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及其治理

蒋尧明 谭 军

（1．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当代财经》杂志社，江西 南昌 330013；2．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872；3．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33）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由于在对信息使用者作出合理决策、有效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日益获得人们的关注。然而，财务预测信息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只有在相应的理论约束条件和制度前提得到满足并在良好的监管之下，才能有效发挥其效用，否则低质或虚假的财务预测信息只会误导相关决策，而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是产生低质或虚假财务预测信息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以马克思供需均衡学说为切入点，剖析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本质及其供需不均的现实和诱致因素，从而完善其治理，以期提高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供给质量。

一、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本质与其表现形式的悖离

财务预测信息是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的，是对未来经济事项的反映，是企业管理当局根据其计划及经营环境对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所作的最佳估计，它的生成耗费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主要是智能型劳动），是一项劳动产品。而两权分离的发生使得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交换成为一种必要。财务预测信息是其生产者和资源提供者之间彼此交换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交换体现了财务预测信息的价值。作为信息化的劳动成果，财务预测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预测企业未来经济活动，与初步生成的历史会计信息相比更具决策相关性，它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与一般物质性商品相比，财务预测信息不仅有着“一般的使用价值”——能使信息使用者作出决策，还具备“特殊的使用价值”——决策增值，即使用者依据财务预测信息作出正确决策能使其自身资源产生增值效应。由此可见，财务预测信息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它的本质是一种商品，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财务预测信息作为一种商品具有独特的产权特性，薛祖云认为，依据企业组织形式的不同它既可能是一种“私人物品”，又可能是一种“公共物品”［1］（P19－20）。对公司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财务预测信息的产权特性表现为它是一种私人物品，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而对公司上市公司而言，财务预测信息的公开披露使财务预测信息在表面上呈现出从私人物品向公共物品的转化，但这种转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务预测信息是商品的本质。

如前所述，虽然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在本质上属于私人产权，是一种商品，但其在形式上却表现出公共产品的属性。原因在于现实中上市公司股权的经常性交易使得“委托者虚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公司的潜在股东，因此，他们都有权获得公司的财务预测信息；同时，为了保护财务预测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利益，国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来强制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公开提供（或自愿提供）财务预测信息。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使财务预测信息由“私益产品”演变为“公共产品”。但是，财务预测信息即使是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在表面上呈现出公共产品的一些特性，却依然无法掩盖其内在的本质属性——即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商品，因为它依然具备作为商品的基本要素——是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

由于财务预测信息公共产品属性具有内生的缺陷，再加上上市公司具有披露不实财务预测信息的动机，使得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发生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财务预测信息编制与披露的监管。然而在现实条件下无论是强制性披露还是自愿性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在政府或者其代理机构制定的会计准则、制度规范下演变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企业产出，其表现形式与商品本质产生了悖离。这种悖离是由现阶段的实际条件所决定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的无奈结果，它阻碍了财务预测信息的商品化进程。当前，我国财务预测信息编制与披露质量较差与财务预测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有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在短期内还难以有效解决，因此，替代的办法是在设计准则、制度时尽量减少因财务预测信息公共产品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善财务预测信息的需求表达反馈机制，加快财务预测信息的商品化进程，最终形成基于市场导向的财务预测信息供需平衡机制。

二、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的困境表现

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由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组成，其中生产即供给，消费即需求，流通与分配则是连接供给与需求的媒介。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发展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供给和需求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互相发生作用的，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也决定需求［2］（P213－216）。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是推动或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同理，财务预测信息的生产与消费应当保持适度的均衡发展关系，整个资本市场才能更为有效地运行。当这两个方面都出现问题时，财务预测信息就会陷入供需不均的困境：信息超载与信息不足并存。

一般认为，财务预测信息的供给和需求是制约财务预测信息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财务预测信息的公共品特性决定了上市公司不但不能从财务预测信息的供给中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甚至有可能不能补偿信息的生成和披露的成本，所以财务预测信息供给缺乏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的主动性，从而造成信息供给不足。作为公共产品的财务预测信息，主要是满足信息使用者基本需求的通用信息，在财务预测信息一系列的估计、假设、推测、判断以及披露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上都留有较大的“弹性”，从而上市公司很有可能会保留而不披露反映企业重大生产经营风险和有可能引发重大诉讼风险的财务预测信息。另一方面，在财务预测信息强制披露环境下也可能会出现预测信息的过量生产。因为在强制披露的环境下，由于使用者可以免费消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而不同利益主体对财务预测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准则、制度的制定机构和监管部门根据这样的需求来制定新的准则、制度，上市公司又依据这样的准则、制度来编制和披露财务预测信息，必然会造成供给市场的信息“堆集”，同时也会给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编制和披露施加过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财务预测信息的编制和披露水平往往落后于现实的需要及财务预测信息的编制和披露成本难以补偿这两个方面。而上市公司为了减轻压力，不得不穷于应付，依据一些不严肃的估计、假设、推测、判断对那些不确切的预测与规划事项进行大胆甚至盲目的披露，最终导致财务预测信息的虚假陈述。另外，财务预测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特性使得财务预测信息使用者对信息质量监督不力，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不利于财务预测信息需求质量的提高。这种情况如果长此以往，将使得财务预测信息的供需严重不均，信息不足与信息超载并存，进而导致财务预测信息的低质弱效。具体表现为：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需求表达不畅。财务预测信息的需求受诸多因素影响，我们将其需求函数表述为：D（G）＝f（Z），Z＝Z（E，R）。其中，D（G）表示产品（财务预测信息）的需求，Z表示一组特征向量，包含社会经济特征E和需求者①特征R。从图1可以看出，不同需求者之间的特征差异往往会影响他们对财务预测信息的评价和判断，从而对该信息的需求偏好顺序产生显著影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测的内容比较杂乱、分散，出现了所谓的信息超载，冗余的财务预测信息似乎让使用者无从选择。实际上，对财务预测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偏好及其排序的忽视导致该信息供给和实际需求的脱节。财务预测信息的自然属性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是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财务预测信息）的需要；从社会属性来看，该信息的需求等于这同一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的总和。就现阶段而言，无论是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财务预测信息的需求都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达，也缺乏相应的表达渠道。例如该信息的使用者是哪些？有何特征？使用者对该信息的需求类型几何？数量几何？如何表达？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统计和研究。

图1 影响财务预测信息需求的多因素框架图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出现了有效供给的不足：既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又体现为质量上的不足。

从理论上说，上市公司披露财务预测信息具有明显的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企业不仅可以较低的资金成本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突出公司的竞争优势，进而增加公司价值，还有助于协调投资者与管理当局之间的期望差距，保证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健康发展，树立良好形象等等。既然披露财务预测信息有诸多积极效应，那么上市公司应有强烈的动力去积极披露。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我们想象，张雁翎和申爱涛认为，在强制性披露政策下，1 093家公司（1990～2001年）中有97．32%的公司披露了盈利预测信息［3］，而从2001年起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改为自愿性质后，披露盈利预测的上市公司数目逐年下降。据有关调查显示，上市公司对前瞻性信息的披露动机不足，在被调查的100家公司中，只有5%的上市公司非常愿意披露，16%的上市公司愿意披露，而不愿意披露的上市公司占79%［4］，这与投资者对这部分信息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对财务预测信息的披露大多属于制度驱动型，缺乏主动披露信息的内在动力和供给市场的竞争压力，再加上受“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使得对财务预测信息披露采取沉默态度的公司愈来愈多。此外，财务预测信息供给内容也比较狭隘（主要局限于盈利预测）。

财务预测是否有用与其信息质量息息相关，而要判断财务预测的信息质量，主要应从预测的准确度（主要是盈利预测）着手，因为盈利预测信息的准确与否直接决定了预测盈利信息的价值相关性［5］。一般来说，准确度越高代表预测质量越高。经过对英国和中国的研究，Dev和 Webb［6］、Ferris和Hayes［7］、徐宗宇［8］、蒋义宏和魏刚［9］（P58）发现盈余的预测值小于实际数字；相反，李睿和赵靖杰［10］通过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研究表明实际的盈余数字低于预测数。Chen等［11］和Jaggi［12］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香港IPO公司的平均绝对预测误差分别是18%和12．9%。由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可知，财务预测信息的准确性不高，误差较大，质量不高。财务预测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分析与估计，而未来的客观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预测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财务预测信息的本质体现为其内在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风险性。同时，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尚处于弱式有效阶段，有关财务预测信息编制、披露的准则制度尚未系统的建立起来。这一系列客观因素（财务预测信息本身的特征，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以及制度的缺失）导致财务预测信息的准确性存在较大偏差。从主观上来说，公司管理当局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往往会增加公司管理当局操纵盈利预测信息的可能性。为了自身利益，公司管理当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对财务预测信息进行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这使得财务预测信息更加难以可靠。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需的长期不均，信息不足与信息超载并存，进而导致该财务预测信息的低质弱效。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导致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的诱致因素，完善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供需机制，有效促进其商品化进程，从而提高财务预测信息的披露质量及其效用。

三、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的诱致因素

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披露监管制度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试图从上市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探究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的原因。

（一）外部影响因素

1．政策变迁。2001年3月6日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第一次明确核准制新股发行需要报审的材料目录，盈利预测可以不用提供，同样，对于增发和配股公司盈利预测也作了类似规定。另外，我国股票发行机制从2001年3月起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意味着盈利预测不再是制定新股发行价格的主要依据，新股的发行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从2001年开始，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由强制改为纯粹自愿的性质，表明监管当局希望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根据信号理论，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优质公司希望通过信号传递以便与低质公司区分开来，因此会主动披露财务预测信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资金。然而，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大到能够通过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鉴别公司好坏的程度，监管部门政策的改变以及盈利预测与新股发行价格脱钩导致了上市公司披露意愿的降低。

2．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影响。Frankel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企业如果打算从资本市场筹资，那么就有明显的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倾向，而且筹资频率与自愿披露的次数为正相关关系［13］。这说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把公布财务预测信息作为一种与投资者沟通的方式，试图以此影响投资者的决策。然而，上述研究结果的重要前提是资本市场必须是有效的。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因缺乏向股东负责的意识而不会主动向投资者披露充分的盈利预测信息，并且披露的准确性也不高。同时市场中也存在着众多的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望财务预测信息的披露会产生应有的效果。这也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竞争强度不大，例如现今不披露财务预测信息对股票的顺利发售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司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自然也就缺乏自愿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动力。

3．信息供给方缺乏竞争。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财务预测信息（主要指盈利预测信息）的供给呈现出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财务分析师二元化竞争格局。我国目前恰恰缺乏一支独立的、权威的职业分析师队伍，因此无法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形成有效竞争。上市公司作为盈利预测信息的主要提供者，难免会对披露的信息进行操纵。另外，有关财务预测信息披露和监管的法律法规、准则制度并不完善，财务预测信息编制和披露者的业务知识、专业能力以及实践经验普遍欠缺，导致财务预测信息质量不高，损害了投资者对财务预测信息的信心，进而使得投资者对财务预测信息的需求不足，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内部影响因素

1．“成本—效益”原则。从供给角度来看，上市公司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前提是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财务预测信息可获得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相应地也会发生一定成本：显性成本包括搜集和处理有关信息的成本、召开记者招待会和分析师交流会的费用、相关媒体的版面费和印刷费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核费用等；隐性成本主要包括诉讼成本、因泄密而引起的竞争劣势、机会成本或声誉损失等。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发展不成熟，有效性不强，使得财务预测的内涵信息无法充分传递给信息需求者，其价值也无法充分体现，因此，这样的财务预测信息不能给上市公司带来应有的直接和间接收益，或者即便产生收益，上市公司付出的成本却是巨大的，甚至可能超过由此带来的收益，从而使上市公司没有动机减少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披露财务预测的意愿自然就降低了。

2．股权结构的影响。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国有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股权分置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有股的控股比例，但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有股的控股地位。这种股权结构的人为割裂造成股票同股同权同利基础的丧失，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严重，大股东本身就掌握着公司的内幕信息（包括财务预测信息），没必要再对外披露，大股东很容易对中小投资者的需求采取一种漠视态度。此外，资本市场上的其他散户关注的往往只是所持有的股票的短期资本价值，而不太在意股票的现金分红，虽然证监会近期出台了促使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措施，但由于政策的滞后性，这些措施尚未产生明显的效果，这就减小了管理当局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为国有股股东凭借其控股地位来攫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大股东甚至可能为此而操纵财务预测信息。由此可见，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财务预测信息有效供给的不足或者是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就越大。

3．预测风险的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预测信息是关于未来的陈述，糅合了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预测数据与现实数据不可能完全一致。预测越精确，信息质量就越高，对投资者决策的参考价值就越大，公司的声誉也会得到提高。但是，如果公司预测不准，经常发布对财务预测的更正信息，这样不仅会增加公司潜在的诉讼风险，同时也会给本公司的声誉造成损失，这会打击本着诚信原则并且遵守了基本程序的信息编制者和披露者的积极性，进而会影响管理当局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意愿［14］。

四、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的治理

财务预测信息供需机制的完善与治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必须鼓励上市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向信息使用者披露充分可靠的财务预测信息，帮助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的决策，使市场趋于更为有效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在对财务预测信息的虚假陈述者施以法律制度约束的时候，不损伤诚实守信的上市公司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积极性，防止信息使用者对基于善意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因事后变化而提出无理由的诉讼。可见，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供需均衡不是静止的、时点的、部分的，而是运动的、长期的、整体的结果。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期持续不断努力且复杂系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

内部人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扭曲是财务预测信息不披露或者披露失真的主要原因，这虽然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司法手段相对滞后有关，但更多地应该归咎于上市公司内控机制的严重缺位。要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首先，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的行为；其次，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独立公正的董事会对公司管理当局有着显著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最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大量研究与实践表明，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

（二）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披露的监管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编制、披露、审核和监管规范体系［15］。主要包括：财政部会计司应尽快制定出台《财务预测信息编制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在尽快制定《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指南》；中国证监会应专门制定《财务预测信息的内容与格式准则》，以制度保证财务预测信息编制、披露、审核、监管的可靠性和公正性。

其次，对财务预测信息应采取强制披露方式。自愿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使得公司管理当局作出的选择是少披露甚至不披露财务预测信息。因此，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当采取强制方式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财务预测信息，同时，加快财务预测信息的商品化进程。

最后，努力培养一支权威的、独立的、高素质的财务分析师队伍，培育竞争性供给机制。公司管理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提供财务预测信息，而处于相对独立地位的财务分析师基于市场需要提供财务预测信息，这样既能弥补管理当局供给信息的不足，又能对其进行约束与监督。双方互相竞争，互相牵制，有助于打破财务预测信息供给不足的局面，提高财务预测信息的质量，完善财务预测信息披露制度。

（三）完善相关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

由于财务预测信息具有内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必须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既能适当加大上市公司不披露、不合理披露、不及时披露甚至虚假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应尽力保护诚信市场参与者的正当权益。目前，在财务预测信息失实的情况下，对于公司管理当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多为行政性质，如登报道歉、公开批评、公开谴责、罚款等，尽管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对过失者仅予以行政处罚并不能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必要的民事责任特别是民事诉讼赔偿机制的缺失将会导致虚假陈述的财务预测信息充斥市场，为投资者决策添加噪音。

另外，投资者对财务预测信息因事后变化而提出无理由的诉讼和监管当局严厉的处罚会打击财务预测信息善意披露人的积极性。因此，应该进一步修订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特别是是否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披露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同时建立适合中国证券市场现实的预先警示与安全港制度，为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设置相应的免责条款，这样可以适度地保护善意的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不损伤诚实守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财务预测信息的积极性。

（四）建立和完善财务预测信息的需求表达反馈机制

要有效改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给中的“供非所需、质量低下”的现状，必须建立“需求导向型”的需求表达反馈机制，以保证财务预测信息供给的有效性、真实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促使需求偏好的充分表达至关重要，可以分别采用“自上而下”的需求表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对财务预测信息使用者的自身条件和需求倾向进行问卷调查，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多样化需求。其次，充分调动财务预测信息使用者表达自身真实意愿的积极性，并提高其自身的素质。再次，培养一支力量相对均衡的信息需求方。财务预测信息需求方要达到均衡状态下的信息质量，其前提是需求各方的力量要均衡，即只有当弱势群体能通过联合，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或法律赋予其正当权益不受侵犯时（实际上这是成熟市场的客观要求），作为信息需求者的弱势群体才能形成某种与作为信息供给者的强势群体相抗衡的力量，从而真正成为制约财务预测信息供给质量的高水平的需求主体。最后，充分发挥公众媒体的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作用，拓展财务预测信息使用者表达需求的渠道。借助公众媒体表达需求，一方面可以让准则制度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更迅捷地了解使用者所需要的财务预测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对管理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舆论监督作用。虽然管理当局有时会基于自身利益提供不需要的或是虚假的财务预测信息，但有时也会迫于外在的舆论压力关注使用者反映的真实需求。

注释：

① 我们认为，现阶段财务预测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为投资者和债权人。

［1］薛祖云．会计信息市场与市场管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3］张雁翎，申爱涛．公司管理层盈利预测误差的市场反应研究［J］．经济管理，2004，（22）：80－88．

［4］郭莉．前瞻性信息披露的供需与制度设计［J］．企业经济，2004，（8）：44－45．

［5］于鹏．IPO公司预测盈利的价值相关性［J］．会计研究，2007，（6）：76－82．

［6］Dev，S．，M．Webb．The Accuracy of Company Profit Forecasts［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1972，（4）：26－39．

［7］Ferris，K．R．，D．C．Hayes．Some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Profit Forecast Accuracy in the United Kindom［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1977，（13）：27－36．

［8］徐宗宇．对上市公司财务预测准确性的研究［J］．当代财经，1997，（4）：47－50．

［9］蒋义宏，魏刚．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10］李睿，赵靖杰．沪深股市首发新股盈利预测的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04，（12）：3－10．

［10］Chen，G．，M．Firth．The Accuracy of Profit Forecasts and Their Rol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IPOFirm Valua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1999，（2）：202－226．

［12］Jaggi，Bikki，Rohit Jain．An Evaluation of Financial Analysts’Earnings Forecasts for Hong Kong 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1998，9（10）：177－200．

［13］Frankel R，McNichols M，Wilson P G．Discretionary Discloure and External Financ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1995，（1）：135－150．

［14］郝丽伟，王长辉．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披露的理论与现实冲突分析［J］．会计师，2008，（7）：19－20．

［15］蒋尧明．美国财务预测信息披露与监管的经验及借鉴［J］．当代财经，2007，（12）：1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