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前排中）主张大放淤。他曾到黄河中游考察，不主张用巨额投资修建大型拦泥库或者将黄土送入渤海，认为必须水沙统一利用。他主张从河源到河口，干支流沿程都应引洪放淤，灌溉农田，把泥沙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接上期）

第三天下午，一位年近七旬老者的发言更是一石击破水中天：“依我看，现在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国有句老话：有物则成。黄土下泄是黄河的必然趋势，决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如果只满足于主观愿望，固守河道，必然不会成功而是失败。因此，我认为，现在就应炸掉三门峡大坝，恢复黄河原来的形状，最终让黄河下游进行改道！”

炸掉三门峡大坝，让黄河改道！这位老先生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众人愕然，有人忍不住在下面“叽叽喳喳”地开起了“小会”，更多的人在惊诧之余把目光投向了坐在老者身边的周恩来（这天下午，周恩来是第一次来到会场听取代表发言，恰恰发言者就是他身边的这位老者）。但见周公神态如常，风雨不动安如山！当这位老者念讲稿时有的字念错了或者看不清，周恩来还不时纠正提示。

这位语出惊人的老者叫杜省吾，时任河南省科委副主任。杜省吾出生于1895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革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地区开展工人运动，任哈尔滨特委代理书记，曾两次被日伪军警逮捕，获救出狱后转至冀鲁豫边区工作。杜省吾于1949年开始接触水利工作后，便对黄河一往情深，直到1972年逝世。为了研究黄河，他读了不少古书，并徒步考察了黄河下游，对于多泥沙河流运行之规律、古今治河之成败得失、人与河流之关系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撰有《黄河历史述实》一书。

接下来，是“长办”主任林一山发言。

林一山的经历与王化云相仿，但更富传奇色彩。二人都是在大学时参加革命，后来分别成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机构的“一把手”；“文化大革命”时都靠边站，成了被揪斗的对象，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解放”出来；都不是水利科班出身（林学历史、王学法律），却凭着过人的天赋和刻苦钻研精神分别成为“长江王”、“黄河通”。

1911年，林一山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早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和胶东游击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市长，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等职。1949年南下途中，作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的林一山，奉命在南京接管了国民政府的“扬子江委员会”。行至武汉，正逢长江大水，林一山放弃了赴广西给张云逸（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当助手（第一副主席）的机会，成了新组建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掌门人”。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林一山硬是在迷蒙复杂的长江治理上趟开一条道路，成为著名的水利专家，在水利科技人才济济的长委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53年2月，林一山跟随毛泽东在“长江”号军舰上度过了三天三夜的难忘航程。在与林一山的一番“指点江山”中，毛泽东惊叹于林一山对长江情况的了如指掌，称他为“长江王”。这次会议之前，林一山曾专程到黄河中游考察。现在，“长江王”要对黄河的事情“说三道四”，他能有什么高见？

“我认为，用巨额投资修建拦泥库或者将黄河水沙输入海都是不合道理的。黄河规划必须是水沙统一利用的计划，黄河治理必须立足于‘用。”林一山说，鉴于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加剧水患，而水土保持需要很长时间且不可能完全拦住泥沙，为什么我们不在大河上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把泥沙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呢？当前，就应积极试办下游灌溉放淤工程，为群众的引洪淤灌创造条件，逐步发展，以积极的态度吃掉黄河的泥沙。自古以来，不论是黄河上游还是下游，引洪淤灌都产生过十分明显的效果。如果通过发展放淤灌溉，使大堤内滩地淤积抬高的速度超过河床上升的速度，那么，黄河不就成了“地下河”了？这直接关系黄河的规划方针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大胆创造的革命精神。

最后，林一山还不无浪漫地描绘了“大放淤”后的景象：……华北平原一片江南景象，下游黄河只剩下被防沙林紧密笼罩起来的干河槽和几个被海潮荡得模糊不清的河口，除了研究河流发育史的地理专家偶然来到这里外，再也没有人注意它的变化了……

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纵横捭阖的鸿篇大论一出，一下让与会者瞪大了惊诧的眼睛：好一个大胆的放淤论！

还有一位省级大员，虽然没有发言，但他留给周恩来的信中表明的意见同样火星四溅，震撼着与会者的魂魄：“宁可淹掉关中，也要救下游！”

出此猛语者叫刘开基，山西沁源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分管农业和水利工作。这位扛长工出身的老革命曾因战功卓著、工作出色获得过“抗日模范县委书记”殊荣。新中国成立后，刘开基担任山西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水利工作20多年，组织领导修建了汾河水库、文峪水库和黄河天桥电站等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三晋大地的“实干家”、黄土高原的“活龙王”，多次受到周恩来的赞扬。“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开基受到批斗。周恩来闻讯后，两次质问山西省有关负责人：“刘开基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工作？”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刘开基成为山西省级领导干部中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人。刘开基是三门峡工程的坚决支持者（三门峡工程的修建，明显减轻了黄河西岸山西地盘的压力，故山西上下无不举双手赞同修建三门峡工程，原则性极强的刘开基当然会和山西省保持一致）。会前，当他听说有人主张炸掉三门峡大坝时，禁不住怒火中烧。及至会上，当他听到杜省吾公开鼓吹炸坝时，急得他一边听，一边摇头，中途借省里有事相商，拂袖而去。临走给总理留下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宁可淹掉关中，也要救下游”（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此举令周恩来大为不悦，心说你刘开基也太自以为是了，听不得反面意见，真是岂有此理。在会议总结讲话时，周恩来毫不客气地点了刘开基的名：“这位副省长很不逻辑，我还要和他辩论呢！”

后来，人们幽默地给发言者的不同主张戴上了“某某派”的帽子。比如，对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没错、不同意改建三门峡的，称之为“不动派”；对强调黄土下泄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力主炸掉大坝的，称之为“炸坝派”；对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称之为“拦泥派”；对提出“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的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的，称之为“放淤派”。

再后来，经周恩来批准，由“拦泥派”的代表王化云、“放淤派”的代表林一山挂帅，分别试验研究。王化云组织一支人马转战黄河中游，调查了渭河下游及陕北、晋西南群众拦截泥沙的经验，查勘了黄河中游支流拦泥的坝址，提出了在三门峡以上修建干支流拦泥库和拦泥坝工程的方案。为了检验拦泥库的效果，他们还派一支人马在甘肃巴家咀水库（位于泾河支流蒲河的中下游，是甘肃省于1958年9月动工兴建、1962年基本建成的一座库容为2.57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水库所控制的流域为水土流失严重区，年输沙量达2420万吨）旁扎下营盘，开展拦泥坝试验。林一山则带领“长办”规划组奔赴黄河下游的豫、鲁两省，沿河进行调研试验，希望通过大搞放淤在稻改上寻找一条治理黄河的新路子。林一山还在山东省梁山县陈垓引黄闸搞起了远距离输沙试验。正当王化云、林一山各率人马摆开战场试验研究正酣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刮来了，双方只好草草收兵。而“河官”王化云和“江官”林一山，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声浪中，一个被戴上“黑帮分子”的高帽游街示众（同时还有罚跪挂牌、拳打脚踢、“坐飞机”等“待遇”），一个被以冠以“叛徒”的罪名囚禁在一间阴冷潮湿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同时还要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和吊打）。1970年前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化云和林一山先后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

辩驳，争论，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谁都觉得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谁都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整整“吵”了十几天。

历时两周的会议，周恩来共9次到会听取代表们的发言。意见相左、各不相让，虽有偏颇、亦含灼见。不管发言者情绪如何激动、嗓门吊得多高，意见多么刺耳、是对还是错，周恩来都非常沉静，洗耳恭听，不打断任何人的发言；偶尔插话，也是引导与会者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辩证地看问题。周恩来还让秘书发给每位与会代表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要求大家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治黄问题。

我们不能不为与会者的敢言、直言而拊掌叫好，我们不能不为会议呈现的浓郁民主气氛而击节叹赏——真是“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啊！我们也非常钦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钦佩他的民主风范，钦佩他的从善如流、大肚能容——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这次治黄会议，气氛之活跃、思想之解放、争论之广泛，在中国治黄史上堪称空前。这除了全国人民关心黄河、强烈要求解决三门峡问题外，与当时大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向好不无关系。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带头做了自我批评。接着，“反右”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不少同志得到了平反或“摘帽”。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显然，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这次治黄会议上“百家争鸣”大论战局面的出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的时候，周恩来因忙于国事，未能到场倾听。为此，他专门派秘书到王、林住宿的和平宾馆分别征求意见。即使这样，周恩来还不放心，会议结束的前一天（12月17日），他又召集开了个小会，面对面地听取王化云、林一山等人的意见。

据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一书回忆：我和林一山又把各自的观点给总理复述了一遍。我还是“上拦下排”，林主张“大放淤”，两种观点大相径庭，相持不下。总理转而征求其他三位的意见。钱正英坦率地说：“现在黄河是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一家是拦泥，一家是放淤。共产党员在总理面前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同意放淤观点。”总理又问惠中权（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说：“水土保持还是有作用的，我同意王化云的意见。”这样，场上形成了“2:2”的局面，只剩下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的一票。王光伟说，他对治黄业务上的事情不清楚，不好表态，便投了“弃权票”。对此，总理说：今天暂不作结论，我看王化云的意见是修修补补，林一山的观点是浪漫主义……你们可以按各自的观点作出规划，明年开会再讨论。

12月18日晚上，周恩来作总结讲话。他神态平和而自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目光灼灼，仿佛要把满天的乌云划开一个缺口。连日来，他一方面虚心听取各方面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一方面深思熟虑、权衡轻重、审度利弊，终于形成了较为清晰明确的思路。“没有讲稿，手里只有一份提纲，一连讲了几个小时”。

周恩来说：“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会议，离不开北京，只好通过会议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话语中透出不能亲临黄河调查研究的遗憾和无奈，也表达了向与会专家虚心求计问策的恳切与期待。

周恩来还说：“1955年，我们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好像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是全对还是全不对，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黄河治理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将近15年了。但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还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周恩来辩证地分析了黄河三门峡工程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各家治黄主张和由此展开的争论，提出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思想：“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

关于三门峡工程，周恩来一一回答了各家争论的问题，明确提出“确保下游，确保陕西”的原则，并拍板决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

对于“炸坝”观点，周恩来说，我不赞成“炸坝派”听其自然的治黄思想，但对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是赞赏的，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主张，周恩来说，“改建有利于解决问题，不动就没法儿解决问题”，“当前的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肯淹关中”，“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看不到中游发生的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绝不是几千万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么回答呢？”对于“拦泥”的设想，周恩来说，“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水库来不及，而且拦泥水库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五年内国家哪有那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那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说到这里，周恩来剑眉一扬，态度坚决地说，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

周恩来的讲话，胸怀大局，鞭辟入里，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而且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与会者无不心悦诚服。讲话后，周恩来又一一征求了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看到大家认识统一了，周恩来的眉头舒展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会议决定：对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本身暂不作结论，只确定了对三门峡大坝进行“两洞四管”的改建——即在水库大坝左岸增建两条直径11米的泄洪排沙隧洞，并将原水电站5～8号机组4根直径7.5米的发电引水钢管改建为泄洪排沙管，以加大泄洪排沙流量，解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

后人对这次治黄会议评价颇高，称它是当代治黄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不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而且在黑夜里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指明了治黄大业的方向。

(二)起死回生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另一句叫“逼上梁山”。

为了冲出黄河泥沙的重重围困，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三门峡大坝，不得不走上了艰难的改建之路。

按照1964年年底北京会议确定的方案，三门峡大坝第一次被推上“手术台”，进行“两洞四管”的改建“手术”。工程自1965年1月开工，至1968年8月全部竣工。

“两洞四管”投入使用后，三门峡水库在315米水位时，泄洪能力由3084立方米每秒提高到6102立方米每秒，泄流排沙能力大大增强，库区淤积速度大为减缓。

“手术”后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仍嫌不足，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在淤积。1968年夏，淤积严重的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渭河下游平原又成汪洋泽国。

改建“手术”尚未成功，“医生”仍须努力。

1969年，正值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期，为稳定全国混乱局面而呕心沥血、苦苦支撑的周恩来，仍牵挂着“病中”的三门峡工程。由于分身乏术，这年6月，周恩来委托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在三门峡召开“四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沿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有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商讨三门峡工程的进一步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的对策。会议确定了“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实现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的改建原则，决定打开1～8号底孔（要求下泄流量增至1万立方米每秒），并利用1～5号机坑安装5台单机容量为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实现低水头径流发电。

于是，三门峡大坝又一次被推上了“手术台”。

为了加强三门峡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现场去，学以致用，参加解决三门峡改造的攻关研究。1971年1月的一天，周恩来对即将奔赴三门峡的清华大学水利系部分老师说：黄河的泥沙问题研究得怎样了？要把黄河泥沙整个情况摸清楚，沙从什么地方来，淤在哪里，怎样处理，这是你们去三门峡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改建工程自1970年7月开始，至1973年12月完成。将原来的8个施工导流底孔打开，改建为永久性泄水排沙孔。同时，将1～5号发电机组进口高程下降13米。1973～1978年，陆续安装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5台单机容量为5万千瓦的低水头发电机组，实现了发电生产。

在第二次大改建中，复杂的“手术”过程催生了一批技术革新成果，如“三门峡枢纽改建与泥沙处理”、“混凝土爆破开挖技术”、“大型预制钢筋混凝土发电机风罩”、“大型水电站机组设备快速安装技术”等，分获国家和有关部委科技奖项。

1974年下半年，重病中的周恩来还惦记着黄河的治理，多次询问：三门峡改建后的效果怎么样？三门峡的泥沙问题是不是解决了？1974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的消息，重病中的周恩来听到后，有点儿将信将疑。正好这天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便要纪登奎打电话给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问一下“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是否属实”。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沉重的挫折，惨痛的教训，让周恩来对黄河的治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尤其是对三门峡工程，更是心有余悸。

经过两次大的改建，三门峡水库在315米高程的泄洪排沙能力增至10000立方米每秒，再加上“蓄清排浑”运用方式发挥的神奇效果，水库实现了年内泥沙冲淤平衡的良性循环。335米高程以下库容得以恢复并长期保持在60亿立方米左右，潼关高程保持稳定并有缓慢下降趋势（1986年以后，潼关高程再次升高，是因为黄河上游众多水库建成后，来水来沙条件的异变引起的，与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无关）。

在黄河这条多泥沙的河流上，人与沙的较量还远未结束。经过两次改建“大手术”，恢复功能仅10年的三门峡水库，其新增的“消化系统”——泄洪排沙的孔洞又出现了新的病症：1～8号底孔泄洪洞在高含沙水流的冲击下严重磨损，尤其是闸门槽，破损不堪，启闭困难。

“病人”的病情出现了新的情况，这虽然是坏事，但也给那些“医生”们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

经过水利专家的“会诊”发现，要使泥沙俱下的黄河水平平安安地从三门峡大坝“穿肠而过”，必须及时治愈泄水洞管的“肠道溃疡”。

1981年3月，三门峡水利枢纽水工建筑物加固处理（又称“泄流工程二期改建”）工程上马。

改建伊始，就有“拦路虎”挡住了去路：底孔大修及门槽改建，需要有40米以下深水作业的保障措施——既要保证水库正常调度运用，又要创造干地施工条件，还要确保施工安全。面对这道国际性的技术难题，有人曾悲观地断言：“坝前非汛期蓄水深度达40米以上，汛期又有洪水，要在这里筑堰拦水，那简直是夺取‘龙宫大战，只是幻想……”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为了擒下“深水作业”这只“拦路虎”，1983年才成立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会同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水电十一工程局等单位联合组织开展了科研攻关。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1984年的金秋十月，将奉献给人们怎样的丰收惊喜呢？

在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后，一块块“硬骨头”终于被科技人员“啃”下来了。10月17日，高41米、重84.4吨的庞然大物——“特种软模混凝土支座钢叠梁深水围堰”（简称“特种深水围堰”）缓缓沉落在三门峡坝前2号底孔闸墩上。经过106天的考验，放置在水下40米深处的钢围堰堰体结构稳定，软膜混凝土支座可靠，止水效果良好。

欢呼声和鞭炮声又一次在秋高气爽的三门峡谷中响起。

满眼血丝、满怀疲惫的攻关勇士们大多喜极而泣。年轻一点儿的，乐得一蹦三尺高。

晚上，心中盈满兴奋的三门峡管理局的一班领导成员为功臣们摆了几桌庆功宴，一些平时很少碰白酒的人也破例开怀畅饮。

这个秋意浓浓的夜晚，整个三门古峡被浸满丰收硕果的美酒灌醉了。

这座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特种深水围堰”，以其结构新颖、制作安装和拆卸方便、节省费用等特点，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1985年10月，这项国内外首创的科研杰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有了“特种深水围堰”这个法宝，“泄流工程二期改建”便一路顺风地驶向了胜利的彼岸。经过几年的努力，相继优质、高效、安全地完成了1～8号底孔大修及斜门槽改建和斜门制作安装等工作，使水库闸门启闭时间大大缩短，实现了防洪运用的重大突破。

“当时感到压力最大的，还是防汛。蓄清排浑搞了十几年，很成功。库区泥沙问题解决了，但工程泥沙问题又成了新的焦点。”时任三门峡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参与主持“特种围堰”研制的吴柏煊老人回忆道：“经过由三个单位组成的精兵强将的联合攻关，终于研制成功了‘特种深水围堰，为后来的底孔大修及其门槽改建施工提供了可靠保障。泄流二期改建完成后，枢纽的防洪运用和安全度汛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谈到那段峥嵘岁月，吴老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经过参建各方的团结努力，先后完成了三门峡枢纽1～8号底孔大修、张公岛导水墙加固处理、两条隧洞冲坑及底板补强，又陆续打开了9～12号施工导流底孔。

目前，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泄洪设施包括：2条隧洞，12个深孔，12个底孔，1 条钢管，形成了不同进口高程的27个孔洞。当库水位在315米时，泄洪能力达到9701立方米每秒（加上发电机组过流能力，可达10096立方米每秒）。

通过扩装6号、7号发电机组和对1号机组实施增容改造，目前，三门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41万千瓦。汛期浑水发电试验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一次又一次的“手术”，硬是将濒临死亡的三门峡工程拯救了过来。再看三门峡大坝，就像患了尿毒症的病人，身上插满了透析管（洞）子。但不管怎么说，“命”总算是保住了！

伴随着三门峡的两次改建，水库的运用方式也从“蓄水拦沙”变为“滞洪排沙”，再变为“蓄清排浑”，直至现今的“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这种运行方式的革命性调整，遵从了黄河水沙运行的自然规律，使大量泥沙得以排出水库。

不气馁，不灰心；不抛弃，不放弃。

经过两次大的改建和运用方式三次大的调整，三门峡水库终于起死回生——不仅基本实现了泥沙的冲淤平衡，而且使水库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逐步发挥显著的综合社会效益。

凤凰涅槃！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恩来曾这样为毛泽东的这两句诗作注解：“首创的人，没有等到事业的成功，也就是看到别的花开的时候它谢了”，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怀，“你首创，但不一定自己能享受”。

我想，假如周恩来总理地下有知，听到三门峡改建大获成功的喜讯，他一定会心花怒放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