、乌撒路、茫部路等，在黔西北置亦溪不薛宣慰司统治，在川西南设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民万户，下辖建昌路、会川路、德昌路、柏兴府等机构，隶属于云南行省，又在川南地设永宁路宣慰司隶属于四川行省。但是，这样一种建制及隶属关系在元代极不稳定，导致几处共管一地或一地在不同时期有几种建制的情形，乌撒乌蒙宣慰司就曾先隶属于滇、后隶属于川。这显然不利于朝廷以及相关各行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朱元璋对滇川黔相连地区复杂的自然、社会情况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形有着深刻的认识，而这一带正是内地与西南边疆多条交通干线的必经之地。为了分割强大的彝族土司势力，明廷对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调整。洪武十五年（1382年），将原属云南建昌府的建安、永宁、泸、礼、里、阔、邛部、苏八州，中、北社、泸沽三县，德昌府所属的昌、德、威笼、普济四州，会川府所属的武安、黎溪、永昌三县，改隶四川管辖。［4］（卷一四九）第二年（1383年），又将隶属于云南的乌撒、乌蒙、芒部三府改隶四川。［4］（卷一五一）十七年（1384 年），将云南东川府改归四川管辖。［4］（卷一六二）为了加强在今贵州地区的统治，确保对进入云南两条交通干线即普安入黔旧路和乌撒入蜀旧路的安全和有效控制，在普安地区设立军卫，初隶云南都司，不久划归贵州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贵州布政使司，永乐十三年（1415年）便将普安正式划归贵州布政司，设普安州。［5］（卷四十六）

清廷亦对西南各省辖区作了较大调整。这些调整主要是雍正时期作为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的善后措施加以实施。［17］这些省界调整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地区：一是滇东北地区。如前所述，明朝初年，为了确保经过滇川黔结合部地区的几条交通干线的畅通，以便实现对云南的有效控制，稳定西南地区，曾经对滇川黔相邻地区的彝族土司势力进行分割。但这样的划界引发了一些问题，如四川对这一地区的土司有控制管辖之权但鞭长莫及，而其虽地近云南但云南无处置之权。故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鄂尔泰奏请“四川东川府与云南寻甸州接壤，应改隶云南，就近管辖”，得到雍正帝的批准。［18］（卷四三）不久，雍正帝又下令将乌蒙、镇雄两土府归并云南就近管辖。雍正八年（1730年）平定禄鼎坤之子禄万福叛乱后，鄂尔泰奏准废弃乌蒙天砥土城，另建新城于二名那，改设恩安县（今昭通市昭阳区）为附郭县，与府同城，且将乌蒙易名为昭通。［19］（卷一《沿革》）经过这样的调整，东川、乌蒙、镇雄行政区划严整，疆界分明，成为云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云南东北部经济、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是贵州与广西两省相邻地带。雍正五年（1727年），经过鄂尔泰与广西抚臣商议，以红水江为界，江以南属之广西，江以北属之贵州，广西北部地区的罗甸、望谟、册亨、贞丰数县并入贵州，并得到雍正帝允准。至此，贵州、广西疆界分明，纠纷冲突减少。

三是贵州北部与四川交界地区。主要是将原属四川的播州地区（今遵义一带）划归贵州。此举扩大了贵州管辖的区域，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贵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开发。

清朝对滇、川、黔、桂诸省的疆界作上述的调整，主要原因是为了明确各省的管辖疆界，减少因为疆界不明而互相推诿的情形，加强对诸省交界地区的统治。另外，这里是云南与内地多条重要交通线的必经之地。能否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直接关系到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防安全；要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经过这一地区的数条交通干线的顺畅运行，而为了保障交通干线的畅通，自然需要削弱这一带强大的彝族土司势力。所以，调整相连诸省疆界，明确各省管辖范围，显然含有分割连片的强大的彝族土司势力的考虑。

三、与西南边疆地方割据势力进行斗争

明中后期以后，西南边疆徼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缅甸洞吾政权与安南黎氏势力不时侵扰。清雍、乾之际，与安南有争界事件发生，而继洞吾之后的木疏势力亦四处侵扰，大为边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边疆地方分裂势力的斗争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其中，以明朝“三征麓川”之役和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为代表。

“麓川”即麓川平缅宣慰司的简称，是明代在云南西南部设立的土司之一。明初势力强盛时，其境“地方千里，景东在其东，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妇在其南，土番在其北，东南则车里，西南则缅国，东北则哀牢，西北则西番、回纥（今丽江、中甸一带）” 。［20］（P591）元末明初，其势力膨胀，不断与周边其他土司争夺土地人民，并向东西方向进行扩张。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沐英曾击败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30万军队的进犯。此后明廷亦多次对思伦发及其后继者招抚、劝谕，但都未能彻底平息事态。正统四年（1439年），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帅师讨伐思任发，兵败，畏罪服毒自杀；同年五月，云南总兵官沐昂领兵再征麓川，次年二月追至陇把（今陇川西南），又遭惨败。这使得明廷大为震动，于是有“三征麓川”之役。

从正统六年（1441年）至十四年（1449年），明廷先后三次发兵征讨，动用军队数十万人，基本上打垮了麓川思氏的军队。景泰五年（1454年），缅甸交出思机发，槛送京师受诛。成化元年（1465年），云南总兵官沐瓒送思任发之孙思命发至京，被安置于沿海登州卫。麓川地方势力至此基本瓦解。“三征麓川”的时间前后达九年，先后动用军队达45万。“三征麓川”之役针对边疆分裂势力、巩固国防的目的尤为明显。正统六年正月，在朝廷内部争论是否应该对麓川出兵时，兵部尚书王骥即说：思任发自其祖父授宣慰使一职已有60余年，今纠集部众屡次对抗明军，若就此放过不予追究，“诚恐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处觇视窥觎，不唯示弱外邦，抑且贻患边境”。［21］（卷七五）三征麓川制止了思氏势力的分裂活动，对安定西南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具有积极意义。正统以前，汉人活动于麓川以远地区者甚属罕见，是故正统十四年明军越过孟养、直抵伊洛瓦底江西岸时，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十分震惊，谓：“自古汉人无渡过金沙江者，今大军至此，真天威也。”［9］（卷七）而同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的江头城（今缅甸杰沙），至万历时已然成为一座城外拥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的繁华城市，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也随着大量汉人的进入而传入当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与三征麓川后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得到加强是分不开的。当然，也要指出，由于仅仅采取单纯的军事打击手段，同时为达擒获思氏父子的目的，明军随意向缅甸、木邦土司许下裂地以酬的诺言，结果在边疆地区诸土司中又制造了新的矛盾，为日后西南边疆部分地区的动乱分裂埋下伏笔。［20］（P595）

清初，吴三桂受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奏准云南督抚受其节制；二年，朝廷命其兼理贵州事，遂得总揽滇、黔两省统治大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决定撤除三藩，原因是“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他说：“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22］（卷二《康熙勘定三藩记上》）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叛。

三藩之乱中，战火波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湖南、陕西、甘肃等地，造成当地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三藩之乱的源头和清朝与叛军的最后决战地区均在云南，因此，以云南以及贵州遭到的破坏最为酷烈。这场叛乱，是在西南地区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已经平息、广大人民渴望和平安宁的情形下发生的，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同时，吴三桂反叛的目的是裂地自雄、甚至取清而代之，因此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清朝平定三藩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西南边疆国防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前述可知，元明清时期是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整合步入正常化轨道的重要战略期。从其采取的种种措施看，目标指向是将西南边疆地区比列内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纳入全国的大一统之内，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措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地方民族上层的消极抵制、甚至是强烈的反抗。经过长期的权力斗争、利益博弈、相互妥协，西南边疆最终被整合到大一统政治之下，西南国防得以稳固。而这一切，都是以交通的畅通、信息政令的顺利传递为前提的。因此，经过滇川黔相连地区交通的有效利用，对于西南边疆国防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1］ 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4）：95-103.

［2］ 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A］.（明）刘文征著. 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4］ 明太祖洪武实录［Z］.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5］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郭子章.黔记.卷一三，止榷志上［M］.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7］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2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8］ 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1）：5-14.

［9］ 倪蜕.滇云历年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10］ 汤大宾，周炳.开化府志［Z］.道光刊本.

［11］ 李熙龄.广南府志［Z］.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12］ 张魫.云南机务抄黄［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Z］.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3］ 程敏贤.清《圣训》西南民族史料［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14］ 清圣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15］ 清高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16］杨永福，陶亚敏.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J］.贵州民族研究，2007，（1）：131-139.

［17］刘本军.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J］.云南社会科学，1999，（6）：72-78.

［18］清世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19］昭通志稿［Z］.民国刊本，1924.

［20］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1］明英宗正统实录［Z］. 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22］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