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浪光荣与梦想

2012-05-22 08:27晋越
新晋商 2012年4期
关键词:山西人晋商会馆

晋越

23岁,他震惊了山西,一个人扛着相机,跋涉7个月,跑遍大江南北,寻找并拍摄那些遗落在全国各地、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晋商会馆。当他将这些满载着晋商传奇与辉煌的照片呈现在世人眼前时,人们的震撼是复杂的,骄傲,感动,还是惭愧?

那一年,人们记住了一个叫荣浪的年轻人,他把“晋商会馆”重新带回了人们的视野。

当年《山西商报》的一位负责人这样写道:“一个人被年纪尚轻,比自己小许多的人感动,机会不太多。但荣浪身上洋溢着这种感染力,他不仅让你感受到‘光荣与梦想,更让你依稀抓住自己心中或消失、或消退的‘光荣与梦想。”

《新晋商》:在拍摄山西会馆的过程中,让您感觉最自豪的是什么?

荣浪:最自豪的是我听到别人说“这个建筑是你们山西人盖的”,别人跟你讲的时候很真诚,他在为你自豪,所以自己心里很舒服。

但那始终是我们祖辈的事情,不能因为祖辈的荣耀自己就沾沾自喜,应该有羞愧感——祖辈可以做得那么好,到我们这一代却只能靠谈论祖辈来炫耀自己,我觉得是很羞愧的事情。

不平凡的2006

2006年,对于23岁的荣浪来说是复杂的一年。这一年,他经历了生存的迷茫与死亡的诱惑,也收获了梦想与光荣。

高中毕业后荣浪便停止学业,外出闯荡,从化妆师到摄影师,荣浪所处的娱乐圈、时尚圈也曾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每天就是跟明星、模特交流,找个空闲也会和明星拍个合影寄回老家给父母看。”

然而,时间一长,荣浪却越来越难以适应了。“那是一个很风光、看起来很荣耀的圈子,但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虽然那时一天就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但时间一长,你就完全找不到生存的勇气和价值在哪里。”

荣浪的心灵在迷惘中经受着痛苦的煎熬,“那时候想,人生这样活着不如不活着。”于是,2006年,他背着40多公斤的包,踏上了徒步西藏之旅。脚上的水泡由一个、两个、三个,到六个、七个,最后连成一个大泡,破了,还是继续走,白天走,晚上走,下雨走……“脚非常疼,身体还有高原反应……那时候是人生的迷茫期,人最沮丧最低谷的时候,没有指引的导师,家人不理解,想着就是求死去了,没有勇气跳下悬崖,就用肉体上的自虐来惩罚自己。”

“走着走着,可能跟环境有关系,宽阔的地形地貌,质朴豪爽的藏民,跟他们一起喝酒、聊天,慢慢就把自己狭窄的心结打开了,后来碰到危险也会主动躲避。本来抱着必死的想法去的,但是活着回来了。”

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有的人平稳度过,有的人却注定要经历彻骨的苦痛。这一次心灵的放逐,是荣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两个月后,他回到了北京,重新投入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晋商会馆走入了他的世界。

“我应邀随中国佛教协会的人员一起来到甘肃张掖,为那里的大佛寺拍摄一组照片。纯粹是机缘巧合,在当地部门有意改建的一处古建筑中,我发现里面供奉的竟然是关公。”佛寺里出现关公塑像,荣浪直觉有点不同寻常。“当地文化部门的人知道我是山西人后,高兴地指着这处建筑物说:‘这是清朝时你们山西人盖的会馆,这种山西会馆在晋商鼎盛时期遍布全国各地,是专供旅居外地的山西商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山西人修建的会馆?荣浪震惊了:在这偏僻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年代,竟然有山西商人的足迹!

在《山西会馆》一书中,荣浪这样描写当时的心境:“我一时间手足无措,语无伦次……首先是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在千里之外的西北边陲竟然一头撞在关公老爷的脚下,竟然走进我们山西先辈建造的异地家园!接着便是心中涌起的自豪。我们山西商人曾经在这里创业,在这里留下了辉煌!再接下来便是感到一阵心痛和惋惜,当年的鼎盛喧哗已沦落为现在的冷清破败,甚至将要被改建为佛堂僧舍!离开大佛寺,眼前是一抹初春的晚霞,如诗如画,回望渐渐融入暮色中的会馆遗址,我实在难以自持,竟至于潸然泪下。”

荣浪写道:“历史选择了我,命运选择了我。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回到北京之后,荣浪开始翻阅大量关于山西的资料,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并毅然踏上又一段艰难的旅程:只身寻找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如本文开头所写的那样,当执拗而倔强的荣浪拖着沉重的步伐归来时,他的摄影作品震惊了山西!

在北京的山西人

在北京,有這样一群年轻的山西人,他们因为对晋商文明的兴趣而相识,他们是草根,但他们有梦想。

荣浪和曹东家(曹培红)是很好的朋友。“我们2006年相识,我跟他相识,首先是基于都是在北京的山西人。他那时还没有辞掉公职,已经在网上开始写一些与晋商有关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晋商这个概念,以为他是一个对晋商很有研究的学术学者,于是就向他求教。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大家对 ‘晋商都是初步接触,他的经历跟我一样,以前对山西的了解很匮乏,后来进入社会,因为偶然的机会然后重新回过头来看山西。”

出于对晋商文明的浓厚兴趣和热爱,一群在北京奋斗、互不相识的山西人聚到了一起。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荣浪是摄影师,曹东家是出版人,付宜宾销售UPS电源,刘文斌在买卖网做市场……“我们都属于刚步入社会没有几年,工作家庭刚稳固一点,可以不用那么非常辛苦地去打拼,有时间看一些事情、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每一两个星期聚一次,聊一聊彼此对晋商文明的心得。“聚会持续了有一年多,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没有任何目的性,只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求。”这一年多的时间,荣浪只要在北京就会尽可能地赶去他们的“文化会客厅”。

后来,《中国新闻周刊》做一个会馆专题时向荣浪约稿,荣浪便推荐了曹东家。曹在杂志上写的一句话让荣浪非常有感触,曹写道:“做任何公益性的事情一定要有实力,光凭热情是不行的。光靠穷人凑在一起取暖,实际上暖也是有限的。”

或许是深感力量有限,曹东家专门去做了有关晋商会馆的工作,他感慨于政府没有担当起保护会馆大任的同时,也游说很多煤老板出资保护各地的晋商会馆,但是成效甚微。

荣浪认为,“文物古迹的保护应该由政府牵头去负责、修缮、宣传,这是政府的职责范畴,不能把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推向民间,这是不理智的。政府的归政府,民间的归民间,这是比较好的出路。不是有钱的就要让他盖会馆,让他做公益。”

不作为的可怕

山西会馆的拍摄历程有着各种各样的艰难,荣浪在《山西会馆》一书中写道:“在随后的寻访中……我不再笑脸相迎,我不再苦苦相求,每到一处,我首先自报家门:‘我是山西人,我是到这里拜祭自己的祖宗来了。望着我那沉重的行囊,那充满疯狂与忧伤的眼神,那里的人们有一种莫名的惊异,再后来是理解与配合,于是参观、交谈、构思、拍摄,余下的行程顺利了许多,也加快了许多。”

即使这样,仍然有四个地方的晋商会馆拒绝了荣浪,“禁止参观,不让拍照”。这是一段让荣浪不愿回首的记忆。

“职能部门把文物古迹保护起来,不修缮,不对外展示,任由它们遭受岁月的侵蚀,然后一点点地消失掉。通俗地讲,这就是不作为,害怕承担责任。古建筑的命运在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下,不需要人为的摧毁,几年之后自然就会倒掉。”荣浪的语气有些颓丧,“这也跟民众保护观念的淡薄有关系,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大家都关注的话,政府一定不会无作为。”

在书中,他记录了晋商会馆在当今的尬尴境遇:“有的被改建成办公单位、住宿场所;有的早已无人问津,整个会馆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标志,面临随时坍塌的危险;还有的不得不让位给风风火火的城市化建设,拆除是早晚的事;一些会馆在维修过程中遭受了与原建筑风格不同甚至是毁坏性的‘残暴对待。”

对于晋商会馆今后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荣浪说,“我不推崇新建,我觉得应该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修缮。”

“在聊城、洛阳,山西会馆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成为了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其实很多山西会馆原来的职能到现在已经改变了,但是正因为它功能的改变,所以得以保存了下来,这对山西会馆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它就那么呆着,没有成为博物馆之类,有一天市政规划的时候,极有可能就被拆除了。”

其实,对于文物古建的保护,荣浪有着很多困惑。“我完全不知道中国的 ‘保护是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保护,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词语。前几年,石家庄市中心有一个晋商票号,听说要拆,我从太原赶过去,联系两三家媒体进行报道。那个事情当时在河北炒得沸沸扬扬的,后来当地政府出的一个文件说要‘拆迁性保护,就是把这个房子从这里拆除(因为这个地方的房价很重要),然后在异地再建一个。我觉得对于这些古建筑来说,异地保护是不可取的一个行为。先人选在这个地方建票号是有它的道理的,要考虑到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很多条件。如果你拆除这个历史遗迹,移植到另外的地方建,其实它的历史价值就消失了,那‘保护又从何谈起呢?”

晋商会馆不是饭店

在2006年之后,荣浪又寻找并拍摄了几十家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但是到2009年,他有些灰心丧气了。

“我自己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荣浪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公益,从始到终完全没有商业的企图,但是后来被商业化了。”

荣浪举了一个例子,太原的一个饭店,将名字改成了“山西会馆”,里面的很多图片也曾翻拍了荣浪的摄影作品,但荣浪在意的不是这些照片未经允许便被使用,而是“山西会馆”给很多人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历史上的山西会馆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而忽略了山西会馆本身的意义。

“各地的山西会馆不论大小,一定有关帝庙和议事厅。会馆给人们更多的是内心的警示作用,用宗教的力量约束山西商人们自省,自觉。它倡导的是一种商业道德,一种做人的标准。这些精神上的约束比法规条文更加管用。”荣浪说,“有些山西会馆的前身就是关帝庙,不建关帝庙就建不成山西会馆。”

虽然有些灰心丧气,但是荣浪还没有沮丧到放弃。或者说,在他的字典里, 没有 “放弃”这个词。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晋商会馆的关注,只是我能做的也有限。我就像一条线,这些会馆像

珍珠,我只不过是穿线人而已。一颗珍珠不值钱,但穿起来的一串珍珠就很漂亮。我所做的仅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它。现在大家都觉得晋商会馆的状况比以前好很多,其实它还停留在2006年的那个阶段,并没有长足的发展。这个也是我自己感到挺无奈,或者说挺悲观的事情。”

逼出来的旅行

荣浪的偶像是马可·波罗与徐霞客。

《新晋商》:你觉得自己与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荣浪:我们都不太“安分守己”,都渴望去看世界、去了解陌生的事物;我们都过于追求理想、梦想的一些东西,对物质方面的东西不是太看重,通俗来讲,我们都不把那种人们平常意义上的吃苦当做吃苦。如果是值得去做的就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快乐的事情。

《新晋商》:你会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吗?

荣浪:一定会。虽然会有很大的阻碍,但是慢慢来。

这几年,荣浪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2011年,他又骑着自行车环游了东南亚七国。他喜欢这种脚踏实地、自由自在看世界的旅行。

“东南亚有很多的华人,他们把中国民俗文化的很多东西继承下来。我在马来西亚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一家老小都会跑到祖屋去磕头,中国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而在东南亚,你还能看到200年前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民俗习惯。”荣浪说,他在东南亚找到了那种理想中的中国味。

记者问荣浪,一个人的旅途会不会寂寞?

他说在旅途中会碰到很多人,在路上碰到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朋友,只要不闭塞自己的心灵就不会感到寂寞。荣浪讲了一个故事:“在泰国曼谷的时候,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韩国人,我们四个人,就那个韩国人会说几句中文,也就是‘谢谢‘你好‘再见,别的交流不了,但是我们四个晚上一起去曼谷的夜市上吃了火锅。”

旅行对荣浪来说,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爱它,谈不上,没有它,不行”。他将人生中所有的改变归功于旅行,“在旅行中,有新奇的感受,有神奇的发现,有生活的改观,有人生的超越,重要的是旅行还可以沟通这个误解重重的世界。如果待在临县,可能会像绝大多数的亲戚、朋友那样,上大学,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结婚生孩子……是旅行让我的人生开始有了与别人不同的轨迹。”

荣浪说,他的旅行都是被逼出来的。“小时候和父母有很多矛盾,他们忙着做生意,管我的方法直接就是暴力。然后我会反抗,会出逃,所以最初的旅行是被逼出来的。”

父母希望荣浪走一条当今时代最合规合矩的求学之路,而现实中的荣浪颠覆了这一切。有人将荣浪比作山西的韩寒,其实,两个人是非常不同的,韩寒身后一直有父亲支持的身影,而荣浪则不断与父母的价值观做着博弈,他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对自由的梦想”。

旅途中的荣浪遇上路边玩耍的小孩总是不禁停下来,与他们玩耍一阵。他对记者说,“将来我对我的孩子只有一点要求:不作恶。他的人生愿意怎么过,那是他的事情,我希望他是快乐的一代。人生苦短,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找到你自己。”

荣浪创业

《新晋商》:你现在是不是把中国都走遍了?

荣浪:准确来讲没有走遍。我对中国的人文旅游景点提不起兴趣,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异非常小,在烟台与在合肥没有什么差别。有些比较闭塞的地方保留了很多地方特色的东西,但是这些地方又很少具备旅行的条件。

——于是,荣浪决定要创业了。

“我现在正在筹划做一个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初步设想是在山西的旅游景点做20家旅馆。本来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做实体店而是做商务平台,但就目前山西的情况来看,不做实体店就没有做商务平台的可能性。”

荣浪计划将这些旅店做得很有山西味道。他说,“有的窑洞里面贴着瓷砖,这种感觉很怪。我自己做的旅店可能没有电视机——你要看电视完全可以在家里看;要设立一个会客厅,让远道而来的人们更多地体验和陌生人的交流,分享自己的旅游心得……”这些都是荣浪自己在旅行中琢磨或碰到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旅店会尽可能地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把在国外旅行中得到的一些启示或成功的方法也移植到中国来。

目前山西的旅游资源正处于待开发阶段,荣浪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入机会。对于荣浪来说,现在做这个创业项目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精神需求,“当走遍大江南北,旅途劳累,觉得内心空虚的时候,就需要东西来填补。这个项目能够给予别人快乐,这份快乐有你的一份力量,会让你觉得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同时,荣浪认定一个公式,“如果你做的事情确确实实帮助了别人,别人一定也会反过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这些年对老晋商传奇的耳濡目染,也让荣浪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可能会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一个人不能完成所有的事情,而是应该选择做自己最擅长的。这是荣浪在做山西会馆这件事情当中就非常明确的概念。所以在创业的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我希望他做这件事情,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乐趣所在、天性所在,这是他愿意去做的事情,吃再多的苦也不觉得苦。现在找这样的人,非常难。”荣浪是这样的人,他在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人品是首要的,然后看他的能力。我觉得当一切事物都朝物质看的时候,他的天赋、能力就会打折扣。有的人虽然天赋和能力都有限,但是挚爱所从事的事业的时候,成就往往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我希望这个企业成为一棵常青树,长久运转并维持下去。”

对自己未来在企业中的定位,荣浪也非常明确,“管理让擅长管理的人去做,我还会去旅行,看到哪个地方有开发价值,就让团队过去考察;或者在旅途中得到灵感和启示,就加入到公司的服务中……”

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是荣浪的又一次新的旅程。他的创业与他的行走依然紧密地联系着。怀揣着梦想上路,这是一次光荣的旅程。他年轻,摄影师的身份似乎让人们感觉他离商业是那样遥远;他不爱钱,让人们担心他的商业之路能否纯粹商业,然而,徒步西藏走下来了,骑着自行车把亚洲也环游了,旅途最磨练人的意志,创业似乎也不那么难。

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

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出发啦,不想问那路在哪

运命哎呀什么关卡

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晴空

……

荣浪看当代商人

浸淫在晋商文明的这些年,更亲自跑遍了全国各地现存的晋商会馆,荣浪对老一代晋商的经商故事和理念是深感于心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近年来中国企业疯狂地上市、卷钱,他很怀疑,未来的中国能否有一些百年长青的企业,“一个项目从孵化到成长,有时候就像用激素来催化,很少关注企业是不是可以做到百年长青。”

在当代的晋商圈子里,问起“有没有最让你佩服的人”,荣浪想了几秒钟,答道:“凤毛麟角。”他觉得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做人的道理,“大环境很浮躁,如果从精神价值观的角度去推崇某一个人的话,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80后:我们对真实的世界充满着渴望,我们寻找信仰,我们充满了迷惑,我们这样清晰地知道内心的诉求,执着地追寻着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奇迹。有时,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宣战,有时,我们不得不妥协,在失望中又陷入迷惑,然后,倔强地挺直腰板,继续搏斗。

荣浪,出生于1983年,山西临县人,自由摄影师,知名旅行家。曾出版书籍《山西会馆》,画册《晋商会馆》,多次在内蒙古、山西、北京等地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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