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的治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陈 小 华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些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遂成春秋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的思想十分丰富，而其中的《心术》上下篇及《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学术界一般认为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应属于道家者言。道家思想的重心是治国治天下，有关“道”的哲学只是其前提，这在《老子》中已很明显。张舜徽先生著有《周秦道论发微》，揭示了周秦之际道家思想的主旨就是人君南面之术，这种见解并非新创，而是汉代学者的共同认识。本文主要根据张舜徽先生书中的《管子四篇疏证》对《心术》上篇的治国思想进行解读，并论述其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管子·心术上篇》的特定主角：君主

古人的文章都以特定人物为主角，并不泛用于所有的人。主角是什么人，往往并不明说而加以省略，阅读古人典籍，首先要把它所指的主角搞清楚，然后才好理解文义。

《管子·心术上篇》开始就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这里说“心”和“九窍”，是比喻君和官，也就是“上离其道”二句中的“上”和“下”，“上”指君，“下”指臣。于是下面就直接说“君”：“君，无代马走，无代鸟飞，此言不夺能。”又说：“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因此可以确定《心术》上篇的主角是“君”、“有道之君”，而不是无道之君或其他人。

张先生《疏证》开篇说：“心术者，犹云主术也，君道也。”[1]把《心术》上篇的主角确定为“君”这种特定的人，“心术”就是“君”术，又称“主术”，就是“君主之术”。不少人读古籍，往往不注意古人是为什么人而说，无意之中就把古人所说的内容应用到自己身上，这样理解古籍中的思想，就会产生偏差，不能准确理解其思想内涵。

古籍的这种情况，在理解先秦诸子时尤为重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这一点早有说明，只是后人往往忽略不顾。《论六家要指》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诸子所言，都是为“为治者”而说，只是所说的角度不同，所论述的路数不同，即所谓“所从言之异路”，而为什么人而说，则没有不同，所以诸子最终是“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谈把他们所论的共同对象直接点明为“为治者”，也就是君，就把他们经常喜欢省略的主角给揭示出来了，《心术》上篇也不例外。类似的说法还见于《淮南子·汜论》篇：“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颜师古注云：“言发迹虽殊，同归于治。但学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绪耳。”这与《论六家要指》的意思完全一样，说明古人对这种情况都非常清楚，只是后来的学者往往不能省察，昧其端绪，于是就把诸子的思想解释得千奇百怪。

因此今天理解《心术》上篇思想时，首先必须要把《心术》上篇的主角确定下来，才能把其中的思想内涵理解准确，而不要以为任何人都可运用《心术》上篇的思想。换言之，《心术》上篇的思想，只能由特定的人物来实行和运用，而不适用于其他人。

二、君主的任务：处其道、不离其道

《心术》上篇第一段是全篇的核心，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心术》的主旨就是君主要无为而臣子要有为，君与臣要分别来做不同的事。张舜徽先生对此予以明确说明：“此篇开端数语，所以明君无为而臣有为，君臣异事之理。”基于这一主旨，就可看出篇中其他话语都是围绕着这一主旨进行阐释发挥。

第一段的原文前面已经引述，意思是说，人的心在身体中是主宰之位，这与君主是居于国家天下的主宰之位一样。人的九窍各有官能上的分工，这与百官在君主的主宰主控之下各有不同的职务和分工一样。心作为主宰，其任务是处其道，心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君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说“心”就是说“君”。九窍作为从属，其任务是循其理。九窍与心相对，就像臣子与君主相对一样，所以说“九窍”就是在说“臣”。

“心”处其道，就是君要主持其道，处于道的中心。“九窍”循其理，理就是道，循是顺从和遵循，就是要九窍即臣子遵循顺从君主所主持的道或理，而在不同的职务和分工中按照道的准则来做事。九窍即臣子不能做心主其道的事，只能分别按照自己的分工和特定的职能来遵循君主所主持的道或理，所以九窍即臣子的特点是“分”，这与“心”“君”的主宰、主控完全不同。

心和九窍是借喻，用来比喻君主与臣子百官在整个治国系统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所做的事不同，这就称为“君臣异事”。所以第一段最后总结说：“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君在上，作为主持者、主宰者，如果不能“处其道”(即“离其道”、“嗜欲充溢”)，则在下的九窍即百官臣子就会“失其事”，即做不好各自的分内之事。可知这是强调在上的心或君人把处其道的事做好，才能使臣子百官分别做好自己的事，这说明《心术》上篇的思想主旨就是要求“君”把“道”主持好，不要偏离，不要让“嗜欲充溢”，而使臣子百官“失其事”，这是治国的关键所在。

《心术》上篇又说：“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君要做的事就是虚静，通过虚静而得道，所谓的“神”就是道，“神将入舍”、“神乃留处”，是指“道”进入君的心而留处其中，这就是君要做的事，就是对开始时所说的“处其道”的进一步解释。

篇中又说：“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求之者不得处之者，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这里的“人”，就是不明君道的“君”，他们追求智，却不知智是怎么来的，也不明白智与道的关系，因此求智而得不到智。“求之者不得处之”，是说求智的人得不到智在自己心中的“留处”，这与前面所说的“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正相呼应，所以说圣人无求之*原文“正人”，据王念孙认为应作“圣人”，见《读书杂志·管子》，同治九年(1870)金陵书局重刊本。，即不求智，他的任务是求道，让道留处心中，这就是开始时所说的“处其道”。

总之，君的事就是处其道、不离其道，而《心术》上篇认为：“虚无无形谓之道。”因此君也就要虚无无形，具体而言，就是不代物动、不先物动、不嗜欲充益、不求智。

君主不仅要“处其道”，还要有“德”。“化育万物谓之德”，德是对道的实现，而君主对万物的化育，要靠臣子百官来做各种不同之事而实现。

对于臣子百官来说，他们不能像君主一样直接掌握道和德，所以君主的道和德要进一步细化，这就是义、礼、法：“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末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道和德决定了义，义又决定礼和法，臣子百官就是遵照义来制定礼和法，然后加以执行，这样就可以治国。总之，《心术》上篇的主旨就是君臣异事，只有异事，才能各行其责，做好各自的事。

三、君处其道与虚静虚无

君处其道，要做到虚静虚无，一方面是为了让君虚其欲、不求智，另一个原因则是“大道可安而不可说”。张先生对此疏证道：“《庄子·大宗师》篇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亦即大道可安而不可说之意。”[1]可知道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君处其道是只能虚静而不能有动的。

《心术》上篇说明了君要怎样做到虚静虚无：“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则？”即君主不把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表示、表达出来，甚至不在脸色上表现出来，从而让四海之人不能“知其则”。君主的这一做法被称为“去私毋言”。去私，就是去掉私欲(即嗜欲)、“虚其欲”，不让“嗜欲充益”，这样才能保证“处其道”而“不离其道”，这样才是“虚无虚静”，能“去私毋言”，才会“神明若存”。神明就是道，就是“神将入舍”“神乃留处”的神。神的若存、入舍、留处，就是道进入、存在于君的心中，而“去私毋言”的虚静虚无，是“处其道”而“不离其道”的根本保证。

篇中又说：“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心术》上篇一直在讲君、道、神、神明、虚、静、欲、私、言等，阐明了君主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然后引出“无为”，把前面所说的这些事情用“无为”全都概括起来了。能“不言无为”然后才能“知道之纪”，再次强调道的根本就是不言无为，这就是君主在治国问题上必须遵守和做到的准则，换言之，前面所说的“处其道”、“不离其道”，就是要君主“不言无为”，才算完全符合了道的纲纪。

君主无为虚静，又怎样治国？《心术》上篇的解释是：“殊形异势，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治。”殊形异势，这是外在事物的实际情况，对于人来说，必须面对这种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否则也谈不上治国。君主“处其道”而面对殊形异势的外在情况时，只需遵守“不与万物异理”的原则就够了。

万物有万物之理，这是客观世界之理，君主治国的不言无为，表面看似乎是无所作为，其实不过是不与万物异理，换言之，就是顺应万物之理。历史上，许多君主往往敢于不顺应万物之理而有言有为，而与万物异理的作为，《老子》明确加以反对，在其十六章中对此称为“不知常，妄作凶”。常即道，不知常就会“与万物异理”，就会“妄作”而有“凶”的结果。凶与吉相对，所以《周易》把“凶”列为人们行为的不好结果，力求加以避免，实在不能避免，也要设法逢凶化吉。而“妄作”则必然带来“凶”的结果，这正是《周易》以来中国文化所不能认可的行为模式。《心术》上篇要求君主不与万物异理，以此作为“处其道”、“不言无为”的治国准则，表明道家与《周易》并不矛盾，而是一脉相承的。同时说明《心术》上篇所说的君主无为之治，正是遵守道的准则，是最高明的治国。它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就在于此篇开始时所说的“君臣异事”。具体的治国事务，通过分工让众多的臣子百官来做，他们所要遵守的义、礼、法等理念与制度，则由君主根据道的“不与万物异理”的准则加以主宰、控制，这就是道家无为之治的精髓所在。人们往往以为无为之治是空谈，不可能实现，就在于不了解无为之治是由君与臣的“异事”，也就是分工合作来完成的，并不是让国家的管理者什么事都不做。历史证明，在西汉初年的无为之治时期，并不是臣子百官什么事都不做，当时仍然存在着国家的完备制度，各种官员都在按照职能的分工，各自从事着自己应做的事情，而帝王则不言无为，没有天天发号施令，代替臣子百官或者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所以从汉初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富民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2]。这正是道家无为之治的最好证明。由此可知《心术》上篇所反映的道家无为之治，是能够加以实施而且会有良好效果的，这与君主的有言有为的妄作之凶，是截然不同的。

在君主“不与万物异理”的命题之下，又有一个重要内涵在《心术》上篇中被揭示出来，这就是“因”：“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有道之君”是本篇的主角，“其处也若无知”，是说他“处其道”却表现得如同无知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不求智”。但这样的君主不是傻子，而是“应物也若偶之”。“应物”就是顺应万物之理，不违万物之理。“若偶之”，是说他与万物的相应完全对称，如同身与影一样相合为偶伴。能做到这样，就是静因之道。静表示不言无为，因就是顺应万物之理，不与万物异理，能这样做的君主，就是有道之君。反之喜欢妄作的君主，当然也就是无道之君了。所以《心术》上篇又说：“无为之道，因也。”把无为之道归结到一个“因”字上，而其内涵就是前面所说的“应万物”而“不与万物异理”。其前提是对道的真切把握，即“处其道”、“不离其道”，否则谈不上什么“应万物”，做不到“不与万物异理”。

在作出如上阐释之后，《心术》上篇总结说：“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心术，即君主的治国之术。心比喻君，所以心术就是君术，即君主治国之术。张先生《疏证》中说：“心术者，犹云主术也，君道也。”就是这个意思。“制窍”，是指此篇开始时所说的心对九窍的控制、主宰，换言之，就是君主以道主宰、控制百官群臣，让他们按照由道所定的义、礼、法来做官做事而治理国家，而不是自行一套，擅自办事。如此一来，君主的不言无为与臣子百官分工守法的治理结合起来，就会把整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会出现妄作，而使天下太平，家给民足，这就是古代道家所期望的治国理想。

四、《管子·心术上篇》的现代启示

《管子·心术上篇》的治国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但可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对其中的思想加以灵活理解和应用。就《心术》上篇而言，应该重视的思想启示有如下几点。

第一，上下分工，各职其事。上控制下，不可互代。古代的上下是君和臣，现代则不是君和臣，这是本质的不同，但社会仍然会有上下之分，会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既是社会分工，就要各明其事，各尽其职，不要随意地由在上的人代替在下的人的职责与任务。

第二，在上的人，其根本任务是掌握“大道”。所谓大道，就是对于万物以及世界根本规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才能在治国上做到“不与万物异理”。这一点，说起来比较容易，但对万物及客观世界根本规律的认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上的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在于此，同时还要认识到，要把这件事做好，还需要不少在下的人通过分工来配合。也就是说，在上的人不能只靠自己就能做好和完成这件事，仍然需要在下的人来分担。

第三，在上的人通过对“大道”的认识与掌握，还要进一步细化到“德”与“义”的层次。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给在下的人讲“大道”，而要在德与义的层次上来讲大道，让在下的人懂得德与义，然后进一步细化到“礼”与“法”的层次，也就是制度层面。

第四，在下的人，应该对“义”有正确的认识，并据以制定合乎“义”的制度，由此再根据分工和职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能认为自己有管理权，就任意地胡作非为，不管是不是合乎“义”。所以，在上的人控制在下的人，就是用“义”这个杠杆。凡是不符合“义”的人和事，就要惩罚，凡是符合“义”的人和事，就要奖励，由此来控制在下的人。

第五，在上的人以及在下的人，都要对“嗜欲”加以控制，不要“嗜欲充溢”，要在心中“扫除不洁”，不要“欲智”。嗜欲就是私欲，这里并没有让人完全没有嗜欲，只是让它不要充溢，占满全部心灵，这比理学家的去人欲、存天理要现实得多，也更有合理性。但绝对不能让嗜欲达到充溢的程度，那样的话，它就会干扰、破坏“道”“义”“礼”“法”，会做出许多不法的事，会有太多的“妄作”。

第六，坚持静因之道，应万物而不异万物之理。这揭示出人们治国不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往往冒进而妄作，也就必然与万物异理，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会造成诸多意想不到的危害。现代社会只重视经济发展的GDP，往往会引人心火上升，忘记了“静因之道”。这也是一种嗜欲充溢的表现，不可忽视。

第七，重视客观世界的“殊形异势”。客观世界总在不断发展变化，人对它的认识总会有差距，不要以为自己聪明，而不尊重客观世界的“殊形异势”。道是对客观世界根本规律的认识，义是根据道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作出的义理阐释和规定，礼和法则遵循这样的道和义来制定，并且要随时认识到其中不符合殊形异势的部分，而加以纠正。所以，在上的人和在下的人，都要尊重客观世界的殊形异势。

中国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思想传统有着无比丰富的宝贵思想遗产，需要我们去认识和传承。我们要运用科学理论对思想传统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根据现代社会的条件与需要，进行合理的阐释与改造，使之转化为适合现代社会条件的精神营养。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典籍及其思想，不要忘了这一任务。

[1]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