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评价的实证分析

卢 宏

(烟台南山学院旅游管理系，山东龙口 265706)

如何实现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破解“三农”难题，是一个实践意义很强的问题。这里，笔者首次尝试利用五级评价量表对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进行定量评价与分析，并结合适当的定性分析，以期在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主要概念分析与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但基本趋于一致的观点包括:首先，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也是吸引各地游客进行乡村旅游的基础;其次，自然体验与文化体验相结合，更强调深层次的文化体验;第三，乡村旅游的主要目标市场是城市居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新时代背景下，促成具有新内涵和新特征的新型农村综合建设行动。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与目标要求，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2005)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个字进行了概括［1］。

“协调发展”是指系统之间和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在相互开放的条件下，在相互依存、互相适应、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的优化发展的状态和过程。

“协调发展度”简称“协调度”，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多种关联关系和谐一致的程度。它是衡量系统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表现为某一状态的值，目标是追求系统的整体最优化。

协调度可分为距离协调度和综合协调度两种类型。距离协调度的计算思路是通过测定系统之间的距离指标，来判定系统间的相似性，并以系统的相似性指标作为系统的协调度。综合协调度的计算则比较关注系统间的合成，即子系统经过组合后会形成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合成后系统的综合协调度指标，以观察合成后状态的协调性［2］22－23。

关于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基本理论研究和具体领域的协调发展研究等方面，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特别地，在定量研究方面，如孟庆松、韩文秀分析了复合系统协调的协同学特征，研究了复合系统复合因子、协调度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类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3］444－446;胡巍、窦立宝、吴文婕、崔超通过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评价模型的研究，揭示出甘肃省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4］374－377;袁旭梅应用统计分析法，给出协调分级标准，然后应用模糊分级评价方法确定协调满意度的级别［5］10－11;有关旅游发展方面的协调度研究还很少，如胡志毅以云南省石林县为例，构建了区域旅游发展协调度的计算公式［6］58－60。

在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研究方面。如张春香指出，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而新农村建设可促进乡村旅游更快更好的发展［7］68－70;孔旭红、孙雪梅提出了“乡村旅游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一体化”的概念［8］122－124;唐克敏、舒伯阳提出了襄樊市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发展模式［9］212－213;王素琴提出了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模型［10］122－124;唐克敏、袁本华、袁成提出了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三种关联模式:成员模式、互动模式、协同进化模式，并构建了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指标体系［11］83－84。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定性研究较多但欠深入，构建的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指标体系还不太完善，定量实证研究还不多见。

二、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评价三级指标体系的建立

反映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间多种关联关系和谐一致程度的指标可以用协调度来描述。考虑到乡村旅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特殊关联性，笔者认为利用综合协调度分析它们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较为适宜，即研究乡村旅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一体化发展后的整体协调状态。

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的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因素多，关系复杂，仅研究的指标就有客观指标和主观评价指标、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之分，调查的对象既涉及旅游地居民，还涉及游客、当地政府和专家等。这里笔者仅就基于居民状况和认知的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展开研究，调查对象为乡村社区居民。这也是由于居民既是旅游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亦是乡村旅游业影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影响的作用对象，对两方面都有较充分的认识。因此总的来说，针对乡村居民的协调度调查可以从社区主体层面上了解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程度，从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对基于居民状况和认知的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的研究，首先要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指标的关键首先在于该指标能反映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相互作用或一体化后的系统状态;其次，指标不一定求多、求全，要求是能反映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基本规律的关键变量，且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独立性;再次，指标数据或资料的获取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和便利性。

根据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和协调发展机制，参照我国发展实际，可以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管理五个方面找到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在发展中的一致性目标，这也是二者在协调发展中的契合点。由此可在协调度指标下建立五个二级指标，即经济协调度指标、社会协调度指标、文化协调度指标、环境协调度指标和管理协调度指标，它们分别从五个方面反映乡村旅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协调性。然后再对五个二级指标进行关键要素分析，选取出一系列三级指标，由此构建出“协调度”评价三级指标体系。

我国乡村旅游类型多样，主要类型有城郊休闲度假型、依托景区发展型、民俗和民族文化体验型、高科技生态农业观光型等。在设立指标体系时，可根据不同的旅游类型和各地发展实情，选取有针对性的指标。因此，具体的指标体系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再列出。

三、协调度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协调度评价需要考虑各项评价指标对于系统的重要程度即权重大小。确定权重的方法有很多，可以选取层次分析法作为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层次分析法(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迪于19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决策方法。该法能够把所有的指标分层，按照所规定的相对标度——比例标度，让使用者能认真考虑和衡量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以合乎逻辑的方法，运用经验、洞察力和直觉进行判断。测度的结果统一了有形和无形、定量和不定量的众多因素，因而使AHP在处理社会经济系统问题中显示了强大生命力。但是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决策者难以掌握1－9阶标度的标准，而且做出的判断往往不能满足一致性检验，这时要重新进行咨询与修订［12］343－344［13］46－47。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协调度”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二、三级指标权重时，首先要选定若干专家，然后通过在AHP软件中建立“协调度”评价指标三级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再利用软件的群决策支持，输入利用AHP进行权重确定的各位专家调查问卷数据，最后得出各二、三级指标的权重。

四、协调度评价模型

要完成目标变量“协调度”的评价，首先要计算出操作层指标“Fij”的值，这是从实地调研中获得的各项原始数据里通过计算得来的。如果所调查的样本对象具有同等的地位和重要性，可采取平均值的方式计算出Fij的值，公式如下:

其中m表示调查样本数量，(fij)k表示Fij对应的第k个样本指标值表示m个样本中Fij对应的指标值之和。

然后是确定准则层指标“Fi”的值，也就是确定经济协调度F1、社会协调度F2、文化协调度F3、环境协调度F4和管理协调度F5的值。准则层指标Fi的确定是根据操作层指标Fij的值及Fij在Fi中所占权重Wij得来，公式如下:

其中，i=1，2，3，4，5，n 为操作层指标 Fij在其所属准则层Fi中的指标数，j为操作层指标Fij在其所属准则层 Fi中的序号，j=1，2，…，n。由此得来的Fi值即为经济协调度、社会协调度、文化协调度、环境协调度、管理协调度五个单项协调度，可分别反映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管理各子系统内部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协调性。

最后是确定目标层指标——协调度“C”的值。C值的确定是根据准则层指标Fi的值及Fi在C中所占权重Wi得来，公式如下:

五、调查问卷说明和协调度评价标准

在三级评价指标体系中，操作层指标是调查问卷设计的基础，要注意根据被调查者的实际理解能力，采取适当的形式把三级指标转化为问卷题目。为易于理解，可对问题题干适当加以注解，也可在调查时对指标含义予以进一步说明，以利于调查工作的开展和顺利完成。笔者在实地问卷调查中，问卷的项目大多针对整个村寨情况，少数项目是针对居民家庭和个人情况，其中大部分问题是针对居民的认知调查，少数问题是针对居民状况的客观调查，如居民个人的文化程度等。一些客观指标如家庭旅游收入等未采用客观的定量调查，而转化为居民的认知调查，无需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为了统一量度，在问卷设计上，采用李克特态度量表的5级量表设计模式，即对量表中每一问题均给出 5 种备选答案，设为 M1、M2、M3、M4、M5，这五个备选答案都按照协调性递增的顺序排列，相应赋值为1、2、3、4、5。然后再根据前述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得出经济协调度、社会协调度、文化协调度、环境协调度、管理协调度等单项协调度以及综合协调度。

由上述方法可知，这里的单项协调度与综合协调度都是介于1至5之间的数值。为便于对协调度进行评价，这里把协调度分成8个等级，其评价标准和对应等级如表1所示。

表1 协调度分级评价标准

六、实证分析——以大槟榔园民族文化生态村为例

乡村旅游类型多样，这里以笔者曾进行过课题研究的大槟榔园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为案例点来进行实证分析。大槟榔园村属于民族文化体验型的乡村旅游地，是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南蚌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落，地处干热河谷区，村寨现有农户63户，318人，村内98%以上为花腰傣傣洒居民。目前该村民族村寨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一)基于居民状况和认知的民族村寨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评价三级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特点以及当地村寨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实情，构建了如表2的基于居民状况和认知的民族村寨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评价三级指标体系。下面对操作层各指标的选取作出进一步解释。

在经济协调性指标方面: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设施的建设也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建设的综合状况能很好地反映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的协同配合与相互促进作用;家庭总收入包括出从事农业生产、商业、旅游业以及外打工等的总收入，反映了新农村建设给村寨居民家庭带来的收益，同时家庭收入状况也可从经济角度反映村民对旅游业的潜在推动作用，一般来说，收入越高，这种推动作用越大。另一方面，家庭旅游收入反映了村寨居民家庭从事旅游经营的收入情况，旅游收入越高，对新农村建设的拉动作用就越大。因此家庭总收入和旅游收入亦能从经济角度反映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的协同状态。

表2 基于居民状况和认知的民族村寨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度”评价三级指标体系

在社会协调性指标方面:村寨治安状况、居民文化程度与贫富差距是反映社会稳定和居民文化素质的重要社会因素，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其发展状况可在一些重要方面反映新农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的社会协调性;居民对待游客的态度以及保护当地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游客不良行为和思想对当地居民的影响状况均可反映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发展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的协调发展程度。

在文化协调性指标方面:村寨建筑的民族性、居民服饰的民族性、民族艺术表演的原真性以及居民生活形态的民族原真性是民族村寨旅游体现的主要文化方面和文化精髓。挖掘和保护乡村民族文化既是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民族文化原真性的高低是衡量民族村寨旅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文化尺度。

在环境协调性指标方面:无公害农产品受工业、化肥、农药等的污染较小，有严格的生产规范，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可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清洁、污染小的旅游环境，为旅客提供绿色的农产品，因此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状况可在一个层面体现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在环境方面的协调发展程度;沼气是一种适合在农村地区发展的清洁型可再生能源，沼气的使用可减少村寨社区和旅游环境的污染，还可节约资源，因此沼气的发展状况也可成为环境协调性的重要量度;游客的到来往往会带来噪音、造成拥挤，既影响旅游环境，也对村寨居民造成负面影响，因此这种影响可成为评价环境协调性的指标之一;垃圾存放及处理设施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必需，也是当地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可对乡村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行一体化规划，垃圾相关设施的建设可很好地衡量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状况;村寨环境卫生状况、旅游设施与当地民族文化背景的协调性、农业景观与村寨景区的协调性这三个指标是直接反映新农村建设与民族村寨旅游协调发展的重要环境指标。

在管理协调性指标方面:基层民主管理主要包括村干部民主工作方式、村民参与决策和管理等方面，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衡量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管理协调性的重要指标;游客对旅游管理和服务的抱怨或投诉状况可从侧面反映乡村旅游管理和服务的质量，同时也是乡村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的反映，因此可作为管理协调性的指标之一;旅游收入的利益分配如旅游门票收入的分配等既是乡村社区、政府、旅游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关注的焦点，也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协调性状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民族村寨旅游规划的协调是实现二者协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政府管理协调层面的一种体现。

(二)调查基本情况

对大槟榔园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进行考察，并重点进行了“基于居民状况和认知的民族村寨旅游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度”社区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由于需当地村民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因此主要针对15岁以上的村民展开问卷调查。因为很多项目不仅针对个人，也是针对家庭，因此问卷主要向每一个家庭以及部分村干部进行发放。对于家庭来说，属于全面调查;对于个人来说，属于系统抽样调查，将总体样本以家庭和村干部为单位分成若干部分，按事先确定的规则即每一部分在15岁以上具有较强认知能力的人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共发放调查问卷65份，收回有效问卷5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0.8%。在有效问卷中，男性问卷33份，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55.9%，女性 26份，占44.1%;15～18岁6份，占10.2%，19～27岁26份，占44.1%，28～44岁19份，占32.2%，46～60岁6份，占10.1%，60岁以上2份，占3.4%。

(三)协调度评价分析

1．对操作层指标的统计分析

在完成问卷调查后，对59份有效问卷进行整理，将问卷填写结果转化为原始数据，再利用原始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分析，获得如表3所示的操作层指标统计数据。其中指标均值Fij反映了原始数据的集中趋势，可用均值来表示对应的三级指标取值;标准差Sij反映了原始数据的离散程度，数值愈大，离散程度就愈高。

从指标的标准差来看，F52指标的标准差最大，说明居民对此的看法意见分歧比较大，这与村民个体所了解的游客抱怨或投诉信息差异较大有关;F13指标的标准差偏大，这一方面说明每个家庭的旅游接待设施差异较大，另一方面也与人们对家庭旅游接待设施好坏标准的认知有较大差异有关。相反，F22指标的标准差最小，而且均值也偏小，这说明居民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的普遍一致性，个体文化程度的差异不大;F15指标的标准差不大，同样均值也偏小，说明居民的家庭旅游收入普遍偏低。其余指标的标准差含义这里不再作太多的说明。

这里可根据前述的协调度分级标准对各操作层指标进行初步的协调性分析。可以看出，处于“高度协调”的指标有1个，占指标总数的3.85%;处于“中度协调”的指标1个，占指标总数的3.85%;处于“低度协调”的指标7个，占指标总数的26.92%;处于“低度失调”的指标8个，占指标总数的30.77%;处于“中度失调”的指标7个，占指标总数的26.92%;处于“高度失调”的指标 2个，占指标总数的7.69%;没有处于“极度协调”和“极度失调”状态的指标。

表3 基于大槟榔园村居民状况和认知的“协调度”社区调查操作层指标统计数据

具体来说，处于“高度协调”状态的F24指标反映了大槟榔园村傣洒居民热情好客的良好态度，这与笔者在当地的观察和体验是比较相符的;处于“中度协调”状态的F32指标反映了大槟榔园村傣洒服饰较好地体现了当地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这在4个文化协调性指标中得分也是最高的。相反地，处于“高度失调”状态的有两个指标:F15和F22指标。其中得分最低的是F15指标，说明了大槟榔园村居民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收益还很低;其次是F22指标得分也很低，说明了该村村民的文化程度还很低，平均文化程度还不到初中水平，这些都与笔者实地调查的情况基本相符。其余的指标反映了“中度失调”到“低度协调”的中间状态，是绝大部分指标所处的一种协调状态。

2．准则层指标和操作层指标权重的确定

这里选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协调度”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二、三级指标权重。确定五位专家，对其的权重方案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群决策。

通过在AHP软件中建立“协调度”评价指标三级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利用软件的群决策支持功能，输入最终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各位专家调查问卷数据，得出如下权重结果:

令准则层指标Fi在目标层中所占的权重为Wi，

3．对准则层指标和目标层指标“协调度”的统计分析

首先利用操作层指标值Fij以及操作层指标在准则层中所占权重Wij，采用式(2)，计算出准则层指标 F1，F2，F3，F4，F5的值;再利用准则层指标值Fi以及准则层指标在目标层中所占权重Wi，采用式(3)，计算出目标层指标“协调度”C的最后取值。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就准则层五个单项协调度来看，文化协调度得分是最高的，为3.1827，处于“低度协调”的状态。一方面，相对分数较高说明了大槟榔园村的民族文化原真性总的来看保持得较好，特别是服饰文化和居民的生活形态体现了较强的当地民族特色，这也正是其发展乡村旅游和产生游客吸引力的重要基础条件;另一方面，绝对分数不高也说明了这里的民族文化正遭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其民族原真性正在逐渐丧失，特别是民族建筑的原真性得分偏低说明，如不采取措施对传统民族文化加以保护，这里的土著文化就有面临消亡的可能。

社会协调度得分较高，为3.1745，仍处于“低度协调”的状态。这是一个综合社会指标，社会协调性良好主要体现在居民对待游客的友好态度，居民保护环境和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意识和态度，以及良好的治安状况等方面;当然，村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也影响了社会协调度的最后得分，说明了该村村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有待提高，这也是促使乡村旅游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重要的社会因素。

环境协调度得分2.9105，处于“低度失调”的状态，不过得分与社会协调度接近。总的来看，本村的整体环境协调性状况居于中等偏下，但是由于目前游客不太多，所以游客对当地的声环境、交通等方面的影响还不大，而且当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受各种污染的程度较小，这都有利于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当然也应提前考虑如何减少游客多带来的负效应);但是，该村在垃圾存放和处理、旅游设施与当地文化背景的协调性、村寨环境卫生等方面还有待改善。

管理协调度得分较低，为2.6007，处于“低度失调”的状态。这说明该村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做的还较差，集中反映在居民对旅游收入的利益分配、基层民主管理方式等方面意见很大，这也说明了该村不太重视管理服务软件工程的建设，忽略了村民的心声和利益，有待今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的管理工作中逐步改善。游客对旅游服务的抱怨或投诉不多，因而此单项得分较高，说明了这里的管理服务达到了一般水平，但不能说明这里的旅游管理和服务就做得很到位，旅游管理者和从业人员要以让游客获得最大满意度为追求目标。

经济协调度得分最低，为2.2637，处于“中度失调”的状态。特别是当地村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收入还很低，这与旅游的扶贫功能很不相称。低旅游收入可能会降低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的热情，从而可能使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机制丧失参与主体，这是低经济协调度导致的连锁反应，也可看出经济因素对其他要素的决定作用。另外该村的家庭总收入、旅游公共设施和家庭旅游接待设施都有待提高或完善。总之，经济协调度指标一方面可反映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促进性，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协调度指标的发展水平。

表4 “协调度”评价三级指标数据总表

最后再看协调度。这是一个综合反映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其得分为2.8751，处于“低度失调”状态。“低度失调”可以说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大槟榔园村目前的发展现状，一方面说明了该村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存在诸多不协调问题，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该村仍存在许多二者协调发展的有利条件。只要充分利用并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按照二者协调发展的规律，强化管理，大槟榔园村是可以实现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的。

另外，可以结合协调度的定量评价以及对该村的其他实地调研工作，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如政策协同、管理协同、居民参与协同和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等方面对该地乡村旅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现状作一综合性分析，以使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这里以“管理协同”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第一，戛洒镇政府比较注重发展规划，专门针对大槟榔园村的规划有“大槟榔园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大槟榔园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改造规划”等，前者属于乡村旅游规划，后者属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村庄整治规划。而且可以发现，该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很多方面都充分考虑其旅游功能，二者在规划方面协调较好。

第二，重视当地居民的生存发展权。如有重点地保护当地的传统民居，但并没有完全限制村民盖钢筋混凝式的砖房，不过采取了一项名为“穿衣戴帽”的工程，即对所盖新房进行外包装，充分体现当地土掌房民居的传统民族特色，这样既满足了村寨居民现代生活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文化特色。

第三，重视当地居民参与意识的培育。领导亲自动员村民参与当地旅游业发展，对建农家乐的家庭提供补贴，政府还在村寨建起了汤锅经营场所等等。

第四，注意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农民增收致富相结合，挖掘乡村旅游文化与提高村民素质相结合。这是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很好体现。

第五，大槟榔园在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有:村内人行道、机耕路、人畜分居、人畜饮水、公厕等工程的建设;电话与闭路电视的安装、电网改造;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名木古树保护、环境卫生整治;旧村改造和民居保护工作等等。可以看出这些措施对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以上许多管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地村寨旅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协调发展提供了措施保证。但是，大槟榔园村关于旅游和新农村建设的管理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村寨居民对基层的民主管理牢骚颇多，如在旅游门票收入分配、旅游活动场所占用农田的补贴等方面有很大意见。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将影响村寨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实现。

总的来看，大槟榔园村旅游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是否真正得到实施，如何面对和正确处理现代文明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冲击，“穿衣戴帽”工程是否是解决当地民族文化保护和村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好方式?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对民族文化实施保护与挖掘，如何改善基层民主管理方式以及进行合理的旅游收入利益分配，等等，这些都是大槟榔园村在管理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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