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方市场与贫困地区的变迁
——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的个案研究

杨小柳

国家、地方市场与贫困地区的变迁
——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的个案研究

杨小柳

文章基于对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扶贫搬迁移民的个案研究，指出市场化是背陇瑶移民群体变迁的主线。这一变迁始于国家通过移民搬迁控制瑶族移民的土地资源以发展工业。随之发生的背陇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以及外出务工成为主要的替代生计方式使背陇瑶被完全卷入市场化进程。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都被纳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中。

国家;地方市场;社会变迁;背陇瑶

作为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扶贫援助的实施往往会带给地方社会一系列意外的变迁。许多学者将这些变迁归结为市场化，也即扶贫援助是一个将贫困人口纳入市场化的过程。扶贫援助项目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参与市场的机会和基础，另一方面也着力培养了贫困人口的市场观念和应对市场的能力。而市场化的过程在批判发展的学者眼中，却是发展主义霸权，或更明确地说是资本主义体系向不发达地区扩张的表现。通过将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强制商品化［1］49－53，从而使农民成为发展主义的边缘者和受害者。这些学者都将以发展主义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渗入欠发达地区后所激起的与当地政治经济体系的碰撞过程作为研究重点［2］，其中包括地方社会对发展主义霸权的妥协、反抗、摧毁或者形塑等多种形式［3－5］。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些意外变迁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与“管制”密切联系的国家化的趋势，也即扶贫援助成为当权者控制贫困人口及其生存空间的一种方式。如斯科特分析了国家为达到控制其统治对象及其环境的目的，所推行的一系列清晰化和简单化的援助手段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6］;弗格森以久扶不脱贫的莱索托为个案，分析了西方的发展机器如何被莱索托政府所利用，在一系列中立的、技术化援助的掩护下，乘机控制项目区内的反对势力，扩大和加强国家官僚机构权力的过程［7］251－270。

我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扶贫开发模式，上述从市场化和国家化角度研究贫困地区变迁的视角促使笔者思考:在我国扶贫开发的语境下，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农民的市场化进程二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发生的?二者结合将农民置于发展话语中的何种地位?对二者结合的关注又可给学者们关注我国贫困地区的变迁带来何种启发?

基于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村庄——陶化村的个案研究，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陶化村是广西凌云县伶站乡的一个贫困村庄。这个村庄的部分瑶族村民在2003年通过搬迁扶贫项目，被移出了大石山区。移民搬迁带来了村民生存空间和生计方式的巨大变革，国家的力量在变迁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变迁也推动了瑶族移民的市场化进程。笔者主要围绕乡镇集市来分析瑶族移民的市场化进程。依据笔者在西南民族贫困地区调查经验，贫困地区乡村基层集市是与地方社会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市场，也是各类市场化扶贫措施直接作用的对象，更是一系列市场化所致变迁发生的重要载体。而对乡村集市的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许多学者很早就把乡村集市作为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加以关注［8－10］。在人类学的视野中，乡村集市贸易系统是一个空间经济系统，更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在乡村市场中可以看到各种经济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嵌入［11］40－67、乡村集市与村落整合以及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12］50－103、乡村集市与国家的控制［13］、传统文化与与市场制度的互动［14］等等问题。这些研究一方面证明了乡镇集市对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为笔者分析背瑶族移民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研究思路。

一、国家的力量:瑶族移民的生计变迁

凌云县隶属于广西百色市，位于我国石漠化贫困地带的核心区内，是我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辖3镇7乡，县内有13个民族，其中人口最多是壮族、汉族和瑶族(分为蓝靛瑶、盘古瑶、背陇瑶三支)。其中壮族、汉族多数分布在山区。瑶族，特别是背陇瑶则居住在石山区的半山腰或高山的山坳里。

陶化村为广西凌云县伶站乡的一个特级贫困的背陇瑶村庄。2008年，全村共有15个自然屯，219户955人，其中劳动力440人。2003年该村得到广州市的大力帮扶，与百乐二级路的修建相结合，实施整体就近搬迁，在原居住地山脚下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先后建立了那利、平江、烟田、小弄洞、梁上等5个安置点，共安置贫困农户216户1 014人。其中平江安置80户376人，那利40户220人，小弄洞27户97人，烟田53户235人，梁上16户86人。本文的调查资料主要来自于陶化村那利和平江两个安置点(屯)。那利、平江两个安置点位于百乐二级路边，两个安置点紧密相邻，地理上连成一片。两个安置点的村民主要来自于陶化村坤袍、那利、弄占、弄兰、岩爱和烟田屯。

移民搬迁是一个起点，自此之后，瑶族移民就被完全卷入了当地政府的一系列发展实践中，瑶族移民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重新配置，其生计方式也随之被彻底改变。

在实行移民搬迁前，那利和平江的瑶族移民全部居住在海拔1 000米以上的石山区内，不通水、通电和通路，生活条件相对封闭。村民的收入来源包括:一是饲养牲畜，主要是猪和山羊。其中山羊是最受村民欢迎的牲畜，其饲养成本低，且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家家户户都养山羊。二是种植业，主要是玉米、经济作物及极少的水稻。由于石山区可耕土地面积少，且土地贫瘠，村民们广种薄收，作物产量十分有限。三是做零工，主要是农忙时帮助土地较多的邻村壮族、汉族人家做农活。四是农闲时到石山里挖药材、找山货到市场上换钱。

2003年前后，在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落实配套下移民搬迁开始实施。2002年伶站乡开始逐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该政策一直持续到2006年，全乡共退耕还林7 520.83亩①伶站乡2002—2006年农村社会经济统计报表数据累加，1亩约等于0.067公顷。。退耕还林对各民族的影响不尽一致，对壮族和汉族两个居于土山区的民族影响不是十分明显，而对居于石山区的瑶族影响则十分显著，80%以上的退耕还林的土地都位于瑶族居住的石山区。瑶族移民从石山区搬出来，他们的居住区和土地全部都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林和移民搬迁实际上是互为一体的两项政策。

退耕还林有一系列补偿措施。退耕之后，根据不同的树木品种进行补偿:种植果树的补偿5年，种植生态林的补偿8年，每年是210元/亩。后来政策又有调整，将种植生态林的补偿时间延长到16年，后8年补偿金额只有原来的一般，即105元/亩。开始退耕的时候，政府提供苗木和20元的苗木费，对于未存活的苗木，需要农民自己补种，成本由农民自己承担。政府允许在退耕后的林间种植药材和养鸡，但这两个产业都不适合在石山区开展。瑶族喜欢饲养的山羊，由于对环境破坏太大，而被政府严厉禁止。

政府还统一规划了退耕所要种植的树木。一般而言，土山地区一般种植桉树、马尾松、杉木、板栗和油茶等作物，石山地区不能种植经济林木，只能种植任豆树、酸枣等商品价值较小的生态林木。

移民搬迁，或是退耕还林以后，广种薄收的粮食(主要是玉米)种植方式被限制，牛、羊等畜牧饲养业也难以为继。与移民搬迁同期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给瑶族移民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村民家里用于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土地少了，很多村民甚至需要到市场去买粮食。如调查点的MG家里，原本家里粮食能自足，每年还会用300～400斤玉米，以100斤玉米换70斤大米的比例换大米，退耕后只能用退耕还林的补助去市场上购买粮食以补充不足。

移出大石山区后的瑶族移民的生活还被全面纳入到县、乡的整体发展规划中去。移民搬迁后不久，凌云县对全县发展做了统一规划。根据规划，伶站乡被定位为工业集中区，主要发展冶炼、建材及矿产品加工产业。伶站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2 000亩。伶站工业集中区分为百当、停那、九民3个片区。百当区以小水电—冶炼为主要功能;九民区以水泥石料等建材为主要功能;停那区为综合产业功能区，主要发展矿产品加工及部分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此外，砂石场也是当地十分重要的产业，伶站石山面积大，石头资源丰富，砂石场的利润很大，伶站地区有10个砂石场，砂石主要是供应给周边修建高速公路。

平江和那利屯处于九民片区的核心地带。2007年，为建设日产2 5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厂，那利和平江屯及其周边九民村、伶兴村的部分村屯的1 000亩左右的水田、旱地和坡耕地被规划征用，其中有900多亩的土地属于那利和平江屯的村民①《凌云县人民政府关于伶站瑶族乡九民村弄凤片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凌云县人民政府文件，2007年22号。。瑶族移民获得了数额不等的征地补偿款，最多的一户人家得到了15万多元的补偿款，最少的村民也有一万多元的补偿款。

伶站工业区的企业都是通过招商引资而来的外地企业，企业所招的工人也都来自广西其他地区以及福建和四川等地。当地政府对此的解释是本地人的文化素质较低，企业不愿意招，而且本地人也不愿意进这些企业打工，因为这些企业的工资很低，没有吸引力，很多年轻人都想出去见世面，他们宁愿去到遥远的异乡打工。除了征地，瑶族移民的生活与工业区的企业并没有直接的交集。

征地赔款对瑶族移民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据调查，只有两户被征地村民用征地赔款购买了货车，跑运输赚钱。但两户村民均表示本地运输行业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他们的货车已经在屯中搁置很久了。多数村民们表示把征地款存到了信用社，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

水泥厂的建设，使安置点村民的土地进一步锐减。到2008年，安置点瑶族移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1亩。有限的土地面积使得安置点的移民已经完全无法实现粮食自给，87%的农户每年需购买大量的粮食。不过，多数农户仍然继续从事种养业，主要是租用临近九民村壮族的水田、旱地或荒山进行耕种。水田种植水稻，用于满足日常的粮食需要;旱地种植玉米和瓜菜;荒地种植玉米和木薯。玉米、木薯主要用于饲养少量的自家食用的猪。此时的种养业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并不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瑶族移民与地方市场

移民搬迁、二级路的修建、政府规划、退耕还林等措施的实施，不但带来了瑶族移民生计方式的大转变，而且还导致了地方市场以及瑶族移民参与地方市场方式的巨大改变。

与那利、平江屯瑶族移民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市场是伶站集市。伶站集市是周期性市场，集期以4天为一个循环周期。在伶站集市上出售的商品主要是水果、蔬菜、成衣、日用品、农具以及种子饲料等普通农户家里的必需品。在乡镇市场上从事买卖活动的百姓大多来自本乡或者邻近乡镇。乡镇集市上的商贩大多是流动性的，他们按照固定的路线和周期，在附近的几个集市上巡回，哪里赶街就往哪里去。在街天以外的其他时候，集镇上非常安静，除了主街道两边的固定店铺，街道上几乎看不到商贩。

凌云县共有8个周期性的乡镇集市。这些乡镇虽然在行政级别上是平级的，但乡镇集市的规模和繁荣程度并不处于同一水平，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产生了一定分化。在这些集市中，逻楼镇管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矿产资源丰富，市场规模也最大;其次是加尤镇，因盛产优质白毫茶叶而拉动市场繁荣;笔者所调查的伶站乡集市则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位居第三。

2003年移民搬迁后，地方市场以及瑶族移民参与市场的变化包括:

(一)瑶族移民参与地方市场变得更加方便和频繁。移民搬迁和百乐二级路的修通，大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二级路修通之前，村民们去伶站赶街，需要步行走山路，从寨子走到伶站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二级路修通后，走路到伶站只要50分钟，坐三轮车只要两元钱，不到十分钟就可到达。在那利平江村口甚至出现了一个临时候车点，在路边只要挥挥手，过路的三轮车、公交车就会停下。到伶站集市赶街，不仅是购买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赶街也是当地人社会交往的一部分。赶街是未婚青年相互认识和交往的媒介，也是已婚村民会见朋友、交流信息的重要机会。赶街更是村民们喜欢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一到街天，街上的照相馆、台球室、棋牌室、网吧就挤满了前来赶街的年轻人。吃也是赶街重要内容，当地不管男女老幼都对米粉有一种偏爱，赶街的时候吃一碗狗肉米粉，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有些赶街的人可能并没有要买卖什么的明确目的，只是要到街上感受一下热闹的“人气”。

(二)出现了一些产于本地，却不属于乡镇基层市场领域的产品。人类学者有关的乡村集市研究认为，农村市场体系分为不同层级。施坚雅就认为农村市场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三层，其中与地方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是基层集市。作为地方市场系统中最低的一级，基层集市是能满足农户所有基本贸易需要的农村集市，它不仅是市场区域内农户交换商品的场所，而且是当地出产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向上流动到更高级市场系统的起点［11］21－40。然而，新工业区的出现，使得依托本地资源所产的一系列的工业产品，如水泥、矿产、砂石等等超越了地方市场的网络，直接与外界更高级别的专业性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网络体系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地方资源与地方市场脱节的背后，是一个将瑶族移民排斥到区域发展进程之外的过程，其中包含的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权力的更替——通过征地，土地成为工业化最重要的资本，而以征地赔款为交换，村民们丧失了对土地的所有权，需要重新需求谋生之道，无法在当地工业化进程各种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瑶族移民群体显示出非常典型的生活资料商品化的趋势，主要以消费者的身份参与乡镇集市。在搬迁之前，瑶族移民作为生产者，以山羊、粮食、猪、药材、山货等产品参与地方市场。搬迁之后，土地锐减，他们需要通过每4天一次的集市、进村零售小贩、村内小卖部等途径换取粮食、蔬菜、肉类、烟酒、日常生活物品等物资，成为地方市场网络中的消费群体。

瑶族移民以生产者身份参与的只有野生药材和山货特产的交易，这是瑶族村民最传统的一种生计方式，产品来自于处于发展话语之外的荒凉的大石山区。其中，药材是伶站乡主要对外输出的商品，药材流通网络尤其发达。从乡村小贩，到乡村小卖店，到乡镇集市，再到县城，都有药材收购商。广大乡村的药材，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源源不断地输往更高级别的外部市场。

伶站有几家药材收购商，最大的一家姓林。每逢赶街天，他们收购的药材都达几千斤，这些药材都是当天直接用车拉到百色的药厂，中间不再经过中转。一些较小的收购商则是将药材转卖到县城的医药公司。县医药公司附设的药材收购点，是全县最大的药材收购商，也是凌云县唯一的一个药材集中收购点，差不多整个凌云县的药材最终都会卖到这里，再向外销售。

据伶站街药材收购商林老板夫妇介绍，来卖药材的以瑶族为多，他们住在山上，有采药的传统。而且他们赚钱谋生的门道少，有时只能靠采药、找马蜂窝、抓野生动物挣点钱。而且来卖药材的多数是瑶族妇女，因为近年来男子多外出打工，在家的多是妇女，她们缺乏技能和外出机会，只能延续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

除了赶街天把药材卖到伶站集市，平时村民们还会把挖来的药材卖给进村的小贩。在那利屯的罗姐除了经营小卖店之外，也兼营药材收购，算是最基层的商贩。罗姐收的药材品种很有限，数量也不多。家里收来的药材都是在凌云县城赶街天的时候由她丈夫开着家里的马仔拉去县城卖给更大的收购者，这样可以赚得更大的差价。罗姐认为收购药材最大的风险就是信息不通畅，如果无法及时掌握凌云县城收购价格的变化，就会造成损失。

(四)伶站集市相应出现了由生产消费型集市向以消费为主的集市转变的趋势。随着瑶族移民的出现，这些因发展工业和退耕还林而导致生计方式改变的村民，也带来了伶站集市及其与周边乡镇集市关系的改变。由于被规划为工业集中区，伶站乡的大片土地都已经或者将被规划征用，那些还没完全被征用的土地虽然仍然由老百姓耕种，但被要求只能种植玉米、稻谷等短期作物。政府的规划和土地的减少都限制了当地发展特色农业。调查表明，伶站没有高度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村民们家里出产的农产品，多是满足自家需求后的剩余产品才会流通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在伶站集市上交易的农产品，如茶油、粮食、水果等，也主要是满足区域内人们的需求。通过伶站集市中转，而向更高层次市场集中转卖的农产品只有野生药材和山货特产。

土地的减少也带来一些重要的农产品如粮食、猪肉、蔬菜等无法自给，需要从周边乡镇输入。再加上大量工矿企业的开工，外地人也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群体。伶站集市成为这些农产品的中转地，来自周边乡镇的农产品集中到伶站集市，流通到本地和外地的消费人群中。这就使伶站集市与周边乡镇集市的贸易关系发生了改变。如伶站乡原本土山面积较大，粮食一直有富余，是临近石山面积较大的下甲乡的粮食供应地，伶站乡活跃着许多粮食贩子，收购各家各户的余粮，贩到周边乡镇的集市进行销售。退耕还林的实施和工业园的征地，使伶站本地粮食产量锐减，甚至需要从其他乡镇输入粮食，粮食贩子主要是将其他乡镇的余粮贩卖到伶站销售。又如，由于便利的交通条件，伶站集市形成了仅次于县城的猪花市场。猪花市场的猪仔主要来自乐业、田东、田阳等县，但本地出产的猪仔极少。伶站是猪肉的消费地，伶站街上有20多个肉铺，肉铺老板平时是上午卖肉，下午出去收购生猪，每个肉铺一天通常可以卖掉一头猪，赶街日可以卖掉两三头猪。

三、人口迁移与地方市场的新消费

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外出打工成为瑶族移民维系生存的方式。外出打工使瑶族移民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了联系，乡镇基层市场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在实施退耕还林、工业园区征地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也注意到了农民生计改变的问题。政府把这些农民称为富余劳动力，并就对如何转移当地的富余劳动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4年起，更是以扶贫开发项目的方式，针对凌云县67个贫困村和移民安置点开展了一系列贫困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输送工作。项目实行“培训—就业—择业”的指导方针，由培训机构和广东企业厂家紧密联系，按照厂家需求进行培训，并将人员定点输送到广东的相关企业。但是政府组织的培训规模有限，2004—2007年，全县有750人参加了相关培训，其中伶站乡有93人①《凌云县劳务输出工作经验材料》，凌云县劳动局，2008年。，在调查点的那利和平江屯，据说仅有3位村民曾经参与过培训，并被输送到珠三角地区打工。

政府组织的外出务工虽然涉及的范围有限，但相关的宣传和示范，有效推动了安置点群众外出务工的浪潮。从2004年开始的短短几年，外出务工很快成为了搬迁后村民的生计基础，迁移由此成为社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瑶族村民，特别是男性几乎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不少年轻人十五六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不过，外出务工的女性极为少数，调查点只有3位未婚女性外出务工。瑶族移民外出务工的工作种类多样。根据与安置点村民的讨论，了解到主要的务工种类包括进厂打工、搞绿化、种桉树、参加马队、架高压线等几种。据笔者调查，以那利屯瑶族移民为例，2008年全屯从事非农职业的村民占总人口数的72.3%，其中从事绿化工程的村民最多，占从事非农职业人口总数的71.1%;其次是进厂打工的村民，占7.5%;再次是种桉树、参加马队和架高压线的村民，分别占6.3%;最后还有2.5%的村民从事其他非农职业。

调查发现，已婚和未婚村民外出打工的方式有所差异。25岁以上已婚的男性村民一般选择通过民间网络外出。民间务工网络的存在是瑶族移民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大批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村民提到的搞绿化、种桉树、参加马队、架高压线等工种，都依托民间务工网络来实现。这种务工收入是瑶族移民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搞绿化，即与工程项目配套的地形改造和植物种植，是对安置点移民影响最大的一个民间网络。网络的核心人物是平江屯的瑶族移民WGX。WGX从2002年修建百乐二级路的时候，就开始组织附近村民实施道路边绿化和山坡固化工程。通过这次工程，认识了一些朋友，通过这些朋友介绍，他陆续接到不少绿化工程项目;曾去过广西、广东、海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方。作为瑶族人，他一般找的都是附近村子的瑶族男性，每次项目少的要组织10多人，多的时候要组织70多人，工资是50元/天。WGX和带出去的村民们关系非常要好，大家同吃同住，遇到哪家急着要钱，他还会提前预支工资给他们。因此，WGX在当地瑶族村民中威望极高。村民们表示，这种方式可以帮助大家规避外出务工的一系列风险，不怕老板不给工资，而且大家集中吃住在一起，可以相互照应。

这种务工方式与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出现的外出打工有所差别。瑶族打工者的工作地多是较为偏僻的地区，不是一种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村民们所从事工作主要与其原有的农业劳动紧密联系，并不属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分工体系。而且这种打工与输入地几乎没有交集，村民们在外工作期间，集中居住，同吃同住，由工头负责对外联系。打工时间也很短，每次出去一次时长为一个月到半年不等，项目结束后村民就可以回家。

未婚的男青年则喜欢到大城市的工厂里去打工。工厂打工的工资不高，每天只有30元，一个月下来工资不到1 000元;由于大城市的消费高，工资根本不够用。但是年轻人们表示，他们看重的是到城市里去见世面。这些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也不太会考虑长期的发展前景，每个月能够养活自己，过得开心就可以了。所以，这批年轻人们的工作流动性极大，经常在不同的工厂和城市间流动。当在外工作一年半载后，他们常常又会回到家乡，休息几个月再外出。有一个受访对象表示，他一年之内换了7家工厂，最长是在一个手袋厂呆了4个月，当时一个月工资有1 000块钱;其他的厂基本是每月一换，有的甚至没有拿到工资就走了。问他为什么换那么多厂，他说那是因为觉得在厂里面很闷，天天都要固定的时间上班且做同样的事情，工资总是那么低，觉得做久了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不论是哪种务工方式，瑶族移民都并不能实现有效地融入现代社会，但他们却通过这个方式与现代社会建立起了联系。这种联系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于瑶族移民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向往。这种追求和向往以一系列新消费的形式直接展现在地方市场网络中。

首先，打工收入为当地人购买现代消费品提供了资金来源。笔者调查发现，瑶族移民的打工收入基本用于家庭各类消费，很少用于存款，目前各家各户的存款主要是征地赔款。瑶族移民也不像周边的汉族和壮族村民，用打工赚得的钱修建新房子，他们更加乐于去购买电视、音响、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其中，手机是打工人员普遍拥有的物品，除了通电话、发短信，许多人还会用手机听音乐，有的年轻人还喜欢频繁地换手机。手机的流行如此之快，以至于伶站集市就有3家手机店，每个店都卖十几款手机，并经营手机维修和入网业务。

其次，伶站集市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消费方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将城市里的一系列娱乐方式带到家乡。伶站集市的娱乐业主要有打台球、上网、照相和赌博4种。除了赌博外，其他3种都是伴随打工潮流出现的新行当。伶站街上有3家台球室，共10张台球桌。其中最大的一家2005年开始营业，共有6张台球桌，月营业额在3 000～3 500元之间。打台球一般论局计算，每局5角钱。台球室一般从早上九点开业，一直到晚上六、七点，一直都有人玩，每到赶街天就更加热闹。除了伶站集市，村屯里也会有台球台，一般都是设在小卖店外。笔者所调查的平江屯小卖部就有一张台球桌，吸引了来自周边，甚至是仍住在石山区的村民来打球。

网吧是2007年才出现在伶站集市的新娱乐。许多年轻人表示，他们早在2007年之前就在外打工时接触过网络和电脑。伶站集市的网吧共有30台电脑，一天24小时营业，赶街天生意好时，会有二三百人来上网，寒假暑假期间，客流也会增加。来上网的以17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为主，主要是在校的中小学生和外出务工回家的年轻人。来上网的男孩子多数玩QQ游戏和单机游戏。女孩子大多聊QQ、听歌和看视频。调查点的年轻人们都会上网，他们表示如果这个年代还不会用电脑，那就太过时了。

伶站街上有两家照相馆，两家老板都是曾经在外打工的壮族人。他们在外打工时看到城市里非常流行拍大头贴，而且这种机器投入成本也不高，所以就引进到了伶站集市，生意一直非常好。来照相的都是女性，未婚的小姑娘都是结伴来照相，已婚的妇女则一般带着孩子来留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穿着民族服装的瑶族姑娘。

再次，瑶族移民与更高一级的县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屯里的瑶族村民一年至少会有三四次机会去位于凌云县城的泗城市场。在百乐二级路边招手就有往县城方向去的班车停下搭人，半个小时就能到县城。泗城市场是凌云县最大的市场，所包含的行业种类最为齐全、商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商品交易量也最大。泗城市场不仅仅在街天才有，市场内有一批按年度缴纳市场管理费用的固定摊位，在非街天也保持着一定的市场交易量。调查点的瑶族移民到泗城市场主要是购买在伶站集市买不到的一些东西，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贵重物品，款式多样的流行服装等。此外，泗城市场的KTV、迪厅、游戏厅等也是瑶族移民非常爱去的地方。很多年轻人表示，他们在外打工时候，都会去这些地方休闲。回来以后，伶站街没有这些娱乐设施，他们觉得很闷，所以就会大家结伴一起到县城里去玩。五六个朋友一起，大家轮流请客，每次花费都会在200元左右，其中最大的消费就是喝啤酒。

外出务工为瑶族移民实践上述新消费提供了资金来源，而瑶族移民对现代生活方式认同而衍生出来的这些新消费，又使他们的生活与市场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四、结语

从上述个案分析来看，市场化是背陇瑶移民群体变迁的主线，而国家是促使瑶族移民卷入市场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这一过程包括4个步骤:一是以扶贫开发为名义，地方政府通过移民搬迁控制了瑶族移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土地资源;二是失去土地的瑶族移民无法维系传统的种养业，生活所需都得依靠地方市场的供给，生活资料的彻底商品化很快在这一群体中发生;三是瑶族移民只能依赖自己的劳动力，外出从事低端边缘的工作，在家乡和输出地来回迁移，外出务工成为维系生存的替代性生计方式;最后，外出务工在解决农民基本生计的同时，又激起了贫困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们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认同，一系列与现代性有关的消费方式的出现更是将瑶族移民牢牢地与市场化捆绑在一起。

这是一种与通过农业产业化实现市场化不同的另一种市场化模式。在这一市场化模式中，农民以他们的劳动力，而不是土地卷入市场化，而国家对农民土地资源的控制是这一模式实现的前提。这一市场化模式在“极端现代主义”［6］4－5的发展语境中发生。这一模式让贫困人口失去了土地，又无法在现代劳动分工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更是被排斥在了地方社会未来的整个发展蓝图中;让贫困地区试图凭借丰富自然资源以提升自己在现代发展体系中的位置，却往往沦为工业化初级产品供应链条上的一环。这样，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通过这一市场化模式，都被纳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类“风险”［15］15－57和“不确定性”［16］1－17中。

这一市场模式的存在，也促使笔者意识到扶贫援助是贫困地区区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将其置于地方社会的整个区域发展规划中加以思考，特别是在扶贫开发的名义下实施区域发展规划而带给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尤其要引起发展研究学者的注意。同理，对贫困地区变迁的研究也要有一种拓展延伸的视野，不能只看作为援助对象的贫困人口本身的变化，要将其与地方社会的整体变迁联系起来。在很多情况下，“决定当地的结构性力量不见得会出现在眼前当下，在当地‘看得见’的形式背后那些远距的关系，才是真正决定当下性质的力量。”［17］19

［1］ 亨利·伯恩斯坦．汪淳玉，译．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Ong A．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Asian liberalism?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d Citizenship．In Henrietta Moore(ed．)．Anthropolog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9

［3］ Grillo R D．Discourses of Development: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In Ralph D．Grillo＆ Roderick L．Stirrat(eds．)．Discourse of Development: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Oxford and New York:Berg，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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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Local Market 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Impoverished Area:the Case Study of Beilong Yao People from Linyun County，Guangxi

Yang Xiaoliu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Beilong Yao Poverty Reduction Resettlement People in Lingyun County of Guangxi，the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marketization is the main line to local group changes．This process started from the state controlling Yao people's lands in the name of poverty reduction resettlement．Alone with that，the commoditization of subsistence happened and outward working became the main substituted livelihood，which led the local people to be involved in the marketization system with risky and and uncertainty characters．

State;Local market;Social changes;Beilong Yao People

2012-08-21

本研究是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文科青年教师培育项目“贫困、文化与发展:理解久扶不脱贫地区的本土文化”(项目编号:1109127)的阶段性成果。

杨小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邮编:510275。

(责任编辑:连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