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与旅游的文化启蒙

郭 伟 锋

(武夷学院 旅游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旅游，这个时代的热门话题，在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中，似乎越来越具有发言权。旅游是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个关系着自我生存的命题，它蕴含在生活世界的内在关系之中。生活世界是文化的源泉，也是旅游活动的起点。当人们沉沦在日常生活并陷入困惑时，正是通过旅游的文化启蒙唤醒了对生活世界的反思和对意义世界的诉求。因此，揭示日常生活与旅游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把握旅游活动的文化价值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旅游与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旅游活动贯穿古今。古代帝王“周游天下”，巡疆狩猎；孔子“比德游”喻指人生；庄子“逍遥游”超然物外；宗炳“畅神游”沉醉自然；康有为“欧洲游历”救亡图存。今天，旅游已开始走向寻常人家，形成了大众文化消费热潮。旅游活动的大众化已成为一个倍受学者关注的“问题域”，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全面辨识旅游的思维空间。日常生活是旅游现象生成的原初起点，是研究旅游本质的重要切入点和观察视角。不过，从旅游本质的“经济论”、“体验论”、“审美论”来看，由于研究方法或侧重点不同，在判断上也不一致，造成了旅游内涵和外延的模糊不清，成为旅游研究的障碍性因素。

19世纪以降，科技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将人类置于现代性的悖论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全然改变，旧的价值体系也随之瓦解。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家时刻关注“日常生活”这一哲学命题，探讨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意义。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是一个“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1]64。他所勾勒的前科学、前逻辑的超验生活场域，是一个人性化的，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世界，也是胡塞尔拯救欧洲科学危机的济世良药。与胡塞尔殊途同归的是维特根斯坦，他舍弃了生活世界的超验基础，然而，他所提出的“生活形式”范畴却与胡塞尔一样，主张通过回归日常生活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

海德格尔用“沉沦”、“被抛入”和“操劳”揭示“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在结构。日常生活是一种非本真的无根基状态，“此在的实际存在不仅一般地无差别地是一个被抛的在世，而且总是已经消散在所操劳的世界中了”[2]222。与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不同，海德格尔揭示的是一个异化的生活世界。列斐伏尔进而概括出异化世界的时空特征：“从日常空间的特征来讲，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狭窄、封闭、固定的天然共同体；从日常时间的特征来看，日常生活领域是一个相对凝固、恒常的世界”[3]。韦伯将这种窒息人类生命自由的病态社会称之为“理性铁笼”，福柯称之为“全景监狱”。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漫长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一切，原因在于我们梦想中还怀有一个假期，还怀有一个到远方旅行的承诺。旅游的作用，就仿佛一个美丽的点缀，是灰暗日常生活中的亮点”[4]。可见，旅游是对自由生活的憧憬，是超越有限时空，体验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超然生活方式。

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视为“现代性的领地”，但日常生活自身并不是凝固不化的，而是潜在着自身修复的可能性，是一个“永远保留着生命与希望的矛盾的异质性世界”[5]。也就是说，现代性在对人进行理性控制的同时，“也深深埋下了旅游的种子”[6]。旅游从形式上表现为人们短暂地离开自己惯常的生存空间，摆脱了形体上的束缚，事实上，旅游所具有的消遣、审美、畅神等相对纯然的精神状态，从一个“新的维度”激发了人们超越生理的快感，体验生命的张力以及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旅游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或修复了现代性悖论所导致的日常生活困境。胡塞尔主张“悬搁”异化的生活世界，意在探索人类的生存问题，通过观照惯常时空对人的影响，以及意识指向性的转变，保持对世界的“自明性”，进而在现实之中“清醒地生活”[1]170。此类表征显示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解放自我的文化启蒙。旅游活动不可能脱离生活世界而独立存在，然而，与机械的日常生活不同的是，旅游活动为人们提供给了释放精神焦虑和生活压力的自由空间。

从哲学视角看，旅游是通过短暂地“悬搁”或“虚无”惯常时空下的无意义世界，不断唤醒人们对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诉求，在景区这种相对纯然的旅游世界中，实现时空的转换，超越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所产生的生存悖论。因此，旅游是人类对惯常时空生存矛盾的自觉反映，旅游活动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其他的工作行为和劳动方式，它具有超功利性、休闲性、审美性、娱乐性等，是日常活动的一种变式。

二、现代性悖论与旅游的缘起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7]。现代性的统摄造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自我矛盾性日益突出，如“道德褪色”、“心灵漂泊”、“幸福指数降低”，现代性已经使人们付出沉重代价，“被我们称为文明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痛苦”[8]。尼采把这种社会特性概括为“颓废”，认为生活世界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急促的生活节奏”等文化表征是一种颓废。胡塞尔认为这种“生活危机”导源于“科学危机”，科学使人们“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1]13-15。海德格尔指出“日常共在”是主体迷失的场域。“此在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就处于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内”，失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本己此在的自我以及他人的自我都还没有发现自身或者是已经失去了自身”[2]147-149。现代性将人置入“混乱理性主义”境域之中，生活世界结构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被肢解，人的心灵和情感遭扭曲，成为“单向度的人”，“自在价值”和“意义世界”随之丧失。

鉴于日常生活遮蔽了人类的意义空间，窒息了人们的自在和自由，迫于生存之需，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开始产生了精神的乌托邦诉求。人们找到了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契合点：旅游。表面看来，旅游活动是人类追求身心自由的精神体验，实际上却蕴含着对自身生命的无限关注。旅游的冲动意味着生命主体的“自性顿悟”，人类面对生活困境时，本能的欲望就是内省和超越，寻求一种更高形态的精神慰藉。

旅游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旅游意识一直潜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马斯洛根据人类生活组织中基本需要的优势或力量的强弱，提出需求层次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明显的需求层次是生理需求，但是，人类“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之后，另一个欲望就立刻产生了”[9]。据此，有学者提出旅游的动机是人们生理需要满足之后所产生的高层次需要，即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10]。无疑，旅游是超越生理需求的更高层次的动机，可以使游者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尊重。不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仍停留在人的现实维度，远远不能诠释旅游的精神价值。

人类是矛盾的综合体，人的生存始终围绕“现实”和“理想”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现实维度的张力驱使人们满足自尊、自我的诉求，给精神向度的理想诉求留置了空间；另一方面，当现实维度面对困境时，根据柏格森的“生命原则”(vitalprinciple)，人类“始终在不断地修复故障，纠正因疏忽或分心造成的结果，使事情各就各位，正常运转”[11]。在此起彼伏的变化中，旅游主体的心境就发生着转换，向往超越现实的理想维度，追求永恒、神圣和“形而上的慰藉”。理想维度的张扬是人们“内省”的结果，人们从现实走向理想，从庸碌的生活走向休闲的旅游，旅游主体对有限时空实现着超越，是对生命之流中“质的时间”的把握。与“量的时间”不同的是，“质的时间”由多样性的瞬间组成，而且各个瞬间是相互渗透的[12]。一个瞬间应该在另一个瞬间出现时消失，但是，在柏格森看来，这些瞬间在相互渗透时所失去的会在其拓展时得到。这让我们看到了存在哲学的“瞬间即永恒”。瞬间是短暂的，但是，每一个瞬间的意义世界会在相互渗透中传递生命的价值，实现个体的永恒。

现代性悖论下的生活世界经过自身不断的分化，对人的思维和意识产生着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导致了人的自我迷失，另一方面又唤醒人们突破固有的“心理定势”，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旅游本质上所蕴含的“悦乐”精神成为现实和理想之间相互转换的桥梁，旅游目的地是“异域的”，是理想中的“乌有之乡”，旅游活动是“暂时的”，人们很快会回到共在的“现实”空间，生活如初。但是，旅游的启蒙作用渗透到游历的每个瞬间，激发游客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追求生命的永恒。

三、旅游的张力：在“人性启蒙”和“审美启蒙”之间

18世纪德国发生了“狂飙突进”的启蒙运动，标榜科技和理性，一路高歌创建了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时下，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日常生活的学理性批判，开启了一个关注人的意义问题的新时代，“人性启蒙”和“审美启蒙”呼之欲出。无论是旅游的“目的性”、“功能性”概念，还是“本质论”、“时空论”概念[13]，学者们专注于梳理旅游所蕴含的“休闲”、“求知”、“审美”等结构性的张力对主体的生存方式和身心自由所产生的影响。旅游迥异于其他社会活动，它将“理性启蒙”和“社会启蒙”的重心转移至“人性启蒙”和“审美教育”之中，掩蔽了游客内心世界的物质意识，而“自我存在”、“自我超越”的生命意识在其中涌动，激发游客“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出世之情”和“濠梁观鱼”的自由心境。

旅游活动的文化启蒙有两个维度：一是人性的维度，创设“自我实现”的语境来促进人们“内心的觉醒”，实现游客自身的解放和人格的完整；二是审美的维度，即“形而上的慰藉”，唤起游客昂扬向上的精神诉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忘我境界。在人本主义思潮的观照下，人性启蒙围绕人的问题展开，“主张以人为本和以整体人(或全人)为研究对象的视角，关心人的本性、价值和尊严，研究健康人格和自我实现”[14]。人置身社会，具有社会人和自然人的双重属性。作为社会人，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导致自我的迷失和人格的分裂，最终失去身心的自由；而自然人对生命的本能冲动则激烈碰撞僵化的生活秩序，寻觅本真的自我。

人性的启蒙主要是“自我”的启蒙，即“自我实现”驱动下的觉醒。自我实现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身心自由的实现，其二，人生价值和超然人格的实现。旅游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是通过消遣、娱乐、游览等休闲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的身心自由。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康体旅游、养生旅游等，尽管休闲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享受自我回归的那份自由是游者认识上的共同指归。“旅游是自由人性的充分表达”，在休闲状态下，“人实现了真正、完全的自由，成为了一个本质上的人”[15]。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吾与点也”，道家的最高境界为“乘物游心”，而佛家追求“心外无物”，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主题，提供了一个洞察中国文化“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视角。在旅游活动中，旅游主体从现实性进入超功利性，进而跃升为个性的解放，意识到自我本真的生存状态。庄子用“吾将曳尾于涂中”的心声，反对社会的异化，保持身心的自由；陶渊明倡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艺术人生，通过回归自然来感悟生命中的自由和恬淡。他们这种伟大的人格不是把自己装扮成寂寥的隐士，而是唤醒人们如何把自己筹划成本真的自己，在短暂的人生中体验生命的永恒。

旅游活动还蕴含着超然人格的自我实现。游者行走在大地之上，澄怀味象，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哲学，形成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者通常有一些人生的使命，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些需要付出大量精力的他们身外的问题”，这些对意义世界的关注多与“人类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或家庭的少数几个人有关”[16]，将其视为“天下兴亡”的匹夫之责。孔子周游列国，向诸侯举荐治国安邦之策；司马迁游遍四野，考证古籍，“成一家之言”；康有为、梁启超等游历欧美，考察西方科技、学术和高效的社会制度，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正是以旅游为途径，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超然人格。可见，旅游的人性启蒙不仅体现在个体自由的本真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超越个体、服务社会的生命价值的追求，这就拓展了全面洞悉旅游的视域和空间。

旅游的审美启蒙主要体现在主体的精神愉悦和自我超越上。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主观意识遵循“唯乐原则”，当人们处于孤独、烦恼、焦虑、绝望等特殊的感觉之中时，“行使自由支配权的快乐原则命令自我取消或避免这些感觉”，“把痛苦驱逐出去，从而产生一种纯粹的快乐自我”[17]。旅游中的审美体验将这一原则视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自从美学家将旅游和审美结合起来以后，审美便成为探讨旅游本质的哲学视野。叶朗、王柯平、冯乃康等学者普遍认为旅游的本质属性是审美，“是一项综合性的审美实践”[18]。陈刚认为，“审美关系是旅游活动中最内在、最本质的关系”[19]。审美关系强调精神愉悦原则，而且，“旅游者外出旅游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审美的情趣和精神上的愉悦”[10]。因此，尽管旅游概念呈泛化之势，但是，诸多的概念中都会把“审美”视为圭臬，体现旅游的愉悦原则。陈道山提出，“旅游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出于愉悦需要的满足而暂时到异地进行现场审美体验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20]。旅游的愉悦原则属于审美启蒙的第一种境界，即晋人宗炳“万趣融其神思”的“畅神”境界[21]。在旅游过程中，游客的愉悦感源自人类自身解放后所产生的生命律动和自我满足，这与马尔库塞“美是一种解放的象喻”不谋而合[22]。

审美不仅可以解开现代人的精神枷锁，而且可以实现精神和意志上的自我超越。旅游的最高境界是由精神和理想偶然弥合所产生的“悦志悦神”的审美境界，这就是“庄周梦蝶”的“物我归一”境界。在狄尔泰看来，审美体验“打破了物我、人我的界限，使物我交融，生命价值升华”[23]。庄子的哲学思想将生命的价值升华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4]，即从自我为中心的阈限之中突破出来，跃升至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海德格尔将此称之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在他看来，旅游主体行走在自然之中、天空之下、大地之上，通过对旅游景观的观照和审美判断，将四周的景物“进入相互的近邻关系之中”，“天、地、神、人”[25]四重整体聚集一身，实现了“物我归一”的精神超越，游客亲身体验了“诗意地栖居”。中外哲学家不约而同地把人类的自我超越与宇宙的无限联系起来，把人类的有限时空和永恒的生命价值联系起来，从自我走向超我。旅游审美启蒙的张力能够促使人的主观精神从自由之境跃入自我超越的“无我”之境，实现审美境界的自觉转换。这正是我们对旅游审美意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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