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连载4）

靳怀堾

（接上期）

（二）黄河亮出“泥沙之剑”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的警语，在100年后的黄河三门峡工程上应验了。

正当人们为“黄河清”而欢呼雀跃、为“三门湖”的碧波荡漾而流连陶醉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风平浪静、貌似温柔多情的水面之下，古老的黄河正凭借骨子里深藏的顽性积蓄着向征服者报复的力量，它要惩罚人类对它的轻慢和好大喜功——亮出的是杀伤力极强的“泥沙之剑”。

“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沙”。现代科技精确测出，黄河水每立方米平均含沙量为37公斤，支流最高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700公斤——那已不是水，而是黏稠的砂浆。本来，这些泥沙要顺流而下，一部分滞留在下游河道中，一部分伴着激流奔入大海。但现在，三门峡大坝拦腰挡住了泥沙的去路，它们只好极不情愿地在水库中停下了前行的脚步。泥沙在三门峡水库中聚拢着、裂变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集合成一股强大而又无比凶悍的力量。但表面上看，聚集的泥沙却没有震耳欲聋的咆哮、声色俱厉的发威，简直就是若无其事、不动声色。

黄河在示弱，这其实更可怕！

1961年2月9日，三门峡水库蓄水位达到332.58米。请记住这个“332.58米”的蓄水位，因为这个水位是三门峡水库大坝绝无仅有的历史最高水位。

本来，按照设计，三门峡蓄水位要达到340米。但只蓄到332.58米，便不得不戛然止步。原因很简单，即三门峡水库蓄水不过一年半（1960年9月～1962年3月）的时间，“淤积的泥沙”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

——15.3亿吨泥沙蜂拥而来，93％的泥沙“只进不出”，淤积在三门峡至潼关的峡谷中，“水库”变成了“泥库”。

——自坝址西行114公里，就是自古以來的战略要地潼关。此地地理形势极为独特，原本由北冲奔而来的黄河在这里受到华山的阻挡，拐了一个近90度的大弯折向东流；而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自西而来，也正是在这里东注黄河（渭河与北洛河在潼关附近汇入黄河，形成15～20公里宽的汇流区）。黄曲渭直，渭河入黄流路向来比较顺畅。但黄河潼关断面仅有1000米左右，是个狭窄的卡口。由于泥沙淤积，潼关卡口被迅速淤高（河床高程从323.40米迅速攀升到328.07米，一下抬高4.67米），形成一道不易冲开的沙坎——“拦门沙”，挡住了渭河和北洛河注入黄河的去路，使渭河、北洛河下游河底迅速抬升，加之黄河洪水顶托倒灌，渭河下游的防洪形势骤然紧张起来。1961年10月下旬，渭河发生了一场不大的秋汛，华县水位337.84米，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淹没耕地25万亩。

——三门峡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猛烈地冲刷下游河床，造成主河槽改道、滩地崩塌（其中最严重的是花园口至高村段，约有200平方公里的滩地崩塌）不说，还卷起河底的层层泥沙，行至郑州，河水浑浊不堪。

“黄河规划失败了！”“三门峡大坝要被炸掉了！”……一时间，舆论大哗，沸沸扬扬。人们对三门峡的看法一下从巅峰跌到了谷底。

1962年3月20日，乍暖还寒的中原名城郑州一点儿也看不到春姑娘的影子，不久前刚刚袭来的一股寒流让市民又换上了冬天的棉衣。北风卷着寒流也浸入了参加水电部组织召开的“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讨论会”代表们的心中。冰冷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放弃“黄河清”的梦想。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原设计的“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除发生特大洪水和凌汛期，汛期打开闸门敞泄，让洪水穿堂而过。

当月，国务院批准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

新的运用方式实施后，三门峡至潼关库区泥沙淤积有所减缓，渭河口“拦门沙”逐渐冲出一道深槽。但由于水库泄水使洞底槛过高，低水位泄洪能力不足，大部分泥沙难以带走，水库淤积照旧，库区“翘尾巴”现象仍在继续。

这时，人们想起黄万里当年提出的“大坝施工时一定要留下施工导流洞不堵，以便日后排沙之用”的建议。无可奈何的是，因建设时苏联专家的坚持，这些导水洞都被混凝土堵得严严实实。

为了破解这道复杂的“多元高次方程”，水利部两次召开会议研讨解决办法；但对是否要增建泄洪排沙设施及增建规模，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只好继续做研究试验工作。

事情又拖了一年，时间却毫不留情，泥沙淤积势态急剧发展，情况日益恶化。

1964年，老天爷又来帮倒忙，黄河“丰水丰沙”（来水675亿立方米，来沙24.2亿吨），让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量突飞猛进。

到了1964年10月（水库运行不到3年），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总量已达47亿吨（为进库沙量的45％）。原设计330米水位时，库容为59.5亿立方米，此时仅剩下22亿立方米，损失3/5。与此同时，不但水库淤积的态势难以遏制，而且非汛期排沙也加剧了三门峡下游黄河主河槽的淤积。

水库“翘尾巴”越来越厉害，潼关高程还在抬高（1969年汛前，潼关高程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328.70米），库水倒灌渭河、北洛河更为严重。1964年、1966年、1967年都发生了倒灌。尤其是1967年夏季，黄河大水，将渭河河口段近9公里的河床全部淤塞，抬高水位2.5米，淹没耕地30万亩。

更为严重的是，渭河淤积快速发展，末端最远达到高陵县耿镇附近，距古城西安只有30多公里。黄河之水沿着渭河逆流而上，大有逼近古城西安之势。

西安市的一位领导不无幽默地说：“三门峡水库这样运用下去，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坐在西安城墙上洗脚了！”

为了减淤，不得不降低水库水位运行。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披红挂彩工作不到一个月，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后来，这台可怜的发电机组被拆迁到湖北丹江口水电站去，才实现了“下岗再就业”。

我们暂且放下水库建成后因泥沙淤积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说，单就工程本身而言，就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旅德著名学者、环保专家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一文中写道：

（三门峡水库）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来支持三门峡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外国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獲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最初的大坝设计方案和实际运行效果南辕北辙，高坝大库、蓄水拦沙、黄河变清，全都成了梦幻的泡影、美丽的奢望。

任何一座水利工程的修建，都是利弊并存的，三门峡水利工程自然不会例外。只是没想到，三门峡工程的弊端会如此之巨大，挫折与打击来得如此之迅猛，让人大出意料，让人措手不及，让人苦涩无奈。这时的三门峡水库已被黄河亮出的“泥沙之剑”逼到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 殃及池鱼

“由于修坝拦蓄洪水，中游现在正在受鲧的危害。所以，知道上游的苦，也要知道下游的苦……你们把泥沙看得太容易了。实践证明，泥沙还得有出路。位山枢纽扒掉，省委、省人委（省政府）思想要通！王化云虽然主张位山破坝，但不同意三门峡修洞向下排沙，把陕西人请来就把人家驳倒，难道这不是河南观点？我就不理解。总之，三条路，上边留，下边泄，中间分，水和泥沙都得出去……”1962年11月5日，中南海西花厅国务院会议室。在审定黄河位山拦河大坝爆破方案的会上，周恩来发火了，严厉的批评声震撼着每位与会者的心。

熟悉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但对工作却要求非常高、非常严，如果谁做错了事情，他批评起来是不讲情面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许多人都很“怕”周恩来，“怕”他的认真细致，“怕”他的明察秋毫，更领教过他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你签了字，问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对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是不允许的！”……

这一次周恩来发脾气，是因为黄河上接二连三传来坏消息，直接的导火索是两年前国家投资1亿多元、河南省数十万民工流血流汗建起的位山拦河大坝就要遭废弃、被炸掉。

追起根来，“祸头”还是三门峡。

原来，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许多人也随着政治热度的升温而头脑急剧发热，感觉“根治黄河，指日可待”，在《关于根治黄河的报告》中豪迈地提出：要用3～5年的时间，在黄河干支流上兴建30多座大中型水库和一批小水库群，建成水库网系，其中下游的花园口、位山、泺口、东坝头、彭楼、王旺庄等6座枢纽工程，即是这个“网系”中的重要成员。

很快，在“大跃进”的激越号角声中，黄河花园口拦河大坝（闸）、位山拦河大坝（闸）先后耸立在黄河之上。

花园口水利枢纽（又名岗里水利枢纽）是黄河下游干流上建起的第一座拦河壅水工程，位于京广铁路桥以下8公里处，南岸为郑州市郊岗李村，北岸为武陟、原阳两县交界地带。工程于1959年12月开工，1960年6月完工——“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半年之内便以惊人的速度大功告成。

应该说，花园口水利枢纽建成运用后，在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时段，的确发挥了灌溉供水和改善这一河段溜势的作用，并对减轻京广铁路桥桥基的冲刷有一定的好处。

位山水利枢纽坐落于黄河下游由宽入窄地段——左岸处在山东省东阿县位山附近。按照位山水利枢纽的总体规划，工程包括拦河枢纽（有拦河坝、拦河闸、水电站、船闸等建筑物）、东平湖水库（围坝、进湖闸、出湖闸、出湖电站、出湖船闸等建筑）、北岸引黄灌溉工程（引黄闸、电站、沉沙池、分水闸、防沙闸等建筑物）三大部分。其中，东平湖水库古称蓼儿洼、大野泽、巨野泽、梁山泊、安山湖，是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发生地。北宋时，这里形成了一片以梁山为中心的烟波浩渺的水面，号称“八百里水泊”。宋江等上万名绿林好汉啸聚于此，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演绎出一场悲壮的大戏。后来，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水面日益萎缩。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走今道后，东平湖一带沦为黄泛区，黄河隔三差五便在这里倒灌分洪。位山枢纽工程自1958年5月开工，至1960年5月，主体工程相继建成，拦河闸开始关门壅水。

不幸的是，因上游“龙头老大”的三门峡“蓄水拦沙”成为黄粱一梦，洪水泥沙被迫重新下泄，新建的拦河大坝严重壅水淤沙，堵住了“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去路。位山枢纽自投入运用到1962年年底的两年多时间，拦河闸以上的河道共淤积泥沙3800万立方米，河床平均抬高30～40厘米，是整个黄河下游河道升高速度的3倍多。于是，“短命”的厄运不可逆转地降临到它们身上——

1963年7月17日清晨，4822米长的花园口拦河大坝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化为尘埃。

5个月后（12月6日），位于花园口下游的位山拦河大坝也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沉入历史的长河，黄河回归老河道。炸坝后，拦河枢纽其他建筑失去作用，被封堵废弃；东平湖水库被改为二级滞洪运用湖泊，与黄河分离，为此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程；北岸引黄工程也因不再依靠壅水引灌而脱离位山工程体系，另立门户，单独运用。

算起来，这两座拦河大坝从诞生到消亡，还不到3岁。犹如两道绚丽的彩虹、两朵美丽的昙花一般，它们只在人们的眼前晃了一下，便倏然消失了。

与此同时，正在建设中的泺口枢纽、王旺枢纽也被勒令停建，成为永久的“烂尾工程”。

至此，包括已停建或者炸毁的其他几座拦河大坝，连同声势浩大的黄河下游开发行动，无不翻身落马。

据知情者说，当年为了修建上述4座枢纽工程，国家直接投资2.33亿元。其时，中国正值饥荒之年，挤出这笔巨款实属不易。至于在一场场千军万马大会战中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的群众的劳动付出，也无不随着黄河的波涛一起，叹息着付诸东流。

花园口拦河大坝（闸）爆破前几天的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从黄委大院驶出，朝着郑州北郊花园口方向开去。正值盛夏时节，天气闷热。坐在吉普车里、想最后看一眼那座短命大坝的王化云满脸阴霾、心事重重，一句话也不说。两年来，由三门峡工程引来的“黄河风霜”接二连三地打来，让这位“首席河官”一下苍老了许多，平时明亮有神的双眸变得暗淡呆滞，嘴唇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燎泡。

到了花园口，司机猛地一加油门，吉普车喘着粗气艰难地爬上了黄河大堤，接着拐头西行4公里左右，便到了岗里。透过车窗，但见在通往拦河坝的道路上，运送爆破器材的汽车往来穿梭。花园口拦河坝周围戒备森严。许多工兵戰士正在大坝上精心布设孔位、安装炸药，紧张有序地做着破坝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眼前的“繁忙”让王化云的心如同灌铅一般，脚步缓慢而沉重。来到坝前，陪同察看的花园口工程局破坝施工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他：这次破坝，需要炸药204吨、资金50万元。

听到这话，王化云的心中更是壅满了苦涩和悲凉。万万没有想到，一座原本要为豫东、豫北和冀中地区近亿亩农田灌溉大展身手的拦河大坝，如今却要被炸掉。云泥之变，着实让王化云难以接受。恍惚间，他耳边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巍峨的长坝化作了灰尘碎片……“完了，完了”，王化云喃喃着，身躯战栗，脸色煞白，整个身心仿佛也随着爆炸声一起粉碎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噩梦般的幻觉中回到现实中来，但心仍然被痛苦撕咬着：难道新时代的治黄大业就此折戟沉沙，黄河痼疾真的无药可医了吗？！

有泪，在王化云的眼眶里打转。

回到黄委机关后，王化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许久没有出来。他在笔记本上沉重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必须承认，前几年我们的头脑确实发热，主观片面，对黄河的自然规律研究不够，对治理黄河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提出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

亡羊补牢

（一）周恩来会同水利专家为三门峡“把脉开方”

毛泽东曾说过“三门峡实在不行，就把它炸掉”的话，虽是“最高指示”，但那是一时的气话，不可当真。

气话归气话，问题还是要解决。难道真的让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的“黄河第一坝”就这样淤积下去、最后在泥沙面前缴械投降了吗？

向泥沙宣战。

拯救三门峡在行动。

其实，三门峡出现问题后，心中伤痕累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都在反思，都在苦苦地寻求着“解”。

在中央高层，对水利、对黄河、对三门峡工程关注最多倾注心血最多的，无疑是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972年11月21日，在一次研究葛洲坝工程的会议上，已身患癌症的周恩来饱含深情地说：“20年我关心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天（卫星上天），一个是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然是外行，也要抓。”他又说：“水利比上天难，治水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还必须通过技术途径去解决。”

从1946年领导黄河“堵口归故”的斗争为开端，周恩来便与黄河结下了割舍不断的特殊情缘。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下令扒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企图“以水代兵”，用黄河波涛阻遏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酿成了黄河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人为大决口，也制造了一个苦难的代名词——“黄泛区”，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89万人被淹死和饿死，近400万人流离失所。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黄河故道两岸展开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并在故道所经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样一来，黄河南流8年中，群众在故道中开辟田园、建设村镇，居民已达40万人。同时，故道堤防在战争破坏和风雨侵蚀中，已失去了抗御洪水的能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忽然提出：堵复1938年扒开的黄河花园口，让黄河回归决口之前的河道（其实，蒋介石集团打“黄河归故”的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以黄河回归故道为名，妄图“以水代兵”，淹没和分割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回应：一方面，以拯救黄泛区人民水患之苦的大局为重，同意黄河回归故道；另一方面，坚持对黄河故道先复堤、迁移河床居民而后堵口的主张。周恩来作为中共驻南京的首席代表，忠实代表解放区人民的利益，坚持“先复堤、后归故”的原则，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赢得了这场“唇枪舌剑”之战的胜利，也为随后打响的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治理黄河的复杂局面，周恩来主动提出“黄河的事，我来挂帅”，当仁不让地走到了前台。从黄河流域治理规划的制订，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与改建，再到亲临前线指挥抗御1958年黄河特大洪水，差不多黄河治理与开发的每一项重大行动，都打上了周恩来智慧和操劳的烙印。但让周恩来万万没想到的是，三门峡工程上马后，是是非非不断，毁誉之声不绝于耳，问题与矛盾纠缠，剪不断、理还乱，让他操碎了心。

三门峡工程施工过程中，周恩来分别于1958年4月、1959年10月、1961年10月三次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并两次在工地召开现场会议，解决工程设计与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后，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让这位日理万机的东方大国总理不得不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

1962年3月，经周恩来同意，国务院批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后改称“滞洪排沙”），汛期12孔闸门全部敞开泄流。这种运用方式的改变，虽属权宜之计，但应当说它是初期对三门峡水库进行拯救的积极措施。

一位外国学者曾说：“恐怕在世界上没有旁的东西比黄河的滚滚洪流使人看后更生动地兴起人们在自然面前无可奈何的情绪了。”周恩来也深知黄河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他向来反对在黄河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后来，三门峡水库淤积、回灌渭河等问题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面对处于“风口浪尖”的三门峡工程，周恩来一方面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检讨自己未能将事情办好；另一方面，深刻总结教训，组织有关专家积极谋划拯救方案。当建设者们被铺天盖地的指责声压得蔫头耷脑、喘气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及时送来了鼓励：“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阴霾密布的心田蓦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低落的情绪重又高涨起来。

1964年4月中旬，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巡视西北抵达西安，陕西省的领导向他痛陈了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当时，周总理正在出访非洲，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邓小平知道此事关系重大，自己又不很了解情况，便找来黄委主任王化云征求意见。

陪同邓小平考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一见王化云的面就笑着说：“黄河上有事情都得找你啊！今天主要谈三门峡问题，小平同志上午有事，咱们先谈谈吧。”上午王化云向彭真汇报后，下午又向邓小平、彭真、刘澜涛等领导作了汇报。

王化云说：1955年制定的黄河规划，本来要在三门峡以上的多泥沙支流上修建“五大五小”攔泥水库，因为淹地太多，地方上不同意，一座也没有修成。现在看来，解决三门峡水库淤积问题，还得靠修建拦泥水库，见效快，花钱也不算多。

邓小平认为王化云说得有理，当即表示赞同王化云的想法，并指示：要迅速修建一批拦泥水库，以解决三门峡水库和河道淤积问题，水利部和黄委要尽快提出具体计划来。

邓小平同志的明确表态，让王化云很是振奋。

邓小平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回京后，他立即打电话给水利部，要求他们落实方案；同时，让彭真主持会议，抓紧商定此事。但是，王化云的修建“拦泥库”意见与水利部相左，并引起了一场误会。这时，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疲劳，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来，详细询问了三门峡工程的问题，并指示钱正英抓紧时间到三门峡水库现场进行查勘，进一步弄清情况。

在《我的治河实践》中，王化云如实记录了这次争论和误会的经过：

考虑到水电部领导还不知道这个新情况，当时我又是水电部党委成员，所以到郑州下了火车，回到机关，我马上就给刘澜波、钱正英两位部长打电话，要求到北京汇报小平同志的指示。同时，我又布置委里有关单位抓紧进行拦泥水库的规划工作，准备汇报。4月下旬，我与韩培诚副主任、沈衍基副总工程师去北京汇报。没想到小平同志一回到北京就给水电部打了电话，批评他们对解决三门峡问题抓得不紧。所以，刘、钱二位部长见到我们时一肚子不高兴，怀疑我们告了水电部的状。部党委会上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部长就抓住培诚、沈总发了一通火，并说：“只要你们黄委把拦泥水库的设计报上来，我们就审批……”后来，周总理找我谈过一次话。总理说：“对于治黄，我们没有经验，出了问题不要互相埋怨，要相互支持、互相谅解。”我说：“没有埋怨啊！”并简单解释了几句。总理笑着说：“总有些影响嘛！”这时，我才想起部长可能把上面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我当即向总理表示：今后一定多注意。

周恩来虽然三上三门峡，多次视察黄河堤防，但仍然觉得对黄河的认识只是初步的、肤浅的。为了寻求解决治理黄河的治本之策，他多次想花较长的时间，从黄河入海口沿河而上直到源头，做一次全面系统的实地考察。但由于国事繁忙，终是未能脱身成行。

五年了，三门峡水库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出来了，水电部和黄委在解决方案上存在着明显分歧，陕西方面又对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耿耿于怀。面对这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治理黄河会议，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就黄河治理和三门峡水库“向何处去”统一思想，作出决断。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治黄会议在北京召开。

当时，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在即，周恩来和其他国务院领导正忙于筹备人大会议，没能参加治理黄河会议的开幕式。

外面朔风正紧，寒凝大地，但北京饭店东楼的会议室却热度极高、火爆非常——各路水利专家无不有备而来，而且憋足了劲儿，会场论剑，短兵相接，仿佛非得把黄河的事情说个水落石出不可。

第一个发言的是黄委主任王化云。他是黄河的“首席河官”，讨论黄河的事，自然要由他先来谈谈想法，权当抛砖引玉，树个“靶子”。

王化云也是有备而来，他发言的题目是《关于近期治黄意见》，这篇稿子是他精心准备的。

王化云说：“我们认为，1955年黄河规划中的水土保持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对治理速度与效益估计过于乐观。在多沙支流上修建拦泥水库的思路也是符合实际的，但原定方案设想以淹没大量良田换取库容，脱离了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在三门峡问题上，对水库淤积的严重性缺乏认真研究，当初不应按‘综合利用的思路设计与运用。下游的花园口、位山等拦河枢纽建成后被迫炸掉，造成了很大损失……”

对于下一步的治黄打算，王化云提出了“上拦下排”的思路：第一，加快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步伐，减少水土的流失。第二，同意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打洞改建，向下游泄洪排沙。第三，在黄河中游的干支流上兴建拦泥水库及拦泥坝工程，以“节节拦泥”。这“第三”是王化云发言的重点，也是他深思熟虑的设想。王化云提出，首先在黄河北干流、泾河、北洛河上建成三座大型拦泥水库，估计可减少三门峡入库泥沙的近半数。这样，再利用三门峡大坝现有12个深孔和增建两条隧洞排洪排沙，库内淤积及渭河、北洛河下游的淹没影响将大为缓解……

王化云的发言，是遭受重创后深刻反思的结晶，夹杂着悲伤、悔恨和苦涩的味道。以往，王化云一直是个坚定的“拦沙派”。但这次，他不但主张继续“上拦”，而且也强调“下排”，同意对三门峡大坝进行排沙改建。这样的认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确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应该说是朝着理性治河的方向迈出了不小的一步。

果然，王化云的观点一亮相，便真的成为批判的“靶子”。

率先向王化云“开炮”的是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这位16岁参加革命、科班出身（1939年至1942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的巾帼英杰于1952年奉调进京就任水利部副部长时，年仅29岁；1974年后，任水利部（水电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人生几十年，无论是学识、资历、能力还是贡献，钱正英都堪称功勋卓著的人物之一。此时，别看年轻的她外表温文尔雅、举止沉稳，但目光中却透着睿智和犀利。她不完全同意王化云的观点，尤其是对他的“拦泥库”主张不以为然。

钱正英说，1955年的黄河规划犯有战略性错误，是个局部正确、整体失误的规划。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问题是不能犯重复性错误。而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拦泥库”方案，不过是该规划“蓄水拦沙”思想的继续。比如，拦泥库淤满了怎么办，坝体如何才能达到平衡，能否结合当地生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未能作出回答。“蓄水拦沙”已造成重大损失，还要再吃“拦泥库”的亏吗？一个三门峡还不够，难道还要搞成“人造黄土高原”不成？

钱正英的发言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几十年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钱正英谈起这段争论，仍坚持上述看法。她说：“由于治理黄河急于求成，没有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致使三门峡工程出现严重失误。水库投入运用之日，就已成为开始认识错误之时。”

钱正英发言之后，一位花白头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老者慷慨陈词。他就是曾任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的汪胡桢，时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前面已经提及，三门峡工程建设时，汪胡桢以花甲之年出任工程局总工程师，朝夕风风火火地“发号施令”于施工现场，为三门峡大坝的“雄起”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情感。在汪胡桢眼里，三门峡大坝就像他的孩子。会前，当听说有人要在三门峡大坝身上打洞排沙时，他心急如焚，连夜奋笔疾书，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表示坚决不同意三门峡改建，主张维持三门峡水库“蓄水拦沙”方案。

汪胡桢说：“筑堤束水，终有所限，靠增高堤防治理黄河是下策……三门峡水库修建后，停止了向下游输送泥沙，下游河槽由淤积转向刷深，这是一种革命性变化。我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的主张，如果在坝旁开凿隧道泄洪排沙，势必使黄河泥沙大量下泄，导致郑州以下危如累卵的河道形势急剧恶化，酿成大的改道惨局……”这天的会上，当汪胡桢听到原本和他是“同盟军”的黄委主任王化云居然也同意改建三门峡水库时，不禁眉头紧蹙，眼里像要喷出火来，发言时嗓音也高了八度。平静了一下心情，汪胡桢继续说：“近期应继续维持三门峡原规划设计的340米正常高水位，同时，在中游修建拦泥水库继续蓄水拦沙。争取时间，积极开展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使下游河道逐步刷深。至于以后拦泥水库淤成平陆、失去作用，则毫不足惜。那时，库区将出现一片肥沃的平原，两侧是崇山峻岭，中间为河流一条，耕地相连，鸡犬相闻，黄河岂不化害为利……

其实，汪胡桢不是个“护犊子”的人，只是他当时过于担心黄河下游的防洪形势，没有充分认识泥沙淤积在水库中的危害，才据理力争的。1989年10月，汪胡桢病逝后，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亲自撰文，悼念这位“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汪先生在科学技术上，敢于创新，勇于负责，态度鲜明，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他的立场是从工作出发，他的态度是尊重科学。在佛子岭工程中，他曾与苏联专家争论；但在三门峡工程中，他却衷心支持苏联的设计方案，甚至在讨论三门峡改建时，他仍在为苏联的设计方案辩护。……在数十年的相处中，我深感他襟懷坦荡、淡泊名利、清高自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接下来发言的是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局长李隼。此前，这位一直潜心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的“老陕西”也曾向国务院上书，陈述自己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的看法：“水土保持对减少黄河泥沙作用甚微，原治黄计划必须改变；否则，上中游泥沙源源不断，三门峡水库很快会淤满。那时，不仅下游河患重新出现，而且关中、晋南、西安都将受到洪水威胁。黄河危害要大大超过三门峡筑坝之前！”这次会议上，当他听到汪胡桢一番维持三门峡工程现状的言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汪胡桢大唱反调：“……三门峡工程应完全放弃水力发电，在大坝下边开凿泄水洞。下游所有枢纽全部拆除，并放弃引黄灌溉计划！”

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争论日趋“白热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