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学行事迹考略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史学新探】

姚名达学行事迹考略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姚名达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著作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小史》等10余种。姚名达学行事迹中如曾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得失、创办女子书店之宗旨、为“三民主义历史学者”等，是学者较少评述的几个问题。

姚名达；民国史学；学行考略

一、为清华、北大两校研究生

姚名达（1905-1942年），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5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1927年复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学生名册中，姚名达的履历为“本年新生”，研究题目为“章实斋文史学”。1927年9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学术消息”中有“本所新取录之研究生”共10人，姚名达在其中，履历为“清华研究院肄业”，研究题目为“中国史籍考”。［1］学者所述姚名达事迹，多忽略其为北大研究生而只提为清华研究生。早期传记如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述姚名达“闻清华研究院以同等学力招生，君欣然曰：‘此真余志也！’乃至。同学中以君年最少。梁任公先生见而异之，叩其志，尤乐指导”。［2］而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述其“自幼即好史书，及长入清华研究院，学于任公先生之门，专攻史学，造诣遂深”，［3］王纶《姚名达先生传》述其“入清华研究院，同舍中君最少，教授梁任公深器之”，［4］均已不提北大。近年发表之学术论文，亦皆如此，如江贤中《姚名达二三事》（《江西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1期）、王咨臣《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王咨臣《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文献》1985年第4期）、廖宝沛《姚名达生平与著述》（《江西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赵秀山《姚名达与目录学的时代精神——纪念姚名达先生殉国50周年》（《图书馆学刊》1992年第6期）、涂宗涛《从学者到抗日烈士——纪念姚名达烈士殉国55周年》（《津图学刊》1997年第1期）、张爱芳《近代学术史上的姚名达》（《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卢贤中《爱国学者的一面光辉旗帜——纪念目录学家姚名达教授抗日殉国60周年》（《江西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3期）、张春菊《生为人杰殁亦雄——目录学家姚名达生平传略》（《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2期）、王河《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黎德亮《姚名达研究》（2007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丁波《唯一为抗战殉国的教授——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博览群书》2011年第7期）、姚果源《中国目录学史的开创人》（《文汇报》2011年6月27日）等等。

巴怡南为姚名达夫人，姚果源为姚名达之子，王咨臣为姚名达中正大学同事好友，是亲见亲闻的见证人，保存姚氏遗稿遗物，尤与其他研究者不同。

二、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

如果没有姚名达作订补，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可能难以下台。有了姚名达，胡适《年谱》不仅符合实验主义“变迁沿革的次序”，而且可得奖掖后进之誉。但当读者姚敬存指出《年谱》的5处错误时，胡适却答复：“你指出的错误都是姚名达先生修改此书时偶然不小心的错误。”［5］姑且不论错在何处，至少可以认为姚名达订补完成后胡适有未加详审之责。

姚名达曾作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订补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学术水平亦恰在梁启超与胡适之间，一方面以历史文献见长，一方面也颇牵涉到“史学理论”。

自称比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加多几十倍”的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孙次舟谓胡适此语“不可靠”［6］），抄录了大量章学诚著作并加以现代评释，胡适称之为“颇可以算是新的体例”、“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7］《胡序》3其实只是以评传混同年谱的败笔。吴天任说“这实在是胡谱最大的缺点”，［8］251并引梁启超语“不是做年谱的正轨”。［8］295故而此谱一出便有多人加以补正。如一士《胡著章实斋年谱赘辞》（《国闻周报》第6卷第37期，1929年9月）、吴孝琳《章实斋年谱补正》（《说文月刊》1940至1941年连载，又有1938年单行铅印本）、范耕研《章实斋先生年谱》（原稿久未刊，近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吴天任《胡著姚订章实斋年谱商榷》（31条共计46页）。［8］250-296学人所补正者也包括内藤湖南的《质胡适著章实斋年谱》（《中兴月刊》第2卷第5期）。

而姚名达所作的新谱《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国学月报》第2卷第4期，1927年4月），重在考证事迹，不啻是对胡适所作年谱的最早补正，吴天任即以姚名达《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引言》说明其谱与胡谱区别一节作为所著《章实斋的史学》一书的结语，［8］295-296但是姚仍称道胡适“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为“体例的革新”。［7］《姚序》6吴孝琳谓此是“慑于威势”“不敢有所驳正”。［9］

在代表作《中国目录学史》（1936年初版）中，姚名达误会《七略》“视实用之‘方技’、‘术数’、‘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平等之态度”，至问“《诗赋》何以自异于《诗经》”。［10］57可见其古学未臻纯厚，不免受到新学风气之熏染。近年亦有学者加以辨正，如周旖《关于姚名达对〈七略〉的几点否定的思考》。［11］但姚所学亦自有其难能可贵之处，如他发表的第一篇著述，即在清华读书期间所作《章实斋之史学》，考实斋之学之渊源所自，而旁论邵念鲁、朱筠、戴震、邵晋涵，其治学途径颇可称许。［12］

同期他有《达人史话之二——史学院的需要》短文，提出将中国向来半超然、半独立的史馆，建设成超然的、独立的史学院，“由国家的法律、力量，建设在任何学术、政治的机关以外”，“和一般大学的史学系、欧美大学院的史学门，又有不同”，亦特中肯綮。［13］其《章实斋遗书叙目》一篇，论“所谓《文史通义》者，即文史的普通（普遍）意义，亦即史意”，［14］亦雅符章氏本意。

三、创办女子书店

20世纪30年代以后，姚名达创办女子书店，主编《女子月刊》，投入社会，务于实业。

也许自觉身份的反差，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一文陈述到：“个人与社会、国家是有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身上；要想个人安乐，就不能不参加保卫国家、安定社会的工作。”“我感觉到社会需要我，国家需要我，所以常常兴奋起来，努力干事。”［15］相同的自陈文章还有《我为什么肯当社长》、《让我说》等。

在上海和江西期间，姚名达仍有文章发表。他关切战事，写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从日本缺乏物产、矿产立论；写了《我们的根本态度》，主张对外斗争，对内合作；写了《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战略》，论中日必战，我国必胜；写了《国难的由来和现状》，纵论帝国主义殖民史与中国经济。他讲授南洋史以及东洋南洋史地，也研究经济；讲授本国社会经济史，著有《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和分析》、《一年来的中国经济》。他关心抗战局势下的妇女与青少年教育，写了《中等学校毕业女生的前进路线》。华北事变两年后，姚名达分析：中国中等学校每年毕业的女学生约四万人，出路无非三条：一条升学，一条找事做，一条回家。而他提出的三项解决前提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思想，打倒个人主义。”［16］在《我们的根本态度》一文中，他主张：“我们要提倡妇女自觉运动，肃清损人利己、好逸恶劳的享乐主义，改造自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17］

早先，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组织北京述学社，编辑《国学月报》，其《发刊引言》有云：“中国的伪书误书实在太多了……我们何苦保守着‘信古’的态度来自误误人呢？”“老实说，我们是极恨这种‘顽固的信古态度’及‘浅薄的媚古态度’的。我们宁可冒着‘离经叛道’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宁可拆下‘学贯中西’的招牌，却不愿随随便便的媚古。”［18］其居于国家社会的对立立场与轻狂态度，跃然纸上。姚名达作为述学社的一员，居然谨守官学、制度一义，自觉与国家、社会为一体，适时提醒人们对“个人主义”加以反省，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摆脱五四前后盛行的“平等”、“自由”、“独立”观念，这是他思想成熟的体现。

他关心妇女大众，“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但他较少提“妇女解放运动”，较多提“妇女运动”或“妇女自觉运动”，说明他已注意到妇女工作的时代性、阶段性。在《让我说》一文中，他说道：“请回想一下，当苏联前数年容许婚姻绝对自由时，谁不歌颂苏联婚姻制度的进步？……曾几何时，去年苏联已大改而特改其婚姻法了！请看本期有一篇文字所载，你便知道苏联从前所以破坏家庭，是因为要建设工业国家；现在所以禁止任意离婚，是因为工业建设已有基础，需要建设家庭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了！这可见，它有它的需要，必须在‘当时’、‘此地’方有如此如此的需要。我不知道从前歌颂苏联婚姻自由的人，现在会不会相顾失色？”［19］对比苏联妇女政策的前后变化，姚名达已经看到，各种潮流中的主义其实都是有目的的权变，而非社会生存的常道。这一点比诸多带着五四思维进入抗战的学者，高明许多。

巴怡南说姚名达“又感‘五四’运动以后，思潮日新，家庭革命，夫妇仳离之事，层出不已。盖由于女子教育落后，青年学者往往游学荣归，睹其妻室庸愚依旧，不思有以提携教导，辄厌而弃之，诚大不仁。爰致力于妇女运动，倡言平权。其写作之有关于妇运者，不可计数，但极自讳其名”，［20］最能表达姚氏用心。

四、三民主义史学家

抗战期间，姚名达自我评价其十年来的十几部著作，殊无拥以自重之意：“最著名的，还是和胡适之先生合著的《章实斋年谱》，代梁任公先生笔记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两部书，许多人都说可以不朽，可以说我个人却认为并没有什么可以不朽的地方。”他还解释其治学态度转变的起因说：“不料民国二十年冬天，故乡的□□□把我的老家破坏了。民国二十一年春天，上海日本兵又把我的新家焚毁了。”［15］叶金的追忆文章说到，抗战中姚名达在江西国立中正大学，觉得那些已出版的著作“写得太潦草”，“想写过些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并因此“废‘名达’之名而改名‘显微’”。［21］

叶青称姚名达“笔名显微”与叶金“改名显微”之说有别。但无论如何，“显微”有承接史学、楷法《春秋》的含义。《左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杜预《集解序》：“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之类是也。”由此细加分析，“显微”也有由微之显、由辞之义的含义，具有改弦更张的意味。如《易传》：“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亦为姚氏所本。

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说道：“君常慨然曰：‘以往所作乃史学初阶，治史之手段，非余著作目的也。世或以目录学、年谱学相谥，皆余之罪！……’盖君早年立志欲成之书，乃中国史学史，拟穷理研幾，条分缕析，以表现中国史学之伟大精深也。”［20］姚名达在生前的最后两年，似乎又回到史学研究的领域。1940年，他发表了《史字的本来意义》长文，由甲骨金文训诂而探究史官制度，指出“史的作书、正辞两项工作都以立信垂远为标准”，“凡做史官的人，记事说话必须真实可信”，并对古史所载董狐、齐太史良史传统极尽表彰，“这是何等的刚强！何等的正直！”此见与其最初有关创设“史学院”的设想前后呼应。联想到当时疑古派的影响之大，学界对于古史的普遍贬毁，姚名达关于“史官”、“制度”问题的思考不能不说是极为卓越的。

《三民主义与史理学》是姚名达最后一篇文章，刊于江西《大路月刊》第7卷第2-3期，1942年5月出版，当年7月姚名达就遇难了。此文中，姚名达新创了“史理学”概念：“史理学遵循三民主义的主张”，是“可以实验的科学”。他认为史观不是客观的科学，而史书只是史料；主张“创立新科学”，“打破旧名词”。［22］叶青《追悼三民主义历史学者姚名达教授》说，姚名达“把中国通史分成如次三编：一论汉族之发展与斗争（民族主义）；二论君主底专制与民众底反抗（民权主义）；三论人民底生活与经济进化（民生主义）”。［23］姚文即叶青以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身份邀请姚名达所作的讲演。叶青称其为“三民主义历史学者”，说明姚名达的史学研究已别有境界。

五、姚名达之死

1942年，在抗战最危急的时刻，姚名达自比于“战斗的一员武士”，以国立中正大学研究教授的身份，担任学校战地服务团团长，奔赴前线，并以随身小佩剑刺死一个敌人，卒至牺牲殉国，成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2002年雷洁琼题词）。其牺牲经过，常见的有三种记载。

叶金与姚名达是中正大学的同事，其记录出自“逃出的团员曾君”的转述，写于次年2月。他记录说：“姚先生率领了二十几个男女同学，在吉安、泰和逃难声中到前线去了，团员孙君曾在出发前给我一封信，他们都抱着一个信念，一个决心。”“当时前线战况紧急，情势不利，军长劝姚先生等先撤退，姚先生说：‘抗战方能建国，我们愿意也是参加战斗的一员武士。’”“某晚，战况突变，全军撤退，姚先生与各团员均被冲散，后复会和一部分团员”，“行三日三夜”。牺牲这一天，姚名达与部分团员走到新淦石口的一座祠堂住下，突然发现前面有敌人来了，只好紧闭祠堂的大门。“敌人在门外开枪，姚先生和几个团员抵住大门，却不料敌人已从后门进来了，手持着火把。姚先生见势不对，便奋身与敌搏斗，一面叫其余的团员赶快逃走。团员中有位吴昌达君，看到姚先生受敌人包围，也奋身援助姚先生，和敌人搏斗。姚先生用先预备好的小佩剑刺死一个敌人，却不料另一个敌人从背后刺姚先生一刀，接着又向姚先生开枪，姚显微先生和吴昌达同学便都这样牺牲在敌人手里了。姚先生遇难时，还奋起高呼着‘中华民国万岁’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其余的团员在枪林弹雨之下逃出来了。”［21］

王纶的记录文章发表较晚，但他本人是中正大学文史系讲师、服务团副团长，因懂中医留在樟树救护伤兵，未至石口。他记录说：“时战稍不利，军部数劝君退，君曰：‘惟能致力抗战，方能建国，若畏葸不前，将何以励士卒耶？’卒不顾。”“及战事剧变，君始随军退。敌骑掩至，枪声大作，团员悉冲散，君大恸曰：‘若不获全队，将何面目见我父老耶？’卒寻获团员十一人，历三昼夜抵石口。”“未几，一寇突而前，为君痛斥逸去。君乃慷慨谓十一人曰：‘吾侪已入虎口，义无反顾，惟有亟起奋斗耳。’已而寇大集，叩户急，君自内厉声呵之。寇自后破扉入，以枪拟君。君急解佩剑授二女团员，命自刃。己乃奋身与寇搏，吴昌达力助君毙之。当是时，君本可走免，卒不去，复入室顾视诸团员。出，斗复起，遂遇害。濒危呼中华民国万岁。”［4］叶、王二文所记如“小佩剑”等细节，略有差别。

姚名达夫人巴怡南，也是服务团团员，原拟同往前线，因出发时患病，留在泰和。姚名达到樟树后，还频频致书其夫人，要她病愈即来团。其《先夫姚显微事略》记录说：“时值战事失利，军部劝勿进，谓：‘君等乃国家砥柱，应千万珍重，负建国重责。’君不然，曰：‘惟有能致力抗战，方能胜任建国。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比比皆然，又乌睹其为用耶？’闻者莫不动容，卒前进。”“是晚，军事急转，撤退途中，遭遇敌骑，全团冲散。君仅见团侣丘君一人，乃慨然曰：‘为国家民族，牺牲亦无足憾！’已而又会团侣十一人，握手相庆。君遂尾随队末，掩护前进。”“凡三昼夜，抵石口，距新淦县城仅一水之隔，奈时已晚，买渡无从。有牵牛翁迎面相语，邀返其家，并允代为雇舟。入其室，见行囊已整，负于牛背，以为难民无疑。不数时，叩门声急，团员群起戒备，君乃大骂奸逆，晓以耻辱，门外群丑，战栗低语，似已为之感愧者。而寇兵亦唧唧，似踌躇不敢进者。此时倘有枪弹，固不难歼敌！未几，枪声大作，君等仅以血肉之躯，抵御门闼。君痛骂不已，誓死决斗，并解仅有之佩剑，高呼二女同志速取以自裁。寇兵忽从侧户入，激战遂起，君与吴君昌达执一寇痛搏，有顷，寇受创求脱，君尚无恙，起立四顾，门户洞开，倘纵身以出，其必可免。然君不暇自顾，复入室，寻其团侣，遂又遇敌搏斗。吴君身负重创，仍纽一敌兵不释，君乃手刃敌胸，而己亦饮弹！力竭扑地，辗转血泊中，犹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团员有潜伏室外者，聆君最后呼声，悲壮惨烈，声闻天外。”［20］巴文记有“牵牛翁”等细节，并说明了高呼口号的记录来源。

另据日本军史记载，姚名达等人“扼毙日兵1名，夺枪1支”。［24］

姚名达对抗战局势乃至太平洋各国的关系，从华北事变开始，一直保持清醒的判断，曾在《女子月刊》连载《最近一月的时事》。叶青举出三件事，证明姚名达对战局的推测富有见解：一是1941年1月1日在《国民日报》撰文，推测本年战争，“其中如德攻希、南和日美必战等，都成为事实”；二是撰文论西南太平洋战争中民族问题的重要，“不久便有英印谈判”；三是在中正大学政治系召开的印度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力陈“德日会师印度之不可能”，“日本在南洋缅甸获胜之后，要重新进攻中国”，“与其讨论印度问题，毋宁讨论中国问题”，“德仍攻苏和日占缅后停止前进之二事即是证明”。［23］巴怡南说：“抗战以来，君日必按图籍，评时论，纵觏世界大势，推测战局演变。其先事判断，而后相符验者，常八九也。”［20］王纶也说：“抗战以来，日必按图籍，纵览世界大势，所言多奇中。”［4］

据叶金所说，姚名达死后，“还有人指斥姚先生无军事常识”，显然并非如此。一个预言了“抗战必胜”的学者，而再现田横五百士般的勇气，既非逞一时之勇，也非轻于牺牲。“是他见得方行得”，“须是知了方行得”，如此而在民国诸多学者当中，确有不可及之处。

［1］北京大学研究所.本所新取录之研究生［J］.国学门月刊，1927，1（6）：670.

［2］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3，3（1）.

［3］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3，3（1）.

［4］王纶.纪念抗战期间逝世的文史教授——姚名达先生传［J］.国文月刊，1948，（74）.

［5］姚敬存，胡适.更正《章实斋年谱》的错误［N］.申报文史副刊，1948-06-12.

［6］孙次舟.章实斋年谱补正序［J］.说文月刊，1936，1（2）.

［7］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M］.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吴天任.章实斋的史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9］吴孝琳.章实斋年谱补正［J］.说文月刊，1936，1（2）.

［10］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周旖.关于姚名达对《七略》的几点否定的思考［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

［12］姚名达.章实斋之史学［J］.国学月报，1927，2（1）.

［13］姚名达.达人史话之二——史学院的需要［J］.国学月报，1927，2（7）.

［14］姚名达.章实斋遗书叙目［J］.国学月报，1927，2（3）.

［15］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J］.女子月刊，1934，2（4）.

［16］姚名达.中等学校毕业女生的前进路线［J］.女子月刊，1937，5（6）.

［17］姚名达.我们的根本态度［J］.女子月刊，1936，4（3）.

［18］北京述学社.发刊引言［J］.国学月报，第一卷汇刊本.北京：朴社，1928.

［19］姚名达.让我说［J］.女子月刊，1937，5（2）.

［20］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3，3（1）.

［21］叶金.记姚显微教授［J］.宇宙风，1942，（131）.

［22］姚名达.三民主义与史理学［J］.大路月刊，1942，7（2-3）.

［23］叶青.追悼三民主义历史学者姚名达教授［J］.时代思潮，1943，（53）.

［24］蒋文澜.江西八年抗战［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48.

A Sketchy Study on Yao M ingda’s Research and Action

ZHANG Jing-hua
（Lianxi Institute，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425100，China）

As a famous historian in modern times，Yao Mingda wrote over 10 works such as“Bibliography”，“China Bibliography History”，“Chinese Culture Historiette”，etc.The paper is only concerned with such Yao Mingda’s deeds as have been less researched by scholars.Remarks aremade about his experience of once a graduate student 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Beijing University，the correction of“Zhang Shizhai Life Chronicle”，the aim of establishing woman bookstore，viewing him as a historian specializing in Three people’s principle，and the details of his death in the war frontline.

Yao Mingda；histor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ketchy study on research and action

K825.8

A

1672-3910（2012）06-0020-05

2012-07-20

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教授，主要从事民国学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