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业该往何处去

本刊记者 王哲

中国实业该往何处去

本刊记者 王哲

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总体财务安全下降趋势明显，其下降量级和呈现的风险程度前所未见，是近十年来总体财务安全最差的一年。

2013经济大考之三:实体经济如何“过冬”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要提振实体经济，政府应引导民间资本回流实体重振实业，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3年的经济工作时提出：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必须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解决。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学家痛定思痛，指出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太弱，而虚拟经济特别是场外衍生品过度膨胀。日本“失去的20年”其根源也是在于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以及房地产泡沫化。而如今这些似乎也成为中国经济的不能承受之重。

美国新近提出再工业化，呼吁实体经济回归本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再强调要让实体经济回归，并屡次对一些发展重心在海外的美国大公司进行游说。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迈克尔·林克2012年随默克尔访华时曾说：“欧债危机必须要靠欧洲实体经济解决，今后德国也绝对不放弃实体经济。”

而中国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努力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实体经济的回归与坚守，中美德已然形成了共识。

实体经济之困

晚清，封建王朝风雨飘零、内忧外患，为了扶大厦之将倾，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们“师夷长技以制夷”地创办了近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民国初年，国家危难、列强环伺、内外交困，多少实业家“实业救国”的嘹亮口号至今悠然回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更是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实业企业家，用他们远见卓识的理念和务实求真的精神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民生活提供了优质的产品，也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现如今在金融、资本、服务等虚拟经济的大浪淘沙下，中国实体经济急剧衰退，商业精神由“实干、创造”向“投机、炒作”转变，引发出商业诚信缺失、资产泡沫化严重、产业空心化等诸多经济问题。

2012年12月9日，北京，在这个比往年同期更寒冷的周日，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如期举行，与会嘉宾讨论的的主题就是处于“严冬”的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

这次论坛上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报告——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安全评估报告2012》显示，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总体财务安全下降趋势明显，是近十年来总体财务安全最差的一年。实体经济所有20个行业财务安全全面下降，房地产业财务风险最大，下降行业比例和降幅也为十年来最大。在统计样本的1689家中，存在较大或重大财务风险的上市公司475家，财务安全较为优秀的企业仅为23家，最优秀企业数量为零。

2012年，中国经济“破8”，经济增长陡然放缓。2012年1月至10月的工业增速是10%，比2011年的13.9%回落了近4%。

与会的专家以及企业家们把中国实体经济的困境总结为，资本大量逃离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经营、技术等困境，导致工业整体增速下滑，企业困难加重；实体企业家跑路、移民现象严重；企业家的实业精神在衰退，心态浮躁、急躁，急于挣快钱、大钱，从实体经济平台上得到融资后投入非实体经济，大量实体经济从主业转向房地产、从实业转向投机。

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说：“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还有创新精神。但目前，企业家的实业精神正在衰退，这实在令人担忧。”他把中国实体经济面对的困境总结为融资贵、用工难、成本高、利润薄、转型难等五大困境。

2012年12月9日，以“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开幕。

困境难脱之因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在这次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实体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震荡有关，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有关，但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自身阶段性问题，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必须从实体经济自身寻找原因，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国际市场冲击、国内不完善的市场秩序制约；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上升；国有实体经济用料廉价，市场竞争不平等；金融二元结构，利率双轨制；繁重的税收、利息负担，利润空间小，束缚民间实体企业融资；虚拟经济挤压生存空间；民间借贷利率高，融资缺乏有效监管和规范机制，闲置资金借机涌入，催生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这些都是实体经济困境难脱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实体经济长期面临挑战：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等。”邵宁说，从内需消费水平看，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400多美元，居民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质化、尖端化，企业现有的产品结构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国多年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将要过去，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逐步递减，对我国集中在能源、基础原材料、工程设备等领域的实体经济来说，这个影响将会非常巨大。从出口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主要发达国家加速发展新兴产业，实施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贸易保护主义也在不断抬头，这些都影响了我国外需的增长。而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利润水平很低，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也付出了很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还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的争端和摩擦。

脱困解困之策

李克强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非常重要的是减税、减费、减负。”辜胜阻呼吁，进行金融改革和财税改革迫在眉睫。“一方面进行向上的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向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政府要以经济改革来缓解实体经济所面临的融资难的问题。大规模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费，让它们生存下来，然后才能转型升级。关键要营造好的发展环境，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实业领域聚集，同时要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顶层设计，让创新驱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

“发展优势的丧失是任何国家都会经历的，不能总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要转型，我们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才会产生。”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当前最要紧的改革是政府应该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另外，城乡二元体制也需要改革。”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建议：振兴实体经济要在一些机制和体制的改革方面有所作为；三到五年内尽快培养出一支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和企业队伍……魏建国在给实业企业家鼓劲的同时，还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讲过的一段话：“当初美国代替英国的过程是和平的，我相信未来中国代替美国的这个过程也应该是和平的，当然，也会是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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