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面纱下的功利写作——析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主题选择

王小涛

(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东方主义”面纱下的功利写作
——析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主题选择

王小涛

(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美国华裔文学从诞生之日就被打着“东方主义”的标签，其主题及内容选择都被认为是西方强势话语权之下对东方文化的扭曲，是东西方政治和经济力量不平衡的产物。本文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在主题等方面的选择并非完全是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作者的功利写作价值观下的主动选择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东方主义;功利写作;美国华裔文学

美国华裔文学中有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美国华裔作家极力强调自己的美国身份和美国属性，例如汤亭亭曾极力为自己作品的美国属性辩护［1］(p69)，在她的著作《猴行者》中借主人公阿辛之口反复强调自己不是美国人，而是华裔美国人。再比如以《典型美国佬》、《梦娜在希望之乡》和《爱妻》驰名文坛的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则公开声称，“美国亚裔作家就是美国作家”［2］(p306)，在接受访问当问及其身份时，她的回答是“我想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她们对于自身的美国身份有着极强的认同;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以中国或者华裔为背景，汤亭亭的《中国佬》以早期华人来美艰辛的创业故事为背景，任碧莲的三部作品叙述了不同时期的华裔美国人的生活。这些作品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里面对于中国文化不同的描述或扭曲被打上了“东方主义”的标签。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3］(p4)东方主义认为东西方力量关系的模式决定了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根据东方主义的理论，美国华裔文学也是这种话语模式的产物，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对于描写对象的选择、对于异国情调的描述和异国文化的扭曲都是东方主义的产物。因此美国华裔文学也饱受批评，赵健秀在1991年出版的《大唉咿:华美与日美文学选集》序言中写道，“今日美国自由派白人的信仰是:说得好听一点，华裔男子都是没有男人味、暗地搞同性恋的家伙，就像陈查理一样;说得坏一点，则是同性恋威胁者，就像傅满州。难怪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会获得1988年新剧托尼奖。优秀的华裔男子充其量不过是满足白人男子的同性恋幻想，这实际上就是在亲白人的屁股。”［4］(pxiii)这些批评都关注了美国华裔文学被动地成为了“东方主义”的牺牲品的现实，然而在“东方主义”面纱之下美国华裔作家的功利写作动机却无人关注。本文认为功利写作和自我写作是美国华裔文学现状的主因。

一、出版利益:作者身份的隐退

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写作动机，即便同属美国文学同一分支的美国华裔文学作者的写作动机也因人而异。写作动机也是最难考察的，因为它往往是作者内心最深处的东西，作者可能从其作品中略见一二，然其整体完整的复杂动机却无从知晓(除非作者真实地自我坦白，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5］(p3)在所有的写作动机里，功利动机应该是最强大的力量。从作家选择写作来抒发感情、叙述历史或改变命运的时刻开始，作家就必须面对市场。一个作家要懂得他/她潜在的读者群，并在这个特定的读者群的范围内写作才能取得成功。在商业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只有市场才能证明一个作家的才能与创造力。对于出版社而言，作品的畅销程度和盈利能力也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黄玉雪被美国主流社会看作“模范少数族裔”的优秀代表。二战后，由于美国面对种族歧视的指控，因此美国希望通过以少数族裔的成功代表为例来证明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确立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正好符合了美国政府的要求。《华女阿五》出版后大获成功，美国政府出版了此书的日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泰语等多个亚洲国家语言的译本，而且还邀请黄玉雪前往京都、马尼拉、仰光等多个亚洲城市进行为期4个月的巡回演说。从书籍的畅销程度和政府的资助程度而言，黄玉雪是极其成功的。然而从她对于自己作品内容的决定权来说，她并非一个能坚持自己理念的作者。黄玉雪的书在她的英语老师和出版社的编辑鼓励下完成，而最后的定稿也是由她们而不是作者来决定。“编辑伊利莎白·劳伦斯删去了原稿的三分之二，剩下的由老师爱丽丝·库柏协助串联”，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有的东西没有了，我原本是希望保留在书里的——每个人做事都有他的目的。因此，你知道，你多少得和她们一起干。”［6］(p22)从黄玉雪的出版经历看，作者不能完全决定出版的内容，当然这也可部分归咎为东方主义的限制，但作者为了出版的功利思想也起着作用。

《华女阿五》中，黄玉雪自传性质地描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细微而真实地(在有选择性的前提下)记录了唐人街的社会百态。为了塑造华人的模范族裔形象，黄玉雪首先考虑了美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为此，她只展示了华人身上某些被美国认同的特点。她使用大量篇幅来描写中国的烹饪方法。例如，文中用一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蒸米饭的过程，这个对于华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而不值得去仔细描述的，对华人来说很难想象哪个作家会在作品中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此类事情。《华女阿五》第五章的标题是“生为华人很幸运”［7］(p33)。鉴于当时华人在美国的时代处境，“幸运”在这里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作者用了一个并不确切的词来形容华裔族群，这充分说明了她为了出版目的的妥协，也证明了她的功利思想在写作中的作用。

二、女性视角:男性气概的缺失

对美国华裔文学的东方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女性化”方面。一方面，一批重要的女性作家活跃于美国文坛。学界普遍认同华裔美国文学在主流读者中有三个辉煌时代。第一个时代以1945年黄玉雪发表的《华女阿五》为代表，第二个时代以1976年汤亭亭发表的《女勇士》为代表，第三个时代则以1989年谭恩美发表的《喜福会》为代表。这三个时代的辉煌似乎都以女作家的成功为标志，而却很难听到华裔男作家的声音。［8］(p18)另一方面，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文本中的男性，大多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只能从事传统上女性从事的职业，例如洗衣、做饭等。华裔男性的这种生活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众所周知，进入美国的大部分华人都是作为劳工而被引进的。从19世界的淘金热到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大量的中国劳工涌入美国。当时进入美国的女性少之又少，加之华裔没有条件与美国妇女通婚，这样就造就了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社会”。资料显示，1860年，华人社区的男女比例为19:1，1880年比例为27:1，在1910、1920和1940年男女比例分别为14:1、7:1和3:1。［9］(p69)在残酷的经济条件下，华人需要极其努力才能生存下来，文学并不是这些劳工需要考虑的因素，对于他们来说，面包是必需品而文学是奢侈品。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其中以黑人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最为激烈。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及其他运动的影响下，华裔的意识显著提升。同时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渐上升，美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这个时期汤亭亭等作家崭露头角，汤亭亭的《女勇士》，颠覆了当时美国对中国女性的偏见，在美国人的眼里，东方女性要么是没有力量的美丽娃娃，或者是妖媚的邪恶化身。此后又有谭恩美、任碧莲等一批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坛上叱咤风云。虽说同时期有李健孙、徐忠雄、雷祖威和黄哲伦等男性作家，但这些男作家的影响力却无法与谭恩美等抗衡。女作家由于其生理原因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必然有着与男性作家完全不同的视角。女作家用女性独特的经验、观点来理解世界，书写世界。她们都相对比较关注与女性自身的地位、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活体验、婚姻和母女关系等等。汤亭亭的《女勇士》用女性的视角来描述，例如“无名女子”记录了她姑妈惨痛的经历，“西宫门外”继续了姨妈月兰的故事。谭恩美更是由于其在《喜福会》中对于母女关系的探讨赢得盛名。《喜福会》曾经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成为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多次获奖并拍成电影。《喜福会》的成功不外乎其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及口味。小说里描述的来自中国的母亲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情感历程，这些家庭关系、母女关系的话题对于美国畅销书的主要读者群而言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对于华裔女性作家而言，功利写作并非是她们写作的首要目的，她们不必要依靠写作来生活，因此出于自我的需要的写作便成了她们写作的动机。女性作家必然会用女性视角来解读社会和人生，阴盛阳衰的美国华裔文学界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东方主义”的标签。

早期进入美国的劳工由于文化水平和语言的限制，再加上没有经济条件来进行创作，后期进入美国的华裔为了生存和在美国实现所谓的“美国梦”都选择了别的职业。据美国《侨报》报道，根据统计，在美国的华裔移民中80.4%的人属于工薪阶层，主要在私人企业工作。华人主要集中在餐饮业、计算机、医疗、金融及其他的行业，这些行业往往有着较高的收入，而职业作家对于华裔来说是个很难实现成功的职业(对于美国白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正是“美国梦”包含的对于财富成功的追求的理念导致了大多数华裔(特别是男性)不愿投身于作家这个行业，也就无法以男性的视角来书写华裔的生活，他们的功利观导致了美国华裔文学的“阴盛阳衰”和美国华裔文学的弱点。

三、他者视角:逃离之后的批评

不同于早期到达美国的劳工、二代或三代华裔或后来进入美国生活的华裔，还有一些由于社会制度等原因进入美国的作家更值得我们注意。他们是由于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及对于某些制度的选择而选择了美国，这些作家里面尤以哈金为代表。哈金移民美国后以写作为生，他的主要题材来源于中国，他的小说迎合了美国读者和媒体的口味，因此哈金获奖颇多。他的小说曾获得许多文学奖项。哈金凭借《等待》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他所创作出来的许多短篇故事被选入美国最佳短篇故事选当中。哈金在美国的写作之路是华裔写作的一个典型例子。

哈金1989年移民美国，但以诗人身份在美国几乎无法生存，于是到波士顿大学写作班旁听，写诗，也写小说。1992年他拿到博士学位进入艾莫里大学教书，教学需要提出作品审核，年年通过审核到第7年才能取得正式教职，而相对于诗，发表小说似乎容易一些，这是哈金写小说的开端，而这个开端则是生存所迫。在接受Jerry A.Varsava采访时哈金坦白，当他想在美国定居时，他想找一个与中文有关的工作，在失败之后他做过一些给报刊翻译文章的工作。后来他开始写作是因为，用哈金的原话就是“那是生存必需的”(the necessity of existence)。哈金有朋友在出版了几本书之后就会得到好的工作，为此哈金曾请求妻子和儿子给自己八到九年时间去实现梦想，也就是实现在美国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10］(p8)

为了出版图书，获取声望进而获得体面工作的目标是哈金写作的初衷和目标。为了迎合美国观众，为了出版的直接目的，哈金选择了用英语来书写中国，书写期待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图书。在等待中有几个极其突出的例子来证实哈金对于西方人猎奇口味的迎合。例如在《等待》中，主人公孔林的乡下妻子淑玉裹着小脚。按照书中的描述，淑玉应该生于1936年，而中国自辛亥革命后已经废除了缠脚的习俗，很难想象生于1936年的女性还有缠脚的(当然有个例)。另外，在孔林和吴曼娜结婚的1984年，他们的婚礼仪式上还有向毛主席像鞠躬的程序。“孔林和吴曼娜又转过身，脸冲着西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和画像两边拱围着的镰刀铁锤的党旗”［11］(p224)。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描述对于西方人来说可能是新奇的，但对于中国的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小脚、毛主席像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符号成为了哈金招揽西方读者的工具。

为了实现在美国的梦想，哈金通过有选择性地书写来抛弃一个体制而进入另一个体制。例如在哈金的小说《战争垃圾》中，为了换取另一方的接纳就必须对一方进行控诉。对于哈金自己来说，这只是一种机会主义，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在实际生活中哈金也在奉行这样一种生存策略。“哈金屡屡直言不讳地声称，他的写作只是为了生存，并不顾及这和他的另一个写作目标——达到‘伟大的中国小说’之间有什么冲突”。［12］(p88)所以对哈金而言，他最初的创作完全是为了生存，所以，什么可以出版就写什么，是他写作的生存策略。通过对于中国某种程度上的扭曲和对于某些封建残余思想的贩卖，哈金成功突围，实现了其出版的目的，也实现了其得到体面工作的目标。因此哈金也饱受批评，被认为是“东方主义”的牺牲品和帮凶。

四、结语

华裔在美国的独特经历也造就了独特的美国华裔文学。华裔作为文学的主体和客体都反映着华裔的历史和现实。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华裔作为客体在历史书写上的可悲地位，华裔被刻画成“阉割化”的形象，在这方面，东方主义难辞其咎，正是由于西方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造成了东方的话语缺失，话语缺失则又导致了被扭曲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华裔作为文学的主体，在书写华裔历史和现实时自身的扭曲地位。某些作家为了“曲线救国”式的为华裔争取权利的书写不得不放弃自身的立场，某些作家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及社会地位的变化不惜扭曲地书写中国，他们的书写背后都是自身的功利驱动，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华裔作家的功利观及华裔女性作家的自我写作也是造成美国华裔文学被打上“东方主义”标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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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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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光林.论华裔美国男作家的主体意识［J］.当代外国文学，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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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12］陈广兴.自由的写作?——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悖论［J］.中国比较文学，2009，(3).

2012－01－05

王小涛(1980－)，男，河南陕县人，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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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469(2012)01－0041－04

(责任编辑:代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