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

段金生，郭飞平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近代以来，先后兴起过道咸之际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两次高潮。在这两次高潮中，第一次高潮明显地是以西北边疆研究为主导；而第二次高潮虽然由于中国边疆危机的紧迫而引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普遍关注，研究领域较为综合，但20世纪30年代“开发西北”呼声的高涨，也间接显现了对西南边疆研究关注不够。虽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40年代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在不断拓深，但除对西藏问题的关注颇引人注目外，总体上关于西南边疆地区的研究没有形成如同“开发西北”思潮的那样的浩壮声势。对此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学者已经有所评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中国人向来最大的错误。西北问题，既因东北失掉而为举国所重视，然而西南问题又将怎么样呢？见兔方知顾犬，得鱼何能忘筌，在此开发西北闹得很起劲的当儿，我们为着中国边疆整个的打算，不得不虑及西南，作一劳永逸之计划。”［1］该论者“为中国边疆整个的打算”，应考虑西南边疆的研究，是关于重视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的呼吁，至今仍有思考的价值。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民主体制的跨越，但民族国家构筑这一宏大目标并没有彻底实现，边疆权益的不断被破坏正是目标未能实现的体现之一。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近代中国边疆社会环境演变的一个缩影，应进行认真总结。本文即是基于上述认识的初步思考，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并无一个统一、明确的认识范畴。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所谓的西南边疆，大概指四川、云南、西康、贵州、湖南、广西、广东诸省境内有苗夷集区的地区而言。”［2］也有一些学者存在不同认识。如有学者就认为：“盖今指西南乃包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八省区也”；［3］或认为“西南区若干省份，如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在人力与物力的接济上，皆居于重视之地区”。［4］方显廷在《西南经济建设》一书中认为：“西南一词，恒指粤、桂、川、滇、康、黔等省”；但同时他又强调，国民政府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将“四川、康、滇、黔四省为该会工作对象”，这样虽然西南一词包括的范围缩小，但西南含义“更见肯定”， “良以战区广，即位居西南之粤、桂等省，从经济建设之退言之，自宜另划为外卫区域，而以川、康、滇、黔四省为建设之中心”。［5］（P4-5）根据方氏此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南边疆概念似乎包括川、康、滇、黔四省。而蒋君章等学者又认为西南边疆包括西藏、西康、云南、广西。［6］（P148）

可以说，民国时期不论是政府抑或国人，对西南边疆的区域范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时人对西南边疆区域范围的不同认识，笔者在此不作详论。本文中所言的西南边疆，主要指民国时期与邻国接壤的云南、广西及西藏。

民国时期国人普遍认识到中国边疆问题的严重性：“边疆问题之于今日的中国，是非常严重的，它的问题的严重性，近几年来，是正在与日俱进着，而这种严重性的演进现象，促成了‘九方风雨会中州’的今日国难。”［7］西南边疆在民国时期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突出表现就是西南边疆问题逐步卷入了国际化因素。

中国传统王朝国家对边疆政治势力多采取羁縻政策，并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机制。但“十九世纪的初叶，清帝忽然遇到从未见过的西方侵略。敌人从海道而来，用西方新式机器的技术。从前对付边夷的方法不能来抵御新式和不测的海上杀伐与技术专精的民族”，中国传统的方式无法对付西方列强，“反屡蒙其害”。［8］（P3）屡蒙其害的表现之一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边疆的争雄角逐，致使边疆问题由传统的中国的内政或边政问题附带上了国际因素。“我们的边疆，是我国土地的一部分，我们的边疆民众，是我国人民的一部分，一切统一，本来无所谓边疆问题。不幸帝国主义者压迫我国是先从边疆下手的，在这一二百年之内，他们使尽了威胁利诱的手段，以求达到土崩瓦解的目的，实已形成了极度严重的局势。”［9］（P1）时人的此论将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严重威胁与影响清晰地描绘出来。而西南边疆问题正是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带有国际化色彩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

清末时期，法国间谍古德尔孟就著有《云南游历记》，该书明确指出：“英人之经营东方，亦不肯稍有疏忽。吾法得越南时，英人亦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占据缅甸，以为吾法之抵力，今且侵及西藏一带，不转瞬间，亦将注目于云南全省矣”，“吾之政策，当割取云南全省，然后方足以保越南”。［10］（P769）帝国主义亲口道明了他们对云南的觊觎，体现出西南边疆问题国际化的日益紧张形势。因而，在1906年，中国的留越学生就振臂高呼：“迩来法人谋滇日亟，其欲灭我而朝食之心，环球共见”，号召“我父老叔伯兄弟盖急起而振作精神，以与虎狼决一死哉”！［10］（P767）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危机未减，英人谋藏、法人图滇之步伐更甚一层。有学者曾把英、法列强在云南的利益角逐等同于日本与沙俄在东北的利益争夺。“一九三四年初，南疆独立的骚乱才平息，英国侵入班洪的噩耗又突然传来，中国民众的视线便转到云南问题上去。其实现在云南的危机，也不减于内蒙、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域呢，他的经济以及政治已为法国支配，而英国对云南的蚕食，也没有一时停过。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云南的斗争，仿佛是从前日本和帝俄之施于东三省那样。”［11］（P155）在云南角逐的有法、英、美、日、德诸国，而尤其以法国最为“优势”，“不但在商业上谋控制之势，且竭力扩张铁道”，将会致使“西南数省将非我有矣”之局面的产生。［12］法国对云南的社会政治影响极大，继唐继尧之后的云南新一代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龙云在联合胡若愚反对唐继尧过程中，就是因为得到法国驻滇领事亚当斯的协助而得以暗中利用法国控制着的滇越铁道线上的有线电报专线进行信息交通的。［13］（P155）由于法国对云南社会政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时人产生了云南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实际上是法国在越南殖民势力的附属区域的认识：“云南恒与中国其他部分隔离而孤立，时至今日，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竟实际成为法属安南一部分矣”；认为法国在云南的势力非其他西方列强所能相比：“（法国）在云南之证实权逐年益趋巩固，致使其中国的帝国主义的潜伏力，远非大多数观察者所能揣及。”［14］（P674）民国时期云南的诸多问题被迫与列强尤其是法国殖民势力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云南的边疆问题如此深入地被卷入了帝国主义这一国际因素，对整个西南边疆乃至中国边疆都造成了极大危害。对此问题，当时国人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通过对云南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指出了云南对西南边疆的重要性：云南“东界贵州和广西，南界越南，西界缅甸，北界四川和西康。自安南缅甸相继丧失后，云南便与英法帝国主义相逼处”，因此，如果“云南为帝国主义所据，则在他的下游的四川、贵州、广西各省都岌岌可危”；［11］（P156）甚至通过将云南地方与中国整体的关系比拟为“瓜”的形状及生产历程来强调云南的重要，“中国如瓜形，云南则其瓜蒂也 ；瓜蒂烂，则全国烂矣”［15］（P77）。当时国人通过对英、法列强对近代云南的侵逼过程的分析，将云南的被侵略纳入了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内容加以考察，认为联合云南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刻不容缓之事：近代中英在片马问题、江心坡问题、班洪事件及法国对中国侵略方面均产生了多重矛盾，云南边疆问题与英法列强联系密切，“经过法国的积极经营及英国的不断退一步进两步的侵占，云南的危机，随着世界第三次分割的时机的成熟而渐逼”，“怎样站在平等关系上为边境的夷族谋幸福，联合他们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似是更基本更逼切的事”。［11］（P159-173）

西藏问题在近代以来的尖锐化也是列强对中国内政干涉的结果。西藏地区，是“我国西南的天然屏障”，对于中国的国防与军事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它“右扼英帝国主义侵略东南之咽喉，左控清（青）海，宁夏之背肘，在国防上军事上均与吾国本部有密切之关系”；因为西藏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而它也遭到了列强尤其是英国的窥觊。［1］

近代以来，随着西力不断侵入中国，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也由开始的东南沿海一带逐步向西南边疆扩张，西藏正是英国侵略西南边疆的重要目标。从1872年开始，英国就不断派人到西藏窥探；在1884～1888年、1903～1904年间，英国两次派兵入侵西藏；还先后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印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拉萨条约》（1904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等不平等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在英国加紧侵略西藏之际，俄国也没有放松对西藏的侵略。俄国对西藏觊觎的时间也不落于英国之后，从1872年开始就派人“周历蒙古及青海一带”，但未深入西藏内部，“仅及西藏之北”。［16］（P166）而随着英国在西藏势力的不断加强，俄国为抑制英国在亚洲及中国势力的膨胀，也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1903年，俄国驻英大使致电英国外交大臣：“俄政府对于西藏，虽无所图，但西藏之局面，若大有更改，则俄国殊不能缄默。盖西藏之局面，一旦大有更改，则俄国或须设法以促使其在亚洲之权利。（暗指进攻阿富汗以协印度）惟西藏虽有大更改，俄国亦仍然不干预藏事，因俄国无论如何，总以不干预藏事为政策也。但俄国或为势所逼，须在别外另筹对待之策耳。（昌言进攻阿富汗以为抵制矣）。”［16］（P171）将中国西藏的内政置于自身利益之下考虑，充分显示了俄国对西藏的侵略野心。民国时期，1913年西姆拉会议的召开，使英国等列强利用西藏问题干预与牵制中国发展的企图更加赤裸，西藏危机达到极点。对此，在1935年，当时有国人感叹曰：“西藏属于中国，主权自然也是在中央政府手中，但不幸二十余年来，西藏的主权旁落于帝国主义手中，至今尚未能恢复。”［17］（P170）此言表明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自近代以来受列强干涉的严重性。

关于英国觊觎西藏的具体原因，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1930年，就有学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首先，南亚的印度已经沦为了英国政府的殖民地，而西藏邻近印度，与印度存在类似唇齿之间的关系，英国只有控制西藏才能充分保障他们在印度的利益；其次，西藏面积广阔、物藏丰富，也是英国所贪觊的；第三，从英国对中国的整个侵略政策来观察，英国如果能通过在西藏扶植亲英势力并将西藏纳入势力范围，则可以占据中国黄河及长江上游地区，然后由甘肃、四川向东窥伺中国中部地区，与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的势力向西的扩张过程相呼应，从而达到在中国扩张英国商业、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16］（P165-166）

由于民国时期的西康与西藏臂指相连，英国也将西康纳入其侵略视野。英国势力在侵入西藏后，一直图谋蚕食西康：“迭次煽惑藏人内犯，以致我国在西康努力所及者只有十余县。近英人复拟由西藏筑一铁路通至太昭，连络印藏铁路，以为侵略西康之工具，其阴谋虽未实现”，“西康危殆，西藏固不待言”。［18］而在英国的支持下，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的“大西藏”图谋中也包括有西康地区。

自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对世界的扩张野心更炽，近代对中国的侵略是殖民主义帝国势力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而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南亚、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就先后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中国的西南边疆与南亚、东南亚的国家或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存在密切联系，英、法等列强早就对西南边疆地区怀有扩张野心。他们的扩张野心不仅仅局限于西藏或云南，他们试图将整个西南边疆都纳入其势力范围。

英国在谋求对西藏利益的同时，也时刻图谋占领云南、广西等省，企图将印度和中国联成一片，扩大其殖民市场范围。广西由于接壤越南，龙州、镇南、水口、平而四关，“为入安南之要道”，早为“法帝国主义素所垂涎”［1］；故法国在占领越南后，就发动了中法战争，其矛头直指中国的广西地区。而中法战争后，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就一直处于法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及经济掠夺下；为方便其侵略，法国还在广西的龙州设立了法国领事馆，任意欺压边境人民；在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外，法国修建了和边界并行的铁路，并且还建筑了由主干线可直达广西要卫的支线。［6］（P3）法国花费巨资在西南边疆周围先后修筑滇越铁路、桂越铁路，其目的是为了方便对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渗透与侵略：“桂越铁路，起于龙州，经凭祥而入镇南关长凡一百二十里，扼桂林百色之咽喉，近更谋钦渝铁路之建筑，包括粤，桂，滇 ，黔，入四川至重庆，其侵略西南之阴谋，如水银写（泻）地，无孔不入。”［1］英、法等列强通过在与中国边疆邻近的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对云南、广西、西藏等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虎视眈眈，不断向西南边疆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渗透，严重破坏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可以说，“边疆的大患一天比一天危急，政府和人民都感觉研究边事的迫切；实际上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就是偏重边疆的侵略以蚕蚀的方法，逐渐向内地推进，摧残屏障，破坏国防，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到沦亡之境界”。［19］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正处于这一态势之下，西南边疆相关问题的引发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这一国际势力的干涉有着密切关系。

二

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态较为复杂，除边疆问题被国际化——受到英、法等列强的侵略与影响外，西南边疆社会与政治的突出问题是民族与宗教问题。

关于西南边疆的民族情况，民国有论者评论道：“中国的边疆民族，以西南民族最为复杂。”［20］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种类众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者根据蒋介石所提出的宗族论，这样描述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状况：“各宗族的纷歧复杂，奚止数十百个单位，而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的互不相同，又奚止数十百个形态。”［2］与此观点相似，有论者也指出：“西南民族问题与上述诸民族问题（指的是蒙、藏、满等民族，引者注）颇异，他们不同一个统一的民族，聚居于一个广大的地区，而形成一个政治单位，而是许多散乱的部落，散居西南各省境内，各民族间无广大的联系，即种族上属于同一渊源的各部族亦常互相隔阂，不相往来”，“在中国史籍上此等民族之名称不下数百种，种族迷离复杂，不易梳耙”。［21］（P20-21）西南边疆民族种类复杂的总体状况于此可窥一斑。不止如此，云南、广西、西藏各省的民族与宗教情况又各不相同、各具特点。

云南的民族问题极为复杂，民国时期云南的民族种类究竟有多少，因划分标准不同，导致众说纷纭，未形成统一之认识。有论者认为，云南“除汉族外，则为夷族，而夷族之著名者，又可分为九十八种”。［22］在《续云南通志稿》中，所载云南的民族竟达127种之多。［20］虽然当时有学者已经指出《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是枚举法和分类法，存在过事分析、未能综合的弊端，导致民族种类分类过多；［20］但云南民族的庞杂却是不争事实。对此，民国时期的云南被称为“族国”，美国人克礼塞也将云南称为人类学博览馆。［21］（P64）

关于云南民族种类如何分类，民国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少见解，其中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按照语言进行分类。英国学者戴维斯将云南除汉族以外的民族根据语言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蒙克人语系，主要包括苗猺群（苗或蒙，猺）、民家群（民家或白子）、瓦崩竜（龙）群（卡瓦、卡拉、蒲蛮、崩竜、克摩）；第二类，是掸语系，主要包括掸或台（泰）；第三类，是藏缅语系，主要包括西藏群（藏人或包括一部分的西番语）、西番群（西番、麽些或纳西）、罗罗群（罗罗或纳苏、傈僳、猓黑、窝泥等）、缅语群（阿昌、马鲁、拉、阿系）、开钦群（开钦或整颇）。［20］不过，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云南的民族应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掸人类，主要包括摆夷、民家；第二类，是藏缅类，主要包括爨人（猓猓、窝泥、傈僳、西番、喇乌）、缅人（缅甸人、野人）、藏人（藏人、怒人）；第三类，是苗猺类，主要包括苗人和猺人；第四类，是交趾人，主要包括安南人和蒲人。［20］而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专家凌纯声又将云南的民族分为蒲人类、藏缅类、掸人类三种类型。［20］笔者此处并不讨论云南各民族的族属问题，列举上述不同学者关于云南民族的分类问题，从中可以窥见云南民族的繁多与复杂。

云南省民族众多，但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仍保留有传统的土司制度这一政治形态。民国有学者估计云南的人口在1200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汉族人，并且多是在元朝以后从四川、湖南等地迁移而来的；三分之一是云南当地的土著居民，被汉族称为夷族；此外尚有少数的回族、满洲人等。夷族多住在边境的山间偏僻地带，自成部落，“与外廓的居民多同一种族，风俗言语亦相似”，总体上他们生活与生产水平十分落后，“生活原始，虽知农耕，但方法简陋”。清代虽然在西南边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在云南的边境地区，仍然保留了部分世袭的土司或土指挥，当地事务均由他们控制；而中国的相关政府却对这些地区或实行“高压摧残”，或“只知采用羁縻的政策，一味敷衍，更没有经济文化施设之可言”，反之，“逼处滇边的帝国主义，或藉传教麻醉这些还在信仰自然教的民众，或贿赂土司以大批金银，接济他们新式枪械嗾使他们脱离中国”。［11］（P158-159）这既反映了云南边疆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的落后，也显现了云南边疆民族问题的复杂。

广西虽然地处边陲，但是系“南国屏藩，边防要塞”；［23］（P2）其民族情况也十分复杂。广西民族“种类繁多，除汉人而外，又有僮、傜、苗、倮儸混血种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省人口的60%，“自属首要的分子”。而且“广西居民种类不同”，他们的语言也十分复杂，就以汉族人而论，广西汉族人的语言就可以分为官话、粤语、客家语等数种，其中说官话者多来自湖南、江西，主要分布于广西东北部一带；粤语亦称白话，说粤语者主要分布在广西的东部及东南部各县；客语便是客家的语言，也属于官话的一种，说客语者主要散居在广西东南部的陆川、博白，东北部的贺县、富川，中部的柳江、武宣以及西南部的龙州百色等县。［24］（P117-118）广西的各少数民族，多为山地民族，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僮人属于泰（Tai）语系，是广西最重要的山地民族，人数也最多，主要分布在广西的左右两江流域，柳江、桂江、郁江流域的一部分，以及广西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等县，“其人大都已受汉人同化，文化程度较高”；傜人属懵克（Mon—klmer）语系，主要多分布在广西的东部、东北部和西北部，而尤其以邻近傜山的桂平、武宣、象县、修仁、荔蒲、蒙山、平南等县为最多，“全部人数计约十万，其文化之高低随地而异，大致均比苗人为佳，较之僮人为逊”；苗人也属懵克语系，因为苗人多由贵州迁移而来，故以广西北部和贵州接壤的各县最多，“此等苗民文化均甚低落，生活极为贫困”；倮儸也称儸儸，来自于云南，人数较少，仅在广西西部的镇边、西隆两县有少量散居者，合计不满3000人，其中在西隆县的被称为黑儸儸，在镇边县的被称为白儸儸或花儸儸”。［24］（P125-128）此外，广西境内“尚有俫子、补纳、仡佬、伢人、蜑户等，以其人数不多，且已多半同化”。［24］（P128）以上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广西民族情况的总结，表现了广西民族在语言、来源、居住区域等方面的差异。

而由于广西民族复杂，在广西生活的山地民族大半是由外省迁入的，民国时期的学者认为他们的种族不相同，而迁入的时间、地点也不一致，导致他们的风俗习惯各殊、生活方式互异。不仅于此，该民国学者还进一步指出，由于封建时期民族政策的失误，加以语言、文化等因素，与汉族之间存在隔阂：“历代由于民族政策的错误，……官民得不到文化的熏陶和政教的保育”，而语言不通，与汉民隔阂较深。因而，该民国论者呼吁应加强对广西少数民族的建设。［24］（P132）从上述民国论者关于广西民族情况的论述的简要回顾，自然显现出广西民族情况的复杂性。

西藏北接新疆，南通印度，东南与青海、四川、云南诸省毗连，西北与印度的克什米尔为邻，“若西藏为敌所据者，非惟西南川滇诸省受其危，即黄河长江所经过之流域亦苦不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6］（P1-2）西藏的民族相对较少，主要有汉、蒙、藏三个民族，但以藏族为主。而与西藏紧密联系的西康地区，全境共辖33个县，人口约350余万，汉族和藏族是西康的主要民族，其中“巴安以东，多系汉人，巴安以西，多系藏人”。［25］其实，清末民初时，西康实际上是附属于四川的，但自民国改成特别区后，在政制上由附属地位举而成为独立区域，不过因经济上不能独立，仍多受四川政局之影响。［26］（P101）

西南边疆民族众多而且繁杂，并由于生产力水平及自然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西南边疆地区民族的宗教信仰十分浓厚。民国时期的相关学者对此问题已经多有注意，并做过论述。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由于知识水平较低，“无一种族不敬香拜佛者”，且所信奉之宗教“亦甚繁多，此地拜佛，彼地信巫，教派不同，仪式亦异”；因而该论者强调欲改革云南之政治，宗教问题尤须深加注意。［22］而西藏地区长期保存着政教合一的形势：“其国君即喇嘛法王也”，“法王有二，一为前藏之达赖喇嘛，二则后藏之班禅额尔德尼。各掌握政权，统治国民”。［27］（P35）对于西藏宗教的这一状况，民国论者评论曰：西藏的政权，“自唐宋以来，就操纵在僧人手里。到近来无论僧侣俗民，一概都在达赖班禅两喇嘛统治的威权之下”；［26］（P6）故“宗教就是藏事的中心”。［19］

西南边疆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十分复杂，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政教合一与土司两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制度主要存在于西藏地区，就是前述的内容。云南的土司制度始于元、明，清代继之，民国时期仍然有保存。而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云南土司仍有强固势力，保持了对中央或云南省政府较大的独立性；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土司制度的弊端有过深刻论述：“滇省西南各地之政治迄今尚无改进之象，实因各地土司作梗之故。然则欲整理西南滇边之政治，非先对于土司，有一个适当之处置。”［22］

“西南西北诸边省，不徒为我祖宗发祥之地，抑亦国防之屏障，物资之渊薮，惟以交通梗阻，语文隔阂，所谓边疆，几同交通瓯脱。”［27］（P1）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对西南边疆虎视眈眈，加以西南边疆民族与宗教问题庞杂、生产力水平及交通滞后等因素的制约，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社会政治生态十分复杂。

总之，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社会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演变的表现，也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缩影。通过对西南边疆复杂社会政治生态的分析、总结，对于深刻认识近代西南乃至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与严重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形成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历程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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