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平:滋养的力量

2012-09-06 16:47陈薇
中国新闻周刊·能源专刊 2012年2期
关键词:上学

陈薇

2012年12月,在云南、山西等地考察后,杨贵平回到北京。“撤校确实都停了。”她笑着,一头卷发,面色红润,目光温和。

“撤校”,即“撤点并校”,一项旨在整合教育资源、,调整学校布局的国家政策,却因各地一刀切而造成中小学生上学难的实际后果。

因为常年率领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滋根”)成员奔走在中国山村,杨贵平最早发现了這项政策的副作用,并多年奔走呼吁。

今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终于发布通知,要求各地重新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在上报至国家审核备案前,各地停止撤并学校和教学点”。

這位23年穿梭于中美两国扶贫助教的72岁老人颇感欣慰,“這是今年最值得高兴的成绩。”

“在中国,还有女孩不上学吗?”

23年后,杨贵平仍记得当年走进贵州省雷山县方祥乡的路程:从美国飞到香港,转机飞贵阳,坐8小时火车到凯里,再两个多小时到雷山,在一辆拉猪车上颠簸3个多小时后,她们被放在一个岔路口——“走吧,还有35公里。”爬了3座山,趟了两条河,深夜12点,村民打着火把来寻人时,杨贵平的脚已经肿得老高。

没有旅馆,她住在村小教室里,雨从屋顶一滴滴漏下来,桌椅缺脚,粉笔没有完整的,黑板成了白板;人和牛住在一起,眼睛被柴火熏得发红;更让她揪心的,是没钱上学、背着弟妹拔猪草的女孩子。

回到纽约,杨贵平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她住在纽约湾区一幢三层别墅里,左邻右舍都有游泳池,超市里应有尽有,与贵州山区相比,這种生活不像是真的。

這是杨贵平人生中第一次面对贫穷。

1940年,她生于贵阳,之后去了台湾,父亲后来成为台湾文化大学的创立者。她从小衣食无忧,大学刚毕业就嫁给了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赴美定居,带着3个孩子过着富裕的少奶奶生活。“秋天叶子一片片落下来,我坐在房前好长的开车道那儿看书,好寂寞,觉得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和我沟通。”

1960年代末,她参与了在美台湾学生保钓运动,开始关心社会现实,追求公正与平等,再也无法满足富裕却平庸的精英生活。

她离了婚,与在保钓运动中认识的董叙霖结合。董后来入职联合国,参与“百分之一基金会”,即每月捐出工资的1%,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发展项目——“也许可以用同样的经验成立一个组织”,夫妇俩决定自建一家针对中国大陆的公益组织。

10多位台湾朋友捐助了3000美元,成了美国滋根基金会的启动资金。名称的寓意是“滋养根本”,他们计划支持中国最贫困人群在营养卫生、教育医疗和环境等领域的基本需要,在他们看来,這就是中国的“根本”。

滋根最初在贵州援建小学图书室,同时支持农民学习农业技术。一次偶然,一位贵州雷山人问她:“你支持农业培训,为什么不支持女孩上学?”

“在中国,还有女孩不上学吗?”杨贵平反问。

這个疑问,促成了她的首次雷山之行。她还记得,在一所没有女生的小学,她問校长:入学率是多少?校长回答:“百分之百!”当地妇联主任拉拉衣袖:這是来扶贫的。校长立刻改口:“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此次走访结果是:全方祥乡适龄女童的上学率只有27%。

杨贵平再也不想什么图书室或农业培训了。从1990年起,滋根资助方祥乡14个村所有适龄女童每人每学期40元学费,并随后扩展到云南、河北、山西等地。时至今日,滋根已支持9个省200多个村庄近10万人次的女童和孤儿上学。

“你能让你的孩子在山里走3个小时去上学吗?”

滋根资助的一些女童还是辍学了。

村小只到二年级,设有三年级的中心校离家两三个小时,家长们不放心,此外,孩子还要自带米、菜作为伙食。1993年,滋根和当地教育局达成协议,支持4所村小以隔年招生的方式成为完全制小学。

但好景不长。2001年起,“撤点并校”政策开始推行。在雷山,滋根支持多年的12所小学,有8个未能逃过撤并,其中一所撤校时还有120名学生。

并非贵州一地如此。杨贵平看见,云南的孩子,拎着柴火,带个装满油盐米面的小木箱,在学校附近人家租锅做饭;住宿条件最差的是在教室泥地上铺一块塑料布,盖上被子;有的学生失学,是因为全家仅有一张棉被;还有的地方,上幼儿园的孩子已开始住宿……

杨贵平不断接到求助,她开始奔走呼吁,建议停止“撤点并校”政策。2006年,她请来纽约大学电影系主任,拍摄了一部以“撤点并校”为主题的纪录片《没有五年级》;2008年,她写成调研报告《撤点并校对贫困农村的不利影响》,从教育费用、资源浪费、儿童安全、乡村衰亡等8个方面深入分析,通过网络和朋友广为传播;只要参加会议,她就呼吁停止“撤点并校”。

“你要为民请命!”她常這么说。得到的反馈多是:這是国家政策,改不了的。在一个农村教育办学布局调整研讨会上,她激动得拍了桌子:“你能让你的孩子在山里走3个小时去上学吗?”

杨贵平笑言,她已摸索出一套政策倡导经验:“一定要写文章,有深度的;一定要多媒体,长片短片;第三,参加各种会议;第四,上报纸;第五,拉人大政协。虽然做了可能没结果,但是一定都要做。”

“希望滋根是个进步的组织”

1972年,杨贵平第一次回到大陆,发现上海旅馆里的水龙头、火柴、电灯等,都是中国制造;山村虽然贫穷,但即使干活,村民也在唱着歌。杨贵平觉得,這很不简单。

杨贵平并不讳言,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憧憬一个有尊严和秩序、平等而有希望的新社会。

滋根给了她实现這种愿景的机会。

为了滋根,杨贵平拉上了自己的家人、朋友;当年在美国一起保钓的朋友们仍然每年组织筹款餐会、音乐会或爱心义卖,所有款项全部供中国滋根使用;也有素不相识的华侨寄来捐款,她曾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两条精致的厨房洗碗毛巾和一张300美元支票,捐款人是一位在学校做清洁工的越南华侨,义卖洗碗巾后,把钱捐给中国。

滋养的力量已开始显现。被滋根资助过的女孩子们,很多回乡做了卫生员、教师;一位外出求学的17岁大男孩,利用周末放假,回到没有电的乡村,点着蜡烛帮助全村妇女扫盲……

也有失望。杨贵平最明显的感受是,近年来,中国对农民越来越缺乏同情和尊重。曾有一次,滋根为农村捐建篮球场,有人惊讶地说:“什么?让农民打篮球?农民打什么篮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聚集在城乡结合部,但没人关注他们的生活与发展。为此,滋根的援助项目新增了城市农民工社区。

“我希望滋根是个进步的组织。要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要帮助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倡导对人的尊重和平等,”杨贵平说,“滋根让我觉得,這个社会还很有希望。”

猜你喜欢
上学
上学歌
上学啦
上学(二)
上学
今天上学怎么样?等
上学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