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编辑生涯及编辑思想——陶行知与《金陵光》

任宝旗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人民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编辑家。他在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中，积极创办刊物，编写教材，其编辑实践和编辑思想应该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被写上浓浓的一笔。认真探讨陶行知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不仅是陶行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编辑出版史和编辑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陶行知在中国出版史上，特别是中国教育报刊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也许是他在教育史上地位太显赫，其作为编辑家的一面却被忽视，他的编辑思想也鲜有人去进行总结整理。本文从陶行知从事编辑工作的开端入手，探讨陶行知的编辑生涯及编辑思想历程。我们之所以选择陶行知与《金陵光》作为研究课题，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金陵光》作为金陵大学的学报，在中国报刊史和中国教育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但有关报刊史的论著却很少提及。如王桧林、朱汉国主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书海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了1815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报刊3707种，一些比《金陵光》名气小得多的报刊都收入了，却不见《金陵光》的踪迹。《金陵光》与陶行知的编辑生涯是紧密相连的，故而我们也可以借研讨陶行知编辑生涯的机会对《金陵光》的有关情况进行爬梳。

一、陶行知改版《金陵光》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在美国纽约州政府注册，其文凭亦由纽约大学颁发。其前身是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1910年，陶行知入汇文书院预科，不久，在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后，陶行知就成了金陵大学文学系的学生，开始了他人生道路的转折期和人格的形成期。

《金陵光》系金陵大学的校刊(亦有称学报的，但从其内容和宗旨来看，更似我们今天的校刊)，由学生会主办，由于金陵大学系教会大学，偏重英语而轻中文，学校举办的各种演说会、辩论会都用英语，学生名册和课堂座次都依照学生姓氏的英文字母排列，其校刊《金陵光》自然也只有英文版而无中文版，读者面很窄且内容又有很大的局限性。陶行知认为，如果校刊仅有英文版而无中文版，就不利于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传播。所以陶行知在积极为《金陵光》英文版撰稿的同时，也积极筹划中文版。同时其他富有强烈爱国心的金陵学子们对校刊无中文版自然也耿耿于怀，要求学校当局出版《金陵光》中文版，而学校借口无合格的编辑，拒绝了同学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陶行知被推选出来担任编辑，而金大校长包文也非常器重陶行知，也就同意他来主持《金陵光》的改版工作。此时，《金陵光》已出三卷，所以1913年2月的中文版《金陵光》自第4卷第1期开始出版。

1913年2月，《金陵光》中文版创刊号出版，在这一期上，载有陶行知撰的《<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增刊中文版之缘启》），申明了办刊宗旨，从小的方面来讲“用以警醒同学,避不善如蛇蝎，勿以恶小而为之”，从大的方面来说，要使“盛世黎民嬉游于光天化日之感，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陶行知：《<金陵光>出版之宣言》，《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01页）同年9月，陶行知担任了《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

陶行知主持下的《金陵光》以批判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揭露社会的各种黑暗面而引人注目。

1914年6月，陶行知以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当时的江苏教育厅长黄炎培也应邀参加了毕业典礼并授凭，陶行知亲手向黄炎培赠送《金陵光》，大概因为这一刊物给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30年后的1946年黄炎培在《哭陶行知先生》诗中，首句即“秀绝金陵第一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

二、编著合一是陶行知主持《金陵光》的一大特色

陶行知在金大读书4年，一直主持着《金陵光》中文版。1913年2月《金陵光》中文版创刊，9月陶行知即担任了主笔，这样陶行知就在编和撰两方面对《金陵光》施加其影响，成了这一刊物的灵魂。他不仅悉心编校刊物，还在《金陵光》上撰写了大批文章，据不完全统计，陶行知共在《金陵光》上发表过 篇 万字的文章，甚至他从金大毕业之后《金陵光》上还时常出现他的名字，如反映其重要教育思想的《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发表在1918年4月出版的《金陵光》第9卷第4期上，《教育研究法》发表在1918年6月出版的《金陵光》第9卷第5期上，显示了陶行知对《金陵光》影响的深远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反映其早期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主要文献都刊载在这本刊物上。

陶行知在《金陵光》上发表了大批文章，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1.说明《金陵光》办刊宗旨和编辑意向的发刊词、社论等。如他为《金陵光》中文版写的“宣言”就发表在中文版第1期的头版上，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战斗檄文，指出此刊之所以取名“金陵光”，是希望它成为那些走入迷途者的灯塔。1914年初，陶行知在第4卷第8期上发表新年社论《民国三年之希望》：“希望民国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戮力以襄国事”；“希望民国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

2.体现其政治思想的政论文。在《金陵光》上，陶行知发表了一批批判封建思想的文章，在中文版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夫多妻制之恶果》，列举一夫多妻制犯有“伤平等”、“损亲爱”、“侵自由”等十大罪状，其恶果是“风俗因之颓败，道德因之衰弱，贫弱之大原，富强之劲敌”。（陶行知：“一夫多妻制之恶结果》，《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5页）对这种封建传统婚姻形式进行了抨击，呼吁国家立法取消这一制度。发表在第4卷第3期上的《因循篇》是声讨封建传统观念的檄文：“社会因循而民生不张，政府因循而国魂不振。吾国将由贫弱而渐臻于沦丧，岂不甚可畏乎？”（陶行知：《因循篇》，《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6页）充分表现了陶行勇于创新的个性。发表在第4卷第6期、第7期上的《伪君子篇》则针贬时弊：“天下非小人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并进行了自我剖析：“我之大病根，在喜誉恶毁，名之所在，心即怦然动，伪言行即不时因之而起”，并以严以律己的精神来抵制社会的腐败风气：“虽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以此“自勉而兼以勉人也。”（陶行知：《伪君子篇》，《陶行知全集》第卷第页）流露了他立身处世精神的另一侧面。

3.体现其教育思想的论文。这类论文主要有：《导引新生之倡议》（第4卷第3期）、《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第4卷第4期）、《呜呼某校》（第4卷第8期）、《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第9卷第4期、《教育研究法》（第9卷第5期）等。由于这类文章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有关论著中多有涉及，此不赘述。

三、陶行知主持《金陵光》所体现出来的编辑思想

在陶行知看来，《金陵光》应该发挥如下功用：

第一、犹如光热，激发学子学习热情与爱国激情。自然界中，光由热生，热随光至，可以御寒振衰。人世间，常有“厌世之流，悲观之派”，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往往默然置之，甚至挖苦讽刺，“谓热心为好事，谓力行为有求。彼既寒心而凉血”，所以，《金陵光》要“曝其心，温其血，祛其寒，振其衰，使共跻于热忱乐为之学子”。“倘不幸而有人焉，惑于外物，狎于弗义，大道不明，天良澌灭，必不得已，欲《金陵光》一闪其雷鞭，则亦直闪之耳。”希望《金陵光》之“光”激发同学的学习热忱，唤醒国人的爱国激情。

第二、犹如灯塔、射线，帮助学子增进学业。当时，陶行知正值热血青年，对同龄青年人的学习、思想状况颇为了解，深知他们的思想正处于成长之关键期，需要积极加以引导方可走入正轨。他说：“吾辈青年为学，正如日暮浮舟险峡，邪说淆听，瓦裂之怪石也；跛行冒善，云端之豪湍也。是非莫别，安危一发。吾《金陵光》则作船工之塔灯，明其途径，所以佐迷津者之造业焉！”陶行知看到，塔灯之光只限于表外，他更希望《金陵光》能够发射其“爱斯之光”深入青年思想内部发挥作用，“世之金玉其外，而败絮其内者，岂鲜也哉？心疾不治，大丧随之。《金陵光》于此则射其爱斯之光，查其肺腑，烛其心肝。病原既得，而后可施针砭也。”当时陶行知对王阳明学说已深有研究，常与当时任教金陵大学，后来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一起讨论王学。他深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的影响，从1913年开始，常用“知行”为笔名在《金陵光》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显然，“查肺腑”、“烛心肝”思想深受阳明学说以及传统儒家“内省”、“克己”修养方法的影响。然而，陶行知并不囿于古人。他看到人的学业与思想的进步还需外力的推动，《金陵光》的作用就在于此，通过刊发进步文章，督促青年在思想上不断取得进步。陶行知总结到：“无光即无以造业耳！吾《金陵光》既以佐同学造业自任，则谓之为萤、为雪、为爝，皆无所不可也。”希望《金陵光》能够发挥光的作用，成为同学最佳的学习器物。

第三、犹如公共日记，彰明学生成绩。除期望《金陵光》能够帮助同学的学习外，陶行知也希望它可以流传和保存于世，永发光辉，使后人秉承前人自强不息之精神，有资鉴戒，继续奋进。他指出：“《金陵光》，吾同学之公共日记也。同学既有公共日记，则固有精神可以保存，已具之精华有所托属。其中之一举一止，一言一行，咸足以备他年之考据，以作来者之前鉴。虽事已陈，迹已藐，而此公共日记，直能闪烁其彩色，以至于无穷。”一种刊物不应该成为某个机构或个人的私有物，应该是公共的。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每一个个体参与其中，集思广益，收集并刊发真正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内容，更好地发挥期刊的功用。

《金陵光》是陶行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端，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学生，但可以看出，其政治思想及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编辑思想已大致形成。体现在《金陵光》出版工作中的编辑思想也构成了陶行知思想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是其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基础。在其以后长期的编辑出版生涯中都能看到其早期体现在《金陵光》中的编辑思想的影子。

1.具有正确的出版方向和编辑思想。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期间，积极开展爱国的社会活动，据姚文采回忆：“他在金陵大学主张不读死书，要与人民生活配合，要与国家大事配合，他发起和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策动救国运动，用运动会。演说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活动，并用卖门票的方法来发动和劝募救国捐。”可见，改版《金陵光》是作为其爱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金陵光》最初只有英文版，而当时教会大学的学生都能读懂英文版，而陶行知则认为，中文代表着中国的独立与尊严，其创办《金陵光》的目的就在于使同学们“蔚为国器”，而不要成为新贵、恶吏、洋奴和西崽。这一点在其以后的编辑出版活动中也很鲜明地表现出来。

2.编著合一既是陶行知主办《金陵光》的一个特点，也是其编辑思想的重要方面。在陶行知看来，一个称职的编辑出版者，不仅要有眼光去选好稿，而且自己迟要能写。这对于我们学界所倡导的“编辑学者化”可谓不谋而合。

也许是陶行知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太大且教育思想太丰富，人们都将注意力放在对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上，进而影响了对其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的梳理与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旨在唤起更多的学者来研究陶行知的出版编辑活动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