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实业与农学新知:民国农业农学社团的源流与活动

杨 瑞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由于受域外风气影响，清季各地始创农学会、务农会等团体，以为传播农学新知、改进农业之良途;及至民国肇建，形成了农学团体的又一高峰，社团林立，活动频繁，在合作推进农业农学转型之时，也互为争锋，相持不下。民国的相关团体是在政治、实业和学术诉求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得以萌生和发展，图谱较晚清更为复杂多面，亦学亦政，既有农学学术的关照，亦系民生与实业情缘。系统梳理此类社团组织的渊源、流变与活动脉络，当可显现晚清以迄民国，中国追求传统农业科学化、现代化进程中，学术与政治、经济等因素交融互动的复杂面相，亦可深入认识不同政派及人士对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所持的不同见解与路径。

一、南北分立:民元政情下的社团格局

民国以还，政界、实业界与知识界的各派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或以政见为准，或以发展实业为归，或以学术研究为尚，各自立足大中城市，辐射全国范围，广植人脉，结成一系列农业农学团体，因其渊源有自，风格殊异，南北长期处于分立状态。日本海军司令部宗方小太郎经所著《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一书，将农业类团体列入“实业型”政治结社，也就是并不视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团体［1］139。这种划分的理据虽然充分，但并不能否定其学会的某些特征。

中国农业促进会是民国开国后上海出现的首个农业团体，口头虽然标榜研究学术、发展实业，实际其政治底色颇重。1912年2月，丁辛垞在沪发起该团体，并自任临时干事长，杨叶侯为临时会长，张养儒、贺庆澂为临时书记员，孙功甫为临时会计员［2］。通过宣传鼓动，组织迅速扩展至奉天、安徽、福建等省，先后在南京、扬州、清江、绍兴、昆山、华亭及日本东京等地设立支会，会员达500余人。丁氏等人热心会务，但对于驾驭迅速膨胀的组织却力有不逮，寻求政界同道的援手显得尤为关键。6月29日，丁氏抬出高凌霨任临时正会长，程祖福、黄庆澜为副会长，同时增添文牍、会计、交际、庶务等职员10余人，实行分科办事［3］。高、程及黄皆是前清旧臣，在民初政坛颇具影响力，高、程加入章太炎等人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该党经数度改组，先后为统一党、共和党与进步党)，程祖福取得孙中山赞同，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实业联合会”，黄氏则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又有前清农工商部数人加盟，加速了组织扩张，到同年7月底，各支部会员猛增至3000余人。

被中央政府认可后，该会南北并进，拓展组织规模。高凌霨以名誉会长身份在北京组建支会，周嘉琛作为文牍科长襄助［7］。在此影响下，山西等省开始筹办类似组织［8］。在苏浙一带，王重民、张宽、王大同等人组织苏属吴江农业支部，倡设农业学校［9］;绍兴等地也纷纷响应，主动发起分会［10］。农业促进会由小而大推进各项事业，先从农品赛会和陈列入手，着重普及农业知识，又增编译农书(由周嘉琛、陶菊缘组织编译所)、筹办垦务调查演说团、发行杂志等项。农业银行进展较速，会员华侨兴业银行经理徐经明将上海地产计价100余万元，设为该行基本金［11］。9月16日，通过银行章程，公举徐绍桢为总董，清季农工商部职员黄小农、徐经明等为副总董［12］。农林部与之声气相投，以为创立金融机关“为农业上必要之举”，批准其立案，同时推动了江浙民间商贾的投资认股［13］。

在中国农业促进会的带动下，上海其他团体组织亦“仿照办理”，张庆理、王焕文、俞芝珊、张澂涛等人发起全国农圃公会即为显例，“各界具有党会，以谋求进步，农界同人亦宜结合团体，研究改良……参考各国种植精理，考察各处土地肥瘠以为张本”［14］。7月4日，选定章水天为正会长，倪学宽为副会长，臧永锡为评议长，程扫涛、方桂卿、高俚庵、顾本鋬为评议员，陆近朱为文牍员，张维新为财政长，胡芝珊为会计员，俞耀朱、沈林为干事员，戚瑞生、王焕文为调查员，张进生、俞锡麟为内外务长［15］。该会通告全国说:“我国土地之大，物产之博，甲于各国，惟种植一门，纯出自天然，从未加以学力而研究其真理。章水天君素抱民生主义，以农圃为民生根本，故极力组织全国农圃公会，专事研究农圃，改良精进方法，并通告全国农家，速图进行，以期早日发达。”［16］公会立足上海总部，着眼在全国拓展组织，先后在余姚、上虞、镇海、富阳、桐庐、绍兴、桐乡、丹阳等地设立支会，至年底已达50余处［17］。农圃公会在宣讲农学知识的同时，也热衷于党派政治活动。

南方港口城市如此，北方政治都会亦然。北京政团林立，类似团体亦复不少，如杨以俭在同年3月发起农工商业共进会，以“提倡农工商业为主义”，但“虽有完备之会章，但会势尚未发达”［1］142。所不同的是，“实业型”与“学术型”团体在京城同时出现，后者势头明显更胜一筹。从海外归国的农学生以及国内农科毕业生在农业教育、行政和试验机构占有相当数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旧学出身的知识群体，在权势方面，他们虽不能立即占据主导，完全取代旧派人士，但在新学声势日高的情况下，成长为新兴的中坚力量，而创立农学会表征了其互为沟通的自觉意识日渐增长。因此，此种情势的形成，正是新旧农业知识与人事代际兴替的必然结果。

1912年12月8日，《顺天时报》载:“农务一项，关系全国命脉，是以各国有专门学校之设，以期造成此项人才，而求种植之完善。近年中国学子亦多注重其事，然于实际尚无何等发达，故经农林部拟于明年开一农林会议，以谋进步等情。兹闻现有农科毕业学生多人组成一农学会，定于今日在铁门安庆会馆内开成立大会，研究种种适宜，以备明年应赴农部之召集云［18］。”可以看出，农学会的诞生与农林部的关系至密，甚而，农林部在其间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至少有配合中央农业行政的实际考虑。官方记载一鳞片爪，京城媒体亦“视而不见”，颇为有趣的是，上海的报纸却颇多关注，若多方比对相邻史料，以异源史料考同源故实，当可益近事实的本相。《申报》在《振兴农业之先导者》一文，同时刊载北京农学会创立、全国农务联合会召开两事，所记学会成立的时间为12月7日，并递呈内务、教育、农林三部立案［19］。此处虽可印证《顺天时报》大部史实，但在时间上相差1天，若细读前报行文，颇觉其文在农学会成立前稿件已成，见报时间稍后又未作更动。

揆诸教育部档案留存，“农学会”于1913年1月在部立案，代表为陶昌善，与《申报》的报道大体吻合，均指向同一“本事”［20］617。上海另有媒体报道称，该会以“研究农林、蚕丝、畜牧、水产各学”为宗旨，会务主要有:调查农林、蚕丝、畜牧、水产等事项;倡导农业殖民;编纂专门书籍;刊行杂志;答复会外人之咨询;建筑本会事务所、集会室及图书室等［21］。将《时事新报》与《申报》所载职员表相互印证，可以确定北京农学会的成立时间应是1912年12月7日［22］。

是日，北京农学会开成立会，推农务司长陶昌善为会长，山林司长胡宗瀛为副会长，陈振先、梁赍奎分别以农林总长、次长任名誉会长。评议员:谭天池、林祜光、唐荣禧、罗会坦、吕瑞廷、韩安、王文泰、黄岐春、章鸿钊、李嘉瑗、陆安、黄立猷、黄公迈、孙葆琦、刘先;干事员、文牍:曹文渊、黄以仁、周威廉;庶务:路孝植、叶基桢、邓振瀛;会计:汪扬宝、陈训昶［23］。其中，曹文渊为水产司长，韩安、黄立猷、黄公迈等人亦为部中职员。如此人事安排，农学会不啻为农林部的附属团体，甚至唯农林部马首是瞻，浓重的官方味道，使其不可避免地涂染了政治色彩，也显露了中央农业行政机构不失时机地主导全国农学界的雄心。

据刘仲涛介绍，目前复合肥市场以高位盘整为主。他说：“由于基础肥料高位运行，所以复合肥价格肯定会高，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他认为，复合肥市场今冬没有太多的变化，平稳运行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磨合，大多数经销商选择新品牌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和生产厂家有较强的默契，所以经销商向厂家打款订货的方式仍然十分有效，复合肥厂家按照往年的情况给予经销商一定的政策支持。在此情况下，主流复合肥企业都在正常生产。

创建农学会，既有与南方各团体争势的用意，亦为陈振先重塑其政治形象的要项。陈氏取代宋教仁执掌后，遭到对手连篇累牍的舆论讨伐，使其声誉大跌，处境难堪①董时进就有不同于时人的认知，“农学家陈振先氏，任农林总长时，发布训令一道，厘定农林要政，于兹十七年多，未见诸实施。然其所举政纲，赅括得要，虽当今谈论农林政策者，亦莫能出其范围，其中多则，且为今日急须提倡举办之要项。作者之卓识远见，洵为后辈所不可望及。”参见《十七年前之农林政策》，《世界日报》1929年1月13日“农学周刊”第2期，第1版。。京师《中国日报》以《陈振先之无意识》为题大加诟病，“自其为次长时，即碌碌无所表见。适宋教仁免职后，以国民党党员名义，一跃而跻总长之职。其于国家根本上之计画，固无所知晓，即就农林上之职务言之，亦破碎支离，渺焉不得其大本之所在［24］。”接着，又攻击他推荐康有为心腹门生、粤人汤叡出任农林部参事，为“保皇”之举［25］。舆论还讥评陈好用广东同乡，如西直门外试验场长、农业传习所所长皆粤人，其余各司又占二三十名，直呼“农林部”简直成为“广东部”［26］。盖是出于以行动反驳流言的实际需要，陈振先主导确立农林部六大政纲，即开辟边省荒地、整顿林业、改良农林种植法、改良农械、调查国内外林业、增设农林学校［27］。组织农学会和召开全国农会联合会，既可收联络农学界新旧两派、聚集人气、树中央权威之效，还可乘机介入地方农林事业，确立农林部在全国农林界的最高权威②此事牵涉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利益，各党派和利益集团纷纷介入，围绕议设中央农会、修订《农会法》等展开角逐，台前幕后充满无限曲折和玄机，情势异常复杂。。

毋庸讳言，农学会作为专门学术组织，其建制相比于上海同期的组织更为严密完备。如对于会员学术程度要求相对较高，规定以研究农学、林学、农艺化学、畜牧及兽医、水产、蚕丝、博物(动植及地质)各科及其与农学有关的学科，且曾在国内外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毕业;凡欲加入本会者，须本会会员两人介绍。还详细规定了各种会员的资格、权利与义务，如会员有担任会务、谋本会发达的义务，具有选举、被选举及建议可决、否决的权利;各种职员的设定、选举、任期与职权等［28］。

从规章来看，北京农学会本意是创建全国性组织，故有意在文化融合性极强的上海“造势”，确要引起各地同道，特别是南方学人的关注，但实际成效并不明显，会员终限于京华一域，1921年演变为中华农学会北京分会。究其原因，这与时局大环境有极大关系，北京处于民国政争中心，农林部也不时被推向各派斗法的风口浪尖，人事变动频繁，农学会也随政治气象的变幻而浮沉。1917年，会长陶昌善远赴吉林任实业厅长，会员星散，会务便走向了萧条［29］。

二、师生互动:京师校园社团起落

李大钊在1917年曾言:辛亥革命后，北京之内皆政党;共和复活以还，北京之内皆学会，一言以蔽之，“学会者，政党之假面具”［30］276。李氏的观察与判定恰说明，民国以来北京的一大现象是政争日趋普遍化、常态化，以学会之名，行党争之实大行其道，蔚为风气，思想活跃兼具科学新知的大学校园亦不例外。因此有人直言不讳，大学中发起学会的人大概都是些“活动分子”，并不是“真正好学的人”。

农林部主导的农学会衰落后，京师农学社团的活动重心在大学校园。民元京师大学堂农科改为北京大学校农科，1914年农科脱离北大，独立建制，改称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内社团随新旧体制转承而勃兴，又随主持会务学生领袖之更替而起落，组织的稳定性难以维持。1912年，张联魁等人在北京大学农科创立林学会，倡导“谋相互沟通，交换智识”。张氏清季赴东京帝国大学农科主修林学，归国后通过学部考验，被授予举人，廷试又获一等，旋以主事入农工商部补用，是最早以林科实学入仕的留学生之一，在京师颇有影响。进入民国始在北京大学农科讲授造林学、林政学等课程，同时，加入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党。此会旨在研究关于森林各种学术要务，会务包括编辑森林书籍、调查森林事项、刊行林学会报等［20］618。其时，张氏的活动重心仍在政治，而非学术，故所列诸项会务多未见诸实行。

翌年10月，学生自治组织兴起，陆费执、孙钟烜等人发起“国立北京农科大学校友会”，并兼具学会职能，共分书报、著作和讲演三部，会长、各部干事均从学生中选出。到1914年，人事与机构发生大幅变动，先是会长陆费执赴美，李永枢接掌，机构扩展为庶务、文牍、会计、编辑、书报五部，设立部长。由于学生利用社团鼓动风潮，校方乘势将其收归学校，变其为学校的附属团体，正会长以本校校长担任，副会长和部长由职教员中推选，评议员等职位从学生中推选，学长吴宗栻亲任名誉会长，冯庆桂、王之栋、季闳概任校评长。9月，作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首任校长的路孝植长会，吴宗栻、程鸿书副之，许璇、王之栋等教员为部长。老师地位凸显，学生权力式微，于是起而争权，新章运行不到一年，即废除副会长、部长等职，只设总干事1人，佐理会长，综核会务，另设庶务干事2人，文牍、会计干事各1人，书报干事8人，编辑干事3人，总干事及各职员皆由学生中推选，最终关鹏万在第二届常年大会上当选总干事。1914年3月，校友共话学术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友会杂志》开始刊印［31］2。至1916年6月，会员总数达200余人，农商部陶昌善、汪扬宝，北京农事试验场章祖纯等人名列其间［32］4－18。

校内师生竞相加入中华农学会，但其自发结社的热情依然高涨，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切，有的直接以社团从事政治活动。1920年5月，学生发起“醒农社”，编辑《醒农》半月刊，以“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为宗旨，提出两个严肃的问题:一是要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一般人竟忘却了多数的农民?二是空谈玄理于实际无所裨益，为什么不实事求是谋人民的福利［33］1?相形之下，已入中华农学会的乐天宇、杨开智等人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所发起的社团实际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

1921年，乐、杨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邓中夏来年在此基础上，联络李启耕、左正元、胡求仙等人，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农业大学支部”(简称 S.Y.)。9月，乐、杨等人发起“农业革新社”，詹乐贫、林孔唐、徐大昌、彭树范等50 余人入会［34］75－78。此社目的是要充当学生之领袖，开展农民运动，于是提出“本互助精神，以砥砺学问，促进校务，及改造社会”宗旨，成立学生会，直接走进农村，开办农民夜校［35］147。到 1926年，会员仍有 70 余人，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36］。这些社团虽然多由中华农学会员发起或参与，但因双方立会本意迥然，并没有建立组织层面的关系。

同期，校内不同籍贯的学生各以乃师为凭，发起社团组织，形成川、湘竞争格局。1922年2月，中华农学会员、川籍学生胡子昂，邀集赖宪伯、郑昌明、胡继康等人，倚重许璇、周建侯等教授，发起农声社，提出要“研究农学，改进农业”［37］2。他们计划宏大，欲将本校教职员、毕业同学及各地农界同志吸收为名誉会员，在读学生为普通社员［38］63，共同“研究致用的农学”，觉悟农民改进农业，转移社会“贱农”趋向［39］1－3。胡以超强的组织活动能力广为联络，在短时间内征集各类会员近200人，以本校师生为主体，名誉会员约80余人，绝大多数加入中华农学会，涉及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广东农林试验场、山东省立第一甲种农校等农业行政、教育和试验等部门，知名者有吴宗栻、许璇、梁希、刘子民、刘运筹、董时进、赵济周、毛恩旭、周建侯、杨景辉、吴景澄、尹炎武、唐有恒、陈宝钧、邓振瀛、朱惟杰、唐廷秩、章祖纯、刘先、章鸿钊、刘家璠、钟赓言、王邦巩、万勖忠、张福延、曾济宽、王璞、侯过、林骙、殷良弼、夏纬瑛、丁棫、刘增辉、任乃强、姚鋆、周汝沆、周桢、张孝先、谢恩隆、胡宗灏、王彦祖、庞斌等人。其中，刘运筹和董时进分别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40］80－87。机关刊物《新农业》成为刊登会员言论及研究成果的园地，从1922年2月至10月共刊发4期，作者以北农学生为主，次为本校教员，还有部分外来稿件。

川人试图建立由本省人主导、统领全校师生的新组织，激起他省学人的争胜之心。湘籍教员刘子民、杨景辉等人尽管亦名列其中，但内心显然更倾向于本省学生发起湖南农学会，“冶全省农林人才于一炉”。5月28日，该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成立，刘子民出任总务主任。6月，胡子昂等人借“驱吴(宗栻)”排挤湘省团体，刘子民、杨景辉等人被迫离校，会务跌入谷底。是年底，大力鼓吹“农村立国”的湘人章士钊主持校政，亲任总务部主任外，亦捐资赞助，俨然是湘省人的“靠山”［41］75－76。刘子民等人返校，令湘省组织声势大振，确立“联络湘省农界同志，共图农学之发展及农业之改进”宗旨，决定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刊行杂志、学术讲演和答复农事上咨询及建议农业改进等事务。为和川人争夺资源，对会员资格的规定更为宽松，凡有志农学及有农业经验者皆可为本会普通会员，凡热心赞助本会者、经干事会表决可为名誉会员［42］77。机构方面，设立总务、学艺和推广三部，章士钊、张伯言任总务部主任，杨景辉、曾公智为学艺部主任，刘子民、廖训榘为推广部主任［43］87。至1926年，在京会员和驻省会会员共有100余人，还有湖南第一农校等 4 家机关会员［44］101－109。

胡子昂离校之后，1924年5月14日，川籍学人蓝梦九、周建侯、彭家元、尹静夫等，以北农为总部，联络乡党，成立四川农学会［45］126－128。立其宗旨为“本合作之精神，联络四川农界同志，共事研究，以谋本省农业之发达”，确定实地调查、学术研究、学术讲演、发行刊物、提倡农业教育、促进农林事业等六项事业。基本会员资格以毕业或肄业于国内外专门以上农业学校者为限［46］140。12月 16日，在第一次秋季常年大会上，尹静夫、刘可强、周建侯、彭家元，分别当选总务部、研究部、出版部、推广部主任。为确立川人组织地位，胡子昂提议应筹募基金，以固根本。随后决定成立募集基金委员会，由周建侯、胡子昂、杨仲虞、彭家元、廖沛然、刘运筹、曾济宽、何澄清8人组成。资料显示，募集基金、接洽省内农学人士、调查各地农业成为他们事业的主项。该会创立以来，共吸收60余名会员，校内川籍师生是主体，骨干成员如刘运筹、曾济宽皆为中华农学会会员［47］136－139。不多时，北京政变致其会务中辍，影响亦波及京内其他农学团体［48］132。

三、重心南移:南省农学会竞起

随着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典范的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岭南大学农科在宁、粤两地相继设立，特别是欧美及日本农科留学生的大量进入，农学重心日益向南转移，苏沪、岭南等地一跃成为新兴农学知识人群体最活跃的区域。这直接孕育催生了中华农学会，其宏大蓝图本要沟通南北，建立全国统一的农学学术团体，但适逢乱世，加之学派背景各异，结社旨趣亦难期一致，本难形成一统。南北学人各树旗帜，争相创立“地方”农学会，尤以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农科师生的结社为代表。

各地方农学会纷涌而起，呈一时之盛。原因约有其三:一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益形突出，各种团体组织各思其道，以求破解;二是各地学人建立在“爱乡”情愫及“以科学救乡”［49］观念上的集团意识增强，如安徽农学会员尹良莹所言:本省籍农界同志，每因不能互相认识，致素无联络。而一省农业兴革，一人力量有限，使志于农者常陷于悲观。成立农学会，诸同志当可互通音息，既探讨农业学理，互相辅助，又同负农业改进重任，于农业新建设大有裨益［50］108－109;三是中华农学会地方会务渐趋凋零，给各地自立组织释放了空间，如杨铨曾申请在福建设立中华农学会分会而未果，闽省农林界人士转而自立门户。1929年8月，林汶民、林礼铨和沈觐冕等人开始筹备福建农学会，并于次年3 月 30 日宣布成立［51］9－12。

1917年以来，位居广州的岭南大学成立岭南农学会，香港则有中华农学求新会活动，并与南京农学界多有沟通［52］1。总体而言，东南大学与金陵大学农科真正占据了南省农学结社的中心位置。两校师生中颇有勇于任事者，热衷于组织学会。1917年，南京高师设立“农业专修科”之初，便成立农业研究会，1921年11月更名为东南大学农业研究会，发展会员190余人，邹秉文、秉志、胡先骕、过探先、钱崇澍等农学名家亲自参与其事［53］1。两校地缘相邻，学派相近，学生之间联合成立学会一度十分盛行。此类团体约有两种情形:其一，两校毕业生在南京以外苏省地区创办的地方农学团体，如1920－1924年间，先后设立扬州农业研究会、武邑农学会、东台农学会、崇明农学会等;其二，外省籍学人在宁创办的学会。在异乡创办以本省冠名的学会，原由湘人率先在北方开创，但川人后出而突前，在南京另立组织，南北呼应。

1920年代初，旅宁川籍学子分别组织过两个同名学会，皆称蜀农学会。1922年暑期，东南大学农科的川籍学子余沛华、张季良、黄绍绪，金陵大学农科刘雨若，清华学校程绍迥等联合发起蜀农学会，以期互为联络，研究、改良与推广四川农业。在南京开过第一次年会后，该会便走向衰落［54］5。1924年，东南大学张文湘、赵孝清与金陵大学同学漆联璧等组织同名学会，由王尧臣担任名誉会员。到1928年左右，由于受政权更替、人事变迁等影响，两会均告辍。

1933年，在全国一片“救济农村”声中，南北川籍学人重振蜀农学会，以联合同乡，推进学术研究，用以“报国报乡”。先是中央大学学生魏文元、管相桓、王开汉，金陵大学学生王至培、李世材等人复兴南京蜀农学会。5月5日，开成立大会，通过会章，规定以“敦笃友谊，砥砺学行，共期发展四川农业”为宗旨［55］237，选举杨叔咸、李世材、王至培、王开汉、魏文元、管湘桓、汪维瑛为新一届执行委员，确定初期的会务为调查社友、出版《蜀农会报》、开办农场等［56］234。经过西进北上的组织扩展，杭州、南通、重庆及成都分会相继设立［57］164。

受此影响，北京的川人组织再度被激活。是年9月26日，四川农学会遂易名为蜀农学会，重订章程，以“联络川籍学农人士，共谋本省农林业之革新，农村之改进”为宗旨，着眼于农业与农村问题。4月15日，在召开的春季大会上，刘运筹当选总干事，傅葆琛任副干事，陈文敬任总务主任干事，李正才、蒋永炳任干事;王谟任文书主任干事，王善佺任交际主任干事，周建侯任出版主任干事［58］132。其关注点前后也有不小分别，周建侯自道，此前则“以科学方法致力于吾蜀农业之改良”，而后第一主张为“与当道协力谋新农村之建设”，第二标榜即“劝告知识分子之归农”，第三标榜即“农业学理的研究报告”［59］3－6。致变要因除去时势转移外，与傅葆琛等“乡村建社派”主将的加盟不无关系。1936年，南北组织融合，北平蜀农学会改为北平分会［60］。

约同时，安徽学人在宁发起本省农学团体。1930年3月，中央大学农学院安徽同学会改组为安徽农学会，推定尹良莹、何庆云、熊同和、韦启先、杨逸农为筹备委员。5月5日上午9时，成立大会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大礼堂举行，来自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及京内外农业机关等处会员约数十人参加，通过会章，选举职员，李寅恭、谢家声、唐仰虞为评议员，李寅恭为评议部主席，尹良莹、何庆云、张家政、杨逸农、张锦云、杨任农、管琛、张继先、谢家声为干事部干事。此会提出从农业教育入手，振兴安徽农业，故会章规定，“本互助精神，集合同志以研究农业学理，发展安徽农学教育及振兴安徽农业”，确定四项会务:编辑方面，审定农学名词、译著农学丛书、刊行定期杂志;调查方面，调查安徽农业教育及农业状况，以研究促进而改良之;研究方面，创设农学研究室、农学图书馆;交际方面，联络省内外农业人才及各农业学术等机关［61］111－112。

两湖农学界人士亦不落人后。1930年，袁家海、尹崇熙、陈熹、刘宝书、姚舜生等人，在长沙发起湖南农学会，倡导以“农村组织”为进路解决农村问题，致力于“研究农学，改善农村组织，增进农民智识，发展农民经济”，规划进行诸项事业:刊行杂志报告、调查农业及农民状况、研究农业重要问题、公开学术讲演、答复农事咨询、推广农业教育及农业新法、介绍农业技术人才等［62］12－13。至 1934年初，武冈、桃源、衡山、邵阳、湘潭、衡阳、安化、沅江等县相继成立分会，会员达 120 余人［63］21。

1931年，邵惕公、张信民、彭绍茂、高光道、宋绍郊、郑昌明等人在武昌发起湖北农学会，并发行《湖北农学会报》［64］11。1933年8 月，唐贻荪、闻惕生、张济民、李育民、吴涵等，在武昌发起中国农学社，公推张济民任事务员，处理日常社务，其余社员分别担任各项专门研究［65］。从学会名称及会章看，其意在建立全国性农学团体。简章规定，以“研究农学，发展农业”为宗旨，凡赞成本社宗旨者，皆可为社员。确定其会务为:调查农林经济、农林物产、农林事业及农村文化教育现状，采集农学书报、标本、化石、仪器、机械等，编译农学书籍，制造农业用品，发刊“农学通讯”及调查研究报告，设立农林图书博物馆，整理古代中国农学，研究近代各国农学［66］。1934年，中国农学社在报刊广为刊发征集社员启事，从中盖可窥其立社旨趣，谓:“征求对农学抱有热烈兴趣，坚毅志愿，而又富于科学精神，肯以农事为终身职业者为社员，互相勉励，共同努力;并往各地农村，做实际调查，以求农学与农业之发展”［67］。

同一时期，北方各省，如山西、绥远等地亦有农学会发起，还刊行《山西农学会刊》、《寒圃》等杂志。除中国人创办农学会外，外籍在华人士也成立类似社团。1933年，农业专家及旅华德籍工程家魏悌斯①又译为“魏悌锡”，《中外专家组织中国农业协会》，《时事月报》1933年第8卷4月号，第177页。等数十人，在天津发起中国农业协会，以“采用晚近工业化农事科学方法，协助农民，增加国家经济为目的”，会员不限国籍［68］。3月3日，该会决定先以北宁铁路沿线属地为试验区，设置农业试验场，以试验所得指导附近农民，改良种植方法;以北平为中心区，第一次在附近50里半径内指导，俟有成效后，再推广 50 里，逐步发展，及于各县［69］177。同时，日本人秋元真次郎在北京主导成立华北农学会。总体来看，北方团体从数量、会务的活跃程度以及成效等方面，都要逊色于南方。

四、余 论

民国时期，农业农学社团之所以能够大量涌现，其实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与党派政治等社会思潮的激荡密不可分，或可谓是诸思潮在实业界、政界与农学界投影的具体展现。这也导致此期的团体显得并不那么纯粹，反而面相复杂，一身数任，兼具政治、实业与学术等多重社会功能，而在性质上更近乎实业或政治团体，离现代学术团体尚有不小距离，这类团体在民初几年占据主导位置。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还可能与此期农业教育尚处幼年阶段、农学专门人士尚少等客观实情相关，到1917年，身为中国科学社社长的任鸿隽仍把“专门人才”不足，作为反对分立各专门学会的首要理由，甚至认为是不合时宜之举［70］1。

从总的趋势来看，显然历经了由政治或实业团体向学术社团的演进，并且后者逐渐取代了前者的主体位置。农林部中人发起的农学会首先先河，但受时局与政争影响甚大，无有更大作为，最终被起于南方的中华农学会所合并。中华农学会南下北上，东西并举，发展成为民国时期历史最久、会员最多，组织最为稳固，会务最为活跃的全国性农学团体，被公认为农学研究之“总枢”。即便如此，终究没能改变农学界内部因派系与名利争夺而导致的社团分立互竞的实际状态，甚至它自身即是其中的割据“诸侯”之一。

除了实业类农业团体及综合性农学团体以外，还有数量众多、一定程度上超越党派政治与籍贯分野的各农学分支学会。以农艺化学、林学为例，1923年5月25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学生自发组织农业化学学会，谋求应用化学原理，解决农业相关问题，但会务未能持续下去［71］。1926年初，该校的罗登义、侯先炯等人重新组织农艺化学会，精神与路径与此前一贯［72］。全国性的林学类团体产生较早，1917年初，唐绍仪、张謇、梁启超、聂云台、韩国钧、史量才、朱葆三、王正廷、余日章、凌道扬等在上海联合发起成立中华森林会［73］。其后的中华林学会与此一脉相承，由姚传法等人于1928年8月4日在金陵大学正式创立［74］20。大学中的林学组织，北方有张联魁等人发起的团体，另有1926年该校森林系学生章桂森、王贞纪、李荣培等发起的森林学会［75］;南方则有1921年金陵大学学生高秉坊、李顺卿等人组织的金陵大学森林会。此外，农业经济、植棉、蚕业、稻作、农垦、园艺、植物病理、水利工程、作物改良、微生物、地政、土壤、畜牧等领域，都有专门学术团体出现，几乎囊括农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地方类、学校类及专业性农学会虽然数量众多，但旋起旋灭者为数不少，有的仅为“挂名”组织，并无实际会务。

南北均出现挑战中华农学会地位、自封为全国性团体的组织，反映了农学界内部以留学国籍为分野的派分与竞争格局短时难以动摇，以及各自放大的取向。如留法一系在1924年创立新中国农学会，旨在夺取对全国农学界的领导地位，1927年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农科教职员在宁又创立以留美生为主体的中国农学社，农学界形成中华农学会、新中国农学会与中国农学社三足鼎立之势。由于派系分歧与名利纷争始终难以调和，将三者合组为“中国农学会”的努力无疾而终［76］。

全国性农学会、各地方农学会、学校社团以及各种专门学会长期并存，形成大分散、小聚合的组织格局，致使有限的资源被条块分割，难以凝聚成为全国一统的整体力量，实际造成整个农学界的“分裂”。同时应看到，这些社团毕竟架起了沟通中外农业知识的桥梁，充当了推进并实现中国传统农业知识转换与更新的主力，并与其他自然及人文学科团体共同推进了中国知识体系的近代转型，且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给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解决提示了方向和路径，艰辛的尝试和实践也将对后继者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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