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清史》的学术价值及学术失误

刘 海 峰

(黄淮学院 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驻马店 463000)

论台湾《清史》的学术价值及学术失误

刘 海 峰

(黄淮学院 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台湾《清史》是1961年由张其昀、彭国栋等人编纂的一部史书，该著尽管纠正了《清史稿》反民国、反革命等立场错误，完善了《清史稿》义例，修正了《清史稿》数千处史实错误，增补了《清史稿》诸多内容，学术价值上整体上优于《清史稿》，但是，由于编纂时间不足一年等多种原因，该著仍然存在目录之失、叙例疏漏、体例失当、义例不善、编排之失、史实错误、相互矛盾、漏载重大史事、内容繁冗、论词不当、错字别字、讹脱字句、时间错误、断句错误、缺少图录等各种学术失误。

台湾《清史》;学术价值;学术失误

台湾《清史》是继《清史稿》后我国第二部大型《清史》，共8册，550卷，约1000万言，是由张其昀、彭国栋等台湾学者于1961年依托台湾国防研究院所编纂的一部大型史书。该著尽管纠正了《清史稿》反民国、反革命等立场错误和数千处史事错误，整体上优于《清史稿》，但由于整个编纂时间不足一年，依然出现体例失当、史事漏载、史实舛错等诸多学术问题。台湾《清史》面世后，既未得到学界的认同，亦未得到台湾当局的认可，实际上成为第二部《清史稿》。

一、台湾《清史》的学术价值

与《清史稿》相比，台湾《清史》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史料参考价值，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纠正了《清史稿》诸多立场错误。《清史稿》的纂修者如赵尔巽、柯劭忞、奭良等多为前清遗老，其修史则抱“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之态度，故在修史过程中，内清室而外民国，对清朝诸帝以满清所谓忠义之士颂扬备至，同时，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先烈极尽贬低、污蔑之能事，在用词上往往冠以“匪”“乱党”等。台湾《清史》则重点纠正了《清史稿》的立场错误，如《宣宗本纪》《文宗本纪》《穆宗本纪》中把天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称为“粤匪”“作乱”者皆改为“洪军”“起事”“义和团事起”；在《穆宗本纪》中把称之为“匪”者改为“革命党人”，如叙述“吴樾向五大臣投击炸弹”事件，《清史稿》云“匪徒猝击炸弹”，《清史》改为“革命党人吴樾猝击炸弹”；再如史稿中“变军犯金陵”改为“革命军攻金陵”，等等。《清史》最后又单独立《革命党人列传》，记述卒于民国立国前死难的革命党人57人。

(二)完善了《清史稿》诸多义例。《清史稿》的学术失误之一就是“清朝建立前不奉明朝正朔，民国建立后不奉民国正朔”，而是采用干支纪年法代替明朝正朔和民国正朔。台湾《清史》则纠正了这一错误，在叙述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史事时用明朝正朔，宣统逊位后则采用民国纪年。如《清史稿·后妃传》云：“岁己未，太祖生。”[1]《清史》还修正了《清史稿》其他许多不合修史义例的地方，如《清史稿·惠伦传》有乌什哈达附传，系重复，《清史》则予删除。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一生不仕清朝，《清史稿》置于儒林传，显系牵强，而《清史》移入《逸遗传》，甚合史法。

(三)增补了《清史稿》诸多内容。台湾《清史》不但增补了《南明纪》5卷、《明遗臣列传》2卷、《郑成功载记》2卷、《洪秀全载记》8卷、《革命党人列传》4卷，而且在纪、志、表、传里均有增补的重要史实内容。如本纪，在《太祖本纪》中，增加“以七大恨告天”，此为努尔哈赤攻打明朝的主要理由，理应入史；如志，在《天文志十二》中增补从乾隆六十年至宣统三年日食107次、从顺治二年至宣统三年月食226次；在《时宪志一》中增补“宣统三年资政院奏请改用阳历原文”，此为中国改用阳历之始；在《地理志二十五》中增“宣统三年，哲布尊巴旦为俄人所煽，胁诸部王公扎萨克等叛，称尊号”，此为外蒙古独立之始；如表，新增《宣统官制新表》，以反映宣统时期内阁总理衙门等新旧官制的变化；如传，在《何如璋传》中增加“光绪四年，日本将灭琉球，如璋以日本虚实函告李鸿章，请力争，弗恤”，等等。此外，《清史》新增了不少重要人物传记，如朱筠、翁方刚、戴名世、方玄成、姜炳璋、谷应泰、朱一贵、林爽文、詹天佑等。

(四)纠正了《清史稿》诸多史实错误。《清史》纠正《清史稿》史实错误数千处。如在《清史稿》志中，如《艺文志》中《九州山水考》误为《九州山川考》、《周官解诂》误为《周礼解诂》等百十处错误，《清史》皆予以纠正；如《清史稿·邦交志》中记述“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德与英、法、俄、美、荷兰、意、比、奥、瑞士十一国”，《清史》纠正为“德与英、法、俄、美、日本、意、奥八国”；在大学士、部院大臣等各种表中，《清史》纠正《清史稿》错误3000余条；在《清史稿》列传中，《席卜臣传》中的“寇广昌”误为“寇广西”、《祁雋藻传》中的“黄爵滋”误为“黄树滋”、《冯子材传》中“令筑长墙”误为“今筑长墙”、《依克唐阿传》中的“败张洛行”误为“败张落刑”等错误，《清史》皆给予纠正。

二、台湾《清史》的学术失误

台湾《清史》的整个编修时间不足一年，属急就之章，像当年的《清史稿》一样存在诸多问题，荦荦大者，表现如次。

(一)目录之失。纲不举则目不张。中国“二十四史”在正文前均有总目录，总目录能起到“引导”作用，为人们迅速查找史料提供便利。而台湾《清史》，虽然有总目录，但仅仅有65个字“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三十六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十五卷、南明纪五卷、明遗臣列传二卷、郑成功载记二卷、洪秀全载记八卷、革命党人列传四卷，凡五百五十卷”。实际上这不能算是总目录。台湾《清史》缺少总目录，主要原因是台湾《清史》不是一次性出齐，而是撰写一册出版一册，导致在第一册中没有总目录。与“二十四史”不同的是，台湾《清史》的目录则分见于各册中，人们欲查找某位历史人物，需到各册中去翻检，殊不方便。

(二)叙例疏漏。台湾《清史》编撰之初就决定“以《清史稿》为蓝本”加以整修，在叙例上不作大的改动，所以自然就因袭了《清史稿》的“叙例疏漏”问题。如志，缺少《宗教志》《商业志》《对外贸易志》《财政志》《近代实业志》《科技志》等，如传，缺少曹雪芹、洪升、孔尚任、蒲松龄、吴敬梓等著名文学人物传记，缺少安得海、李莲英等有影响的宦官传记，缺少颜伯焘、陈启源等官员或实业家传记；如表，缺少《议政王大臣表》《布政使表》《按察使表》《学政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表》《清末内阁表》等。

(三)体例失当。与《清史稿》相比，台湾《清史》创新最大之处在第八册(即最后一册)增补的《南明纪》《郑成功载记》《洪秀全载记》和《革命党人列传》。但是，在《革命党人列传》中，体例最为失当。《革命党人列传》共4卷，前两卷即卷五百四十七《革命党人列传一》和卷五百四十八《革命党人列传二》都不是人物传记，而是“辛亥革命大事记”，后两卷才是人物传记。

(四)义例不善。刘知几论“义例”云：“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2]57台湾《清史》在“叙例”中明确说明：凡涉及郑成功、洪秀全、革命党人为“寇”、“贼”、“匪”处皆予以修正。但是，除了在诸《本纪》中加以修正外，在志与传中，仍有众多没有改正过来。《列女传》几乎没有修正，称之为“贼”“寇”“匪”者仍有300余处；《忠义传》应该修改而没有修改的“贼”“寇”“匪”处更是高达1300余处。

(五)编排之失。《史通》论编次之失云：“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2]101台湾《清史》人物编次，前期人物因借鉴《清史稿》，较为允当，而《儒林传》《文苑传》人物编次则相对较为混乱。自古经文史不分家，章学诚入之文苑，因其《文史通义》，文在史前，勉强可入文学家之采邑。而万斯同一生耻为文人，《清史》却辱之于文苑。他如王闿运，《清史》传文云：“潜心著述，尤肆力于文……其骈俪则揖颜廋、诗歌则抗阮左”，撰稿人明知王氏为一文人，而故意使其侧身儒庙，实有失分传之则。惠栋“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3]，实有开清代汉学“吴派”之功，《清史》却把他附于其祖父惠周惕之后，不与戴震并列，也应像其弟子钱大昕一样，独立成传更能明了一代学术渊源。

(六)史实错误。《清史》中史实错误为最多。如页三八《世祖本纪一》有顺治二年闰六月，“故明淮王自绍兴来降”，此“淮王”为“惠王”之误；页八九《圣祖本纪二》康熙三十年十月丁未，“侍读学士达虎还及嘉峪关，为阿奇罗卜藏所害”。事实上，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内阁学士达虎以病乞休，允之”[4]，等。

(七)相互矛盾。台湾《清史》中多处出现自相矛盾的记载，如页五九《世祖本纪一》载顺治十五年“三月甲辰，内监吴良辅以受贿，伏诛”，而页六五《圣祖本纪二》又载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诛有罪内监吴良辅”，两处记载显然矛盾。再如页八三一《地理志一》有“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而在页九六六《地理志十七》中却有“光绪十三年，改建行省”。关于台湾建行省的时间，两处记载一个是同治年间，一个是光绪年间，等等。

(八)漏载重大史事。欧阳修撰《五代史》注曰：“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5]台湾《清史》对努尔哈赤七大恨誓天、禁烟运动、洋关之设、上海首建铁路、美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同治帝治游、光绪死因等重大历史事件，除增加“七大恨”外，其它均绝少涉及。在表、志、列传中漏载重要内容处亦不少，如《河渠志》，只记黄河、运河、淮河、永定河、海塘和直省水利，对于长江、黑龙江、珠江等重要河流均无一言。

(九)内容繁冗。刘知几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2]168繁冗为历代史书之通病，台湾《清史》亦然。在《诸王传》中，如景祖二子额尔衮等众多诸王子，事迹浅薄，述之多余。《清史》各传叙事，多仍《清史稿》本传旧文，浮辞太多、洗刷未尽。如《忠义九·松林传》后所附人名，从佐领文炘至炮手白万太，共600余人，史书变成行伍花名册，未免出格。

(十)论词不当。史之有论，目的在于寓褒贬、明是非。台湾《清史》受《清史稿》影响，在“史论”上多有用词不当处。如对清代诸帝，太多赞誉之词，论道光帝，仍是“有君无臣”；论同治帝，却是“遇变修省，至勤也。闻灾蠲恤，至仁也。不言符瑞，至明也”。而对慈禧太后的评论最有失公允：“削平大难，宏赞中兴。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亦一异也。”于慈禧太后之奢侈、揽权、顽固、守旧、误国等几无一语微词。

(十一)错别字。台湾《清史》纠正了《清史稿》许多错别字，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错字、别字，如页六五六中的“昏雾四昼晦”，实为“昏雾白昼晦”；页四五五七中的“踰怡良”，实为“谕怡良”；页四六六二中的“洪秀全已踞江宁”，实为“洪秀全已据江宁”，等等。

(十二)脱讹字句。如页一八六五中的“附贸易人至京上书”，实为“两附贸易人至京上书”，附前脱“两”字；页五○五七中的“二十六年”，实为“光绪二十六年”，脱“光绪”二字；页五八二七中的“引用阮一大钺”，实为“引用阮大钺”，大前多“一”字；页六一五六中的“广方馆”，实为“广方言馆”，馆前脱“言”字，等等。

(十三)时间错误。尽管《清史》修订了《清史稿》不少时间错误，但时间错误仍然处处可见。如页四一《世祖本纪一》顺治四年二月，“朱聿键弟朱聿粤僭号绍武据广州，佟养甲、李成栋率师讨之，斩聿粤，广东平”。此事发生的实际时间在顺治三年十二月；页八一《圣祖本纪二》有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乙未”，实际上当月没有“乙未”，应为“癸未”；页三六八二《孔有德传》有顺治七年十二月，“拔桂林……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实际上，桂林被清军攻陷、瞿式耜遇害的时间在顺治七年十一月，等等。

(十四)断句错误。《清史》用简单的句号、顿号断句，本来更有利于世人阅读，但有不少地方出现“断句错误”，如页一四六八中的“请以原章正杂钱粮。一体搭交官票”，应为“请以原章：正杂钱粮，一体搭交官票”。页一四六八中的“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应为“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页一四七一中的“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应为“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等等。

(十五)缺少图录。《清史稿》无图，备受世人诟病。有清一代，遗有大量的肖像、典仪、舆地、军事、农事、民俗、建筑等艺术图片，皆可采入《清史》，图文并茂，彰显特色。近代摄影技术出现，加上艺术绘画，台湾《清史》完全可以增加“图录”，结果是可为而无为。

三、台湾《清史》失败之因及历史教训

平心而论，台湾《清史》经彭国栋、张其昀、方豪、李宗侗、杨家骆、黎东方、罗刚、简又文、毛一波等20余位学者近11个月的艰苦努力，在未得到政府一分钱资助的情况下整修出一部《新清史》，实属不易。该著不但尽可能地修正了《清史稿》反革命、反民国等史学立场错误，纠正了《清史稿》数千处史实错误，还增补了《南明纪》《郑成功载记》《洪秀全载记》和《革命党人列传》，在历史观、史料价值及学术水平上整体上皆远胜《清史稿》。但是，客观而言，台湾《清史》之命运如《清史稿》一般，除具有丰富之史料价值外，仍存在太多学术错误，完全担负不起《清史》正史之重任。

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本来打算把《清史稿》整修成一部新《清史》，“以续历代正史”[6]，结果却是事与愿违。1961年10月，台湾《清史》束稿之时，编委会实际总负责人彭国栋就认为：“然时间仓促，错误未尽改正，材料未尽补充，内容与凡例间有抵触，此则无庸讳言”[7]311。编委会主任张其昀认为“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8]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亦指出：“《清史》有失校之处。”[9]次年，关于这部《清史》，在台岛内引发了立法委员刘振东三质询案和李郁廷《对清史之质询文》案。鉴于各方批评意见过多，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代表台湾当局也公开宣布：“至于这部《清史》，是否算是官修的正史？我要说明：这不是官修的正史……它仅是一种史料而已。”[7]501台湾《清史》只好又成为了第二部《清史稿》。后来，台湾国史馆组织人员对《清史稿》进行大规模校注，耗时6年，共校正错误47339条，而台湾《清史》仅仅修正《清史稿》错误约6000余条，可见台湾《清史》遗留错误至少仍有4万余处，更不用说缺少的《宗教志》《商业志》《对外贸易志》《财政志》等诸多内容了。

台湾《清史》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应该说是综合性的，笔者归之为“四不该”，一是台湾学者不该意气用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注《清史》。1959年，周恩来委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制定清史编纂方案，准备在适当时机重修《清史》。台湾政客闻此消息，唯恐大陆抢了台湾“正朔”，纷纷向台湾当局上呈重修《清史》提案，部分台湾学者受此影响，意气用事，不顾客观实际，匆忙下手整修《清史》；二是重修《清史》不该以《清史稿》为蓝本。《清史稿》错误百出，重修《清史》必须舍开《清史稿》，以更广大的视野、更先进的史观、更高的史识重新确立《清史》的体例和凡例，唯有如此才能全面超越《清史稿》。而台湾《清史》在编纂之初就确定“以《清史稿》为蓝本”，结果只能是在《清史稿》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最终也无法逃脱《清史稿》“舛错百出”的窠臼；三是修史不该与政治相联系。编委会主任张其昀要求重修的《清史》在1961年10月完成并出版，作为中华民国五十周年大庆时的“献礼”，这一重大的错误决定，造成撰稿人的编纂时间实际上不足一年，对于重修大型《清史》，如此短暂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撰稿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是无法保证史书质量的；四是重修《清史》不该不与大陆学者联合。纂修大型国史，最关键、最基本的两大条件，一是丰富而优秀的史才，一是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台湾《清史》编纂之时，绝大多数的清史专家和清代史料均在大陆，台湾局促东南一隅，舍弃大陆学者与大陆史料，闭岛造车，欲保证《清史》之学术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台湾《清史》编纂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留给后人诸多启示：纂修大型国史，第一，应尽可能多地聚集相关的专家学者；第二，应占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第三，应有充足的纂修时间；第四，应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第五，应制订完善的体裁体例；第六，应有高效的组织机构；第七，应有严格的期中检查；第八，应有严谨的总阅最后统一把关。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3138.

[2]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李垣.国朝耆献类征初.经学七[M].光绪十年刻本：卷四一七.

[4]清圣祖仁皇帝实录[M].康熙三十三年十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欧阳修.新五代史:第l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

[6]张其昀.清史序言[M]//(台湾)清史.台北：国防研究院与中国文化研究所,1961：1.

[7]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中心，1979.

[8]张其昀.清史序[M]//张其昀先生文集.台北：国史馆，1988：10810.

[9]胡适.就清史与张君商榷[N].中国一周，1962-03-05.

[责任编辑孙景峰]

K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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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2)05-0137-04

刘海峰(1965-)，男，河南平舆人，黄淮学院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YJA770031)

2012-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