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改革差异

钱 韧

(四川外国语大学 成都学院日语系，四川 成都 611844)

在编写《简明日本文学史》双语教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对他进行深一步分析和研究的极大兴趣，这个人就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和改革者，他的一系列理论和行动，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使封建落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了亚洲的第一强国。由此，我想到了同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戊戌变法，想到了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中日两国的这两大历史改革，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原因是什么呢?为此，我选择了《浅析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改革差异》这个课题，从多方面分析和论述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改革差异，并从中总结出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其目的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深化改革建言献策。

19世纪中后期，在中国和日本爆发了两场轰动世界的变革运动，中国是“戊戌变法”，日本是“明治维新”;中国变革的领军人物是康有为，日本变革的领军人物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与康有为都是同一时代著名的变革者。前者是日本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功臣，他被誉为“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和“明治维新之父”;后者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中国“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他们为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强大，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结果，福泽谕吉成功了，他的改革使日本变得强大，而康有为的改革却失败了，直接导致清王朝衰落和灭亡。同是改革大师，为什么结果会有这样大的反差?两人的改革措施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他们的改革差异能带给我们些什么启示?本文将首先简介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基本情况及相同点，然后从五个方面分析他们的改革差异，从中得出几点启示。

一、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概况

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1835年1月10日，他出生在日本大阪一个武士家庭，幼年丧父。由于痛恨日本的封建制度，立志用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来改变封建落后的日本。他早年进入私塾学习荷兰语，25岁起成为教师开始教授荷兰语，并在这一时期自学了英语。后来他被德川幕府聘用，成为了幕府中的英语权威。在任职期间，他曾随幕府访欧使节团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俄国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之后又到美国为幕府采购军火。这些经历，使他很早就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形成了他的民主思想和变革的主张。他淡薄官位和个人名利，在德川幕府倒台后，明治政府曾多次请他出仕，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坚持留在民间办学，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今天已成为了日本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为日本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材。他与一些学者共同创办了“明六社”和《明六杂志》，使之成为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阵地。为了推动日本的社会变革，福泽谕吉撰写了一大批宣传西方先进文化、主张改革日本社会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劝学》、《文明论概略》、《通俗民权论》和《通俗国权论》等。他的这些著作，为明治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主张成为日本政府的改革措施，从而使日本的明治维新得以成功，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1901年2月，福泽谕吉去世，终年66岁。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他为日本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表彰和纪念他的功绩，日本政府将他的肖像印在了日元的万元钞票上。

康有为是中国“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革者。他比福泽谕吉小五岁。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官吏家庭，其祖父曾是举人，父亲曾任过江西补用知县。他从小学习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青年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形成了变法维新的思想。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他联合应考的1300多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进行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为了推动变法，康有为撰写了一大批宣传西方思想、主张中国变法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华救国论》、《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的主张和措施。在他多次上书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维新变法。由于光绪皇帝和他闭门造车、脱离实际、急功冒进，变法运动遭到了慈禧太后和反对派的阻扰和镇压，中国的戊戌变法仅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变法的主要骨干被砍头。康有为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逃往加拿大。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却为中国的改革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相同点

福泽谕吉和康有为虽然出身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个人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也不相同，但他们两人却有着许多的相同点。这些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同为思想的启蒙者

福泽谕吉和康有为都是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的思想启蒙者。他们两人都痛恨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都积极地宣传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他们都大力主张向西方学习，认为只有认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才能使贫穷落后的国家走向富强;他们都呼吁人们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要大胆地接受西方民主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技术;他们都极力主张人人平等，主张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他们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封闭的中日两国内，都起到了对人民大众的思想启蒙作用，使人民大众认清了贫穷落后的根源、看到了西方的文明和先进文化技术、产生了变法救国的需求，为两国的维新变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同为时代的改革者

福泽谕吉和康有为都是中日两国改革变法的领军人物。他们两人除了做思想启蒙以外，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福泽谕吉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主张废除幕府制、弱化皇权、建立民主制度;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主张日本“脱亚入欧”，并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福泽谕吉的主张成为了日本政府改革变法的基本国策，从而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帮助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发展道路。

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变法，他认为只有变法才能救中国。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技术，主张学习日本和俄国的改革经验，他提出“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建新军”和“开洋务”等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措施。他主持了中国的戊戌变法，为光绪皇帝制定了众多的新政法规。虽然中日两国改革变法的最后结局不同，但福泽谕吉和康有为都不愧于时代改革者的伟大人物。

3．同为教育的先驱者

福泽谕吉和康有为的另一相同之处是:他们不仅是思想家、改革家，还都是创办新学的教育家。福泽谕吉青年时代是一名教荷兰语的外语教师，后来创办了日本著名的庆应义塾。他反对教育只属于贵族阶层，主张普及教育;他反对学生只偏重文学诗歌的学习、只偏重对文字的记忆背诵，主张多学数理和对平常生活直接有用的东西;他主张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文化技术;他注重科学研究，说自己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建一个研究所，挑选5－10名学者，让他们衣食无忧地终生研究学问。他还帮助日本著名的细菌学大师北里柴三郎建立了研究所和医院。福泽谕吉通过创办新学，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富国强兵的精英人才。

康有为是中国晚清时期最著名的教育家，他创办了著名的私立学校——万木草堂。万木草堂是旧中国创办新学的楷模，其办学很有特点:一是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注重为变法维新培养人才;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是文理兼修、中西兼容，既要学习中国的儒家教材，又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四是鼓励学生以自学为主，要求学生向多方面发展。福泽谕吉和康有为的办学做法，开创了近代中日两国教育的新局面。

三、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改革差异

福泽谕吉与康有为虽然有许多的相同之处，但在改革变法的具体措施、具体做法和个人人格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差异之一:重权贵与重民众

改革变法应该依靠谁，是依靠当权者和少数知识分子，还是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福泽谕吉和康有为在改革措施上的第一个差异，也是他们各自成败的主要原因。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走的是一条“重权贵”的道路。他变法改革依靠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二是支持变法的皇宫大臣和地方大员;三是赴京赶考的举人和少数知识分子。他不仅不依靠人民大众，反而把广大群众视为愚民，甚至提出了“变法的目的是害怕愚民造反大乱”的荒谬理论。他虽然主张“削君权，伸民权”，但改革的措施却是在强化封建统治，出台的制度法规代表的也是统治者和封建权贵的利益。改革不依靠人民大众，改革的措施制度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变法注定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福泽谕吉的改革主张却恰恰相反，他不主张改革只依靠权贵，而极力主张改革要依靠人民大众。首先，他主张人人平等，他在《劝学》一书中的首句就是“上天造人一律平等，天上没有人上人，亦没有人下人”;其次，他认为要使国家独立，最重要的是个人要独立，越是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就越爱国，他认为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自己忧劳国事，倒不如解放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主体力量，他说:“创造文明是民间的事，保护文明则是政府的事。”他对康有为重权贵的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说:“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福泽谕吉的这些主张成为了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在变法改革中，形成了人民关心变法、人民支持变法的可喜局面，日本的改革变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差异之二:重口号与重实干

在改革变法的方式上，是靠口号来推进改革，还是靠真抓实干来进行改革，这是福泽谕吉和康有为之间的一个明显差异，也是导致中日两国改革成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康有为是口号先行，提出了众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口号。在“公车上书”的万言书中，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条纲领性主张;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又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条建议;在主持变法时，他更是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更旧法，变官制，削君权，伸民权，开国会，定宪法，开言路，裁减绿营，训练精兵，办新式学堂，奖励新发明”等众多的口号。他的口号提得很多，具体推行的措施办法却很少;他的高谈阔论很多，推进的方案不细，改革的步骤缺乏计划安排。结果造成了全面铺开、多头推进、顾此失彼。

福泽谕吉的做法与康有为的做法大不相同。他不是靠众多的口号来推动改革，而是靠真抓实干来推动改革。在思想准备方面，他提出的措施是提高人民的独立精神，他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为此，他长期坚持办学、著书、办报，认真做好民众的思想启蒙工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明确提出了废除幕府制度、弱化皇权、建立民主制度的具体措施。在学习西方文明和先进文化技术方面，他明确提出日本要“全盘西化”，具体措施是“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在改革的内容上，他提出要重点抓典章制度的改革;在改革目标上，他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要加强军力建设，极力主张日本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提出的改革口号不多，但他提出的措施具体而可行，这些措施在明治维新中大多得到了采纳和实施，实施后大多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3．差异之三:重治表与重治本

19世纪的中后期，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国家贫穷落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改革，究竟是保存现有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进行变法改革呢，还是推翻现有体制，依靠全新的政府来进行改革。这是福泽谕吉和康有为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在解决这个难题方面，他们两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扮演的是一个保皇党的角色。他不敢提出推翻封建专制的主张，而只是提出了“削君权，伸民权”的改革措施。他虽然提出了“开国会，定宪法”的改革方案，但这个国会还是皇帝领导下的国会，他的一切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腐朽没落的封建体制下进行的，都必须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认可才行。他只治表而不注重治本，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封建专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福泽谕吉与康有为截然不同，他十分注重改革要治本。他认为日本的改革要取得成功，首要的问题是“废除幕府制度，弱化皇权，建立民主制度”，极力主张要依靠新体制和新政府来进行改革变法。福泽谕吉的这个主张反映了广大日本民众的心声，这个措施得到了全国民众的理解、关心和支持。他的主张达到了治本的目的，日本废除了幕府专制制度，一切改革的典章法规都由新政权来制定和实施，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以后，日本进入了天皇虚位的民主宪政新时代。

4．差异之四:重急利与重长远

进行改革变法，是追求急功近利，还是考虑长远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福泽谕吉和康有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采取的是急功近利的做法。他们既不认真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更不考虑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国家的承受能力，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梦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改变为世界强国。光绪皇帝的口号是:“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康有为的口号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戊戌变法变成了一个急功冒进的运动，据史料记载，在103天之中，光绪皇帝共发了改革的谕旨286件，平均每天发三道改革诏书，改革诏书涉及的领域之广，内容之多，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使全国上下应对不及，全国的政治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康有为鼓吹:日本的改革用了30年时间，而中国只需三年就能自立自强起来。这种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不仅没有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而且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走入了分崩离析的深渊。

福泽谕吉的做法与康有为完全相反，他没有采用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而是冷静地分析日本的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变法的措施。他的改革措施远远少于康有为，但每个措施都能结合实际，着眼于日本的长远发展。根据他的改革主张，明治政府在废除幕府专制制度后，只制定了三项基本国策，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并把这三项国策作为了日本的立国之本。富国强兵的内容主要包括改革军警制度，创办军火工业，建立新式军队等;殖产兴业的内容主要包括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文明开化的内容主要包括普及西方文明，发展现代教育，提高国民知识水平等。这些改革措施既立足当前，更注重长远发展。历史证明:康有为急功近利的改革办法是失败的，福泽谕吉注重长远的改革办法是成功的。

5．差异之五:重官位与轻名利

同为时代的改革者，康有为和福泽谕吉在人格及品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康有为看重官位，注重个人作用和个人名利，而福泽谕吉却不追求官位，淡化个人作用，从不考虑个人名利。

作为一个改革家，康有为在人格和品质方面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一是贪图官位。他力主改革变法，既有救国救民的动机，更有通过改革变法，达到个人升官发达的目的。号称“清末怪杰”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曾经这样评价他:“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二是夸大个人作用。他非常狂妄自大，他曾公开说:“天生我聪明才力过常人，岂天之私我哉?令人我斯民计耳。”在提出改革措施时，他从不听取旁人意见，而是个人独断专行。三是临阵脱逃，最终走向堕落颓废的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仓惶逃往加拿大;辛亥革命后，他从改革者摇身变为了保皇派，反对共和制，反对革命，公然策划让溥仪皇帝上台执政，复辟清王朝。

和康有为相比，福泽谕吉在人格和品质方面却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地方。首先，他不贪图官位，他是明治维新的第一功臣，明治政府多次请他出任官职，他都坚决拒绝，放弃个人做大官的很多机会。其次，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也不看重个人的作用和政府的权威。他曾经这样说:“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证明它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我无意对我的主张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在改革变法中，他最注重的是民众的智力和民众的创造精神。另外，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坚持按自己的原则办事，无私无畏。由于他淡薄名利，所以在改革中他积极而不狂热，做实事而不求回报，全心全意地为治国兴邦出谋划策。

四、从福泽谕吉与康有为改革差异中得到的启示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福泽谕吉与康有为在改革变法上的五点差异，这些差异能带给我们的或许有以下几点启示:

1．改革必须依靠人民大众

福泽谕吉的改革变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人民大众。这是一条改革成功的历史经验，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重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选择改革目标时，一定要注重人民大众生活的热点问题和关系国家发展的难点问题;其二，在酝酿改革方案时，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不能光靠领导拍板定夺，也不能单靠几个专家学者“闭门造车”;其三，在制定改革方案时，不能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着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关注和支持。

2．改革必须真抓实干

康有为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号太多，空谈较多，务实较少。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必须要有务实精神，真抓实干。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再一次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求“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新的国家领导集体为务实做出了表率。历史证明:只有少提口号，少搞形式主义，少搞政绩工程和少搞浮夸之风，中国的改革才能持续深入进行。

3．改革必须注重治本

福泽谕吉和康有为的改革差异充分证明:改革不能只治表不治本。这种改革只能解一时之忧，不能解长远之愁。因此，我们在制定各项改革措施时，既要考虑眼前的利益，更要分析和注重长远的利弊;要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避免一个问题重复改革，避免改革走弯路和走回头路。只有抓住这一点，我们的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4．改革必须持续渐进

戊戌变法之所以很快失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追求急功近利、贪多求快。这个教训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国地大物博，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很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在考虑改革方案时，一定要结合本地区的实情，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和本地区的承受能力，全盘规划，周密计划，分步实施，决不能贪多、贪大、贪快，决不能搞什么立竿见影、拔苗助长，要持续稳定地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蹈戊戌变法的复辙。

5．改革者必须无私无畏

康有为之所以成为改革的失败者，是因为他贪图官位、追求个人名利、计较个人得失。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牢牢记住教训。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新一届党中央加大了反腐的力度，各地有不少的官员纷纷落马，这充分说明在改革的浪潮中，有一部分干部趁机专营官位，趁机捞取个人名利。他们的行为，既损害了党的形象，又使得一些地区的改革走形变样。要搞好中国的改革，各级领导干部自律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国家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真正做到不贪图官位、不追求个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有改革的领导者做到了无私无畏，中国的改革才能健康、顺利地进行。

通过对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改革差异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三个结论:第一，福泽谕吉和康有为都是近代的改革家，虽然他们最后的结局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启蒙民众思想和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二，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康有为重权贵、重口号、重治表、重急利、重官位，所以他成为了改革的失败者。而福泽谕吉重民众、重实干、重治本、重长远、轻名利，所以他成为了改革的成功者。他们的改革差异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三，福泽谕吉和康有为的改革差异，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必须依靠人民大众，改革必须真抓实干，改革必须注重治本，改革必须持续渐进，改革者必须无私无畏。我们只要认真地汲取两人的经验教训，坚持正确的制度、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就一定能进一步搞好中国的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就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叶渭渠.日本文学史序说［C］.加藤周一著．北京:外语与教育研究出版社，2011．

［2］福泽谕吉自传——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Z］.杨永良，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3］童强．康有为传［Z］.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4］马洪林．康有为评传［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福泽谕吉．劝学书［M］．柯泓，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