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童话的现实和真相
——评伯恩哈德的《退休之前》

2013-02-14 17:51
关键词:鲁道夫克拉拉纳粹

谢 芳

(武汉大学 德文系, 武汉 430072)

奥地利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的剧作《退休之前》于1979年6月29日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的国家剧院首演,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被评论家本雅明·亨利希称为“伯恩哈德最复杂的、他的最可怕、最好的剧作”*Jens Dittmar (Hg.), Thomas Bernhard/Werk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0, S.210.。促使伯恩哈德创作这部作品的直接缘由是1978年发生在联邦德国的一起引起轰动的事件:当时的巴登—符腾堡州总理汉斯·卡尔·菲尔宾格被发现在纳粹时期曾任海军法官并且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宣布过死刑判决,这位前纳粹分子也因此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在《退休之前》中作者也明显对当时联邦德国有关菲尔宾格纳粹历史的讨论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这部剧作共分三幕,其情节大致如下:主人公鲁道夫·霍勒尔在纳粹时期曾任集中营代理指挥官,他在隐藏十年之后平步青云,成为法院院长和州议会议员,并且因年龄原因而即将退休。鲁道夫与姐姐薇拉以及坐在轮椅上的瘫痪的妹妹克拉拉一起住在一座老宅里,30年来他一直和姐妹二人一起为原希特勒手下的党卫队和警察头目希姆莱秘密庆祝生日;剧本所展示的正是今年霍勒尔家为庆祝希姆莱生日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生日晚餐的情况。剧本将近结束时,鲁道夫因喝酒过多而欲枪杀二姐妹,最后突然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伯恩哈德在1965年不来梅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如此写道:“我不能再写您们的城市音乐家*《格林童话》中有一篇题为《不来梅城的音乐家》的童话,写几只动物团结一致将强盗们赶出其巢穴。的童话了;……童话已经结束,……现实和真相一样并非童话,真相从来都不是童话。”*Thomas Bernhard, Meine Prei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117.实际上伯恩哈德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所呈现给我们的,也绝非一个像童话一样的美好世界,而他的被评论家视为其“最复杂”、“最可怕”剧作的《退休之前》自然更不是一篇童话。那么伯恩哈德究竟想在《退休之前》中表现什么样的现实和真相?该剧的“复杂”和“可怕”之处究竟何在?而这些又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世界观、文学观以及创作方法有何关联?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伯恩哈德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认识。

在《退休之前》中,作者不仅触及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一现实问题,而且也揭露了纳粹思想在战后联邦德国社会的继续存在这一隐藏在现实中的真相——这实际上也是作者着笔的重点,并且对此予以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

有关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作者主要通过主人公的经历以及剧中人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加以表现。如鲁道夫曾为集中营代理指挥官,而现在任法院院长和州议会议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菲尔宾格事件的影射。根据薇拉和鲁道夫的交待,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有一些前纳粹分子比鲁道夫拥有更为重要的职位:“……我们现在有一位 / 曾经是纳粹党党员的联邦总统”,“而且我们毕竟还有一大批其他的 / 曾经是纳粹党党员的 / 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治家”[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23, S.36, S.36, S.62, S.74, S.93.。从当时联邦德国社会的现实来看,伯恩哈德笔下人物所说的话也确实并非凭空杜撰,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巴登—符腾堡州总理菲尔宾格具有纳粹历史外,曾任联邦德国总统的瓦尔特·谢尔也被怀疑纳粹时期为纳粹德国工人党成员,1979年伯恩哈德还因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接纳谢尔为名誉会员愤而退出该科学院。

由上述社会现象出发,作者由表及里,将笔触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描绘了纳粹思想在战后联邦德国社会的根深蒂固、其具体体现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

该剧主要围绕霍勒尔家在十月七日这天为希姆莱秘密庆祝生日一事而展开。通过情节设置和服装、道具的运用,作者首先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纳粹思想的顽固。从鲁道夫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其为希姆莱庆祝生日的表面原因:原来希姆莱曾到鲁道夫所在的集中营视察并且与其会面,从此之后鲁道夫便成为希姆莱的忠实追随者;实际上对鲁道夫而言希姆莱不仅是其心目中的偶像,而且已成为纳粹思想和纳粹时代的象征——这也是鲁道夫30年来坚持为其庆祝生日的深层原因。恰恰正是因为鲁道夫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分子,他才将希姆莱的生日视为“一年中的高潮”[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23, S.36, S.36, S.62, S.74, S.93.,并且发誓只要活着就要为希姆莱庆祝生日。鲁道夫在这一天还动用一切手段使自己产生一种重回纳粹时代的幻觉和想象:在其老宅的五斗橱上摆放着希姆莱的照片,他身穿党卫队军装和装扮成纳粹时期模样的薇拉一同观看记录了自己纳粹时期经历的相册。上述情节设置以及服装、道具的运用虽看似夸张,但却极其鲜明地刻划了主人公的纳粹分子特征。

对于剧中人物的纳粹思想作者也用不少篇幅通过人物语言加以描述,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犹太人的偏见和仇恨。这一点在鲁道夫和薇拉身上均有突出体现,因为他们将生活中的一切恶行都归咎于犹太人。在第二幕,鲁道夫回家后向姐妹二人讲述自己在州议会上通过演说成功地阻止了在自家窗前建杀虫剂工厂一事,在此过程中他将话题转移到犹太人身上,认为犹太商人才是此事的罪魁祸首。薇拉在第一幕鲁道夫回家之前对克拉拉所转述的鲁道夫的话,可以说充分表明了鲁道夫内心深处对于犹太人的深刻偏见和仇恨:“即使在几千年之后犹太人也将在德国被痛恨 / 即使在几百万年之后 / 只要那时仍有德国人和犹太人存在 / 鲁道夫这么说”[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23, S.36, S.36, S.62, S.74, S.93.。而薇拉本人也和鲁道夫一样与犹太人为敌,她讨厌克拉拉整日埋头读报,断言“那些最肮脏的报纸的出版者 / 是犹太人”[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23, S.36, S.36, S.62, S.74, S.93.。(2)将纳粹分子对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集中营囚犯的折磨、屠杀视为正当行为。这一点主要见之于曾经为集中营代理指挥官的鲁道夫的言论。在谈到自己的上述经历时他一再声称:“我并不内疚”[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23, S.36, S.36, S.62, S.74, S.93.,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仅仅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甚至宣称这样做是为了祖国和人民: “事实是我们为了祖国 / 做了一切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23, S.36, S.36, S.62, S.74, S.93.,“我们为了德国人民的幸福 / 完成了一项任务”[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23, S.36, S.36, S.62, S.74, S.93.。(3)不甘心法西斯德国的失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鲁道夫和薇拉才再三将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军对法西斯德国的轰炸称为“恐怖袭击”,并且将克拉拉的瘫痪归咎于美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使德国遭受了惨痛损失,毁灭了德国的全部文化。(4)坚信纳粹分子会在德国重新掌权。鲁道夫和薇拉均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公开地为希姆莱庆祝生日,而且坚信这一天会到来,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知道现任国家领导人中有为数不少的前纳粹党党员,而且也因为他们自认为代表着终究会赢得胜利的善和正义。在以上所列举的几个方面中,作者着墨较多的是剧中人物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这一思想既构成了法西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战后纳粹意识得以继续存在的精神土壤。

在《退休之前》中,像鲁道夫和薇拉这样具有顽固的纳粹思想的人并非特例,因为他们还拥有不少暗藏的志同道合者,如鲁道夫的同事法院顾问勒施以及薇拉的熟人莱奥波德夫人,借此作者进一步表现了纳粹思想在战后联邦德国社会存在的普遍性——而这一点恰恰正是该剧的一个明显的“可怕”之处。勒施在纳粹时期曾和鲁道夫在同一集中营工作,并一直和霍勒尔家一起秘密为希姆莱庆祝生日;因去年庆祝完生日后差点被人发现在大衣下面穿着党卫队军装,勒施今年不敢再来霍勒尔家,但他却打算独自在家完成这件事;莱奥波德夫人的丈夫曾为党卫队军官,她家也和霍勒尔家一样保存着纳粹时期的纪念品,如军服和勋章,一封元首来信,甚至还有一些被杀害的犹太人的饰品。不过与鲁道夫和薇拉一样,上述二人也迫于眼前的形势不敢公开自己的纳粹观点。对于鲁道夫和薇拉还有许多暗藏的思想上的同道的事实,作者也通过薇拉之口一针见血地加以揭露:“大多数人都和我们想法相同而且只能暗中这样 / 即便他们声称持相反意见 / 他们可全都是纳粹党党员”[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37, S.38, S.44.。

《退休之前》的副题为“一出德国灵魂的喜剧”。在剧中作者也对于纳粹思想在战后联邦德国的继续存在这一隐藏于现实中的真相,通过情节、服装、道具以及人物语言的运用,予以了喜剧式的夸张和嘲讽。伯恩哈德笔下的纳粹分子鲁道夫和薇拉之所以显得荒唐可笑,是因为他们被赋予了黑格尔所说的喜剧人物所特有的“主体性”,即其所追求的目的与否定性的、反面的事物相联系,违背传统的伦理观念,但却被当作善和正义而理直气壮地加以追求,最终只能遭致失败。借助于鲁道夫在庆祝希姆莱生日达到高潮时的突然昏厥这一结局,作者也充分表现了完全失去历史存在依据的反动的纳粹思想的拥护者的自不量力。

尽管《退休之前》涉及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以及纳粹思想在战后联邦德国社会的继续存在这一现实内容,但该剧却绝非一部单纯的政治剧,因为在探讨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着力揭示了表面喜爱音乐且受人尊重的霍勒尔家家庭成员之间以强者对于弱者、异己者的控制、侮辱、折磨为体现的权力关系,及其隐藏于内心深处的仇恨心理和杀戮愿望,从而使隐藏在人性深处的黑暗真相得以显现。如果说前者(权力关系)构成了伯恩哈德剧作中所一再出现的主题,那么后者(仇恨心理和杀戮愿望)在其其他剧作中则较为罕见。以上所述也许正是《退休之前》之所以在评论者眼中显得“复杂”和“可怕”的一个原因。

在第一幕,作者首先通过薇拉和克拉拉的谈话交待了父亲生前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她们的父亲是一位社会地位较高的法学家,他在家中则是一个掌控一切的强硬的暴君;而她们的母亲则是上述家庭权力关系中弱势和孤立无援的一方并且成为其牺牲品:她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此种父亲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相互之间的情感也显得微妙而可怕:父亲喜爱薇拉且讨厌克拉拉,鲁道夫是母亲的宠儿;薇拉虽同情母亲在家中的处境,但却不喜欢母亲,她甚至向克拉拉承认:“我曾常常在梦中把母亲杀死 / 扼死砸死刺死”[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37, S.38, S.44., “如果她还在 / 我可能会把她杀死”[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37, S.38, S.44.;而克拉拉则痛恨父亲,认为“那样会更好 / 如果他(指父亲)足够早地给我买一把手枪 / 以便把他击毙”[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110, S.37, S.38, S.44.。

上述霍勒尔家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及其情感方式在父母死后又在其三个独身且一同生活的子女身上得到了延续并且变得更为复杂——这也是《退休之前》前两幕通过明场的人物语言、动作和道具所重点展示的。

在三人的共同生活中,鲁道夫显然是强者,扮演着像父亲一样的暴君角色,并且完全掌控了薇拉和克拉拉这两个弱者。作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法院院长和州议会议员,鲁道夫在社会上自然获得了贯彻和实现自己意志的权力——以上所提及的其成功地阻止在自家窗前建杀虫剂工厂一事便是一个例证。在兄妹三人的共同生活中,鲁道夫同样说一不二,为所欲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生活赋予了他过度膨胀的权力欲(意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家中经济来源的唯一提供者。该剧第一幕开始至第三幕结束一直悬挂在霍勒尔家房间墙上的鲁道夫所穿的法官长袍(薇拉将其取出以便熨烫),便是他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权力地位的象征。鲁道夫在家中所扮演的暴君角色在该剧的主要情节,即为希姆莱庆祝生日一事中也得到了突出反映。薇拉私下里认为鲁道夫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是疯了,并且害怕在十月七日这天看有许多死人照片的相册,克拉拉也因反对纳粹思想而对此事极度厌恶和痛恨,但她们又不得不违心地按照鲁道夫的意愿行事,因为薇拉只想迎合讨好鲁道夫,而克拉拉则由于身体残疾不得不受制于鲁道夫和薇拉。薇拉在说服克拉拉和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时所说的话,也点明了鲁道夫和姐妹二人的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我们必须做他所要求的事情 / 我们必须做他所要求的一切事情”[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40, S.81, S.82, S.18, S.82, S.14, S.39.。在今年的十月七日这一天,薇拉又按照鲁道夫的吩咐,在他回家之前为庆祝希姆莱的生日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去年的这一天鲁道夫还要她剃光克拉拉的头发,给她穿上集中营囚犯的囚服。在生日晚餐上薇拉必须在一边为鲁道夫翻相册并和他一同观看,而克拉拉则不许打搅二人,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

从三人的思想和相互间的情感来看,薇拉虽和克拉拉一样作为弱者受制于鲁道夫这个强者,但却因与其志趣和性格相投而成为其同盟者和帮凶,克拉拉则是二人共同的敌人,是家中的异己者和被孤立者——加之身体残疾她也成为三人关系中最为弱势的一方。鲁道夫和薇拉均具有顽固的纳粹思想,他们不仅相互理解和欣赏,而且还关系暧昧。鲁道夫和薇拉表面上对克拉拉尚存手足之情,对外称不愿把她送到疗养机构,而是想让她与家人待在一起;实际上二人这样做的真实原因是怕克拉拉出去后暴露家庭内幕。作为一个反对纳粹思想的左翼分子,克拉拉因家中发生的一切蔑视、厌恶、痛恨鲁道夫和薇拉;在鲁道夫与其谈到勒施曾将他从火中救出一事时,克拉拉也毫不掩饰地对鲁道夫表达了这一点:“但愿他没有救过你的命”[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40, S.81, S.82, S.18, S.82, S.14, S.39.,“我讨厌你 / 你和你所做的一切 / 你所是的一切 / 你所曾做过的一切 / 我讨厌薇拉”[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40, S.81, S.82, S.18, S.82, S.14, S.39.。而在指责薇拉对鲁道夫极尽奉迎时克拉拉也如此说:“我佩服你 / 我真的佩服你 / 但我也蔑视你”[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40, S.81, S.82, S.18, S.82, S.14, S.39.。鲁道夫和薇拉则不但对薇拉这个思想上的异己者充满仇恨,而且还欲将其置于死地。对于以上所引用的克拉拉的话鲁道夫是如此回答的:“我们本该让你一个人待着 / 那么现在你压根就不会存在 / 你早就倒毙了”,“像你这种人 / 我们在我们的时代干脆就用毒气杀死”。[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40, S.81, S.82, S.18, S.82, S.14, S.39.薇拉在克拉拉揭穿她雇用聋哑姑娘在家帮忙的真实目的(以使自己和鲁道夫的所作所为不为外人所知)时,也对其道出了潜藏于心中的愿望:“有时我真想 / 把你推到 / 非常陡峭的城墙边 / 而且把你推下去 / 推到水里 / 连同你所有的悲惨”[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40, S.81, S.82, S.18, S.82, S.14, S.39.。尽管出于理智和克制,鲁道夫和薇拉不敢真的杀死克拉拉,但他们却常常通过侮辱对她施以精神上的折磨:他们以克拉拉的恩人自居,一再提醒她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残疾人,称克拉拉为疯狂、反常的恐怖主义者,她所阅读的左翼报纸和书籍则被贬为垃圾。薇拉对克拉拉所说的下述几句话实际上也对其与鲁道夫的上述行为做出了恰当的总结:“技巧就在于 / 不完全杀死 / 所恨的人 / 一再去折磨他 / 但不完全杀死”[注]Thomas Bernhard, 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40, S.81, S.82, S.18, S.82, S.14, S.39.。

在《退休之前》前两幕对于霍勒尔家家庭成员的关系及其相互间的情感的展示中,作者也逐步揭开了隐藏于人性深处的阴暗可怕的真相。伯恩哈德之所以在表现霍勒尔家几个儿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时插入不少此前父亲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相似关系的回述,并且在描述鲁道夫和薇拉这两个被嘲讽的人物对其敌人克拉拉的仇恨和杀戮愿望的同时,也表现了克拉拉这个被寄予同情的人物对父亲以及薇拉对母亲的仇杀心理,其原因显然在于以此强调上述两个问题在人类生活和人类天性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伯恩哈德曾指出:“强权者总是动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干掉其敌对者。”[注]Thomas Bernhard, Eine Begegnung/Gespräche mit Krista Fleisch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6, S.52, S.122.“杀戳是内在于人的原始本能,它见之于所有的阶层和所有的人。”[注]Thomas Bernhard, Eine Begegnung/Gespräche mit Krista Fleisch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6, S.52, S.122.而在谈及《退休之前》一剧时伯恩哈德也如此说:“所有的人都是怪兽,一旦他们掀开自己的盔甲。”[注]Manfred Mittermayer, Thomas Bernhar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6, S.117.那么伯恩哈德为何要在一部涉及纳粹思想在战后联邦德国社会的继续存在这一现实问题的剧作中,通过一个家庭故事表现强者对于弱者、异己者的支配和折磨以及人的嗜杀天性?在作者眼中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对《退休之前》第三幕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此作出回答。

如果说《退休之前》前两幕以表现人物关系和人物心理为主,基本上没有重要事件发生,那么该剧第三幕的人物行动则较为丰富。在这一幕,身穿党卫队军装的鲁道夫与薇拉和克拉拉一起共进晚餐,为希姆莱庆祝生日。在此作者通过鲁道夫所采取的几个经过夸张的行动一方面进一步展现了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嗜杀天性和权力意志,另一方面也以家庭关系影射社会关系,从人性角度对纳粹分子在二战中的屠杀和侵略行径的深层原因——它无疑同时触及人性和历史的双重真相——以及战后纳粹思想的拥护者的内在本质予以揭示,而这些显然也正是《退休之前》被视为作者“最复杂”、“最可怕”的剧作的又一个原因。

由鲁道夫和薇拉共同观看保存着许多被屠杀者照片的相册构成了霍勒尔家为希姆莱庆祝生日时最为重要的事件(即人物行动)。借此作者不仅揭露了包括鲁道夫在内的纳粹分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而且也通过其以观看被屠杀者的照片为乐的心理充分展示了其嗜杀天性。照片上被纳粹分子所屠杀的既有刚刚到达集中营的犹太人,也有被法西斯德国入侵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与此类照片混杂在一起的,是鲁道夫在纳粹军队服役时到比利时、俄国等地游玩时拍下的纪念照或在音乐会上听音乐等生活照。相册里的照片均由鲁道夫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以整理,其排列顺序表明,观看那些被屠杀者的照片与观看那些自己游乐或欣赏艺术的照片对鲁道夫而言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它们均能在他心中唤起美好的回忆并能使他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

鲁道夫在为希姆莱庆祝生日的过程中欲举枪射屋顶吊灯的行动则使其嗜杀天性得到了更为直接和形象化的反映。在观看照片的间歇期间,鲁道夫因回忆往事而情绪激动,他突然从武器盒里拿出一支卡宾枪,两次举枪对准屋顶的枝形吊灯欲扣动扳机,之后又把枪放回武器盒;与此同时鲁道夫还说了以下的话:“一个士兵不会把射击荒废 / 把射击荒废 / 不会射击”[注]Thomas Bernhard: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97, S.97-98, S.111-112.,“我真想朝窗外射击 / …… / 但我不能这样做 / 还不能 / …… / 我知道几个人 / 我想把他们用枪放倒”[注]Thomas Bernhard: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97, S.97-98, S.111-112.。显而易见,作者借助于鲁道夫欲举枪射家中吊灯的外部动作及其语言所表现的,是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杀人冲动。

为希姆莱庆祝生日的晚餐即将结束时,和薇拉一起翻看完照片的鲁道夫因喝酒过多突然又从腰间的手枪皮套里掏出手枪,欲射杀薇拉和克拉拉二人。通过主人公的这一行动,作者既对其嗜杀天性也对其权力意志作了最为鲜明、突出的刻划。在这一场面中,鲁道夫首先用枪对着薇拉的脸挥舞并且与其有如下对话:

鲁道夫: 如果我想我可以把你们干掉 / 我可以把所有人干掉 / 当然我变得不熟练了 / 但像你们这样我可以把你们所有人干掉 / (起身)

薇 拉: 请不要鲁道夫 / 你喝得太多了

鲁道夫: 如果我有兴致 / 我会把你们击毙 / (薇拉跳起) / 坐着别动 / 我命令你坐着别动 / (薇拉重新坐下) / 我告诉你们 / 如果我想我会把你们干掉

薇 拉: 这太过分了鲁道夫

鲁道夫: 什么事情太过分 / 这由我定

薇 拉: 如果有人听见你 / (朝窗户看)

鲁道夫: 如果我有兴致 / 没有人能听见我 / 没有人能把我听见 / (走向克拉拉并且将手枪对准其脖颈)/ (停顿一下) / 但我没有兴致 / 而且手枪也没装弹药[注]Thomas Bernhard:Stücke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S.97, S.97-98, S.111-112.

在这一场面中,喝醉酒的鲁道夫完全丧失了理智,并因而变得六亲不认、无法无天:他不仅欲对克拉拉这个敌人,而且也欲对薇拉这个曾将他隐藏十年并且事事顺从他的同盟者痛下狠手,甚至不怕被别人听见;与此同时他的欲掌控一切、甚至欲对薇拉和克拉拉这两个弱者的生命生杀予夺的权力意志也暴露无遗。

然而伯恩哈德借助于以上所分析的经过夸张的人物行动所着力描绘的,显然并不仅仅是鲁道夫作为个体的杀人欲望和权力意志。通过第三幕霍勒尔家为希姆莱庆祝生日的场景以及第一、二幕对鲁道夫、薇拉和克拉拉三人相互关系的刻划,作者以家庭关系影射社会关系,明显暗示了二战期间纳粹分子的屠杀和侵略行径与潜在于人性当中的嗜杀欲望和权力意志的内在联系,并试图以此使人性和历史的双重真相得以显现。伯恩哈德之所以让家庭暴君鲁道夫在第三幕身穿党卫队军装登场,其用意显然亦在于欲使主人公以此种形象代表所有曾经的纳粹分子,而家中的弱者兼异己者克拉拉则是集中营囚犯的化身——剧本第一幕通过薇拉的回述所多次提及的去年十月七日这天克拉拉被剃光头发、穿上集中营囚服一事就点明了这一点。此外剧本第一幕克拉拉对薇拉所讲述的每当希姆莱的生日来临之前自己所做的恶梦,也象征着她与鲁道夫之间类似于被折磨、屠杀的集中营囚犯与纳粹分子之间的关系:在梦中她被一个由浑身长毛的巨兽变成的男人压死。如果说代表集中营囚犯的克拉拉梦中出现的男人是作为纳粹分子的鲁道夫,那么那个浑身长毛的巨兽则意味着其身上兽性的一面,即其嗜杀欲望和权力意志。而一贯以强者身份对薇拉和克拉拉这两个弱者加以操控的鲁道夫在喝醉酒时欲枪杀二人的表现也确实无异于一头野兽;他在此刻的某些动作和语言同时也能令人想起表现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或其他被侵略和征服民族的电影画面。伯恩哈德在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如此写道:“我们写下了历史教科书上最大胆的一章;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自身都惊恐万分并且处于死亡恐惧当中,既未按照自己的意愿也未按照自己的趣味,而是按照天性的法则……”[注]Thomas Bernhard, Meine Prei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120, S.117.在此伯恩哈德也明确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自相残杀与人类“天性”,即与人类身上兽性的一面的内在联系——它若不受到包括道德、法律、知识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制约便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伯恩哈德在谈及《退休之前》时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是问题所在:人能在何种程度上压抑和控制内在于人的这些上百万个或上十亿个可能性?”[注]Manfred Mittermayer, Thomas Bernhar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6, S.118.在《退休之前》中伯恩哈德虽未对二战中纳粹分子的屠杀和侵略行径的社会、历史原因予以探讨,但却通过对家庭生活场景的勾画从人性层面对其产生的根源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揭示。藉此,剧中以鲁道夫为突出代表的曾经的和现在的纳粹分子的邪恶本质也得到了无情暴露,它与其所宣称的折磨、屠杀犹太人以及其他集中营囚犯是“为了祖国”、“为了德国人民的幸福”等高尚言辞(即其外在现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比,从而使其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剧本的讽刺效果。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退休之前》虽被作者称为“喜剧”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引人发笑,但其中所描绘的现实以及隐藏于现实、人性和历史中的真相从整体上看却呈现出阴暗可怕的面貌。伯恩哈德之所以创作出这样一部在评论者眼中显得“复杂”和“可怕”的并非童话的剧作,自然与其生活经历、世界观、文学观以及创作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下面让我们首先从其生活经历对《退休之前》内容方面的影响谈起。

伯恩哈德在不来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谈及自己不再能写作童话的原因时如此写道:“我自己也并非童话,并非来自一个童话世界;……”[注]Thomas Bernhard, Meine Prei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120, S.117.在此伯恩哈德指出了其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因为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作家自身的生活并非童话,所以其笔下也不会产生童话式的作品。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及的促使伯恩哈德写作《退休之前》的菲尔宾格事件就证实其所置身其中的现实社会并非童话;而伯恩哈德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可以说更是与童话相去甚远:他在这一时期不仅饱受纳粹教育的摧残和折磨,而且也经历了纳粹德国所带来的战争灾难,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人在美军的轰炸中死去……而这些均使他对法西斯的极权和专制以及战争中的杀戳和死亡产生了痛切的感受和体验,对此他曾在自传《原因》(1975)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伯恩哈德在《退休之前》中对于人的权力意志和嗜杀欲望的表现以及对其与纳粹分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罪行的内在联系的揭示,可以说均与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经验作用于其文学创作活动有着很大关系。此外上述生活经历也使伯恩哈德对纳粹意识在战后继续产生影响这一隐藏于现实中的真相有着敏锐的洞察,并且在其作品中一再对此予以揭露、警示和批判。《退休之前》对这一问题的表现在伯恩哈德的文学创作中实际上也并非特例,他所写的《原因》等自传、《德国午餐桌》(1975)等讽刺短剧以及最后一部剧作《英雄广场》(1988)均涉及这一内容。伯恩哈德的另一个生活经历则在《退休之前》及其许多其他剧作有关家庭成员之间权力关系的刻划中得到了更为直接的反映,这就是他与生命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外祖父,在成年后是年长他许多的女友海德维希·斯塔维阿尼切克——的关系,这二人在生活中虽给予他许多关爱、支持和帮助,但也在他面前体现出绝对的权威并且欲对他加以控制。伯恩哈德与上述二人的关系及其所经历的纳粹教育的专制暴虐显然使他对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相似之处有了深刻认识,因此他才在《退休之前》中对此作了相应的描写。

《退休之前》中的现实以及隐藏于现实、人性和历史中的真相之所以被表现得阴暗可怕,其原因还在于作者的世界观在其文学创作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以上所说的伯恩哈德在纳粹时期所经历的独裁专制和战争恐怖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且使其认识到童话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在不来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就如此写道:“我们站立在全部历史最为可怕的版图之上。……在后半个世纪(指20世纪后半期)我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仅仅只是一个唯一的痛苦;……”[注]Thomas Bernhard, Meine Prei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118.在长篇小说《历代大师》(1985)中,伯恩哈德通过主人公之口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对世界和人类的看法——在他眼中世界和人类危险而残忍,并且处于一种地狱一般的可怕状态:“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类中的一切都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卑劣的残忍,以至于对我来说几乎已经不可能在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类当中至少仅仅只有一天再继续下去。……世界和人类已经陷入一种地狱状态,这种地狱状态世界和人类在历史上还从未陷入过……”[注]Thomas Bernhard, Meine Übertreibungskuns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8, S.61-62.从整体上看,伯恩哈德在《退休之前》中对社会、家庭、人性、历史的描绘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作者的上述看法。(2)包括叔本华、尼采哲学在内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伯恩哈德有关人性阴暗面的认识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中叔本华哲学对伯恩哈德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一思潮批判和超越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强调人的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非理性活动在人的整个精神和物质存在中所起的作用。根据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观,生存意志构成了人的本质,它是一种盲目的、欲虐杀对自身构成阻挡者的本能冲动并且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战争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叔本华将人的生存意志比喻为一头野兽,认为唯有文明才能驯化和制服人心中的这头野兽,在他看来“法律和秩序的锁链一旦脱落,社会一旦进入无政府状态”[注][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范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17页。,人就会兽性大发。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但却以权力意志论取代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他将以“渴望统治”、“攫取权力”为特征的权力意志视为万物的本原,认为它不仅是有意识活动的人的本质,而且也是动物、植物、无机界等一切自然事物和过程的本质。按照尼采的说法,强弱权力意志之争贯穿于宇宙的发展过程,生命的原则就是使用暴力,支配、践踏和征服弱者、异己者,把弱者、异己者当作自己生长、获得优越地位的工具——尼采的学说也因此被后来的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将人对他人的残杀视为人的本能冲动,而且认为文明是对其加以约束的唯一力量,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则不但将权力意志描述为人的本质,而且也以此阐释了生活中时常可见的强者对于弱者与异己者的控制、践踏、征服、侵略这一现象。《退休之前》中对于人的嗜杀欲望、权力意志、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展现以及对其与二战中纳粹分子的屠杀和侵略行径的内在联系的揭示,与叔本华、尼采的学说对人性所做的阐述的相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上述理论也为伯恩哈德在《退休之前》中对人性和历史真相的揭示提供了充分的哲学依据。

《退休之前》中的现实以及人性的真相之所以呈现出阴暗可怕的面貌,无疑还与伯恩哈德在文学创作中对于“真”而非“美”(这里的“美”指对所描写对象的美化)的追求密切相关。伯恩哈德在思想上受到叔本华的先验唯心主义的影响,认为人不可能认识真理(Wahrheit,又译“真实”、“真相”),而作家所写下的东西也与真实的存在并不同一,而且永远不可能同一,即使他想作真实和如实的描写;在伯恩哈德看来其原因主要在于语言的运用只能使真相受到歪曲。尽管如此伯恩哈德仍然主张作家应有真相意志(Wahrheitswille),并且在其创作中永不放弃传达真相的尝试。他在自传《地下室》(1976)中就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从未传达过有可能是真相的东西,但我们一生都没有放弃传达真相的尝试。”[注]Manfred Mittermayer, Thomas Bernhar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6, S.93.那么伯恩哈德在其文学创作中是以何种方式进行这种尝试的?伯恩哈德在与克里斯塔·弗莱施曼的谈话中对此有所提及:“我始终只写内在的风景……无人看见的内心活动,这才是文学中唯一有趣的地方。所有外在的东西人们都知道。无人看见的东西,把它写下来才有意义。”[注]Thomas Bernhard, Eine Begegnung / Gespräche mit Krista Fleisch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6, S.115-154.伯恩哈德在小说《消除》(1986)中还借人物之口这样说:“为了使事物可以被理解,我们必须夸张,……只有夸张才能使人看清楚……”[注]Thomas Bernhard, Meine Übertreibungskuns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8, S.7.由此可见伯恩哈德在其创作中试图通过以下方式传达真相:即在内容上不描写外在的、人人皆能看见的事物,而是将笔力集中于人的内心世界,并且深入到其不易为人所觉察的方面;在艺术表现上采用夸张手法,强调、突出所描写对象的主要特征,以使其变得更为鲜明。以上所说的伯恩哈德在其文学创作中借以传达真相的方式,尤其在《退休之前》对于主人公的纳粹思想及其嗜杀欲望和权力意志的描绘以及情节(人物行动)、语言、动作、服装和道具的运用中有着突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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