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方法——兼论存在主义人学

宋联洪

（绵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方法的缘起

马克思根据纯粹经验的方法，认为构成历史的现实之个人，其“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其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自然关系）相关联，此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着从最初的两性或天赋分工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也能反作用于生产力。所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历史。但问题是，“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于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P18）。人的异化由此而产生。

异化，作为强制人的外在“他者”，应当被消除。消除异化，必须消除分工——自发而固定的分工，消除因分工在特殊活动范围中产生的特殊利益集团——阶级。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迄今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隐藏于历史中而又决定着历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规律就显现为现实中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次序，以黑格尔的辩证方式发生，只是这种辩证法被倒置了：其本源是物质，是人的生存条件，而非观念。在封建主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后者取得了胜利，然而，资产阶级现在剥削无产阶级，导致了一场新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切阶级斗争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从这场斗争中产生。随着阶级斗争的终结，随着无阶级社会的开始，国家和法也变成多余的。这些东西作为斗争手段服务于各自的阶级，它们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走向自我消亡。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是最完美的现实，相对于国家，人的共同体没有多大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共同体，具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了国家的地位。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不再单纯是工人、医生、诗人……而是能在任何一个部门中受教育，因为在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规定了一般生产，使人可能“今天干这，明天干那，早上打猎，下午钓鱼，晚上放牧，当我正好有兴趣时，吃完饭再讨论，不是有朝一日成为猎人、渔民、牧人或批评家”［1］（P17）。

二、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方法的歧见

然而，存在主义者萨特却不以为然：马克思虽站得高——着手于社会历史的宏观结构，但在视野中，只抽象看到无血肉之骨骼，见不到现实中之“活人”。在萨特看来，在方法论上，首先，马克思主义“强调了与个人利益相对的集体性，但它用这种抽象化的辩证法无情地洗蚀了‘实在的具体’（个人）的丰富性，误入黑格尔式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结论”（萨特《方法问题》）。其次，由于它满足这些抽象的原则结论，使它“从来没想到要研究这些对象本身，也就是说，没有想到去研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没有达到对人的纵横的总体化把握。生活因素被忽略，偶然性被忽视，人本身也因之被忘却，结果导致“非人主义”的巨大危险——不再把社会历史之宏观结构本身看作是人之实践的产物，而是将其当作某种先验既定的客观实在，当作凌驾于人之上的所谓“客观结构”，最终淹没人本身。而“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同一个对象”——对人的关注，不同的是，“后者把人吞没在观念里，而前者则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劳动中，在他的家里，在马路上，到处寻找人”（萨特《方法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方法的本质和意义

事实上，正如萨特自己所说，他与马克思分别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表达了对人的关切，方式不同，但结果是同一个。这使人联想到，萨特曾说，黑格尔忘记了他自己。但萨特只说对了一半。“作为思想家的黑格尔，在他投注于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思’‘想’之中，并想要获得某种超出个人自我‘意见’层次的‘认识’或观念（更不用说‘世界观’）时，他就不能不忘记他自己。同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一种突出关注着人类生存和解放的高度理想主义哲学，在思考人的存在、行为和关系时，也不能不‘忘却’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人之某一时刻的‘存在事实’，而寻求某种具有较大可能性和普遍性的客观解释。”［2］（P112）

实际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从具体个人出发的方法，并没有为人的何去何从指明方向、标明路径，正如他所说，“你自己去创造罢！”虽然萨特自我标榜他的人学是实践的、辩证的人学，但其充其量是“蚂蚁式”实践的盲动人学。而马克思主义在直接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引入社会历史领域，科学地阐明了历史条件下人之现实性、可能性，也指明了远期走向中人之理想性、必然性——迈向“自由王国”的必然。这种必然并不是坐享其成的消极必然，而主要体现在现实通向理想的道路、或然通往必然的方向性——真正的实践性上。这里的实践，既不同于空想家的臆想，也异于萨特式的“盲动”，而在于它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不满足于现实，不崇拜现实，坚持“在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1］（P109）坚持行动中的批判，即“批判的武器应当不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批判的目的就在于，使共产主义实践化，使分工合理化，消灭特殊利益，消灭阶级，消灭异化，总之，“让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映和改革事物的现状”［1］（P268）。这里，实际地反映和改革事物的现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人学就是真正实践的人学，目标是通向共产主义。它包括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了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也包括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从现实性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真正实践的人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强大精神武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的，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万俊人.于无声处——重读萨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