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个人生活价值观对职业目标价值观的影响

陈玲丽，金盛华

（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湖南 长沙 410074；2.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一、引 言

价值观是人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重要性，对事物进行评价与抉择的标准。它是比态度更为广泛、更为抽象的内在倾向［1］。价值观究竟是跨情境稳定的，还是因情境而具有特殊性？这是价值观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早期的价值观研究者［2，3］倾向于认为价值观具有跨情境稳定的特质，早期的价值观研究，大多以跨情境的抽象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脱离了具体的生活情境。而后期的研究者［4-6］则认为，价值观的运用，永远都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下发生的。情境不同，个体所参照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对具体情景下个体行为的预测能力也不同。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价值观的情境特定性。一方面，大量的实证研究对价值观——态度——行为之间的联系的中介变量进行了研究［7］，试图探讨影响价值观对态度和行为的预测作用的情境和个体变量。另一方面，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开始针对具体的情境，如工作情境、学习情境、家庭情境等来开发价值观量表［8］。也就是说，研究者开始倾向于认为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会使用不同的价值观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本研究就是结合具体情境，来探讨企业家的价值观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企业家属于拥有高社会地位、资源、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阶层，研究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特点，对揭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亚文化特征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问题是企业家在两种不同情境中使用的价值观的相互关系：（1）一般的社会生活情境，对应于个人生活价值观；（2）特定的事业情境，对应于职业目标价值观。企业家在一般的社会生活情境中使用的个人生活价值观，是长期社会化的结果，是针对一般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对象使用的；而企业家在特定的事业情境中使用的职业目标价值观，使用的时间相对较短，所针对的价值对象也和特定的事业活动有关。本研究假定：企业家在一般的社会生活情境下使用的个人生活价值观，对于特定的事业情境下使用的职业目标价值观有影响作用，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中国企业的法人代表3112名，所在企业分别来自工业（59.4%）、建筑业（7.8%）、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5.7%）、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11.0%）、房地产业（3.8%）和社会服务行业（2.6%），其他的企业基本情况见表1，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情况见表2。

表1 研究对象所在企业所属的经济地区和注册类型

表2 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

（二）研究工具

1.“个人生活价值观”测量。1道题，包含17个选项，采用了“对自身的重要性程度”的测量形式，要求被试从17个对象中选取“最多5个”“生活中最不能放弃”的事物：17个对象分别是：（1）事业；（2）收入；（3）爱情；（4）孩子；（5）家庭；（6）责任；（7）健康；（8）信仰；（9）自由；（10）善良；（11）信任；（12）诚实；（13）友谊；（14）智慧；（15）快乐；（16）乐观；（17）热情。

这一测量方式类似于Inglehart于1981-1983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所使用的［9］。对某个事物的选择与否，反映了被试对于该事物在自己生活中价值高低的判断，并体现了被试价值观系统的特征。例如，选择“家庭”，则说明“家庭”这一价值对象在个人的价值观系统中的重要性相对较高。

2.“职业目标价值观”测量。1道题，包含17个选项。与“个人生活价值观”类似，要求被试从17个对象中选取“最多5个”、“最想实现”的职业目标。17个项目分别是：（1）维持地位；（2）增加收入；（3）证明能力；（4）实现理想；（5）提高才能；（6）创业；（7）证明潜力；（8）为国创税；（9）提高企业竞争力；（10）为他人创造机会；（11）保障家庭生活；（12）证明自己有价值；（13）建立威信；（14）被社会认可；（15）获得快乐；（16）积累经验；（17）充实生活。

（三）调查过程

2003年10－11月期间，我们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其提供的“全国企业家调查网”，给全国各类企业法人代表邮寄发放调查问卷共10000份，回收3304份，回收率为33.04%，其中有效问卷3112份。

为确认问卷由企业家亲自填写，采取了以下方法：（1）在施测时，要求问卷有企业家的个人独特资料和亲笔签字；（2）数据收集后，对从问卷中随机抽取的50家企业进行电话调查，确认问卷是由企业家亲自填写的。为确认未填写问卷与填写问卷企业同值，采取了以下方法：（1）对比未填写问卷与填写问卷企业的行业、地区、企业类型、规模等基本数据，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2）对比前期自然回收的问卷和通过电话等催收方式回收的问卷，没有在结果上发现显著差异。

（四）数据处理

1.数据的准备。职业目标价值观17个项目，分为两类不同的职业目标（见表3）：社会/事业导向和个人导向。社会/事业导向的个体则更关注如何服务于他人和社会，看重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强调自身能力的不断改善；个人导向的个体关注如何证明和表现自己的能力，重视获得他人或社会的认可，对维持自身的现状的重视甚于长远的发展。

表3 企业经营者17种职业目标的分类

根据个人生活价值观的内容，选择与企业家的职业和经营活动可能发生关联的5个项目：事业（代表事业取向），诚实和责任（代表诚信、负责取向），收入和快乐（代表快乐追求取向）。在职业目标价值观项目的选择上，考虑到其与5个个人生活价值观项目之间的可能关联，以及社会/事业导向和个人导向之间的平衡，选取6个项目：提高企业竞争力、为国创税、为他人创造机会（代表社会/事业导向），增加收入、获得快乐、保障家庭生活（代表个人导向）。

2.数据处理方法。采用SPSS11.0，以5个个人生活价值观项目为自变量，6个职业目标价值观项目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三、结 果

以5个个人生活价值观项目为自变量，6个职业目标价值观项目为因变量，分别建立Logistic回归方程，得到的结果见表4。

表4 个人生活价值观对职业目标价值观的Logistic回归系数

由表4可见，“事业”（个人生活价值观项目）对职业目标价值观中“提高企业竞争力”（0.368）和“为国创税”（0.428）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0.001）；对“获得快乐”（-0.419）和“保障家庭生活”（-0.747）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p<0.001）。“诚实”对“为国创税”（0.381）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0.001），对“为他人创造机会”（0.219）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0.05）；“诚实”对“保障家庭生活”（-0.239）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p<0.05）。“责任”对“提高企业竞争力”（0.343）有显著的正向的预测作用（p<0.001），对“为他人创造机会”（0.171）有显著的正向的预测作用（p<0.05）。“收入”（个人生活价值观）对“增加收入”（1.463）和“保障家庭生活”（1.030）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0.001）；“收入”对“为他人创造机会”（-0.771）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p<0.001），“收入”对“获得快乐”（-0.547）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p<0.01），对“为国创税”（-0.408）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p<0.05）。“快乐”对“获得快乐”（1.132）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0.001）。

四、分析与讨论

（一）事业

“事业”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可能意味着，改革开放及入世以来，世界开始走向一体化，企业间竞争日益激烈，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开始倾向于重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重视发展，以“发展”为社会运作机制和生活过程基本取向，以便更好地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上立足，以质取胜。“事业”对“为国创税”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说明新时期我国企业家纳税意识在观念层面上可能有所提升。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现有财富对国家真正有意义的是能否为国家增加税收［10］。

对“事业”的重视降低了对“快乐”（职业目标价值观）的认同程度，表明“事业”和“快乐”之间存在某种价值对立。Ralston，Gustafson等人［11］以华人价值观（The Chinese Value Survey，CVS）比较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和大陆三地管理者的价值观，发现中国的管理者更为重视“自律”，本研究结果中的“事业”和“快乐”之间的价值对立可能验证了“自律”的概念：中国企业家更多地将事业看作一种社会责任，为在事业中保持自律，压抑了从事业中获得快乐的需要。

“事业”对“保障家庭生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原因可能是，保障家庭生活，不仅包括保障家庭的经济来源，可能还包括其他方面，包括照顾家人、增加和家人共处的时间等，重视“事业”可能导致企业家照顾家人、和家人共处的时间和精力会相对比较少，因此出现了“事业”对“保障家庭生活”的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事业”对“提高企业竞争力”、“为国创税”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对“获得快乐”、“保障家庭生活”的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说明企业家在个人生活价值观中对事业的重视，促使企业家更重视社会/事业导向的职业目标（提高企业竞争力、为国创税），降低对个人导向的职业目标（获得快乐、保障家庭生活）的重视程度；企业家个人生活价值观（一般的社会生活情境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经营中的职业目标价值观（特定的事业情境）。

（二）诚实和责任

“诚实”对“为国创税”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为他人创造机会”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表明在个人生活价值观中对“诚实”的重视，影响了企业家的职业目标价值观，使得他们更重视社会/事业导向的目标，如“为国创税”和“为他人创造机会”。“诚实”对“保障家庭生活”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以及“责任”对“保障家庭生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责任”对“获得快乐”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和上文对“事业”的讨论（“事业”和“快乐”之间的价值对立）有某种一致性：“诚实”、“责任”与“获得快乐”之间也存在某种价值对立，这可能意味着，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下，在企业经营中“诚实”、承担“责任”，往往意味着自律，而自律则要求个体弱化对快乐的追求，放弃企业经营中所获得的快乐，减少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时间，“诚实”、“责任”和“获得快乐”、“保障家庭生活”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代偿。在“保障家庭生活”上，再次发现了社会/事业导向和个人导向之间的价值对立。针对“保障家庭生活”这个职业目标价值观的具体特征：它不仅是个人导向的，而且还具有某种“保障”和“维持”的特点。可能正是由于“保障家庭生活”的这种维持型的特征，使得它与社会导向之间的价值对立比其他的“个人导向”的职业目标（“获得快乐”、“增加收入”）更为明显。

“责任”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以及对“为他人创造机会”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表明企业家在个人生活价值观中对于“责任”的重视，促使企业家在职业目标价值观上更重视“提高企业竞争力”这一社会/事业导向的目标，重视“为他人创造机会”。

（三）“收入”和“快乐”

“收入”（个人生活价值观）对“增加收入”和“保障家庭生活”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符合大众的知识经验。

“收入”对“为他人创造机会”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家重视收入，可能仅仅是个体层面上的，重视个人财富的积累，应当说，在目前的中国多数企业家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利益前途是更为现实的问题［10］。中国企业家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文化倾向。赚钱还是多数人的首要甚至惟一目标［12］。对于为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帮助社会解决剩余劳动力等社会公益目标等考虑的不太多，这表明企业家的世俗化的人生哲学，这当中有社会机制的原因，有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成功之后的安全感等原因［12］。

“收入”对“获得快乐”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似乎意味着，在个人生活价值观中重视“收入”会导致对职业目标价值观中“获得快乐”的重视程度降低。对于企业家而言，从自身的事业中“获得快乐”属于经营活动的一种内部动机。根据“过度理由效应”理论，对外在目标的过度追求可能会破坏行为的内部动机：在生活和事业中重视“收入”意味着对外在目标的追求，这种追求会破坏事业的内部动机，如从事业中获得快乐，因此“收入”和“获得快乐”会发生价值层面上的冲突。

“收入”对“为国创税”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证实了“对物质的追求会让人们降低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等群体取向的道德价值观”的观点［13］。

“快乐”对“获得快乐”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可能表明，在个人生活价值观中对“快乐”的重视，会导致在职业目标价值观上更多的选择“获得快乐”。“快乐”对其他职业目标没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预测作用，这可能意味着“快乐”是作为一种内部目标而存在，具有其独特性。

五、结 论

个人生活价值观对其职业目标价值观有可预测的作用，企业家在一般化的生活情境中形成的价值观系统对于特定的事业情境中的价值观系统有某种预测作用，个人生活价值观可能是职业目标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1］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第1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70.

［2］ Rokeach M.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M］.New York：Free Press，1973.

［3］ Schwartz S.H，Bilsky W.Toward a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M］.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550-562.

［4］ 文崇一.中国人的价值观［M］.东大图书公司，1993.

［5］ 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 杨德广.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7］ Connie M K.Morality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the when and how of Value-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The Psychology of Values.Lawrence Eribaum Associates.Inc.1996：77-106.

［8］ Philip E T.Revising the pluralism model：incorporating social content and context Postulates.The Psychology of Values.Lawrence Eribaum Associates.Inc.1996：25-52.

［9］ Inglehart，R.et al.World values survey，1981-1983.Computer file and codebook（2nd ed.）.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1990.

［10］ 袁瑗.中国能出现比尔·盖茨吗？访著名心理学家金盛华博士［J］.新经济，1999（9）：98-102.

［11］ David A.Ralston，David J.Gustafson，Priscilla M.Elsass.Eastern Values：A Comparison of Managers in the United States，Hong Kong，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2，77（5）：664-671.

［12］ 金盛华.中国企业家离比尔盖茨有多远［J］.中国集体经济，2000，（1）：20-22.

［13］ 杨国枢.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华人本土心理学［M］.台北：源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71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