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影响及作用关系
——一个文献综述

王 璐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北京 100036)

近年来，在通货膨胀的趋势、驱动及预测等相关研究文献中，粮食价格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得到了多方面的观察和研究，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不同形式、不同影响程度的宏观政策干预经济金融运行，通货膨胀率和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波动加大，经济修复程度不均衡，对金融市场也产生了显著影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同一时段也经历了大幅变化，在2009年7月触底后转向持续走高，并在2010年5月至2012年初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运行，期间粮食价格及城市食品零售价格出现明显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本文试图对近期中国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影响程度的研究，特别是基于真实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进行一个回顾和评述。

一、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相互作用关系的逻辑推断与经验认知

粮食价格是当前CPI统计组合中的一部分，与粮食价格紧密相关的食品价格在CPI统计组合中又占有较大权重，通常认为粮食价格上涨一般会推动或加剧通货膨胀的发生，特别是在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实际操作中，往往将粮食价格及对粮食价格的预期作为管理或预测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张潮将粮食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粮食价格变动本身对CPI的影响；二是影响以粮食为原料的商品价格，主要是副食品和饲料价格；三是影响劳动力成本；四是影响通货膨胀预期[1]。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分析认为，农产品价格对CPI的传导既快又充分，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忽视导致粮食供给缺口，供给“瓶颈”推动全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涨[2]。同时，食品价格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CPI的走势，而食品价格走向又由粮食价格决定，因此市场价格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由粮食价格决定[3]。国家统计局的上述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部门的通常观点，即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波及效应会引发通货膨胀(赵国庆等对此类观点亦有小结[4])。

相对而言，对通货膨胀影响粮食价格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角度更为分散，但普遍认为通货膨胀是决定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即当其他外生因素引起通货膨胀时，一般物价的上涨也将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陆慧和文峰从理论上分析说,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均出现上涨，农业生产者虽处于供应链的最初环节，但同时作为消费者在供应链的末端承担了商品价格上涨的全部成本，在此逻辑下，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将刺激粮食价格上涨，尽管此时农民的实际收益仍将是下降的[5]。胡锋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和农民收入多样化引发的种粮比较收益下降导致了粮食价格上升，并提出2003年以来国家有意降低粮食库存的粮食出口政策作为一个影响粮价的重要外生因素，对粮食价格上涨的正向影响效果显著[6]。Gale和宋国青从农户的微观行为角度提出了通货膨胀带动粮食价格上涨的一个解释[7]，并在此后的实证研究中被多次引用和检验(如卢锋和彭凯翔[8])，这种解释认为，对农户而言，存粮的流动性很强且交易成本较低，在通货膨胀预期较高时农户倾向于选择增加存粮数量，由此导致了市场上粮食相对紧缺；同时，通货膨胀时因我国利率市场化不足导致真实利率明显下降将强化农户增加存粮保持资产价值的动机。

二、粮食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

粮食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不仅聚焦于各自发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特别是两者因果关系及其走向也被学术和政策部门关注。事实上，对两种现象因果关系的判断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机理与效果评价有着现实影响。卢锋和彭凯翔利用格兰杰检验(Granger Test)和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了我国1987年至1999年粮食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的数据，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Granger意义因果关系。根据他们的开创性研究，粮食平均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这种均衡关系表现为一般物价是引起粮食价格变动的Granger因果作用结果，而粮食价格并不会导致一般物价的变动；从模型中滞后项的显著程度看，一般物价在短期意义上是粮食价格变动的原因(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前文提到的农户存粮行为分析)，而粮食价格在短期内也没有显著导致一般物价的变动。因此，卢锋和彭凯翔认为实证研究结论支持通货膨胀导致粮食价格变动的假说，而对粮食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之说并不支持[8]。

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研究利用不同数据样本分析了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其方法与卢锋和彭凯翔的研究基本一致，如李瑞和赵吉[9]、谭江林和罗光强以及刘媛[11]分别基于2003年至2007年、1978年至2007年和2003年至2010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也都认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通货膨胀对粮食价格具有Granger意义的因果关系，反之则不成立，其中谭江林和罗光强还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通货膨胀对粮食价格冲击明显，但粮食价格对一般物价的影响很弱且不能持续的结论[10]。但敬艳辉和王晓辉根据2001年至2005年历史数据发现尽管在短期内粮食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影响很弱，但长期上看两者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12]，这一结论与卢锋和彭凯翔的研究相矛盾，张娉妍和柳欣也发现从长期看粮食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显著的[13]。

在未进行具体实证对比的情况下，笔者分析上述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一是所考察样本的时间跨度不同，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粮食收购机制持续转变，粮食价格历史数据不能当然地体现不同时间段内粮食收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二是所考察的粮食价格数据来源不一致，例如卢锋和彭凯翔引用的粮食价格数据为原商业部等三个政府机构统计的月度集市价格数据，并依次在相关时期分品种、分省区进行数据的衔接处理，其他研究多未报告所引粮食价格数据的第一手调查来源，有的研究使用的还是年度数据，如张娉妍和柳欣(甚至不排除卢锋和彭凯翔之后的部分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存在某些误差)。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均肯定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内，通货膨胀变化领先于粮食价格变化并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粮食价格上涨在长期内是否会推动通货膨胀则没有一致结论，但大多认为至少短期内粮食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弱，持续时间较短。

三、对粮食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批判性分析及政策讨论与建议

对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前期研究结论及由此引致的政策建议，赵国庆等在建模方法和理论解释上进行了重要的批判和讨论，指出了卢锋和彭凯翔等人研究的两方面问题：一是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可能与其他外生变量有密切关系，因而在Granger因果分析中可能存在因相关变量缺失而导致对结果解释的偏差；二是理论上Granger因果关系不能等同于现实中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无法简单地以此对结果进行解释。在政府对粮食价格进行强大干预的背景下，上述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政府既担心粮食价格过低损害农民利益和威胁粮食安全，又顾忌粮食价格过快上涨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和抑制居民消费，因此不考虑政府行为而单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得到的片面结论不足以解释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影响关系。赵国庆等指出此前研究的不足后，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引入政府干预粮食价格行为，对1950年至2003年间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并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4]。这一结果也印证了现实中政府调整粮价以平衡考虑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政策选择。同时，模型中表示数据结构性变化的虚拟变量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揭示1978年改革开放后物价指数与粮食价格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朱信凯和吕捷从另一个角度对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种观点认为基于线性或某种明确函数关系假定前提的因果关系检验难以准确反映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有可能产生伪关系，而基于关联积分的扩展的蒙特卡洛检验可以有效消除线性Granger检验自身的弊端。这种检验的结论是，1996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价格与CPI是双向影响的(这与赵国庆等的判断一致[4])，但两者的相互影响时效和强度有明显差异，通货膨胀对粮食价格影响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粮食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相对较弱且影响仅为滞后一个月的短期效应[14]。朱信凯和吕捷认为这一结果说明粮食价格特别是粮食批发价格信息通过与之关联紧密的食品价格等迅速传导并推动物价上涨(刘媛等研究也证实了食品零售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强关联关系，其关联程度明显高于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联程度[11])；另一方面，农户通过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调节存粮行为进而影响粮食供求关系。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粮食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无论是更多地基于农户作为粮食生产者的自觉调节还是政府干预粮食价格的外生政策影响，当整体上粮食的长期短缺出现概率较小时，从保障粮食供应稳定和熨平通货膨胀大幅波动的宏观调控出发，都应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跨部门的政策框架，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某单一产品价格作为调控工具进行强化干预。根据鲁成军等的研究，粮食价格较一般物价水平波动性更大，其对通货膨胀在短期内的响应大于长期变化，即存在“超调”现象。继续考察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发现，所有粮食生产要素的使用波动与通货膨胀率存在逆向关系，通货膨胀引起的总需求冲击改变了生产要素在粮食部门和非粮部门之间的流动。鲁成军等还进一步提出非粮食商品价格变化造成粮食部门与非粮部门之间收益率的变化，由此导致的生产要素流动引发了粮食生产波动及价格变化[15]。

与之相关的是，赵留彦[16]利用中国数据检验了Frankel[17]提出的粮食价格模型，发现粮食价格在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时即会出现跳升并持续上涨直至通货膨胀真正发生，其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一般物价振幅，这种“超调”现象与其他学者不同模型的实证研究观察(卢锋和彭凯翔、鲁成军等) 是一致的，同时他证明通货膨胀被预期得越早，粮食价格波动的振幅越小，因此认为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解释粮食价格导致通货膨胀是不严谨的。从政府政策上看，无疑，要降低粮食价格的不确定性，货币当局的目标函数和政策手段应该具有较高的透明性、可预测性和可信性，以增强生产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

无论从生产者存粮行为还是政府对粮食生产干预出发，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都是合理控制粮食价格波动的政策手段和中间目标。综合上述若干研究，较为明确的结论性意见是，单纯的压低粮价并不能在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一揽子长期可预期的政策组合，有效保障粮食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和利用效率，释放对非粮食部门生产需求对粮食生产的挤压，依靠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市场规律通过价格信息传递自发发挥调节功能，是长期内粮食价格与一般物价水平相对均衡的应选路径，这也符合“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18]的政策内涵。

[1]张潮.粮食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J].中国粮食经济,2010(10).

[2]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主要特点及成因[J].统计研究,2005(3).

[3]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我国通货膨胀的趋势分析[J].统计研究,2005(6).

[4]赵国庆,于晓华,曾寅初.通货膨胀预期与Granger因果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4).

[5]陆慧,文峰.通货膨胀状态下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对生产者的影响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1(4).

[6]胡锋.粮食波动与CPI之辨[J].中国粮食经济,2007(10).

[7]Gale, J., 宋国青.Inflation and the Real Price of Grain[C]//Findlay and Watson(eds.) Food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form. McMillan Press，1999.

[8]卢锋,彭凯翔.中国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1987-1999)[J].经济学(季刊),2002(4).

[9]李瑞,赵吉.中国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2003-2007)[J].学术论丛,2009(14).

[10]谭江林, 罗光强.粮食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研究[J].价格月刊,2009(3).

[11]刘媛.农产品上涨会加剧通货膨胀吗？[J].经济论坛,2011(2).

[12]敬艳辉,王晓辉.中国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协整分析：2001-2005[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5).

[13]张娉妍,柳欣.我国通货膨胀与粮食价格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1(3).

[14]朱信凯,吕捷.中国粮食价格与CPI的关系(1996-2008)[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3).

[15]鲁成军,蔡敏,孙稳存.中国粮食产量和价格的波动与总需求冲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2).

[16]赵留彦.通货膨胀预期与粮食价格动态[J].经济科学,2007(6).

[17]Frankel,J.Expectations and Commodity Price Dynamics: The Overshooting Model[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6，(68)：344-348

[18]温家宝.奋力开创中国经济更加光明的未来——在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EB/OL].[2012-09-1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9/11/c_1237027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