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版书籍刻工名表初探

●赵彦龙（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银川 750021）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品类多样，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为雕版印刷付出辛勤劳动和心血的刻工功不可没。有关中国古代中原各朝代的刻工，目前学界都已有所研究，［1-6］但对于西夏雕版印刷书籍的刻工了解甚少，为了弥补学界的这一缺憾，本文结合黑水城出土并已被西夏学专家翻译公布和介绍的西夏雕版印刷书籍的序言、跋尾和题款等内容，对西夏部分雕版印刷书籍的刻工问题进行搜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在西夏，有些刻工在西夏文刻本书籍叶面的版心中记录了名字，有的则在发愿文或序言中载明了姓名。记录刻工姓名一方面表示刻工对所刻版面负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刻工的业绩与水平。这些珍贵的记录为后人了解西夏的雕版印刷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更为鉴别西夏版书籍提供了辅助凭证。

1 西夏版书籍刻工名表

根据西夏版书籍文字的不同，将刻工分为以下几类。

1.1 西夏文世俗著作的刻工名表

西夏很多有重要价值的世俗著作都是刻本书籍，且大部分在刻印时都刻印上了刻工姓名。

（1） 语言文字类刻本书籍的刻工名表。

《文海宝韵》，刻字司刻。

《同音》， 刻字司刻。［7］

（2） 法律类刻本书籍的刻工名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天盛年间 （1149～1169），似由多人于不同地点分头雕版而成。［7］

（3） 类书类刻本书籍的刻工名表。

《圣立义海》，版心中记刻工名字有：息天、善宝、慧敢、永州、宝四、玉松、千塔、时善德、阿四、百哥、九月、驴驴等。［8］502

（4） 识字蒙书类刻本书籍的刻工名表。

《番汉合时掌中珠》，坊刻本，其封面书名下印有“ 囗坊角面西张……”。［8］110

《三才杂字》，坊刻本。

（5） 谚语、诗歌集之类刻本书籍的刻工名表。

《新集锦合辞》，西夏乾祐年间刻本，由一未署名商人操持私印。

《诗歌集》，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年） 刻本，刻工为味奴文茂、骨勒善源。

（6） 劝世文类刻本书籍的刻工名表。

《 贤智集》 ， 刻工杨慧广。［8］112

（7） 翻译著作类刻本书籍的刻工名表。

《论语》，版心所记刻工有：息天、善宝、善乐、慧敢等。

《六韬》，版心所记刻工有：息天、善宝、永州、宝四、善功、西定等。

《类林》 （1181年），版心所记刻工有：玉信、息天、善宝、慧敢、时德明、宝四、玉松、千塔、柴草、荣州、善乐、德二、贤山等人。

《黄石公三略》，版心所记刻工有玉信、阿信、源囗等。［8］502

1.2 西夏文佛教书籍刻工名表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刘宝四。

（2）《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耿长葛。

（3）《达摩大师观心本母》，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耿长葛。

（4）《佛说阿弥陀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李什德、刘铁迦。

（5）《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斡阿四哥。

（6）《大白伞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酩布慧明。

（7）《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张罗主。

（8）《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尹善罗。

（9）《诸说禅源集都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申行征。

（10）《诸说禅源集都序干文》，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申行征。

（11）《宝藏论》，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移合讹尼 。［8］502

（12）《大乘圣无量寿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卜□刻。

（13）《大智度论》，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翁□刻。［9］

（14）《慈悲道场忏罪法》 卷第一之图 《梁皇宝忏图》，刻工：俞声。

（15）《慈悲道场悔罪法》，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何森秀刊。［10］240

（16）《无量寿佛说往生净土咒》，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李什德、刘奴囗。［11］

（17）《频那夜迦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台周等。［13］

（18）《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台周。

（19）《大悲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周子俊、王子正、台周。

（20）《不空囗索神变真言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周子俊、任…。

1.3 西夏汉文佛教书籍的刻工名表

西夏汉文刻本多为佛经，而且有不少是写刻俱佳、印制精美。

（1） 《妙法莲华经》（1146年），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经折装，卷二末刻“王善惠”，卷四末刻“郭狗埋”，卷五末刻“贺善海”，卷六末刻“王善圆”。

（2）《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189年），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张知一。

（3）《大乘圣无量寿经》（1210年），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僧人李智宝。

（4）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 《般若心经》，1210年），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西天智圆刁。［8］503-504

（5）《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1196年），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王善惠。［10］258

（6）《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1161年），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惠。

（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167年），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温家寺印经院刻印。［8］110

（8）《悲华经》，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周…。

（9）《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卷》，卷末题款所记刻工有：毛…、王…、英…。

1.4 西夏汉文世俗书籍刻工名表

《西夏乾祐十三年壬寅（1182年） 具注历》，刻字司刻印。

《杂字》，刻字司刻印。

2 西夏版书籍刻工名表总结和说明

2.1 西夏文世俗书籍中的刻工

西夏文世俗书籍的刻工名一般都雕印在版心，且多为比较古老的蝴蝶装形式，如 《圣立义海》 《类林》《诗歌集》 等。这也是受宋刻书的影响所致。

西夏文大型世俗书籍的刻工一般有多个工匠。在西夏文文献中如果是大型的书籍，同一种西夏文刻本书籍中，在不同的叶面版心内有不同的刻工。版心标有刻工姓名的，多为蝴蝶装世俗著作，如乾祐十二年（1181年） 刻印的《类林》，版心中记刻工有玉信、息天、善宝、慧敢、时德明、宝四、玉松、千塔、柴草、荣州、善乐、德二、贤山等人。［12］502西夏文大型世俗书籍一般都需要较多的刻工，其目的可能是集中刻工，使每部著作在短时间内雕刻完成，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雕印书籍的效率，而且可以保持版式、文字雕刻风格等的一致性。

同一刻工的名字出现在很多不同的西夏文世俗书籍中，印证了这些人是这一时期的职业刻工，如，息天、善宝、慧敢等同时出现在《类林》《圣立义海》《论语》 等版心中。

西夏刻工题名所用的西夏字大多是专门用来译写汉语的纯表音字，而没有出现党项人名中常用的那些有具体意义的字，这充分说明刻字司的工匠大多是流入西夏的中原人。［7］

世俗性著作大多是西夏官刻本，即刻字司牵头，组织相关的刻工刻写，用来普及知识和作为学校教材的，譬如，《类林》《圣立义海》《诗歌集》 等；童蒙识字教材大多由个人书坊刻印，均不署刻工姓名，譬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 等。

2.2 西夏文、汉文佛教书籍的刻工

西夏文、汉文佛教书籍的刻工姓名雕印位置与西夏文世俗书籍的位置完全不同，现归纳如下。

西夏文刻本佛经的刻工姓名大多记录在卷末题款中。如 《佛说禅源集都序》 的刻工申行征， 《宝藏论》 的刻工移合讹尼， 《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 的刻工斡阿四哥， 《大白伞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 的刻工僧人酩布慧明。

还有一些西夏文、汉文刻本佛经的刻工姓名记录在佛经发愿文中，如，西夏文佛经《高王观世音经》的刻工姓名即在发愿文中，“知囗人能中五耶能罗囗刻”；［10］328西夏皇建元年 （1210年） 发愿刻印汉文《般若心经》，在发愿文后有“西天智圆刁”五字，“刁”即雕。智圆应是雕刻此经的刻工，他熟悉汉文化，精于刻字。此刻本经文是写刻俱佳的楷书，而发愿文则是雕刻难度很大的行书。可见，智圆的雕刻技术特别纯熟。［13］

西夏汉文刻本佛经中不仅在卷末记有刻工姓名，同时在发愿文中还有具体说明。如《妙法莲花经》 则较为典型。刻经系经折装，卷二末刻“王善惠”，卷四末刻“郭狗埋”，卷五末刻“贺善海”，卷六末刻“王善圆”。这些人名都是刻工的姓名。在卷七最后，也就是全经最后有一篇人庆三年（1146年）的施经发愿文，其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刻印该经及刻工的情况：“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同为法友，特露微诚，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为结缘之首，命工镂板，其日费饮食之类皆宗室给之。雕印斯经一部，普施一切同欲受持，以兹功德，伏愿□皇基永固同磐石。”［13］

当然，在鉴别西夏版书籍时，一定要认真阅读所有的文字，以防因个别因素的影响而产生错误的判断。有的西夏刊佛经发愿文中记载的人名并不是刻工的姓名，如夏天盛四年（1152年） 刊印的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 发愿文末虽然写有“刘德真雕板印文”的字样，但他并不是该佛经的刻工。通过阅读整篇佛经发愿文，我们发现具体真实的信息：“今者德真幸居帝里，喜迂良规，始欲修习，终难得本，以至口授则音律参差，传写者句文脱谬，必成大失。是以恭舍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备诸学者。”［13］由此我们才能知道刘德真并不是刻工，而是出资雕刻发愿文的人。

2.3 西夏版书籍刻工的民族问题

西夏版书籍的刻工既有党项人，如味奴文茂、骨勒善源刻西夏文 《诗歌集》，移合讹尼刻西夏文《宝藏论》，僧人酩布慧明刻西夏文《大白伞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 等，说明党项族在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已经培养出了大批文字雕刊技术娴熟的匠人。西夏版书籍的刻工除了党项之外，还有汉人，如西夏文《达摩大师观心本母》 和西夏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 的刻工耿长葛，西夏文 《慈悲道场悔罪法》 的刻工何森秀，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的刻工刘宝四，西夏文《佛说阿弥陀经》 的刻工李什德、刘铁迦等，充分证明汉族刻字匠人参与了西夏文版书籍的雕版印刷工作。

2.4 元代西夏文雕版书籍的刻工问题

在西夏文雕版书籍中，有些刻本并不是西夏时期刻印的，如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刻本《慈悲道场忏罪法》 存卷 1、3、4、5、6、7、 8、9、10， 共 9卷， 缺卷2。经折装，原各卷皆有封面、题签，卷首有梁皇宝忏图一幅4面，有部分残损，图右有汉文“俞声刊”3字。后有佛名4面，卷前经名后有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后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是为西夏惠宗母梁氏和惠宗的尊号。“俞声”是元代杭州地区刻工，曾为宋两浙茶盐司雕刊的《礼记正义》 和杭州刻本《尔雅疏》 补版。由此可见，国家图书馆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 的《梁皇宝忏罪》 可能为元代刊印。

2.5 西夏版书籍的文字

西夏版书籍的文字以西夏文为主，且大都是佛教经典还有部分世俗文献。而西夏版汉文佛教经典也比较丰富，但西夏汉文世俗书籍却发现不多，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有些同时发现的汉文世俗文献残失了相应的年款以及刻工姓名，故无法确定是西夏的书籍还是宋朝或金朝的书籍，正如史金波先生所言：“可能是西夏出版的汉文世俗文献由于没有或残失了年款，目前又难以通过其他线索确定其时代。”史金波先生又指出了西夏汉文世俗文献少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是西夏王朝出版世俗书籍以西夏文为主，汉文较少，因而留存于世的就很难见到了。”［8］69

西夏版书籍中还有少量的藏文佛教书籍，如蝴蝶装《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还有多种单叶《护法轮图》。这些藏文雕版书籍的出土，说明在西夏境内还有藏民族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12世纪至13世纪初的藏文印刷品，比永乐版《大藏经》要早两个世纪，属于迄今为止最早的藏文印刷出版作品。［8］71

2.6 西夏版书籍的刻印机构

西夏版书籍的刻印机构如同宋朝一样，既有官刻，也有寺院刻，还有私刻。

官刻即西夏官府组织刻印书籍。西夏政府机构中设立刻字司，专主刻印事业。刻字司在中央政府五等机构中属末等司的第一个机构，可见，西夏中央对印刷事业的重视程度。如，西夏文《类林》《圣立义海》《文海宝韵》《诗歌集》《论语》《六韬》《黄石公三略》等都由西夏刻字司刻印。

寺院刻印的书籍。在西夏各刻印机构中，除了官刻之外，还有一个刻印书籍数量庞大的机构——寺院。寺院的刻工主要是僧人。僧人刻工在佛教经典的撰著、翻译、校勘方面有一定优势。如，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惠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1161年），温家寺印经院刻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167年） 等均为寺院僧人刻印。

坊刻本。坊刻书籍与官府、寺院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利，质量不是很高。但仍然不乏价值很高的文献，比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 即为“囗坊角面西张…”的坊刻。

私刻。私刻为普通个人出资刻印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多为佛教经典。如，梁吉祥狗为报先圣帝和父母之恩而刻印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刘德真为修习经典而发愿刻印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僧人智通印施的汉文《六字大明王陀罗尼》 等。

综上所述，西夏雕版印刷书籍数量很多，为西夏雕版印刷事业作出卓越成就的刻工，既有汉人，也有党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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