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勰对建安文学的研究

赵 峰

浅析刘勰对建安文学的研究

赵 峰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今以来,“建安风骨”成了被普遍接受的命题,实际上建安诗风还有另一种倾向,则是“委婉华妍”。刘勰对建安文学的态度较为复杂,仅把《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作为刘勰对建安风骨的注脚,作为建安诗风的概貌,是草率的,也是不妥的。

建安诗风;建安风骨;委婉华妍

建安文学,仅经历了短短40余年,它既无有汉一代挟国威以自重的大气磅礴,也不似有唐朝因盛世而不绝的异彩流光,却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建安文学研究可分为古代和现当代两个时期。古代建安文学研究几乎与建安文学创作同步进行,这主要表现为诗人之间的互相品评评论。较有系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曹丕等人既是诗人,又对别的诗人颇为了解,他们的评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六朝时期,陈寿、沈约、挚虞、颜延之等极重视建安文学,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对建安文学作了精辟的论析,一些观点被后人视为定评。毫无疑问,“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1]

建安文学虽然被冠以“建安风骨”的风格特征,但我认为“建安风骨”只是建安文学风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综观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在“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之外,也有诗风委婉华妍的一面。

一、建安文学的不同风貌

曹操的几乎所有作品,七子归邺之前的作品以及王、植二人前期的部分作品都明显地表现出“风骨”的特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骨”的趋弱已是不争的事实。周振甫先生在论述“建安风骨”能不能代替建安文学的特征时是这样说的:“建安风骨不同于建安文学。钟嵘认为风力同丹彩不同,刘勰认为风骨同藻采不同,李白肯定建安风骨而不赞成建安绮丽,都说明建安风骨不包括建安文学的绮丽的藻采,建安风骨不包括全部建安文学。”[2]

可以说,在时事的变化下,在文人集团领袖的变更下,在文人心境嬗变的影响下,建安诗风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与昂扬奋发的时代风尚相应,建安诗人创作出了反映社会动乱,描写人民苦难生活,抒发建功立业、重建天下宏伟抱负的诗篇。此类诗篇的风格是慷慨悲壮,刚健豪迈,语言质朴。从创作时代上看,多完成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前。这时的建安文人尚未聚集到一起,他们身居乱世,报国无门,目睹时事艰辛,抒自己心中感慨,表现出慷慨激昂、志深笔长的特点。正像曹植在与《扬祖德书》中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江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3]

到了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建安主要诗人云集邺城,年轻诗人曹丕曹植兄弟走向成熟。这期间题材广泛,诗风多样并存,反映动乱现实和人民苦难的作品还在不断涌现。曹操的《苦寒行》写士卒行军之苦,表现不得已而用兵的悲哀,曹植的《送应氏》其一写洛阳城的残破荒凉;女诗人蔡文姬痛定思痛,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长篇五言诗《悲愤诗》,哭诉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表现统一天下之志,展示奋力搏击之情的诗篇始终是建安时代的最强音。步入老境的曹操,为求得“天下归心”的局面而效法“周公吐哺”,思贤若渴,从而老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唱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歌。

曹丕亦多“壮思”,以“我独何人,能不靖乱”而自励,曹植则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为榜样,志在“建金石之功,流惠于下民。”王粲陈琳等人亦表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建功不及时,钟鼎将何铭?”充满英雄意识与功业思想。

对曹丕、曹植来说,由于社会阅历的不同,乃父横槊赋诗之风非其所能,而幼诵诗赋,饱受文学熏陶的他们,对文学自身的魅力更有兴趣,也更有发言权。生活较为优裕的邺下文人们,以王、植兄弟为核心,在相对平等的气氛下,歌咏往还,切磋品评,文学自身的美学价值渐渐凸显,并受到重视。在这样的文学团体中,与建安士风相应,建安诗歌中出现了许多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同时建安诗人为了消解生命悲剧意识创作了大量的饮宴之作、游仙之作、山水池苑之作、男女欢爱相思之作等。

曹操与曹丕父子的区别也正反映了建安诗歌前后期的区别。此类诗的涌现集中在邺下时期,曹丕曹植兄弟及王粲刘祯等人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描幕转向对士人心理的展现,对自我意识的渲染,从而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宣言,从此,文学名正言顺地成为抒情写意的艺术,诗人开始讲求文采,注重雕饰和炼字。并注意到了音律的特点,格调婉曲、清新、明丽。钟嵘认为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又赞美曹植之作“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诗品》),明确反映出建安诗风从率真自然走向华丽绮靡的过程。

二、刘勰对建安文学的态度

有人说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确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在《文心雕龙》50篇中,论及建安文学的就有30余篇;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体裁论中,有18篇论及了建安作家或作品。这两个数字表明,刘勰确实认识到了建安文学的成就及其重要地位。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刘勰写道:“自汉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域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文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4]刘勰关于建安文学的这段论述被很多学者视为其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总体评价,并把这一风格概括为“建安风骨”。其实刘勰的《文心雕龙》虽专论“风骨”,实际上《文心雕龙》非但未许建安文学以“风骨”之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该被视为风骨的反面。

《明诗》篇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乐府》篇云:“至于魏氏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志不出于〔淫〕滔荡,词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云:“《宋书乐志》三:《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彦和所讥‘宰割辞调’,或即指此。”这里显然有批评他们擅改古乐体制之意。又注云“彦和云三祖所为郑曲者,盖讥其辞之不雅耳。”[5]周振甫注“音靡节平”为:“音律浮靡,节奏平庸。”[6]

《通变》篇云:“魏之〔策〕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可以说刘勰对建安文学的态度是复杂的,在其文中不乏对三曹、七子的肯定评价,但这些评价大多是对个人才气的评价,少有对建安文学整体上的认同。

刘勰所谓“风骨”,歧说纷纭。学界大致有六种意见:

第一种看法,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以黄侃先生为代表。[7]

第二种看法,认为风骨是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风骨篇是风格专论,专门论述“风清骨峻”这种风格特点。[8]

第三种看法,认为风骨是一种美学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是“传神”、“自然”等等。[9]

第四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作品提出的一种美学标准、美学要求。它包括两个方面:“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言辞方面的美学要求。

第五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文意的进一步分析,它一方面有情的因素(表现为风),另一方面有理的因素(表现为骨)。[10]

第六种看法,认为风骨即精神。

正是因为对风骨的内涵有着多种解释,仅把《时序》篇中所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作为刘勰对建安风骨的注脚,是草率的,也是不妥的。

[1]王运熙.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A].文心雕龙探索[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8.

[2]周振甫.释“建安风骨”[J].文学评论,1983,(5).

[3]魏晋南北朝文论选[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5.

[4][6]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71.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109-110.

[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中华书局,1962.99.

[8]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72.

[9]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中华书局,1962.106-108.

[10]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30-233.

(责任编辑 丛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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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峰,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政编码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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