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南方谈话视界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

左雪松， 刘继昌， 夏道玉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温州325011)

论邓小平南方谈话视界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

左雪松， 刘继昌， 夏道玉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温州325011)

回顾与重温南方谈话的文本价值，可以清楚地勾勒出邓小平从文本路径、实践路径、语言路径、教育路径与组织路径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科学论述，对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吹响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作为我们党在新世纪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战略命题的重要理论渊源，南方谈话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有效的路径，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本文拟通过对南方谈话的文献分析，揭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科学阐述，希望有益于推进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一、文本路径

文本路径又称理论文本路径，任何理论的宣传与教育给人的第一直觉就是理论本身的呈现。所以，文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路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期待这种理论由少数精英人物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认同。这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夙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文本本身。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路径便是要关注理论文本的本身，即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大众化，它能否反映以及多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的需求。邓小平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大众性需求越高，大众化进程也就越顺利。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与1892波兰文版序言中强调的:“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1］266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实现路径的可能性。

首先，文本的科学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1］9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否被群众所信服，关键在于它能否科学地解释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铿锵有力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2］38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的，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具有绝对真理性。他指出:“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2］382

其次，文本的历史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9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彻底性当然包括一定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运行的研究方式与分析途径，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实现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渊源。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进行了详细剖析，以文本的唯物史观得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无产阶级改造主客观世界最有效、最锐利与最可靠的理论武器。“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383

再次，文本的差异性。理论文本的普及与宣传，必须搞清楚大众化对象与理论文本形式的衔接，否则理论大众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理论大众化进程也将不尽如人意。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之人民大众的思想觉悟、教育程度与知识背景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认识与掌握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选择性学习的呈现形式。同时作为思想载体与宣传形式的文本，由于理论本身关注的侧重点以及涉及论题的风格差异，文本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也会呈现一定的多样性，这种文本形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为大众选择文本提供了参照比较的可能性。以经典作家为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取向通常是以专著、手稿、书信、笔记、札记等不同的文本形式呈现的。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382

二、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实践命题，需要突出实践路径的理论价值与行为取向，实践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根本路径。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9邓小平也强调，所谓实践马克思主义观，是指应从实践的角度去认识、对待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在南方谈话中他对这种实践路径的论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实践的范畴。实践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命题。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坚持这一原则，认为大众化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实践范畴，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本质的诉求，应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点与归宿都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382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3］

其次，实践的标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38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来评判，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在目标上将党和国家的理论诉求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实践诉求，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在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与深度，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在结果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382

再次，实践的效应。一种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分检验才能被世人所信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效果与实际成效应作为人民大众是否接受与信服马克思主义的评判，这种实践路径超越一切理论文本形式完备的途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具说服力的途径，不仅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吸引力与感召力，还让人民群众真正感悟到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2］381

三、语言路径

语言是思想理论表达与传播的有效载体，思想理论只有通过适当的语言形式才能产生有效的传播效果。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上对语言进行改造与创新。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推动者，十分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在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的语言风格与话语特色，在南方谈话中他阐释了语言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首先，语言的通俗化。邓小平强调，语言的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影响其宣传与普及的一个重要障碍是语言抽象化。作为大众化对象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基层广大农民，在客观上存在教育程度、知识结构与理论素养的问题，抽象化的理论语言难以被其理解掌握，更谈不上理论的积极应用。因此，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通俗化为前提，要求在理论宣传教育中必须有一个前置的语言转换环节，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语言加工，要善于把深邃的理论语言转化为平实质朴的民众话语，避免因语言的抽象晦涩而妨碍人民大众去亲近马克思主义。在南方谈话中他坚持三贴近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用朴实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与生动形象。他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用事实说话、用民生说话、用发展说话，使人民群众看得清、听得懂与学得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其次，语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影响其宣传与普及的另一个重要阻碍是语言西方化。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历史文化的理论产物，其历史背景、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必然要通过语言习惯与话语风格来表现。德意志民族辩证思维的哲学语言长处也表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身上。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方式影响其在中国民众间的传播与宣传。毛泽东指出:“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4］658邓小平也坚持这一中国化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发扬理论普及的中国语言特色、气派与风格，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习惯与文字表达来阐述其深奥的道理。他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381

再次，语言的民生化。理论语言的政治化、学术化与精英化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重要语言障碍。邓小平认为理论语言的表达要多结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多涉及人民群众身边的典型事例;多联系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这样就能拉近理论与民众的情感联系。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语言的民生化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至关重要，这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不断创新语言表达方式，将政治语言转化为大众语言，将理论逻辑转化为生活逻辑，将独白范式转化互动范式，将政治范畴转化文化范畴，将精英主导转化为大众认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指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2］382

四、教育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一经提出，就蕴含着教育路径的意蕴。党的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均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武装全党与教育人民，这就突出了教育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价值。邓小平认为，教育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它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必须利用各种宣传媒介与教育机构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与渗透。在南方谈话中他从两个方面对教育路径给予高度关注。

一方面，坚持内在教育与外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内在教育是一种信仰教育，邓小平把信仰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价值，并积极转化为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与价值支持，这种内在教育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度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2］381这里的外在教育是一种安全教育，邓小平把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外在价值。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大众化是社会主义灵魂教育的体现，它关系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导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执政党执政地位，等等，这种外在教育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广度的需要。“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2］380

另一方面，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显性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通过正规教育形式的政治化社会化过程。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通过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有载体的正式教育活动，引导人民大众系统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重视对青年的正式教育，希望通过学校正规教育把青年教育好。“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2］380例如目前在高等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正规教育，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隐性教育是在意识形态安全的诉求下通过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等情境变化，使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过程中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熏陶。邓小平认为，这种通过营造良好情境氛围来发挥马克思主义育人功能的途径，是一种以大众的日常生活为场景，以潜移默化与润物无声的方式对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价值、道德、态度、情感等产生影响的教育方式。在南方谈话中，他十分重视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隐性教育的重要载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最具说服力的鲜活题材，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2］371

五、组织路径

一定政治集团的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集团在组织上协调大多数成员向共同目标迈进的一致程度。客观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实践性命题，必然存在一定的组织化形式，它是大众化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6］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于组织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极为关注。

第一，组织的必要性——自发的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要没有从自发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就必须强化组织的力量。邓小平认为，如果轻视组织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科学理论与正确思想路线也不可能自发地被群众所掌握。他在南方谈话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2］380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自上而下的组织使命与组织路径，他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作为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性，由于阶级成员思想觉悟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会充分自发地被所有阶级成员所内化，更不可能完全自觉地被人民大众所接受，在一定阶段上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有计划、有秩序、有组织的宣传与教育来实现。

第二，组织的重要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成部分，事关意识形态的安全，事关文化思想的领导，事关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事关党执政的能力与地位，等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也必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核心，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正确方向与组织运行。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两次提及党的自身建设与执政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领导，为大众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第三，组织的紧迫性——队伍的建设。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7］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大众化宣传队伍，发挥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优势与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众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就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课题，这支队伍建设必须按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及的“四化”标准进行打造。“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2］380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58.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6］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7.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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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2)03-0289-04

2012-03-13

左雪松(1981-)，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张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