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陆 攀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意识形态主要被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来批判，常常表述为“颠倒”“扭曲”“蒙蔽”“虚假的观念体系”等，所以，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这种偏见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制造出来的幻觉，只有通过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才能戳穿这一幻觉，洞悉意识形态的秘密。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除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虚假性之外，还具有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上层建筑，并认为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一思想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晚年书信中，恩格斯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区分开来，尤其在对杜林思想的批判中，指出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他的思想是“纯粹意识形态”。列宁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中的利益指向，更加鲜明地提出每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都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由于无产阶级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因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今天意识形态的发展，已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时期有了很大区别，今天日常生活层面的意识形态更加隐蔽，朝着“工具化”“符号化”“消费化”三化转向，显现出的似乎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因而用传统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式已不能应对今天意识形态的转变，也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败。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时代境遇

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直面遭遇到的批判和分化，实现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大众认同，发挥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事实上，日常生活领域是非常复杂的，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一方面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包容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它们掩藏和隐匿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着；并且把日常生活内含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本质隐蔽起来。”[1]面对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执政党不但要注重观念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更要注重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不难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光辉成就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更要直面以下的挑战。

第一，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阴谋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渗透。苏联解体后，西方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演变的策略从国家层面转向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妄图通过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实现“西化”的目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必须正确应对，加强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第二，“淡化意识形态”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排斥。“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和“非意识形态化”主张的当下表征[2]。“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从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如加缪、贝尔、阿隆等人的传扬到20世纪80年度末以后的尼克松的“不战而胜”、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不一而足。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虽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迷惑性，但其实质都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宣扬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资本主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从1946年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首脑舒马赫尔提出“世界观中立”的观点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非阶级的、非历史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一直存在至今。这股思潮实质是以抽象的人类价值标准或人性尺度来否定阶级分析，目的在于“淡化”以至消除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从产生伊始就遭到了我国学术界的批判，但这不能阻止它们对我国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影响，现在又换了一个说法叫“淡化意识形态”，迎合了一部分人对过去“泛意识形态化”厌倦的心理，确实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间，这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形成了巨大阻力。

第三，网络传播给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带来的复杂环境。我国自1994年4月获准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互联网事业飞速发展。20l2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年)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13亿，较2010年增加5580万人，同比增长12%，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8.3%[3]。联网的普及和运用，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手段，使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网络较容易地实现日常生活化。但互联网产生于美国，全球85%以上的信息也来自美国。西方社会时刻不放弃通过网络传播、语言霸权潜移默化地传递它们的价值观念。201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演讲，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4]，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互联网实现自己的文化霸权。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网络空间过度开放的信息分享和个性化、风格化、自由化的网络文化，容易肢解人们整体的价值观，增加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难度。

第四，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物化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人民群众对正常的物质利益的关注本无可厚非，但现实社会中膨胀的物欲和私利逐渐扭曲了人们的心灵，消解了主流价值观念，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和卢卡奇批判的物化意识形态在当下中国社会日渐盛行。在物化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金钱和物质成为衡量人生价值和个人才能的标准，物质利益成为人们唯一的价值取向。与物化相伴随着的是异化的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批判过的异化消费现象随着中国物质产品的丰富在当下中国也开始上演。在当代中国，消费趋于成为标志人们社会地位与身份的符号[5]，“今天，中国人的消费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越来越具有表现意味了”[6]。在这种异化的消费状况下，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是金钱和物质，无力去思考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价值观念。

第五，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政策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引起的人们的思想困惑。在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政策主张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而现实中，上学难、看病贵、房价高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内腐败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这形成了党的美好愿景与人民群众看到的实际状况的差距，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能力包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而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时刻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党如果不能有效地把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日常生活化，就会产生“主流意识形态漂浮”，在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价值观真空，这危及党执政的合法性、人民性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反之，党如果能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无疑会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是因为：首先，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可以进一步扩大党执政的价值认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难以仅凭暴力维持其统治，只有自己的执政理念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才能确定和稳固其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其次，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有利于党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整合。“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7]。第三，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执政效能。

事实证明，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党执政以来的六条主要经验，其中把“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列为首位，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执政意识形态，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从产生至今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它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但马克思主义不能漂浮在空中，它只能植根于实践中，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实际指导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才能体现出它的生命力和作为科学理论的价值，而这一责任在中国只能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担当。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在传播真理的过程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三、面向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就是指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动员和组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本领和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8]。提高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一方面要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之本，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日常生活层面的意识形态建设，促进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扎根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一)在理论层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日常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面旗帜，在繁纷复杂的日常生活领域，更应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指导作用。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它的提炼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10]在日常生活领域，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阴谋的渗透，“淡化意识形态”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物化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我们更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绳，及时展开对上述社会思潮以及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引领社会思潮的过程中引领日常生活，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二)在政策层面，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都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着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调整、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党在进行意识形态建设时，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民众的意愿和主体的利益诉求及时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及时回应各种社会关切，妥善处理好诸如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党内腐败等社会问题，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作为代表社会上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以人民的利益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出发点，变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追求为实际可操作的政策，为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进程才能通畅。

(三)在实践层面，注重执政绩效提高，巩固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成果。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是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要成功地日常生活化，离不开实践层面上党的执政绩效的提高，“说得好，不如干得好”，党要以执政的实际成效赢得党心民意，人民群众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信奉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尺时刻检验自己的执政成效。在实际操作中，要实现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协调共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人民的政治权益，切实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四)在方法层面，创新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途径和渠道。在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传播中，一味强调灌输，人民群众必定会产生逆反心理。因此，首先应坚持“渗透性”原则，在渗透中灌输，把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有机地渗透到各种载体和形式中去。针对网络传播带来的复杂环境，我们要更加注重网络媒体建设，推出更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网站和有吸引力的栏目，积极引导网络舆论，争取网络生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对网络生活的侵袭。其次，要坚持正确的话语引导。在新形势下，要特别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凝练，坚持意识形态话语的人民性，增强感召力；要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改变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方式，体现时代感，变单向度的灌输说教式为多向度的交流对话式，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第三，加强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方法途径研究，特别是加强意识形态的传播方法、意识形态接受机制和方法、内化外化两个转化机理、宣传火候、突破口选择的艺术等的研究。

(五)在主体层面，加强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人员机构建设。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过程是主体主动或被动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自觉把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个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其次，强化宣传媒体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大力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水平强、思想作风正、精通现代传播和思想教育方法的新型人才，引导广大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最后，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只要党能搞好自身建设，永葆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保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人民群众就会自觉拥护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传播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要求。

[1]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umeⅠ[M].London:Verso Press，1991:6.

[2]王习胜.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3).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EB/OL]．(2012-01-19)[2012-03-12]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01/19/008525007.shtml.

[4]温宪，赫晓，刘扬．希拉里演讲推销“网络自由”[EB/OL]．(2010-01-22)[2010-01-28]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1/697426_2.html.

[5]闫方洁.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14.

[6]王宁.消费的欲望：中国城市消费文化的社会学解读[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45.

[7]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5.

[8]夏光明.着力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J].党政干部论坛，2006(7).

[9]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8.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