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青年女作家论

刘海燕

一、我们写作的文化环境

如果说河南作家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中原区域代表着中国典型的现实，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譬如，李凖《黄河东流去》中所写的黄泛区难民的生活，“一部中原人民的苦难历史，一曲中华民族的大悲歌”①；李佩甫《羊的门》所写的乡土社会的权力，中国文化腐烂的根部；青年作家傅爱毛《嫁死》所写的困苦的底层人对于矿难的复杂态度……河南作家的血脉与中国社会转型期土地的命运，权力话语等离得更近。他们总想表达现实，寻找“意义”。因此，河南作家多倾向于宏大叙事，有承担时代风云的意识，作品显得厚重、大气。

的确，河南文学在每个历史阶段的繁荣，都因占据了“现实主义”的风头，把准了“现实主义”的脉搏，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力作。20世纪90年代，评论界断言的“文学豫军”占据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也多是指写乡土经验和乡土命运的作家。

“乡土”、“苦难”、“现实主义”，这些属于过往时代的词语，却是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成就着一批又一批的河南作家，又以传统文化强大的同构力伤害着河南作家。

因此，这也是河南作家的不幸。因为他一扎笔，就被现实秩序所缠绕，与沿海及内陆省份相比，河南被官场话语和乡土命运裹得要更紧一些。这种农业时代的话语氛围，淹溺着作家的敏感，甚至很性情化的作家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也失去了免疫力。如上世纪80年代初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出场的张一弓，到六十多岁后才开始第二次艺术生命，中间这么多年，作为作家的张一弓去了哪里？2002年在他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研讨会上，他流出了感慨的泪水。这个出身于文化世家，富于浪漫气质，也很有艺术才华的作家，本来应该持续成就大气象的。如今，他一个人在简单的住所里，把日常清理得只剩下写作，退休以后方能沉入写作之境，这个被社会生活损耗了的作家，这个真正的作家，和孙荪《风中之树》中写的河南籍作家李凖有某些类似，昭示了这片现实的土地具有怎样的同构力。

随着一批批青年作家的跃起，河南文学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很不简单的变化。这里，主要论及几位青年女小说家。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小说界那些响亮的名字，张一弓、二月河、田中禾、李佩甫、张宇、郑彦英、杨东明、墨白、李洱，都是男作家，他们大多属于乡土叙事或宏大叙事，那么近十年来，邵丽、傅爱毛、乔叶、计文君，这几位女作家的出现，明显拓展了河南文学表情的另一维——心理化、细腻化、都市化。

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命运中，她们和现实主义无可躲避地发生着关联，她们都寻找“意义”，写作气质里有种中原女子特有的端庄，她们也很会写情爱故事，但绝不会是私人化写作的那种，寻找意义的笔锋让她们无心于盘桓在感官叙事层面，这使她们的叙事有种清爽旷达的指向；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在她们的创作里，已经成了隐身衣，是“意义”的支撑，她们用现代生活的元素，表达着“现实主义”的人道关怀。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出生的河南男作家明显不同，她们扎笔于个体生命，而不是乡土社会或者历史文化的命运，她们的笔触能够迅速而细致地深入到当代情感生活的腹地，这使她们的创作表情显得柔和而现代。虽然她们在出道前也都是在河南成长、读书、生活，但地域文化对于她们只是潜影响，而不是直接的或者标志性的影响，这是时代的差异，也是性别的差异，更是个体的差异所致。

二、个体的光

邵丽：沿现实之根，表达人的精神焦虑或精神成长史

2004年初，邵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出版，可以说，这是邵丽韶华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她立足于文坛的成名作。这部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评论家何弘分析道：“它深刻地触及到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和人们精神世界根本的痛点，传达出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给人带来的失落感、失重感及由此带给人们的身份焦虑。她以悲悯的情怀写出了中国这个古老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煎熬和挣扎，表现与此相关的生存奋斗和人性尊严。这也成为邵丽小说的基本主题。”②

邵丽笔下的官场人物，更为鲜活，更具多面性，甚至他的痛苦和焦虑要多出普通人的数倍，这样的人物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再是单一的情感，而是难言的疼痛。多少中国人跻身官场，用邵丽的话讲就是，“他们享受成功的果实，但也在尽自己的能力脚踏实地地为社会做贡献。”平时，大众只是看到他们享受成功的果实，看不到另外的一面，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焦虑种种。邵丽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官场生活中的光与影，让人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一多么纠缠多么复杂的社会文化难题。

从题材上看，这个时期的邵丽在河南文学的传统里——关注现实，表达现实。但是细读邵丽的作品，会发现邵丽所面向的不止于现实命运，她更要表达我们的精神命运，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这样的面向，邵丽的小说就克服了同类题材与现实平行的“太现实”的现象，而有了向上飞升的空间。譬如，邵丽在《我的生活质量》中不断地回溯王祈隆这个人物的成长史，他怎么样成了今天的他，他的成功，他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抉择以及他的心理障碍，是怎么到来的？

也就是说，邵丽很关注人物的精神成长史，命运成长史。

在邵丽的一些中短篇中，如《明惠的圣诞》、《马兰花的等待》，写的是进城打工以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女子的故事，所谓“弱势群体”。可以说，这也是近年来文学界的主流题材。但邵丽写得从容淡定，不像一些“打工文学”带着社会层面的激愤和情绪，在她这里，命运可不只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内心要找到根，找到类同感和归属感，内心要有尊严感，才算改变了命运。

邵丽在写人物的内心与命运时，总能于微妙处写出变数，不像男作家那样爱写大起大落的故事，靠刺眼的情节带动，邵丽小说里一些人物的变化，是漫长的岁月培养的，是生活际遇云集于内心发酵成的。

近两年，邵丽的写作不断出现变化，也显得更加从容，更有底气。如《河边的钟子》（《作家》2011.1），这个短篇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有似无道不明的故事，就像我们每天或者一生的生活。小说开始，邵丽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像一幅油画，远远地看，色彩斑斓，而到近处看，又无非是些色块的堆积罢了，更有些地方，几近于无。当然那不是留白，而是生活的痕迹在那里轻巧地划过去了，不管它的苍白之下裹挟着什么。他们（钟子的一家）的一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平淡无奇，历尽坎坷，随着时代而起伏不定。”可以看出，邵丽对于生活和写作的理解，在向着更真实处迈进，于无声无形处写出大具体来，这真要看一个作家虚构和叙事的本领，还有她的潜心。

在女作家中，邵丽属于全面的那种，近几年，邵丽的内心磨练出非常的力量，让我暗惊和感动，她拥有和承担的是比众人更多也更重的东西。还是杜尚的那句名言“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代表作”，社会生活输入的元气，上苍给予的明亮，自身的修炼，使邵丽的作品有种阳光的气息。

傅爱毛：从最低处写活着的沸腾感

读傅爱毛的小说《天堂门》，在内心默默地惊叹：爱毛的小说已经写到了这个地步！

那是决绝的狠，把一个生命抛到尘世的最底，甚至已经过了底，在阴阳之边界了。但傅爱毛非常怜惜这个最底端的生命，给她起了一个端庄自然又美质的名字——端木玉。从尘世的眼睛看，端木玉这个女人不仅是上帝的败笔——丑得一塌糊涂，她还执拗地荒唐地以“美”为职业，企图逆转自然命运。在我们的现实面前，尤其是在以表象亮丽为首要的美容业面前，当然是碰壁。在活人的世界找不到美容职业，她就去了死人的世界——到殡仪馆当美容师。从此这个女人不仅丑，而且染了晦气，活人的世界不仅是拒绝她，而是逃避她了，就像逃避瘟疫一样。

也就是说，端木玉最深的不幸，还不是她的丑，虽然那是诱因，而是她和现实潜规则的抗争。来自生命根底的那种执拗，那种向美而去的心性，使她被关在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门外。

作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心劲是不会这样写的，也不敢这样写，这太是一种挑战了！让这个被尘世拒绝掉的生命带着烈焰般的渴望，企图抓住另一个、另一些生命，触摸到活着的温热感觉；让她一点点地升起来，那是领悟了此生此世的爱，是对活着的绝对珍惜，带着她飞升。这个女人她真的是穿越了尘世的最冷寂，步入“天堂门”……

《天堂门》的感人和力量均在于此。沉得彻底，升得有力！

从这篇小说以及傅爱毛近年来的其他作品，如《北京媳妇》、《桃花劫》、《嫁死》等，可以看出，傅爱毛是一个有着厚实生活的原创型作家，她以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取胜。如《嫁死》，写的是矿区卑微人物的苦涩生活，以及漫长的苦涩生活里一点点地生长出的温暖人性。可以说，这部作品和《天堂门》尤其代表傅爱毛的写作风格，写底层人的生活，写出他们复杂性的贫瘠，以及他们如何像岩壁上的草，要狠狠地抓住此生，要生到极致，用傅爱毛的话讲，就是“痛得有多深、爱得有多炽，飞得就会有多远。”傅爱毛最终是要写活着的沸腾感，这是傅爱毛的小说最人性、最感人的地方，也因此拨响了尘世情感中那些幽深的弦。这是靠技术或者别的方式所不可能达到的。

一个作家的心性比他的作品更重要，因为，心性是作品的天空和土地。一个作家，并不只是坐在桌前才写作，那是看得见的写作，写作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在心智中，在黑暗中，一直在进行。写底层人的生活，写活着的沸腾感，寻找精神家园，以及回归土地的情结，在这些维度上，傅爱毛的小说延续并更新着河南作家的精神血脉。

乔叶的小说，为什么众多读者喜欢

乔叶曾是散文界的“青春美文作家”，2001年以后才转写小说，时间不长，但不断地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追踪，小说不断被转载、连载，排行榜首，屡获奖项等等，属于70后作家中人气很盛的那种。几年前，在一个私人场合，我问《莽原》主编李静宜，为什么那么多读者喜欢读乔叶的小说？她说“因为好读”。当时我还没有聚心读过乔叶的小说，后来读了她的部分作品，也被她的文字狠狠抓住，有落泪之感。因为我们在当代小说中看到了太多俗不可堪的生活，权力与欲望支配下的人生，以及粗糙的表达，乔叶的小说，很自然地写情感花朵的徐徐绽放，让读者感知万物之上有一束束温煦的光。

曾为“青春美文作家”的乔叶，在中原大地上成长的乔叶，不会像曾在广州生活的女作家盛可以，以粗暴的力量，尖锐的语言，写到比男作家更张狂、野性的程度。乔叶很有控制，她让人心中的那个类似潘多拉的魔盒——渴求新异的欲望，在显微镜下一点点地打开，她用柔得不能再柔，细得不能再细的笔触，写开启的过程，充分满足了现代读者的情感欲求。乔叶的叙事又是很有力的，不是尖锐，是利索、清澈、彻底。

她表达的那些难以言状的情感经验，本来很难扯清的，但乔叶有着惊人的对于情感生活的分析与决断力，她能在最乱处扯清界限，亮出本质。

乔叶小说里的人物也具有古典的控制力，就像她一部小说的名字《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只是放把“小小的”焰火，不至于汹汹燃烧毁灭现有的人生秩序。这也是情商较高的都市人情感生活的潜规则。因此，可以说，乔叶的小说既有现代的浪漫的成分，也有古典的现实的成分，这些不同的情感趋向，在她的小说人物身上，调和到切当的程度，属于很中国化的情感经验。

乔叶的小说除了内容方面的好读，还有她叙事的娴熟，语言的流畅、痛快，以及柔美等。乔叶很会写对话，那是真的有差异的对话，不是作家一个人在对话。在她的小说中，对话占了很多篇幅。乔叶还很擅长写烟火味的日常生活，那本来就属于小说的内容，如她在《旦角》中对乡间“响器班”的描写，在《指甲花开》中对女性的指甲花的叙写，可以看出，她拥有老道的日常经验和乡土经验。

因此，写个体情感经验的乔叶，还是还得依托中原这片沃土，才能找到自己写作的根系，以不至于使自己成为没有故乡的写作者。

评论家郜元宝在给乔叶的书信体评论中写到：“我必须承认，你的故事确实‘好看’。你的小说一发表，多家选刊争相转载，‘好看’应是原因之一。但‘好看’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奇特’。我觉得你许多地方都仗着‘可巧’二字，而‘可巧’二字有好有坏，值得分析。

许多大师都偏爱巧合。但巧合应该是生活的真实逻辑的凝聚，而不是真实逻辑薄弱之时用来弥补和支撑的东西。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就不容乐观了。”③

乔叶有着少见的虚构与表达故事的能力，从小说奔流不息的语言流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叙述能力很自信。乔叶的这种突出才情，偶尔也会让我莫名地疑虑，这样写下去，将会写出多少作品？我更希望乔叶能在作品的纵深度上发生些变化，在叙事的高难度上发生些变化。

计文君：与同时代作家的不同之处

计文君是一个眼睛看得很远的写作者，她一旦有什么想法，就会决断、行动和实现。写了几年后，她走出了安逸的魏都古城许昌，到河南大学读研，同时也是换个环境写作。这期间，她写出了《天河》、《此岸芦苇》等让她在写作中找到自我位置的作品，这些作品使计文君这个名字在文学界有了声响。

2010年度“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的授奖辞这样赞写《此岸芦苇》：

以华丽典雅的叙事语言，对知识分子复杂的欲望世界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挖掘，并在“此岸”与“彼岸”的泅渡中，将生活的复杂，事态的多变，人性的无奈、摇摆与挣扎做出了冷峻的剖析，勾勒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

后来《小说选刊》还配发了关于《此岸芦苇》的三人谈。主持人语：“《此岸芦苇》也是写大学、写知识分子的，但她的描写既与古典情怀不同，也与现代想象歧异——正如她的小说所暗示的，她写的是泅渡在此岸与彼岸间的‘芦苇’（知识分子）。这种中间状态呈现了相当的多义性。”④

进一步说，这篇小说写的大学里的竞选职位、招博风波、网络流言、师生情爱等，旨在写这些事件里的所谓高知者的心灵之旅。这部中篇，涉及了相当多的人与事，叙事密度过大，有些让人眼花缭乱；在叙述语式上，有些《围城》的味道，说的和听的都有些迂回曲折。也因离现实太近，很可惜，缺少些艺术的空间感。但计文君还没有丢失她的优势，那就是写内心。

可以说，这部作品是计文君开拓题材的一次努力，在此之前，她基本是写情感的。

近两年，计文君再度跨越，去京城读了红学博士，少年时代沿袭下来的爱好今日变成了专业，这对于由着心性来理解文学艺术的计文君，肯定有着苦不堪言的应酬，但更多的应是给她未来的写作提供巨大的蕴藉。这期间，她写的《开片》已见出端倪。可以说，《开片》和2008年的《天河》这两部中篇，代表着当前计文君写作的标高。

在心境和理解力上，看不出计文君属于70后，她的作品里没有怨怼，没有刻薄，没有虚荣，只是理解，理解自我和这个世界。这理解来自巨大的体谅，对于生命在此世之不易的体谅。因此，无论是《开片》里的“我”殷彤还是《天河》里的秋小兰，她们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摆正了，当然包括与男人的关系，她们也委屈、疼痛，但不会把自己放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位置上，因为同时她们也看到了对方活着的不完满，看到了红尘众生可怜的目的。于是，把情感的和社会生活的千滋百味吞咽下去，自我消化掉。即便自己微如草芥，也有草芥独迎风雨的尊严，而且对这个世界有着呵护的愿望。计文君用很正的笔触去写这一切，仿佛是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但小说的气场浓烈，情绪饱满，有年轻的身心在支撑。

计文君的小说给人的感染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人物，来自这个人物所有的气息，来自她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样子。这是计文君小说的幽深奇异之处。

这个时代，现实比小说更离奇，更复杂，也更残酷；网络比小说更迅捷，更直观，也更包罗万象。因此，真正的写作变得分外艰难，作家仅有讲故事的能力还不够，还要有思想的能力，才能穿越生活万象，澄清庞杂；不仅要有地域的优势，还要有人类化的整体性视野，才能准确描述全球化时代的现实。

河南青年女作家面临同样的境遇。写作进行时中的她们，也在自我修炼、寻找和变换之中。如果要在自身的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那么，应是男作家们宏大叙事中所表现出的承担意识及叙事力量，面对集体沉默的题材所表现出的坚定和独有表达的境界与气魄，在漫长的时光中完成几部曲的大艺术气质，以及对于文体的追求。

注释：

①孙荪：《大悲歌中的民族灵魂——读〈黄河东流去〉》//李凖：《黄河东流去》，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②何弘：《因为理解 所以悲悯》，《文艺报》，2007年11月13日。

③郜元宝：《从“寓言”到“传奇”——致乔叶》，《山花》，2009年第7期。

④徐坤、汪政、刘忠：《“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泅渡——〈此岸芦苇〉三人谈》，《小说选刊》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