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青年榜样变迁研究

肖 冰，叶 芃

(1.武汉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430074;2.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

建国以来青年榜样变迁研究

肖 冰1，叶 芃2

(1.武汉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430074;2.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

阐释榜样的含义，厘清建国以来青年榜样形成过程及其特征要素，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榜样变迁的几点启示。

青年榜样;变迁:启示

一、准确把握榜样与偶像区别

目前，偶像与“榜样”间界限比较淡化，甚至有时两者互换使用。但笔者认为两者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在榜样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应加以区分。

“榜样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经组织认定，公众舆论认可和公共传媒广泛传播，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意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值得公众效仿和学习的先进典型”［1］。“榜样教育具有指导性、示范性和激励性等特点”［2］。而偶像本义为泥塑木雕的人像、神像。何小忠定义为:“偶像就是被特定个体(或群体)所认同、并受到极度尊敬、钦佩或及其欣赏、喜爱和向往的形象化的人格符号”［3］。“偶像崇拜具有自发性、情感性和认同性等特点”［4］。偶像一般是理想化、完美化、非凡化和浪漫化的形象。榜样不是偶像，也不是虚拟的或被美化的角色，而是现实、世俗、功利化的平凡人。因此，榜样不是那些浪漫或理想化的幻想，而是引导青年确立社会主义崇高理想和激励其艰苦奋斗的“看得见”、可模仿的“活教材”。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榜样的变迁

(一)青年榜样①的变迁 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青年榜样变迁也相应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建国初期(1950－1965)。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青年榜样多以英模形象出现。新中国刚刚脱离战争苦难，社会各项工作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响应革命集体主义精神的号召积极投身建国事业，有人称这个时期是榜样“黄金时代”，因为每一个榜样的出现都可能造成全民影响。这一时期的榜样人物充分体现为政治服务的精神，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该时期青年榜样代表人物如:雷锋(1940－196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词，《雷锋日记》更是掀起全民学习雷锋的热潮，3月5日被定为学雷锋纪念日;王进喜(1923－1970)，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

第二，文革时期(1966－1978)。这是一个政治狂热的年代，青年榜样多为政治典型。领袖崇拜、个人崇拜被提高到极致，人人以佩戴毛主席像章、背诵毛主席语录为荣，广大知青响应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前往“国家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文革中后期，林彪、江青等人操控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等运动，迫害革命老同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高度同一，阶级斗争的触角伸展到各阶层各领域。在这一时期，既有解放军英雄战士王杰、优秀知识青年金训华等青年榜样，也催生了一些备受后世争议的“反潮流”人物，如该时期代表人物张铁生。1973年在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张铁生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后写一封信，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被江青等人称作“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并名噪全国。

第三，改革开放前期(1978－2000)。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青年榜样多为转型新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锢、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国进入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转型期，经济制度的变革引发观念的变革。社会价值观念开始从注重集体向关注个体转变，由崇尚理想向重视利益转变，从强调节俭向注重享受转变。90年代改革步伐加快，国企改制、下岗失业、下海经商等使人民生活发生巨变，各种不平等现象开始凸显。90年代末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扩招，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向大众转型，“知识精英”时代结束，更多青年有机会通过努力摆脱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弱势，获得较高社会地位。而世俗化、大众化文化的融入，使青年榜样形象更加个性。该时期代表人物如:张华，西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牺牲，被授予烈士称号并成为全国大学生学习的榜样;张海迪，中国著名残疾人作家。5岁因患脊髓病导致高位截瘫，后自学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课程，并学习针灸，在当地行医。1983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英文小说翻译工作，同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并获得两个美誉，“八十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第四，21世纪(2000－至今)。入世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加强交流，文化碰撞使国人观念发生改变，个人主体意识明显加强，迎来了以平凡人为主角的时代。在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推动下，推陈出新的平民偶像与“实用型”偶像成为有别于榜样的模仿对象。另外，各地各级单位或机构在推选青年榜样方面表现活跃，青年榜样则表现出地域性强，宣传周期短，更新快等特点。该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雷庆瑶(1990－)，3岁被电击失去双臂，但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残疾人运动员，在07年中国第七届残运会游泳项目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先后成立“庆瑶阳光工作室”“四川博爱感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帮助大学生、残疾人、贫困受灾地区人民。2009年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自强模范”;黄来女，2006年10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播出了自强不息优秀大学生黄来女同学的先进事迹，11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对其进行了集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受邀参加全国大学生优秀事迹报告团进行高校巡回报告。2007年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2006年度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

(二)青年榜样的类型归纳 青年榜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青年榜样的不同特征将其归纳为四个类型(以下分类排除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且备受后世争议的“反潮流”榜样):

第一，道德模范型。他们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充分体现了人性善的一面，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他们以自身的行动证明人身上应该有比金钱更有价值的宝贵财富。道德模范性榜样对于处于任何阶段的社会都至关重要。第二，理想坚定型。这类青年榜样中既有具备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典型人物。特别是后一类青年榜样，尽管遭遇了身体上的苦难，他们仍乐观向上，不仅发扬战胜自我的拼搏精神，还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帮助他人。正是这种“不抛弃，不放弃，人不自弃，天尚佑之”的信念鼓励青年勇敢迎战困难与挑战。第三，艰苦创业型。他们不畏艰辛，为理想而奋斗，多已发展为在行业内拥有一定名誉、地位、声望与财富的实干家。从早期的“下海”经商到如今的青年“创业”，创业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创办企业，还包含工作创新。这些富于创新精神的榜样无疑值得所有深陷焦虑泥沼的青年学习，他们的真实经历证明了通过不懈地努力会有更多机会取得成功，改变命运。第四，为国争光型。尤其是在国际上突破局限取得巨大成就，提升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的人。

而无论哪一类型的榜样，其产生之后都并不是取代前一阶段的榜样，而是与之一起发展，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也反映在当今青年榜样形象的多元化现象中。

三、我国青年榜样变迁的原因分析

青年榜样变迁除了有时代的牵引作用，离不开其他力量的推动，笔者认为青年榜样的确立是由以下三方力量共同选择与推进的:

一是群众力量。青年榜样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是在日常工作或生活中做不平凡事的普通人，他们的精神得到群众认可推崇，事迹备口口相传，从而获得一定知名度。从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雷锋，到背爸爸上学的孝女黄来女，体现出人民群体一般价值观的变化情况。

二是行政力量。树立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青年榜样仅靠群众推举是不够的，还需要组织为后盾。基层推举至组织，在得到组织认可，尤其是权威人物的赞赏后，行政力量开始发挥。从各级党政机关步调一致地发出学习某事迹的通知，到集中报道榜样、组织报告宣讲会，接下来组织群众以实际行动学习榜样，同时挖掘并奖励身边先进典型等等，这一系列从上至下、动员全员的运动过程，只有强大的政府行政力量能够做到。

三是舆论力量。榜样的广泛影响力必须靠大众传媒超越时空的局限来实现。大众传媒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大众传媒一方面以公众舆论的代表身份出现，借助公众的影响，广泛搜集和反映群众舆论，另一方面充当政府发布信息的主要手段，制造舆论以配合政府公共关系”［6］。因此，大众传媒在青年榜样塑造中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四、我国青年榜样变迁的启示

青年对于榜样的看法一般有三种，一是认同榜样，并愿意付诸行动，这显然是主流社会最期待的结果;二是缺乏认同甚至反感，反感的可能是榜样本身，可能是榜样所代表的价值观，还可能为追求个性而反主流;三则较为暧昧，不能或不愿意明确支持或反对什么，处于价值游离的状态。后两个群体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有人认为这显示榜样教育的失利，有人担忧忠实人群的流失会削弱传统青年榜样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不应该一边倒地消极看待，质疑的出现说明青年在意识地反思一直以来被灌输的主流价值观本身的正当性，这种怀疑刺激他们参与到道德典范或道德规则的讨论与探寻中，这种主动能促进青年理性选择学习对象，使价值观得到澄清。

青年榜样变迁，为榜样教育提供了新内容，要使新内容带来理想的教育效果，首先对榜样的认识和理解应回归生活。据有关实效性研究表明，“在价值多元和主体性彰显的背景下，许多人就对榜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7］，“有的青少年不愿当先进、典型、标兵，非但不以成为榜样为荣，反而觉得一旦成为榜样便背上沉重包袱”［8］，都显示出对榜样认识不足和偏差。

其次，理清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青年榜样的塑造离不开当代青年的特点，例如崇尚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但因此树立过分倡导个人主义的青年榜样显然是不可取的，个人价值必然体现在个人的社会贡献中，个体离开社会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最后，正确认识榜样与榜样教育的意义。一直以来榜样由社会权威以某种方式宣布，他(她)一出现就具有权威性与合法性，借助行政力量还具有了压制性。如果说建国初期是榜样所代表的价值观需要得到权力的认可和宣传，那么如今则是权力通过树立榜样来宣扬自己所认可的，榜样教育成为宣传途径，榜样变身成为宣传载体。笔者认为应该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现状，应多关注青年和青年榜样所认可价值观的正当性，而不应聚焦在传授和巩固主流价值观地位等技术性问题上。

注释:

①本文列举的具体榜样人物生平事迹均取自百度百科。

［1］姜朝晖.社会转型期榜样力量的理性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2，(3).

［2］温海玲.时势造偶像:解析青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8月.

［3］何小忠.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教育［D］.苏州大学，2005.

［4］岳晓东.论偶像－榜样教育［A］.中国教育学刊，2004，9.

［5］岳晓东，张亩桥.香港、广州、长沙大学生偶像与榜样选择之比较调查［J］.青年研究，2000，(4).

［6］杜凡.论大众传媒对政府公共关系的促进作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7］徐美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07.

［8］陈万柏，何英.对青少年榜样教育效应弱化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2).

D648

A

1003-8078(2012)01-0042-03

2011-11-16

10.3969/j.issn.1003－8078.2012.01.13

肖冰(1986－)，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工程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叶芃(1965－)，男，黄冈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袁小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