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和穆斯塔法的文化定位
——《北迁的季节》后殖民主义解读

王春兰

叙述者和穆斯塔法的文化定位
——《北迁的季节》后殖民主义解读

王春兰

《北迁的季节》反映了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的深刻影响乃至西化，导致被殖民者一直生活在纠结中，他们既无法摆脱西方对其的殖民化，也无法回到自己的故土，从而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内心的矛盾使得他们像被抛弃的婴儿。因此，只有死亡才是他们唯一能够解脱自己的方式。穆斯塔法·萨义德和叙述者就是两个典型的殖民化的牺牲者。他们到死都没能摆脱殖民化，也没有准确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文化定位。

《北迁的季节》;文化定位;后殖民主义;叙述者;穆斯塔法

一 引言

塔耶布·萨里赫(Tayeb Salih，1929—2009)是一位苏丹作家，他被BBC评为20世纪最有名的阿拉伯小说家，《北迁的季节》是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也是一部经典的后殖民苏丹小说。1966年，《北迁的季节》第一次以阿拉伯语出版，1969年第一次以英语出版，之后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2001年，该小说被大马士革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文学协会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阿拉伯小说，然而对这部小说的研究目前国内外还比较稀少。

《北迁的季节》讲述的是一个在英国留学七年的人，即文本中的叙述者，回到自己的家乡非洲后发现自己在家乡的地位已经被一个和他有着相同留学经历的穆斯塔法·萨伊德取代了。整个故事就像是作者故乡苏丹国家的一个小镇上的悲剧，但是他的反响却超出了国界。《北迁的季节》是阿拉伯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困境的光辉夺目的缩小版，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再被他们的历史认可，也不能融入到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因此这篇小说被认为是比任何学术文本都具有指导性。

本文将通过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来阐释穆斯塔法和叙述者的文化身份。霍米·巴巴认为:后殖民话语是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殖民地文化和语言进行的撒播和渗透，这使得殖民地的土著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而在自己的黑色皮肤上带上白色人的面具。这样，在一种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完成了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从而，使被压迫与压迫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转换为文化的渗透与认同关系。这可以说是被殖民者将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内在自觉性，从而抹平所谓的文化差异，而追逐宗主国的文化价值标准，使得文化殖民成为可能。［1］

二 分析

叙述者的家乡提供了一个人所想要的生活。但是有一种阴影一直威胁着这些村民。而叙述者本身就是这个阴影笼罩的一份子。对他来说，他没有选择，必须遵从西方的呼唤，并且根据西方的变化来改变自己。在西方留学的7年时间里，他已经被国外的文化征服了。现在，他负责任地回到了苏丹，在那儿，他专注于一个新兴独立政权的教育事业。他告诉他的听众说:他来自这儿，他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他只是表面上和他们住在一起，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他们。心力交瘁的叙述者不知道哪里才是他所说的一个“绝望又充满诗意的土地”。

在英国备受喜爱和赞扬的穆斯塔法，已经是伦敦一所学校的讲师，一部重要著作的作者，一位知名人士的朋友。但是因为内心的极度矛盾和社会身份的摇摆不定，穆斯塔法在英国女人身上寻找着安慰和发泄。他认为，英国女人赞扬和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苏丹人，一个黑人，一个外国偶像。当他发现不能再忍受英国人的表里不一时，穆斯塔法扮演了他自己想像中期望的角色。他一直坚持认为他和英国人是相互把对方扭曲到生活的谎言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叙述者和穆斯塔法代表一个人的两个方面。穆斯塔法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他内心深处被西方文明彻底同化，但理智上又不承认这一事实。叙述者和穆斯塔法互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来对照。同时在叙述者和穆斯塔法心中各自存在一份敬畏，犹如他们自己的另一面。

穆斯塔法从苏丹到伦敦的旅程是一个出生置换，疏远英国和报复北方的故事。穆斯塔法说:“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对我们国家的进步还是很必要的”。［1］因此他选择出国留学，因为他从根本上已经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但是在他内心和大脑彻底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他心里也非常地彷徨，他说:“我一生都渴望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定居，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我坐上了一艘不知在哪里靠岸的船，当我来到这个村庄时，我很喜欢这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告诉我，我以后的落脚处就是这里了”。［1］

在一次农业工程研讨会上，穆斯塔法醉酒后，突然以清晰的语气和毫无缺陷的口音背诵着英国诗歌，那是一首后来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集里面找到的。但是第二天醒来时，穆斯塔法却不承认这回事。他惊讶的看着我，对我说:“什么?”当叙述者用英语重述他背的诗句时，他笑着说:“是不是你长期呆在英格兰让你忘记了阿拉伯语，还是你认为我们已经被英国化了?”［2］不管穆斯塔法如何掩饰自己被西方的融化和排斥或者是在性关系上对西方女人的折磨都表现了他批判西方殖民对苏丹人民的殖民统治。这正如王宁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提到: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都处在双重境遇，他们为了在帝国中心地带的众声喧哗中发出独特的声音，不得不依赖自己所拥有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文化背景:既在第一世界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同时又在第三世界宣传第一世界理论，以便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启蒙。［1］

在穆斯塔法死后两年里，叙述者一直觉得自己时不时的和他碰面，在他随后的生活里，一直有他的影子。因此他感觉穆斯塔法违背他的意志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了他的思想，一个不想离开他的幽灵。同时叙述者猜想;“穆斯塔法身上发生的一切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他只是一个谎言，所以我也是一个谎言吗?我来自这里——这个事实还不够吗?我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我只是表面上和他们住在一起，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他们。我曾经很珍惜这个小村庄给我的印象，无论我走到哪，眼前都能呈现出它的影子。”［3］

叙述者在伦敦留学的时候，在一个深夜里，他听到了一些外国的声音感觉像是他家乡的人们的声音。叙述者在国外的感觉就像是在家乡，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但是他说:“我是来自于这里的，正如一棵海枣树(生长在北非地区)矗立在我们家的海枣树，它是在我们家生长的，而不是在别人家生长的。”［3］生他养他的是他的家乡，而不是这异国他乡。所以叙述者只能是属于他的家乡，只能属于一个地方。接着，叙述者又批判到:“事实是，他们(殖民者)来到我们的土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毁掉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吗?他们迟早都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只有那些铁路，船只，医院，工厂和学校将是我们的。我们也会在没有任何犯罪感和感激之情的情况下来说他们的语言。我们将再次成为我们自己，普通人，我们如果是谎言，也是自己制造的谎言”。［3］斯皮瓦克认为: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地打下了“臣属”的烙印。［1］

叙述者和儿时的玩伴，如今的农业项目委员会的主席Mahjoub聊天时说:“是你成功，而不是我，”“我”真诚的、钦佩的对他说，“因为在这个村上是你真正影响了村民现在的生活。我们这些人民的公仆却无足轻重。想你这样的人才是当局合法的继承者，你们才是生命的力量源泉，你们才是大地之母”。但Mahjoub笑着对他说，“当像你这样的人成为政府大臣时，世界才会真正的改变。然而，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Mahjoub的这番话，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当黎明前的第一道微光出现在东方时，我已经来到了河边。我要通过游泳来释放我心中的愤怒。我开始向着北方的海岸游过去。我不停地游啊游，直到我的身体和水的阻力能够让我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和谐”。［3］此时，他左右看了一下，发现自己处在南北方向的中间，既没力气继续往北游，也没力气往回游。在生死弥留之际，叙述者发现即使他漂流在这个水面上，他也不属于它。如果他在此刻死去，他宁愿像刚出生一样，不作任何决定。因为他的一生没有选择权，也没有决定权。这就是叙述者一生都很矛盾的心理。但是现在，“我做了一个选择，我选择生命”。我用力的摆动我的脚和手臂，直到我的上半生露出水面……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求救”。［3］可是，在绝望中求救是毫无意义的。霍米巴巴认为这种心理扭曲的接受者，往往是由被动到主动，由压迫感、屈辱感到逐渐适应，甚至以此作为标准和作为身份认同的几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

三 结语

穆斯塔法和叙述者同样都是西方留学回来的苏丹人。在回国后都对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心中始终无法摆脱西方宗主国对他们文化和思想上的殖民。唯一能够让他们解脱这种困境的方法就是死亡。

从表面上看，苏丹人不能够从西方的价值观念上受益，同时也不能被村里的风俗习惯所束缚。作者也没有说哪种形式的帮助可以解救叙述者，也许死亡可以代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每个人感到愧疚就像诅咒西方一样毫无意义。苏丹是一个典型的不幸的国家，在这里，像这种传奇的戏剧性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每一个苏丹人也是所有第三世界的人们正在摸索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王岳川.当代西方文论教程［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宁.“后殖民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Salih，Tayeb，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M］.王春兰，译.New York: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9.

Cultural Position of Mustafa Saeed and Narrator

Wang Chunlan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reflects the colonist impact on the colonized.The westernization makes the colonized people felt confused，because they can hardly get rid of colonization and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They do not know where they belong to，they are just like abandoned infant.The only way to liberate themselves is to die.In the book，Mustafa Saeed and Narrator are two typical victims of colonization.They can not free themselves and find their cultural location in the society.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cultural position;post－colonialism;narrator;Mustafa

I412.074

A

1672－6758( 2012) 03－0122－2

王春兰，在读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云南·昆明。邮政编码:650092

Class No.:I412.074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