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记者会侧记

编者按：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再次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了主题为“政协委员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赵平、吴明江、李立明、陈仲强、吴明、王执礼就三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等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在此次记者会上，本刊记者就医生收入问题进行了提问。本刊特精选了记者会部分记者的提问和委员的现场回答以飨读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医药分离之后，原来医院依靠药品提成所获得的这部分医疗卫生费用应该从何而来？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药补医这个政策带来了很多问题。作为我个人的意见，通过政府增加投入，通过调整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体现知识的劳动价值来得到补偿，这样增加的部分有的是政府投入，有的在医疗保险当中能够得到支付。

新华网记者：现在很多大医院主要医学检查设备都是来自进口，成本和使用率非常高，请问这个费用如何降低？

致公党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一是规范治疗，通过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路径，使医疗服务更加规范。第二加强我们国内自主产权的研发，使这些尖端的大型医疗设备大大降低成本。第三，在大型仪器使用、设置的过程合理配置资源。国外可以投入上百亿美元做出一个药，卖到2万块钱一支。因此只有振兴了民族工业，才能够把价格控制下来。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在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下一步的医改是不是会着力降低个人支付比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李立明：在2001年的时候，医疗费用负担个人支付要占到60%，指的是全国平均的，农村的比例更高，城市的比例相对低一点。到去年政府投入占到28.6%，社会占35.9%，而个人下降到35.5%，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在医改里四大体系建设，第一个就是医疗的保障体系，比如政府的救助体系，农村新农合、城镇医保，还有相应的一些补充险，这些制度的逐渐实施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的，各级政府都会做出很大努力。

《首都医药》杂志记者：在医改中提高医生收入的制度设计是什么？到“十二五”末，一个中年组的主治医师年收入应该是多少？

致公党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医改的成功，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控，所以我们提出整个薪酬分配机制的原则，按岗位、风险、贡献、绩效和谁参与、谁获益的机制，来调配整个分配方案。对于医生收入应该是多少，这位记者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作为一位主治医师的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政府也没有明确给出答案，行政主管部门也没有给出标准，社会对这个标准在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看法也不一致。对于我们来讲，保证医院良好的发展，有效维护患者的利益，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家拥护，能促进医院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薪酬体系就达到了它的要求。

《参考消息》记者：使三甲医院的医生或者比较有名的医院和社区结成对子，这样来分流患者。这种模式可不可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像我们这些公立医院，现在每年都要接收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来自基层医院的医生。对于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他们来这儿全是免费，这就是公立医院的责任。我想，逐层帮扶是一个好的办法。

成都广播电视台记者：大医院优质、优良的医疗卫生资源怎么和基层分享？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李立明：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乡村医生队伍的稳定问题。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对乡村医生进行专门的培训，使他们拿到国家依法行医的资格，同时解决他们养老、就医和今后的一些保障问题。能够保持一支在基层留得住、用得上、养得起的医疗卫生队伍，真正成为健康的守门人。村医应该纳入到乡镇卫生院的统筹管理，使这支队伍真正做到有后续的补充，达到一定的资质，有不断的指导和监管，变成县乡村真正的网络。

▲本刊记者高军现场提问

《北京晚报》记者：目前我国的民营医院发展比较缓慢，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民营医院发展？

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基金主任委员、北京朝阳糖尿病医院院长王执礼：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到要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尽快形成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办医格局。把社会办医、民营医院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是第一次。民营医院也有一些问题，正是因为民营医院规模比较小，我认为今后国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制定更细的细则，给予比较公平的待遇，有利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以此也会进一步改善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水平。

新华社记者：以县级医院为重点，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是今年医改的一个突破口。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县级医院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以农民为主，国家拿出大批钱加强县医院建设，取得了成效。2010年，全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达到58.2亿，比2005年增加了17.2亿，增加了42%，这部分增加的病人主要都是由县医院给消化掉了。因此，他们做了巨大的工作，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也创造出许多模式，我就不在这里介绍了。大家也都知道，陕西有些县医院创造了一些模式，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所以，县医院目前在医改的发展态势是良好的。

广东电视台记者：如何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减轻医生和医院的财务盈利压力，患者也不用担心。

致公党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对于整个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应该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宏观政策的制定、机制的制定，医院实现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窗口，它是承担这项工作的。医院的公益性在这样的体制机制的运行下，保证这项工作的落实。公益性体现在若干方面，包括基本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特别是大型医院在疾病诊断标准的制定上，在疑难重症的研究诊治创新方面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对口支援的工作，这些工作应该说都是大型医院公益性的具体体现。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在公立医院改革中主要看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情况来进行试点，有没有发现真正可以适用到大医院的改革呢？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公立医院改革和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相比较，难度是比较大的。公立医院改革很核心的一个是补偿机制的改革，这方面县级医院和大医院有共通之处，所以我们先通过县级医院的推进，尤其是补偿机制的改革，如果能推进下去的话，能够有很好的效果的话，再逐步扩大到公立医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药养医的现行体制催生了红包、走穴、回扣的现象，医生为何成了医改大潮中沉默的大多数？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在现在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广大的医务人员投入了很大的热情，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参与。但是也确实存在着改革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很多复杂利益格局的调整。我们广大有良知的医务人员，不赞成谋取这种不正当的或者不合理的收入。

大型公立医院整个服务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患者接纳能力的提高，救治患者人群数目的提升，都和所有医务工作者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医务人员担负着为13亿人的健康服务这样一个崇高神圣的使命，大家应该关注这个群体。

《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债务问题仍然比较严峻，请问基层医疗机构如何化债，难点在哪？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目前基层卫生机构在推进改革中有几种方式，比如采取收支两条线的方式，可能意味着这个债务一部分需要由政府来承担。当然，现在还有一部分基层卫生机构还是采取既往的补偿机制，究竟这个债务怎么进行化解，这是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从公立医院的角度来说，公立医院新的财务制度上是不允许借债进行发展的，而是要通过政府进行借债来进行发展。对于基层卫生机构，有些省已经截止了明确的时间，以前的债务由政府分时段予以偿还，不再由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承担这方面的压力。这些方面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