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科幻电影的困境之辩

□文/聂晟涛，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硕士生

宋永琴，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

国产科幻电影的困境之辩

□文/聂晟涛，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硕士生

宋永琴，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

电影《超强台风》海报

科幻电影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技术愿景或者社会发展对人类的影响。”通过超现实的科学预见以及拟化的冲突、矛盾来表现人们对于科技膨胀所带来的未知的恐惧。

科幻电影市场中，好莱坞已形成成熟的类型化运作模式。不论是题材选择、创作思维还是数字技术层面，好莱坞已被奉为科幻电影的圭臬，引来无数效仿者。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日趋成熟，科幻电影生产越来越受到青睐，受众接纳的“环境”逐渐成型。但是在一味效仿好莱坞模式的生产机制下，类型僵化、结构单一，内在逻辑匮乏，想象力贫弱，单纯追求视觉盛宴的影片效果已经不足以满足受众的需求。

一、类型与束缚:发展之瓶颈

总体来看，我国科幻电影呈现出强束缚、重模仿、审查难的状态，发展较为疲软。在科技与政治的双重话语压制下，用“难产”来形容我国科幻电影并不为过。科幻电影同时受制于科幻文学、地区文化宽容度、科技水平以及数字电影制作技术，以冯小刚《超强台风》为代表的几部现代大型科幻电影虽然符合科幻电影的基本形式，但是其核心情节、想象力与数字制作技术还与世界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具体体现在:

1.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负束缚了科幻电影的表现张力

电影不仅承载着影视艺术表现与空间视觉呈现高度契合的需求，同时还承载着社会价值传承与意识形态输出的使命。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在电影的传播效果中，当数字电影技术、特效技术以及表演技术发展到瓶颈阶段时，电影意识形态呈现将成为衡量电影优劣的重要因素。中国电影工业迅速发展，随着电影技术与国际水平逐步接近，电影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重负则日渐凸显。

在电影《超强台风》撤离的场景中，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同时，官兵民众同仇敌忾，似乎在比起灾难的破坏，人民群众更相信政府重建家园的能力。这是我国社会形态的典型体现，观众看到这一幕不免将这部电影划分为主旋律电影，它承载了过多的社会责任以及意识形态，使得原本应有的效果大打折扣。从《超强台风》的原型电影《后天》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电影更多是从单纯的人性出发，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以唤起观众心底的使命感。同样是面对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主角本意并非去拯救所有人，他只是出于一个平凡的人对于生存的渴望，而在剧情不断发展下，他“顺便”去拯救世界。尽管英雄出现了，可他在大自然面前仍然无法逆天而行，最后活下来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

2.对电影模式的片面套用

电影素有类型之分，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影片之中不难发现，即使作为一部科幻电影，它依旧具有故事片中紧扣心弦的情节起伏、战争片中史诗般恢弘的场景以及魔幻片中如梦境一般的世界。在长时期实践探索中，美国科幻电影在类型糅合、运用上已炉火纯青。我国电影产业尤其是科幻电影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强烈的市场需求驱动下，快速出产的科幻作品存有较为严重的模仿痕迹，模仿之中难免有对类型套用的生搬硬套。著名好莱坞编剧之父麦基曾于2011年造访中国，在接受新浪娱乐采访时谈到，“越来越多的作品专注于华丽的视觉效果，而且在不断地向好莱坞学习，如果一直这样，中国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拥有文化话语权。”(《遇见罗伯特·麦基》，黎宛冰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120页)

可以说，在类型套用上，我们的电影“取其精而未去我糟”，科幻电影的核心主题是科幻，在套用其它类型片元素时，最佳方式是取其核心元素作为科幻电影的辅助。例如《机器侠》，它可以说是一部在中国诞生，带着较重个人英雄主义的科幻电影。该电影的故事情节套用了两部成功电影的核心情节，分别是《反恐特警组》以及《钢铁侠》，使得开篇与后部分情节产生一定脱节。而其战斗场面却与科幻电影大相径庭，反倒与魔幻电影殊途同归。在《机器侠》中，虽然拿着激光枪，可是打人的感觉确实跟拿着魔杖打人一样，不遵循基本物理定律，激光到处拐歪，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中敌人了。飞檐走壁本身就是反重力的表现，瞬间反重力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持续反重力行为常人无法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面部会受到地心引力下坠，而《机器侠》中面带微笑的飞檐走壁感觉看起来更像爱情微电影。

3.审查制度与科幻创作

如前所述，科幻电影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来表现科技愿景以及社会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国外经典科幻电影的一个特点是在科技膨胀之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是颠覆，在这之后，结局或是重生或是再生。这类科幻电影与我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是有出入的，根据《电影管理条例》中电影审查第二条第二款、第六款、第十款的规定，任何可能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社会公共秩序、乃至国家荣誉以及利益内容的电影是禁止通过审查的，这也即是说，我们的科幻电影须接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制约。

二、制作与理念:困境之根

探索科幻电影的困境所在，应当从对科幻电影的内容界定出发。科幻电影是“科技”与“幻想”的完美结合，就科技而言，我国目前的科技发展的确存在瓶颈，同时国家就保护科学技术也有复杂的控制体系，前沿科学技术信息并不能及时的发展到应用层面，无法真正唤起人们居安思危的意识;就幻想而言，我国长期的偏左脑教育体制则是扼杀思考与幻想的陷阱。(刘晓玮:《关于中国科幻电影的瓶颈及思考》，载《美与时代》2013年6期)

1.科技危机意识的匮乏

现实中，我们总停留在“我们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的未来更美好”的思维中，习惯站在古代圣贤的角度出发思考当下社会问题，对未来的科技愿景抱有美好的期许。而很多成功的科幻电影则是以现状为基础，在冷战背景下，对工业文明和政治博弈的恐惧而产生的，用虚构的未来故事来表现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和人类的狭隘无知，绝大多数业界瞩目的科幻电影恰恰是对未来不抱期许的。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对未来不够自信，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的摧残，又引发对文明的质疑，反思人的本性，工业污染、环境恶化、核威胁，以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让人类的未来并不美好。这一切对科幻电影的影响就是质疑。《2012》中，美国人不仅放弃了自己的文明，甚至放弃了人类现在生存的宗德里里克太阳纪，带着全人类剩下的几万人进入了新纪元。对比《超强台风》可以看出，同样是科技恐慌，美国人的危机意识更重，而中国人更显得乐观。

电影《机器侠》海报

2.实用主义束缚了想象力

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尤其是后来的实用主义长期占领了中国人的思维，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实用主义，让原本更形而上的老庄哲学、佛家哲学都世俗化成为世俗功利的依靠，比如道家到了道教成了长生炼丹，佛教到了中国成了贿赂神仙求好运。因此，当科幻电影充斥着实用主义色彩时，它也失去了对科技恐惧的假想。

《变形金刚》系列电影讲述的是机器人协助地球人与恶势力机器人战斗的故事。第二部有一段精彩的情节，就是人类寄予希望的救命稻草“擎天柱”战死，这对于当时的人类无疑是雪上加霜，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毅然决定拯救他们的救世主，历经万难在将擎天柱复活时主人公也意外中弹，在两个关键角色生命的尽头，由机器人先祖的意念将他复活，又由他激活了擎天柱，继续并肩战斗直至胜利。而我国科幻电影中，这种情节却没有出现，长时期的实用主义让人们产生思维预判，在关键时刻我们的救命稻草一定是屹立不倒的，不管是神仙佛祖还是机器人，他一定会带领人民群众走出困境，就算他出现问题，临危受命的新救世主依旧会战胜一切艰险。我们目前的编剧、导演无法跳出这个思维局限，其设置角色的目的就是让他完成他的任务，《机器侠》如此，《超强台风》亦是如此。

3.缺乏宗教信仰对科技伦理的制约和平衡

科幻电影所描绘的是在科技膨胀后对未来的假象，在现阶段，科技水平在人类认知可控的范围内，由科技平衡科技是可行的，也是经受了历史所检验的。但是在科幻电影中，科技极度膨胀导致无法通过科技手段制衡的时候，信仰则成为了制约科技伦理最有效的手段。

尽管《孔子》不是科幻电影，但是对儒家思想的升华以及对主人公信念的强化是值得学习的;《2012》中对佛教奥义的渲染足以震撼观众的心灵，面对灭顶之灾之时，住持让小和尚驱车离开，自己在最后一刻拿起了佛珠，释然面对一切，这正是宗教与人性最完美的诠释;《世界大战》中主人公带着年幼的女儿在面对绝境之时，抓住破败不堪的十字架，用自己都无法抑制颤抖的双手轻轻遮住了女儿那双清澈的眼睛，与女儿一同在胸前轻画十字，纪念基督的救恩与荣耀。信仰这一无形的力量，是发自人内心最深处的，也是人在绝境时最需要的。

三、产业与构建:发展之道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既受到数千年积累至今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也受到当今电影产业群集化模式下的大资本市场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幻电影市场的格局也变得扑朔迷离，由商业大片发力带动科幻电影发展的道路受阻，投资不被看好，小片也在规则的边线徘徊往复，使得整个科幻电影市场低迷不振。毋庸置疑，我国科幻电影需要发展，这既是国家文化实力输出的有力保证，也是我国提升自己国际形象的高效手段。

1.避免“小片发力”与“商业大片占据市场”间徘徊

小片发力则是当下电影发展模式中较为常规的，这种投资小，效果好的电影不论在类型片还是科幻片都很受欢迎。《源代码》、《永无止境》那样执行起来不困难、容易视觉化又有好概念的电影，已先入手，好的概念可以掩盖技术的差距，因为好莱坞最早的B级科幻片技术和现在比起来也不行，但当时的经典是无法否定的。

商业大片占据市场则是出于我国现阶段商业电影发展模式所提出的，从美国的科幻电影发展之中可以看出，它发展得非常顺，先玩小的怪的，然后发展成大的商业片，统治了主流市场。形成产业规模的科幻电影不能仅限于它固有的粉丝受众以及极客之中，而是应当推向市场。有商业大片在前面冲的模式类似于我国现阶段类型片的模式，《人在囧途之泰囧》模式的成功引发了一系列的影片上映，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以说，抛砖引玉很重要，尤其是在现如今，商业大片所能获得的回馈是小片所达不到的。

2.想象力的构建

科幻电影总是介于“虚”与“实”之间，在“虚”的想象幻境中探寻人类社会的“实”。(赵伦，温晓红:《中国电影需要编织自己的“科幻梦”》，载《现代传播》2013年8期)想象力作为科幻电影的源头直接制约着电影的视觉呈现，也承载着观众对电影的褒贬。思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国科幻电影的困境在于不敢“想”，这不仅是想象力匮乏的表现，也是现阶段想象力受限的体现。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容易做到，而能否被当下社会接纳、被受众认可，则是科幻电影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影视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特征，是指影视与阶级、社会地位以至种族、性别和身份等领域密不可分、互相促动交叉映证的一种特征。(《影视批评学》，李道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9页)我国科幻电影编剧、导演乃至科幻小说作家受到了长期应试教育体制、国家社会形态以及诸多业界瞩目科幻电影的影响，思维想象力的束缚越来越大。一方面想着拍出自己的大片，将外国成功的模式运用在国内，另一方面却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纵观经典的科幻电影，值得深挖的科幻题材绝非地球灾害、种族冲突，从科技本身出发，探索未知世界、未知科幻形态的题材不在少数。《黑客帝国》系列、《侏罗纪公园》系列、《地心末日》等电影均以探险式科幻题材著称，《盗梦空间》更是以科学思维逻辑征服了观众。避重就轻的讲，敢不敢“想”或许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怎么“想”则是更加深刻的问题。

3.人文关怀与信仰的平衡

中国对于科幻的缺乏，显然不仅仅是缺乏科学精神，还缺乏宗教精神，起码缺乏对未知事物的敬畏和好奇。儒家实用主义之后，是各种变相的实用主义统治而已。现实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对于宗教的负担过重，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没有负担。美国有部小说叫《时间回旋》，将宗教与科学完美结合在一起，通过外星人把地球包围成一个膜，让人类有生存的危机感，来直面自己内心的上帝，一些人展开了一个“新基督运动”，这通过对科学的恐怖想象，用宗教去平衡。

我国并非没有宗教，只是对于宗教的概念有些弱化同时有点偏离。正统的宗教是以向善、归一为目的，这不同于极端宗教理念。因此，我国的科幻片可以从这一点出发，尝试与中国的儒、释、道进行科技的碰撞，用宗教来平衡科技不可预见的膨胀，用科技来升华宗教至纯至净的理念，从而通过科幻电影完成对人们心灵的洗礼与升华。

我们不能乐观的认为通过几代导演的摸爬滚打就可以拍出自己的科幻电影，单纯寄希望于导演那是自欺欺人。我国的科技实力在发展，我国的包容、宽容度都在提高，这对于科幻电影是一个利好消息，当下导演以及社会更应该从自身出发，为我国科幻电影事业做出一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