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弹词》中的武举人考

路云亭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武举人考

路云亭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庚子国变弹词》塑造了一系列异人形象，其中包括张武举。李伯元设计的张武举俨然是江湖人士的代表，他因杀人而投奔朱红灯，本不符合晚清武举的真实生存状况。李伯元这样设计是为了突出张武举的特殊出身，以避免描述下等人升为团众首领的尴尬，反映了作家的等级偏见。《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记乡村民教冲突以武举纠纷案为引子，突出的是弹词的传奇色彩和暴力内涵。弹词的开头选择张武举为反教方面的代表，恰是数以百计的教案中的一件事，而张武举的形象则集庞三杰、樊秉章等晚清诸多武举人形象于一身。张武举代表的是士绅的精神和行为共性，而非团众的利益。由张武举引出的江湖世界，延续了《庚子国变弹词》民间想象的本色空间，而张武举形象以其特别的出身而成为弹词的亮点。

《庚子国变弹词》；张武举形象；异人类型；江湖人格

李伯元在《庚子国变弹词》中写了三个侠客，李来中、张德成和张武举，李来中属于羽客类文侠，张德成则为豪杰类武侠，而张武举因有举人的科考功名，应当归入具有官方背景的武侠人物。李伯元特写张武举亡命江湖，既是出于价值偏好的需要，更是出于弹词开篇情节过度的需求。

《庚子国变弹词》并非江湖小说，李伯元设定的张武举属于游走于江湖内外的人物，弹词的江湖性由张武举导引而入。弹词将张武举逃亡他乡的命运归宿点是定到了作家想象空间里的江湖世界，显然扩张了弹词的想象维度，并将两派对抗的主题，烘托到了传统的江湖世界斗法的情节程序。

客观而论，李伯元所营造的江湖世界并无创新，乃是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对历史上江湖世界的再度想象而已。帝制时期的江湖指的是王朝制社会结构中的子社会系统。中国帝制时期的权力结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皇权，二是绅权，三是江湖。晚清时期，皇权和绅权皆出现松动，因此，江湖势力崛起与泛滥即为不可遏止之事。中国的江湖世界素有其独特的时代合理性和历史的尊严，它属于王朝法制社会之外的另类权力与价值裁决中心，江湖世界变相地反映了民众的另类民主诉求，其所蕴涵的特殊文化属性，素为民间人士激赏，甚至构成了民间乌托邦想象的至大渊薮。一种对抗官府的江湖世界，其实恰是草根百姓和千古文人内心深处渴求争脱等级秩序的羁绊并表达自己意志的虚幻化的代言世界。

《庚子国变弹词》把张武举虚构成了白莲教的人，可能是出于正邪观念搭配上的需要，并不符合史实。白莲教和义和团虽说有渊源关系，但仍有区别。尤其是义和团受到端王重用后，义和团几乎成了正统教派，仅在庚子年间，白莲教曾三次遭受义和团捕杀，刑场即为京师菜市口。路遥曾论述过白莲教。

白莲教创立于南宋初（1133年左右），其教义原是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并专念弥陀同生净土。但至元末，白莲教在发动红巾军大起义过程中，则倡言“弥勒下生”以取代原所崇奉的阿弥陀佛，又增以“明王出世”之说作为改朝换代号召，这对此后民间秘密教派产生重要的影响。至明中叶，新出现的众多民间教门，其教旨又大不同于宋、元白莲教。它们信奉无生老母，默念八字真言，鼓吹劫变观念，宣扬三世、三阳、三会与三佛轮流掌管天盘思想等等。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信仰已大大有别于以往白莲教，不宜再视它为白莲教。但事实上，明清时期有一些教门，如东大乘教（闻香教）、八卦教、收元教、混元教、天理教等，在其真言、咒语中仍隐含有弥勒应劫救世这类思想，有的更增以“牛八”之说，这同元末白莲教倡言明王出世旨在反元复宋、同寓反对异族统治之意并无本质区异。为此，明清以来不少文献记述中仍有称它们为白莲教或其遗支的，因为藉信奉弥勒而行谋叛活动己成为人们关于白莲教特征的共识。［1］

李伯元设定张武举这个人作为引线式出场人物，先就隐含了李伯元理解的正邪观念，并奠定了《庚子国变弹词》的情感和观念立场。张武举因杀人逃亡到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大营，即是典型的亡命江湖的情节选择。

况他本是白莲教，暗地江湖信息通，号召一声齐到了，其间有个大师兄，红灯为号朱为姓，道法高深众所崇，不但呼风能唤雨，降妖伏怪术无穷。当时武举知他到，欢喜于心笑满容。（白）当时那武举就留他在巢穴内居住，与他商议抗拒官兵之计。朱红灯说道：一不做，二不休，现在之事，总以收拾人心为第一要义。［2］705

中国历史上，民间想象中的江湖世界始终存在正义性和合理性，但在对抗官府方面，其独特的叛逆色彩和暴力主义倾向则时常为有识之士病诟。义和团在近代进入崇高化定位以前，一直属于民间想象世界里的江湖世界，因为民间联想有很庞大厚实的群众基础，而江湖世界和士绅集团所捍卫的儒学世界充满了紧张与对立，这便导致民众对义和团复活古典江湖世界的自然联想。四川《宣汉县志》曾记载义和团联络本地会党起事状况。

光绪二十二年，新宁县开县孝义会蔓延附近地方，……二十八年，新、开二县红灯教复炽，与二县接壤处乡民亦多从之。然县属影响，不如孝义之甚，即扑灭也。孝义会后知县吴述曾改为效逆会。先是哥老会，俗呼江湖，动辄寻仇报复，全省皆然，地方官严捕密拿，而不能已也。二县之民于是别立一会名曰孝义，其始盖婚丧等事互相庆吊而已，久之党多势盛，遂仇视哥老，几成燎原之势。后之所谓红灯教者，亦即孝义之遗，奸人乘之，授以神咒，饮以符水，使迷其性，其人即执戈向前，谓刀枪不伤，枪不能中，至死而不悔也。［3］

江湖世界素来充满非正统的文化基因，其所崇尚的秘教教义和暴力反叛因素都威胁到了正统势力和既有的权力秩序。正因为士绅集团对江湖集团的天然的对立态度，导致了李伯元笔下的江湖世界必然兼有丑陋、扭曲、邪恶特性，反映的是士绅理解的江湖世界的真实性。

武举闻言喜满心，即忙传令照他行，不知法术如何妙，说出之时笑煞人！说道师兄天降命，扫除异教辅皇清；神拳自古称无敌，专在人间打不平，可恨洋人来传教，必须灭尽始开心。师兄毕竟多能干，诸葛先生让几分。一派妖言混来说，愚民哄动信为真。（白）不料旬日之间，四方亡命之徒，不期而集者，已有八千余人。那武举见人心归顺，便与朱红灯商量，约期起事。［2］704

武举人和朱红灯联盟，渐朝抗命朝廷的方向发展，于是，独立于制度世界之外的江湖世界得以在《庚子国变弹词》中萌发。不过，李伯元始终以置疑之态对待他理解的江湖世界，弹词多次表示过对义和团巫术仪式的否定态度。

《庚子国变弹词》史学精神尚属饱满，而遵循历史真实性素为说唱文学的先决条件和艺术传统。但是，艺术创造和历史真实素有矛盾，不妨在《庚子国变弹词》中提出几条有疑虑的材料加以辩正，或可有利于澄清史学和文学的双重问题。

《庚子国变弹词》先就提到东昌府吃教的左姓人家。“由来吃教欺官长，拖欠钱粮莫敢征。鱼肉乡愚压邻里，出升入斗昧良心。”［2］703左氏恶贯满盈，惹恼了同村的张武举，两人闹出纠纷，对决的结果是左氏“聚众将他打，遍体鳞伤有血痕，武举此时心不服，连忙告状到衙门。县官见状心中想，左氏他原来是教民，此案下官不便问，劝其息讼转家门。”［2］703李伯元并未忽视打教斗争的暴力因素。

（白）那知姓左的自倚在教，挟制官长，反要重办武举，县官不敢不依，只得重复锁拿武举到堂，打了几板，以息左氏之恨。（唱）县官办事太通融，左氏居然占上风，懊恼输家张武举，官刑屈打恨重重。回家茶饭无情绪，思到其间怒气冲，此恨若还不报复，枉教人世号英雄。（白）不料那武举，本是白莲教中一个小小头目，自被官刑回家之后，切切于心，日夜报仇为念。（唱）越思越想气难平，号召生徒一众人，五百多名同日到，齐来门下拜先生。当时武举开言讲，从始至终说个明，五百余人多义气，连宵夜歃血便为盟。焚香礼拜齐明誓，伐鼓鸣金杀气生，号令一声拔队，团团围住左家门。（白）是日左氏一家尚在睡梦之中，猝不及防，被武举率领众人，破门而入。（唱）长驱直入势汹汹，左氏依然睡梦中，一阵喧哗惊吓起，毫无头脑眼朦胧。无人敢向前拦阻，又破房门好几重。如虎似狼人一众，人人手里握霜锋；冤家路窄难轻恕，刀起便教命送终。左氏一门都杀尽，纵教鸡犬也难容。自从破晓将人杀，直到三竿日上红，满地腥闻都是血，人头滚落地西东！（白）那武举看见左氏一门已经杀尽，心下念道，左王两姓，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常言道，斩草不除根，来春又要发，不如趁此机会，一网打尽！（唱）一不做二不休，他家岂可独容留？不如趁此将他灭，一泄胸中海样仇！号令一声齐动手，霎时又见血成流。复仇雪恨都完了。［2］703－704

李伯元记录的清平县，实为虚构，其名字很可能源于山东的临清县、清和县，以及直隶的广平府名字的虚拟性组合。《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说的那个张武举杀左、王两教民的事迹，有虚构的痕迹，亦有事实的影子。义和团早期的活动确实有武举参加，由于武举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这干人常是义和团起事时的领导人。

周锡瑞曾论述过武举起事案。1896年6月的大刀会首领即为武举庞三杰，庞三杰为富户，有地三百亩，属士绅阶层。庞三杰入大刀会的目的先是出于私利，目的在于对抗刘堤头大户人家刘氏家族，进而争夺官府放弃的官地——东湍土地。近代以来，地主阶层个别人物为达到个人目的加入贫民阶级的会党亦非奇事。周锡瑞论述刘氏属于在教家族。庞三杰召集百余山东大刀会员，住在“采邑”庞家林家，1896年6月16日，庞三杰率众袭击传教士驻地砀山县侯家社。以后，大刀会被清军和地方民团追剿。事件发生后，教会压力很大，庞三杰只好带家人入教，以避免进一步迫害。这件事很可能是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说的武举起事故事的历史背景，庞三杰则有可能是张武举的原型之一，但是，口述历史也提到过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另外几个武举，同样具有张武举原型的可能性。口述历史也曾回忆过这段历史。

赵三多在姫家屯，住在武举樊秉章家，在附近操银匠生涯，以为掩护，兼可谋生。有一天，樊武举来到赵家，词色仓惶，和赵咬耳密语。赵听毕即挥手催他的家属赶紧逃窜。事后才知道是武举樊秉章暗赴南宫向新军告密，并作眼线，出卖了赵三多，为的是自己脱个干净。赵三多当场被捕，押解到南宫，交给执法营务处处长倪嗣冲。赵入狱后，气愤绝食，瘐死狱中，时年六十五岁。赵尸已经埋葬，但又被剖棺戮尸，将其头颅挂于威县西关。……随后他又找到赵三多的徒弟等，设法盗头颅，在大家的协助下，终由赵三多的族弟赵三仁，把老赵的首级盗回。姫家屯告密的武举樊秉章，恐怕赵三多的党羽报仇，故意买好，将赵三多遗体结合一处，出资买棺装殓，暗埋在姫家屯。过了二年，樊秉章央人向赵家遗族关说，始将赵的灵柩运回沙柳寨，安葬在主茔西南角。赵三多死后，教民到处搜寻赵的族属。赵死后五年，风声渐平，其长子赵凤桐潜伏在家，后被逮捕，在曲周监禁年余，以后充军凤凰厅，从此音讯断绝，不知所终。［4］

这个武举樊秉章更像是士绅集团的成员，对义和团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可见，当年的武举具有两面性，对势力浩大的义和团并不想过分得罪，对洋教的跋扈又极为反感，这种态度基本符合义和团起事地区士绅集团的义和团观。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乱纪闻》曾经记载过武举参加义和团的事。

初涞水、定兴交界处，村民奉教者众。有武举某，相遇必怒色向之，而教民亦不之惧，两不相下，积嫌成仇。一日，该举人与教民某讼于官，不得直，罚令该举人出制钱四百千，酒菜二十席。该举人引以为耻，欲报之而苦无良策。会山东义和团方起事，闻有异术，于是破家倾产，聘数人至该村，教平日附从于己而能为出力者。此数人俨然以大教师、二教师、三教师等自名，诵咒弄鬼，焚香播神，几无虚日。教民直祸将及己，报于官，县令祝大令据报详禀上台，皆以为若辈徒自扰，何足为大患。［5］

武举参加义和团的事情，各种文献的记录互有交叉，仅可说明武举参加义和团确有其事，而地域名号和加入细节的记载略有出入。

路遥未曾提到李伯元说唱文学中说到的左王两家。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则说：“鲁西村民的好斗性格不能看作是对满清朝廷构成的固有威胁。但是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二章图三（图略）表格中山东各县文武举人的比率，或许有些好处。图中表明这些正统武举比率最高的鲁西各县，正是神拳出现的地方。”［6］可见武举比例高低和神拳出现的频率有一定关联。周锡瑞说：“在晚清，鲁西曾产生过大量武举人。武生员经常是华北平原乡村里最有影响的人。练拳在该地区特别普遍，它不仅是年轻人的一种消遣，同时也是不安分的乡村里一种看家护院的方式。但是，这些习俗不是异端传统，它作为鲁西农民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6］可见，这里记述到的两个教民确为华北地区众多教民仗势欺人的代表，而张武举则是以庞三杰为代表的武举势力的个例，并非武举的典型，原因在于武举属士绅集团，享有清廷既定特权，因此，他们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教，但绝非普遍现象，而如庞三杰那样冒死叛逆朝廷，更是特殊事件，不具典型性。李伯元之所以选择张武举作为主人公，最有可能的是还是出于近代知识分子对士绅集团的敬意以及对丧失受教育资格的普通民众的轻视所致。

武举具有尚武保家的职业性和传统性义务，因此，武举虽得朝廷恩惠，却和同为尚武组织的义和团有社会职能上的共同之处。武举素非反抗官府者，又非积极反对义和团的人，义和团时期武举的这种官团两依的双重性，决定了其在艺术作品中更适合扮演富有争议性的人物。联系到近代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基本态度就可以明了李伯元选择武举为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近代以来，剧作家创造的文学作品，仍沿袭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为主角的老路，这一方面出于对旧秩序的怀恋，另一方面依旧遵循了戏曲的传统取材方式和观众的欣赏习惯。李伯元以武举人为形象设计对象，反映了作家以贵取人、舍贱取尊的士绅本位立场。

晚清民教冲突由一系列规模较小的教案引起，呈积小成大、积水成潭之势。直东义和团兴起后，部分士绅出于各自利益之需参加了义和团，其中著名者除喜爱戏曲的渠成江外，还有其他的武举和武监生，如沧州地区青县武监生郑升平即曾在家设坛。武邑前丁庄拳首丁老连为武秀才，阜城城南临镇拳首赵斌是武举人。［7］《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记录的乡村民教冲突以武举纠纷案为引子，突出的是弹词的传奇色彩和暴力内涵，弹词的开头选择张武举为反教一方的代表，恰是为数众多教案中的一件事。《庚子国变弹词》张武举的形象集中了很多类似以武举人为代表的士绅的精神和行为共性，具有代表性。张武举人的形象不仅担当起弹词必要性情节过度的功能，还增强了弹词人物体系阶层差异性维度，并为弹词提供了江湖背景下的尚文基因。张武举形象因此成为弹词亮点。

［1］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历史研究［J］.2002（5）：53－54.

［2］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M］／／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072－1073.

［4］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M］.山东：齐鲁书社，1980：309.

［5］［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乱纪闻［M］／／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13.

［6］［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47.66－67.

［7］徐建平.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历史档案［J］.2002（3）：105.

Civil Service of Martial Art in Boxer Rebellion Lyric

LU Yun－ti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Normal University of East China Shanghai 200241，China）

Boxer Rebellion Lyric has molded of a series of images of uncommon people，including Boxer Rebellion Lyric l.Zhang Martial who Li Bo－yuan designed is obviousl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y people from all corners and he defected to Zhu Hong－deng for murder，which does not meet the real living condition of Martial ar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Li Bo－yuan＇s design was to highlight special background of Zhang Martial，in order to avoi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mbarrassment that a person from the lower class was promoted to be the group leader，which reflects the writer＇s gradation bias.Boxer Rebellion Lyric said that the rural villagers＇religion conflict began with the dispute of Zhang martial and it highlighted the legend and the content of violence of Boxer Rebellion Lyric.The beginning of Boxer Rebellion Lyric selected Zhang Martial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nti－religion，which is just one of hundreds of religion movements，and the image of Zhang Martial reflected many images of mart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ch as Pang San－jie and Fan Bing－zhang.Zhang Martial represented mental and behavioral commonalities gentry rather than group interests.All corners world that Zhang Martial brought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rue nature of folk imagination in Boxer Rebellion Lyric and the image of Zhang Martial，for his background，became the bright spot of Boxer Rebellion Lyric.

Boxer Rebellion Lyric；The image of Zhang Martial；The type of uncommon people；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from all corners

【生态文明研究】

K 256.7

A

1671－6973（2012）02－0067－04

2011－03－10

路云亭（1967－），男，山西长治人，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后.

闫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