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三十年峥嵘岁月——纪念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成立30周年

梁滨久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1988年前称黑龙江省地方志研究所)自1982年2月24日由省委批准成立到现在，已走过30年的风雨历程，回想走过的路，既有工作的艰辛，又有胜利的喜悦。

黑龙江省虽有悠久的历史，却是清末民初才大面积开发起来的土地，地方志的编修历史较短，在省地方志办公室成立的350年前，即清康熙元年(1662)，始有方拱乾撰写的记述宁古塔历史的《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到光绪三十年（1904），才有按照方志体例编纂的第一部黑龙江地方志——《墨尔根志》成书。1979年，省委书记李立安在全省文秘档案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开展编史修志工作，陆续有市县组建机构，开始修志。1980年，省委第50次常委会议听取了省社会科学院和省档案局关于开展《黑龙江省志》编写工作的汇报，确定组建省志编审委员会和地方志研究所。1982年1月7日，省委决定成立黑龙江省志编审委员会，陈雷任主任。加之随后成立了地方志研究所，才拉开全省有领导地全面编纂新方志的序幕，成为我省社会主义地方志事业的里程碑。此前的1980年，《呼玛县志》出版，这是全国出版的第一部新县志。1985年，时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的董一博请出张向凌同志，组建了省志总编室，省志编修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1987年，省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决定：同意省地方志编委会为常设机构，按厅级事业单位管理，设专职副主任；市、县和省直各单位志办也做为常设机构，按事业单位管理。从省市县到省直单位均设立修志常设机构，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是不多的，这为修志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由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省修志人员的不懈努力，在首轮修志中，253部三级志书，1230部各种志书，全部完成，而且进度上位于全国第三位。二轮修志，现也进入编纂的关键阶段。年鉴的编辑与管理得到加强，制定了《年鉴工作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地方史和专业史的编研取得了新成果，《当代黑龙江简史》和大庆、黑河、牡丹江、齐齐哈尔、双鸭山、绥化、佳木斯、哈尔滨市的当代简史以及《北大荒全书》、武警《黑龙江总队军战史》等书出版。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取得新成效，为配合防治“非典”疫情整理出的省百年疫情报告，得到省领导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的充分肯定。省志办组织编纂的《黑龙江历史故事集》，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良好乡土教材。《中华通鉴·黑龙江卷》、《黑龙江发展贡献志》、《黑龙江绿色食品志》、《黑龙江冰雪文化图志》、《黑龙江旅游景区志》等特色志书，则向世人展示了黑龙江历史与现实的特色与优势。“三个中心”建设也取得新的突破，形成了以中国龙志网站为龙头，13个市地局域网为龙身，方志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的大好局面。

然而，走过的路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初期创业的艰难就是其一。开办当初只有副所长王文举、办公室（后改为秘书处）主任孙荣和王全兴、张兴文、吕慧芬、关华等6个人，后来调进孟庆恩、刘桓和我三位研究生，也才9个人。借用省档案局的两个房间作为办公室，9个人除领导外都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也没有什么书籍资料。1983年省志办搬迁到南岗光芒街租来的招待所一层10来间房子里，工作条件才稍好一些。1985年末，才在鞍山街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房。业务工作的开展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一步步走向正轨的。

我1982年春天，面临着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当时，从我前一年毕业已经在省出版部门工作的同学刘敏那里得知，省地方志研究所已经成立，编制未满，很需要人。我原想到出版部门工作，但听说没有编制，很难进去，于是决定到研究所去。省人事局满足了我的愿望，把我分配进了研究所。最初的一两年，有些人当我说：地方志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到这么个地方有什么前途可言？我也产生了困惑。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和方志事业的发展，心情才逐渐稳定下来，事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始从事市县志的指导工作，1985年担任副所长，主管业务，1987年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秘书长。自1992年起先后任《黑龙江史志》副主编、主编。2003年退休。退休后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在是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成员兼专家组成员。

自1982年参加地方志工作至今30年，我事业上的主要成绩是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共撰写发表方志论文、文章600多篇，出版过《方志学新论集》和《梁滨久方志文集》，参与主编大型地方志工具书《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任副主编，来新夏先生任主编），组织编写《中国方志通鉴》的方志理论部分，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理论观点，如提出应区分方志与方志学概念，方志事业存在综合与专门化两种趋势，志书起源于右史记言，方志编纂根本矛盾是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矛盾，地方志工作的性质是对地情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编著与提供社会应用；主张方志应在“官书”与学术著作之间保持张力，宜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方法记述改革，篇章节目体可引入条目体，方志非文化部类要记述文化现象，方志编写可采用以此系彼法；在方志界独自对章学诚方志学思想发展历程进行研究，以“奠基”二字归纳首轮修志在社会主义方志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等。最重要的是以下三方面研究：一是关于方志性质这个方志学核心理论，共撰写40余篇文章，将方志性质定义为“记述一个地方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认为“资料性著述”的方志性质说是在解决方志资料性与著述性根本矛盾过程中经过总结而形成的，是修志实践升华为理论形态的表述。自2005年起，提出关于方志性质的许多带有突破性的新观点，厘清了和方志性质相关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提出了方志性质是系统概念之说；论述了方志属性之“多”与性质定义之“一”的辩证关系；对方志性质诸说进行了最大整合；在《地方志工作条例》已作出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的结论后，仍强调加强方志性质理论研究，对如何深入进行方志性质理论研究做出全面论述。二是提出“志学”概念，认为“志书”是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整体概念，地方志只是志书之一种，研究方志的学问是方志学，研究志书的学问自然就是志学。从志学思想出发，倡议编纂中国国家志——《中国通志》。认为包括一统志在内的全国性总志都是断代志，且系地志总汇，因而其实质是地方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志。撰写7篇文章，论述中国国家志的编纂根据、伟大意义、时机条件、取名以及具体运作等。三是提出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研究命题，并就地方志事业的创新、方志事业发展战略、地方志著作权、建设学习型方志机构等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其中关于方志体制创新提出“两种体制”的设想：日常工作体制由地方志办公室作为政府一级机构，独自行使地方志事业的管理职能；在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期间，实行“战时体制”，即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由地方志编委会主持编纂工作，聘用总编（主编）、副总编（副主编）和编纂人员，组成总编室（编辑部）进行具体操作。由于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做出贡献，被《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第一集称为“新方志理论锲而不舍的建设者”。

从我196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有45年的时间，而从事地方志工作就有30年，可以说人生大部分宝贵时光都献身于地方志事业，我深感是省地方志办公室给了我施展才智的平台，是省志办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给了我做好工作的动力，是地方志事业成就了我。同事柳成栋先生说：“方志荣，我荣；方志兴，我兴，可以说自己的血液、精神和灵魂都已融入于地方志事业当中。”（见《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2期赵德水文）这话同样适用于我。如果没有一个平台，再精彩的演出也是无法进行的；如果没有全省各地和省直部门地方志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工作，并积累起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不可能找到理论研究的题目和素材，更不可能升华成理论；如果没有全国各省市的方志刊物和诸多方志论著，我也很难有开阔的视野并站在方志理论的前沿；如果没有省志办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多次外出参加中国地方志协会年会、评稿会、学术研讨会，并由此结识许多方志名家，如北京赵庚奇，上海姚金祥、梅森，河北王广才，天津郭凤歧，辽宁苏长春、邵长兴，安徽欧阳发、林衍经，江苏李明，山东张景孔，河南鲁德政、于平天，浙江韩章训、庞国凭，江西刘柏修，陕西董健桥、张世民，贵州张桂江，广东陈泽泓等，更不可能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沟通信息、交流思想、建立友谊、拓展思路。一切的一切，包括职务、职称、名誉、尊严、社会交往等等，都是地方志事业所赐，我选择到省地方志省志办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先生说：“学术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我们同样可以说，学术是方志事业发展的灵魂。方志理论研究可以为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引导。学术生命有个特征就是可以长于工作年限，只要身体允许，我愿在从事实际工作之余以学术理论研究继续为地方志事业奉献力量，这也许是对省地方志办公室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