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闿运与曾国藩诗学思想之异同

程彦霞，邵利勤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浙江杭州310032)

试析王闿运与曾国藩诗学思想之异同

程彦霞，邵利勤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浙江杭州310032)

曾国藩和王闿运分别为晚清宗宋诗派和汉魏六朝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诗学对象的选择和诗歌功用的看法上有较大差异，但在诗歌创作方法的理论建构、《文选》经典地位的接受和唐宋诗歌的批评等方面则存在诸多共同点。两者诗学思想之异同，不仅反映出传统诗歌领域不同诗歌流派之间的关联，同时亦再现古典诗歌功用之争，即治世还是治心、政治教化还是言情审美。

王闿运;曾国藩;诗学思想;异同

同为湖南人的王闿运曾跟随年长于己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十九年①，但两人政见、行事风格迥然有异;作为晚清诗坛的巨擘，两人之诗学思想亦分属不同派别。曾国藩承继桐城派大力倡导诗学宋诗，位高权重，影响深远，被公认是变晚清诗风的关键人物;王闿运则和邓弥之、高心夔等人高举诗学汉魏六朝诗歌的旗帜，撰文赋诗皆以八代为标的，遂成为汉魏六朝诗派的中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和当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宗宋的主流诗学相抗衡:“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学，海内靡然从风，经学尊乾嘉，诗派法西江，文章宗桐城;壬秋后起，别树一帜，解经则主简括大义，不务繁徵博引，文尚建安典午，意在骈散未分，诗拟八代兼涉初唐，湘蜀之士多宗之，壁垒几为二变”［1］。王曾诗学之别界定清晰，毋庸置疑。但笔者认为，任何处于相同传统诗歌背景下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必然有交叉的地方。曾国藩虽然倡导学宋，但可以说其宗宋只不过是把黄庭坚等宋代诗歌的地位提升到重要的诗学地位，在学唐或学八代之外又为世人指出了一些可以学习模仿的对象而已，其内在的思想或者说具体的诗学实践并不能简单地仅以宗宋概之;而王闿运虽然不主宋诗，但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为了反拨当时的诗学现状，革除诗学积弊，其对宋诗并没有给予全盘否定。总之，撇开他们公开发表的诗学言论，通过细读他们相对接近日常真实状态的日记、家书等文字，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主张和创作实践有时候并非完全吻合。他们的诗学不仅仅只是存在差异，在诗学方法、《文选》的接受和唐宋诗歌的态度上则有很多共同点。通过对他们诗学思想异同的分析，不仅可以全方位地了解他们的诗学思想，同时也期望通过对他们诗学思想的重新审视来深入探析晚清诗学流派的内在本质。

一、诗学方法之异同

王闿运和曾国藩都有关于诗歌创作的较为详细的理论，在创作步骤、创作方法和创作心态等三方面两者所持论点颇为相近。

首先，两人都强调诗歌创作中模拟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并论述了从模拟到自主创作的过程。试看曾国藩下面的一段话:

不特写字宜模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宜模仿古人间架。《诗经》之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2］。

上述这段文字出自曾国藩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从内容来看，是教导其子学习诗文的方法，先云写字要模仿，作文亦要摹仿，并以经典著作文章为例，以事实来说明诗文创作中摹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认为这是一种最为方便快捷的诗学方法，并以此要求其子在诗文创作时要心存摹仿，具体而言是:

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2］。

不仅要字琢句摹，还要从声调入手，强调要高声诵之而袭其气，默思涵咏以悉其味。王闿运也有这样的论调:

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故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仿之，熔铸而出之［2］。

王闿运的这句话和曾国藩的“密咏恬吟”之法惊人的相似，都强调要手不辍书、用心研读、高声吟诵。王闿运也详细指出诗歌创作的具体的易于操作的过程，先是“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3］。然后自运，以自成一家:“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又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3］。模拟只是诗学的初级阶段，字琢句摹，属于被动的创作;“自运”则是由被动变成主动，用自己的感情和才识参与到创作里来，这一点和曾国藩的“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意思相同。

其次是创作特点，王闿运和曾国藩都强调诗歌创作词语表达要含蓄，志和气的传达要委婉，也就是儒家所主倡的温柔敦厚的特点。

故贵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设施，而可见施行，幽窈旷明。抗心远俗之致，亦于是达焉。非可快意骋词，自状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3］。(王闿运语)

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於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致［4］。(曾国藩语)

诗歌创作特点王闿运的要求是“以词掩意”，不可“快意骋词”;曾国藩的要求是“遏抑掩蔽”。两者意思是相同的，即都认为创作时表达不能太直白，不能直抒胸臆，而是要曲折委婉含蓄。

最后是创作心态，都反对创作时心存求知见好之意:

若存丝毫求知见好之心则真气渫泄，无足观矣。不特技艺为然，即道德，事功，亦须将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4］。(曾国藩语)

文学一道也，必自不为人始。不为人则必不好名，不好名乃自有恒［3］。(王闿运语)

诗歌创作心态要自然，要有感而发，不能心存功名利禄，王闿运论述古歌谣的话“皆随事兴感，微言写情，不烦律管，自标欢怨”［5］比较形象地传达出他们对诗歌创作心态的认识。王闿运还认为诗歌创作是“与人无干，虽足以讽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3］，诗歌创作是自发性情的“为己”而非“为人”。

虽然王闿运与曾国藩关于诗歌创作方法上有比较相似的观点和认识，但具体到两人自己创作的诗歌，风格却大不同，除了和个人性格、学识和经历有关之外，和模拟对象选择的不同亦有很大关系。曾国藩力倡的宋代诗人承继杜韩而来有意识地力图于传统的诗学风格之外开创一种全新诗歌风貌，故而曾国藩主宋并上溯至韩愈，除了追求他们诗歌中的国家现实关怀思想，同时亦是自觉地以他们为典范来祛除当时文坛宗盛唐的影响，是一种图革新求变化的意识，唯“变化”为重;王闿运主汉魏六朝诗歌，重在回归传统诗歌的典雅温柔的诗风，并以此来涵养自我性情，改变世风不古的现实，所以追求风格意境都趋于八代诗歌，独以“模拟”为能。究其根本，都离不开对前代诗歌的模仿和学习，如曾国藩曾提及自己“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2］，创作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也非易事。

二、《文选》接受之异同

收录有汉魏六朝诗歌的诗文总集《文选》是大多数文人诗学的主要对象之一，王闿运和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们都肯定汉魏六朝诗歌的经典地位，并皆以《文选》为重要的诗学对象，且都曾对汉魏六朝诗歌进行选录和评点。

王闿运是汉魏六朝诗派的中坚力量，自然奉《文选》为圭臬，以至于他判断一个诗人诗歌创作成就的高低时多是看其对《文选》的模拟程度。如他认为明七子诗歌之所以成就不高乃是因为“不能《文选》”［3］。明七子虽然高唱复古，但只是“剽窃唐人皮毛”，不能创作《文选》类的诗歌，故也就谈不上复古。在王闿运看来复古就是要模拟汉魏六朝古诗，而《文选》则可谓汉魏六朝五言诗歌的最佳范本，是必学对象。较之王闿运，曾国藩相对冷静，但他也非常推崇且大力倡导诗学《文选》。他曾提及自己的嗜好:“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2］，并且写信告诫其子纪泽云:“尔明春将胡刻《文选》细看一遍，一则含英咀华，可医尔笔下枯涩之弊;—则吾熟此书，可常常教尔也”［2］。很显然曾国藩和王闿运一样在五言古诗的范畴里是以《文选》为宗尚。

除了以《文选》为主要诗学对象，王曾二人皆对汉魏六朝诗歌进行选录和评点。王闿运选录了《八代诗选》且自加评论:“又选汉魏六朝诸家诗为八代诗选，与同人分写而自加评语焉”［6］，此选本成为王闿运的代表性选本，在晚清影响极大。曾国藩虽然没有如《八代诗选》这样的大型选本，但有魏晋六朝六家诗选:

吾乡曾文正公深悯焉，因取子建、嗣宗、渊明、康乐、明远、元晖六家诗别编为一帙，间加评论，详博精审，能补向往注家所未及，非其精神与诸作者相凭依，乌能具此神解［7］。

不仅选六家，还详加评论。还有署名曾国藩纂、清王定安增辑的《三十家诗钞》，这三十家皆为汉魏六朝诗人，所选诗人和诗歌虽非曾国藩手定，但是根据其意选定。试看杨彝珍《三十家诗钞序》:

鼎丞夙闻文正绪论，因推广其意，再取仲宣、公幹、安仁、茂先、士衡、太冲、景阳、越石、景纯、延年、希逸、宣远、惠连、元长、文通、休文、彦升、彦龙、仲言、叔庠、子慎、子坚、孝穆、子山二十四家诗略为诠释，附入编末［7］。

曾国藩和王闿运之所以皆推崇《文选》并选录评点汉魏六朝诗歌，源于他们二人对诗学汉魏六朝可以复归诗歌雅正之风的态度上的一致性。曾国藩推崇汉魏六朝并选录评点目的是为了“以追复元古而得风雅之正”［7］;王闿运之所以要提倡汉魏六朝高唱复古是因为“要以截断众流，归之纯雅，使词无鄙倍，学有根本”［3］。“风雅之正”和“纯雅”即是诗歌的温柔敦厚之风。

同中有异，王闿运和曾国藩对于汉魏六朝诗歌还是有分歧，即关于诗歌功用看法的不同，这一分歧也决定了他们之后所选择的诗学道路的不同。曾国藩选诗、评点的终极目的乃是为了“至其辅世翼教之旨亦即寓其中”［7］，也就是其最终目的要实现诗歌的教化功用，又因“自汉魏至齐梁，……然往往多为廋词，以变眩迷乱其本意”［7］，故只选录《文选》中部分诗人的五言古诗为典范。而王闿运之所以推崇备至则是源于这时期诗歌皆为不关他人、不关教化的“为己”的言情之作，所以其《八代诗选》选诗的范围相当宽泛，所选录之诗有四言、五言、新体诗、杂言、郊庙乐章及颂德乐词、歌谣及杂体，歌谣收入很多坊间谣谚，杂体中收录了柏梁体、离合诗、回文诗等。此选本不仅体现了诗歌体式的变化，也几乎囊括了当时各种诗歌样式。因诗歌功用看法的不同，王曾二人对齐梁诗歌的看法亦有很大差异。曾国藩对齐梁诗歌是持批判的态度，而王闿运则认为“齐以后诗，渐有画家超逸之意，多取远神，意淡而色腴”［8］，从艺术的角度肯定齐梁诗歌的古体之风，从而把其归于正统的诗学范畴。

三、唐宋诗歌批评之异同

仅就初盛唐诗歌而言，王闿运和曾国藩的态度比较一致，关键是他们对韩愈及宋代诗歌所持有的态度。通常都以宗韩和非韩、主宋诗和非宋诗来判定曾国藩和王闿运之大不同，但细究可以发现两人都认同韩愈对宋代诗歌的开启，对宋诗不同程度上也都持接受的态度。

王闿运和曾国藩都认同韩愈为宋代诗歌的开启者，只不过一个是正面的高度肯定，一个是否定的批判肯定。试看二人关于韩愈和宋代诗歌关系的论述:

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9］。(曾国藩语)

退之专尚诘诎，则近乎戏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3］。(王闿运语)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以积极的态度高度肯定韩愈对宋代诗歌的开启之功，同时亦肯定宋诗的地位;而作为反对派王闿运则是以消极的态度批判韩愈为宋诗风的始作俑者。

韩愈被认为是文化学术转变的关键人物。纵观文学史上唐宋之争，其实也就是韩愈之争。主宋诗者多半是要追溯至唐之韩愈，并深入到杜甫，这一方面是因为杜韩与宋诗风的开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杜韩可以彰显出宗宋诗派之所以主宋的权威性和合理性;而反宋诗者则也会把罪责推源至韩愈甚至杜甫，通过否定韩愈从而否定宋诗，可以说主韩愈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待宋诗的态度，但事实也不尽如此。王闿运虽然一再批判韩愈开宋代诗风，但其否定韩愈的原因重在其一改传统诗歌的含蕴有致温柔敦厚之风，仅就宋诗而言，王闿运则极少有直接的攻讦之语，而是在一定层面上给予关注和肯定。而曾国藩虽然以宗宋诗派的代表者著称，但究其诗论，其对待宋诗和宋代诗人有很明确的选择性。

曾国藩自言“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9］。时人亦言:“宗师昌黎、山谷，天下向风”［10］。可见曾国藩所推崇的宋代诗人主要是黄庭坚，也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倡导和学习使得宋代诗人黄庭坚成为晚清诗学的典范之一。

王闿运对宋诗的批评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宋诗的抄捡和选录。如《湘绮楼日记》载光绪四年六月十九日“检宋元诗”，六月二十日“钞宋元诗”，这样一个“检”和“钞”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有所选择的认同。又如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的日记云:“看山谷诗，虽乱道，他手尚不及也”［11］，肯定黄庭坚之诗歌。而且还还选录一些有开宋诗之风的唐代诗歌，并在评点唐诗时特别指出这一诗学传承的现象，如批李嘉佑《承恩量移宰江邑，临鄱江怅然之作》为“宋派”［12］，批韩愈《病鸱》为“此等开宋派”［12］。其次是认同唐宋一体，认为唐宋诗歌不能割裂开来。王闿运在光绪二十三年写成的《论读书门径》一文中曾云:“文蔑八代，诗通唐、宋”［3］，显然是反对诗歌唐、宋一体。但在其晚年的《论诗示黄镠》一文中则又言:“论文而分班、马，论诗而区唐、宋，非知言也”［3］，这里又反对把唐宋诗歌截然分开。前后截然相反的说法，说明了王闿运因为时间的不同，在不同境况下对待宋诗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要持守自己的诗学主张，以求能挽救传统诗风;一方面对宋诗又难以完全割舍。吴淑钿先生也认为王闿运“反对诗分唐、宋……湘绮在宗宋的诗学潮流里提出汉魏六朝的典范，也是基于对当时风气的不满”［13］;最后是对有宋型诗风的诗歌的肯定。宋诗承韩愈而来，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明代复古家即以此作为他们反对宋诗的理由。王闿运虽曾提出:“诗不论理，亦非载道”［3］之论，但他对诗歌中有议论、说理、用典并不反对，表现出对宋型诗风的接受和认可。如他以下两句批语:

有议论方不似明七子［14］。(批杨庄《夏日闲居》)

无意中发出大议论，笔情酣畅［12］。(批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

他还曾评析自己所作《入彭蠡望庐山作》“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窅然丧尘劳。……”一首诗歌:

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此语发自粱简文、刘彦和。又云不可入议论，则明七子惩韩、苏、黄、陆之敝而有此说，是歧经史文词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言，又腐冗叫嚣，而不成章。余幼时守格律甚严，矩步绳趋，尺寸不敢失，及后贯彻，乃能屈刀为镜，点铁成金。如此篇“皋”“潮”二韵，是考据也［3］。

萧纲、刘勰反对义理考据入诗，明七子反对议论入诗，王闿运对此并不认同，当自己的诗歌中有宋诗特征时反而有欣赏喜爱之意，也就是说王闿运对宋诗风格的诗歌并不排斥，由此不难看出王闿运对宋诗在某种程度上的接受。王闿运生活在以宗宋为主流的诗学氛围里，不仅曾跟随曾国藩十数年，和宗宋诗派中的著名诗人莫友芝亦有莫逆之交。在这种以宋学、宋诗为主的学术氛围中，越是想要祛除这种学术氛围对自己的影响，也就会更容易反思这种现实，而这种反思恰恰又会于无形中使得这种主流的诗学氛围影响更深。所以，就形成了在批判中又给予理性的分析、判断和接受。

总之，作为晚清的传统文人，中国古典诗歌一脉相承的发展特点和固有的诗歌样式使得他们所浸润的诗歌背景并无太大差距，而且诗歌发展至清，经过几代众多文人的论说、研讨、选录和评点，不同时期的诗歌特点和优劣基本上已清晰呈现。对于仍执着于对前代诗歌风格的推崇和学习的王闿运与曾国藩而言，诗学过程和诗学对象的选择就注定在某一方面是相同或者相通的。而之所以能独立区别于彼此，源于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诗学主张、明确的诗歌立场、突出的诗歌论点，从而可以旗帜鲜明地传达自己的诗歌思想和理念，也易于介入、搅动甚至改变当时沉滞的诗学氛围和已趋僵化的诗歌风气，也是一种避开诗学主流另辟蹊径的选择。曾国藩承袭桐城派倡导宗宋乃是为了一改当时盛行甚久的宗盛唐之风，同时亦是为了“先以诗教振一朝之坠绪”［10］，以“诗以载道”的教化功用唤起文人志士忠贞的爱国之情，故推崇韩愈更多的推崇其为天下而高歌的气概和气度、意欲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衰亡的豪迈自信和那种为国为民呼号一生的执着精神。而王闿运身体力行倡导模拟八代诗歌，则是为了能一变当时已趋僵化的宗宋诗风，同时也是希望能回归诗歌的浑然天成的美学境界和自然含蕴的典雅婉致的艺术本位，故反对诗歌的“诗以载道”，且明言“绮虽不能，是吾志也”［11］。虽然这种诗歌特质之争并不新鲜，但在国家摇摇欲坠、古典文学渐趋式微的晚清，这种对诗歌功用之探讨对人心的鼓舞和安慰，对诗歌发展的丰富和充实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1］徐世昌．晚清簃诗汇［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69．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468-469，418，66，66，451，521，2273．

［3］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2183，538-539，2219-2220，2327，506，2325，2273，98，2327，2377．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661， 575，159．

［5］周颂喜整理．王闿运未刊手书册页［J］．船山学刊，2001，(2):33．

［6］王代功．清王湘绮先生闓运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33．

［7］杨彝珍．三十家诗钞序［A］．移芝室文集［C］．清光绪21年刻本，卷二．

［8］王闿运．八代诗评［J］．夏敬观辑录，同声月刊．1940年，第一卷第六号．34．

［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5．319，25．

［10］金天羽．答苏戡先生书［A］．天放楼文言［C］．苏州文新印刷公司，1927．9．

［1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7．2749，1516．

［12］王闿运．王闿运手批唐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87，211，1090．

［13］吴淑钿．＜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J］．汕头大学学报，1996，(5):52-58．

［14］杨庄．湘潭杨庄诗文词录［M］．铅印本．民国29年．3．

An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 Kai-yun and Zeng Guo-fan in Their Poetic Theories

CHENG Yan-xia，SHAO Li-qin

(Library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32，China)

Zeng Guo-fan and Wang kai-yun were respectivel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em school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poem school of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ough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ir selection of poetic objects and view of poetry functions，there wer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method of poetry composition，accepting WenXun and criticizing the poet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poetic theorie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relation of different poem schools in the traditional poetry field but also reproduced the argument of classical poetry functions-social or personal cultivation，political education or aesthetic value．

Wang Kai-yun;Zeng Guo-fan;poetic theory;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ook=6,ebook=15

I206．5

A

1006-4303(2012)02-0200-05

(责任编辑:金一超)

2012-02-29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019136)

程彦霞(1974-)，女，河南滑县人，馆员，博士，从事文献学研究;邵利勤(1964-)，女，浙江湖州人，副研究馆员，从事文献资源加工与信息服务研究。

①“王从曾文正军府十九年，得见其京师日记，及军中在旁见其排日所记。京师讲学时多自刻责，词甚严苦，余不以为然，尝进说曰:学须诱进，何乃自诽沮。公亦许为知言。”参见王闿运《曾文正公日记序》，《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