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精神、创业精神与中国企业家精神重塑路径

赵红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广东广州510420)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其基本属性、特质是什么?尽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派都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各学科各学派都承认一个主体的意识、观念即灵魂气质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当今，中国企业家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创业精神即企业家精神已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组织的内在属性。因此，探讨一个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重塑当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气质就有了不言而喻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之探讨

(一)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诠释

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亚当·斯密、保罗·斯威齐［1］、布罗代尔［2］、沃勒斯坦［3］提出了“商业贸易”说，认为劳动分工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商业交换产生了资本家群体和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得到发展但还不够充分发展的阶段，封建主、商人及其部分官僚利用资本原始积累变成了资本家。道格拉斯·诺思［4］等人用经济计量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史问题，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一般理论，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由此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产权说”。

对于上述理论，20世纪初的两大社会学名家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都不认同，而是独特地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认为:是“贪婪”的“企业家精神”和“节俭”的“市民精神”共同成就了近代资本主义［5］。但韦伯不同意桑巴特把“贪婪”、“对货币的热心”、“奢侈”等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主体，他更多地从正面强调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与作用。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

1.与“贪婪”、“逐利”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贪婪的获利”无关。“就其本身而言，……‘获利的驱动力’、‘逐利’和追逐金钱，与资本主义毫无干系。至今为止，我们总是能够在侍者、医生、车夫、艺人、妓女、贪官、士兵、盗贼、十字军战士、赌徒以及乞丐身上发现这种欲求。可以说，这种逐利存在于‘各色人等’之中，存在于所有时代和地球上所有国家之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凡存在逐利之客观可能性的地方，就有某种方式的逐利现象。”因此，“不能将毫无节制的获利贪欲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能等同于其‘精神’。相反，可以将资本主义视为对这种非理性的动机的控制，或者至少等同于对这种欲求的理性缓解。”［6］4

2.与自然经济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同于“经济传统主义”，这表现在工人对工作的态度和雇主的商业实践两个方面。韦伯认为:传统的工人总是以一种漫不经心和懒洋洋的方式对待劳动，他们不是把劳动理解为“一种绝对的自在目的”，而是理解为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认为不值得予以更多关注而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家庭、业余爱好、友情和一般的闲暇消费上去。即使雇主采用计件制以提供金钱刺激他们更快更有效地劳动，也无济于事。而且，由于他们负面地看待工作而正面地看待其他活动，更高的计件率可能导致更少的工作:雇工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挣得必要的金钱以实现他们已经习惯了的需求。“挣得多的机会对他来说，不如干得少的观念来得诱人。……人们并非天生就希望多多地赚钱，相反，他们只是希望生活，还是像他们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并且挣到为此所必需的那么多钱”［6］33－34。在传统社会下，雇主是什么样子呢?“经济传统主义就意味着一种更舒适的步调、更缓慢的经营生意的方式。价格和利润由久远的习惯而不是市场法则确定并通常始终如一;顾客的圈子经久不变，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联系大部分靠传统来调节。人们的大量时间用于会客和进餐;工作日通常只维持五到六个小时。虽然在资本的使用和收支的计算方面采用的是资本主义方式，但悠闲的社会精神气质却刻画了人们全面处理赚钱和商业的特征。”［6］314

3.与天主教的比较

资本主义精神也不同于传统的天主教“罪恶—忏悔—缓解—进一步罪恶”的循环。“对天主教徒来说，通过圣事获得救赎作为对他自己缺点的补偿机制是可行的……。因为教士提供了赎罪的手段，并且赋予了救赎的希望和宽恕的确定性，所以他使信徒从巨大的紧张中得到缓解。相反，……加尔文宗教徒必定生活在这一紧张之中，并且不存在缓解这一紧张的机制。”［6］73

4.“预定论”与“天职观”

马克斯·韦伯正是在这一反证中构建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精神框架。他的分析思路是: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预定论→天职观→理性化生活和组织→资本主义精神(加其他条件)→现代资本主义。在《新教伦理》中，他首先从19世纪欧洲社会统计资料的经验现象入手，探析新教徒在社会分层上为什么比天主教徒占据较为优越的位置的原因，由此引出了宗教观念对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加尔文教“预定论”(idea of predestination)的教义认为:在信众中谁被上帝拣选获得拯救都是上帝的预先决定，一切自然的有机联系(如血缘、地缘、业缘等一切人际关系)都无从依靠。这一信仰造成新教徒在争取个人救赎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焦虑，每个人注定在救赎路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孤独地前行，导致新教徒养成了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观念及冷漠的处世态度。为了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拣选预定得救的人，个人就必须在世俗职业中做出超乎常人的骄人业绩，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是被上帝拣选的人即“选民”(the chosen people)。这种以“上帝的召唤(calling)”为职业的“天职观”使得新教徒不是“出世”而是“入世”，而且“入世”不是为自己的享乐挥霍，而是为上帝赚钱!这种观念和行为世代相传，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并在其他制度性因素①在《一般经济史》中，他把这些物质和制度性因素归纳为:1.市场的自由交易;2.发达的货币经济;3.劳动力的商品化;4.理性技术的应用;5.经营组织与家户的分离;6.复式记账制度;7.形式法律制度的保障;8.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因此可见，韦伯不是一个完全的唯心主义者，他从文化入手强调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特征。的配合下，最终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资本主义以一种系统而冷静的方式，在严格数量计算的基础上将受欢迎的经济成功理性化并面向这一成功。这些运作原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内在的和基本的。这些原则直接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境况截然相反，也与中世纪的行会师傅依靠老主顾来维持市场优势的做法截然相反，还与‘冒险家式的资产者’的政治投机取向和非理性的投机截然相反。”［6］44

二、企业家精神的构成与作用

(一)企业家精神导向的管理

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使命与价值观的体现，是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方向，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和灵魂。这种价值导向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导向;二是竞争者导向;三是企业家精神导向或创业导向。市场导向主要是发现和满足顾客的需要，像史玉柱1998年运作脑白金那样走村窜镇，挨家挨户寻访，然后一举由“首负”(欠款2个亿)变为“首富”。竞争者导向就是眼睛紧紧盯着竞争对手，分析其目标、资源、战略和优劣势，然后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与其争锋甚至取而代之。企业家精神导向的管理不同于上述管理思想的特点在于:(1)它是外部环境动态变化、不确定性显著背景下的战略选择;而市场导向与竞争者导向一般适应于稳定、静态的宏微观环境。(2)企业家精神导向包括并发展了市场导向与竞争者导向的内容。它不仅发现现有需求，而且挖掘潜在需求，进一步力求创造需求;它不仅关注竞争者，而且超越竞争的红海，力求开创短期内无人竞争的蓝海。(3)企业家精神导向不仅是企业家自己的经营观念，他还力图向管理团队、向每一个员工、向社区和国家积极传播这一思想，以使全社会都具有这种理念和精神。

(二)企业家精神的测量维度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侧面——追求利润及其技术的使用②尽管韦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意识产生于资本利益、资本家不过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化身的观点，但他还是拒绝了马克思的分析。他坚信，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能导致他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他认为，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与马克思观点相反的证据:他的经济的精神气质远在资产阶级形成之前就已出现。而且，韦伯并不认为一切社会群体都同样具有禁欲的个人理性和“为上帝赚钱”的经济理性。最终，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由商业精英的企业家们形成和培育的，而首先是由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不显山露水的环境、靠自己努力奋斗成功的人造成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被人们称为创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只是他们的部分目的，而最重要的创业动机则是其“体现个人价值”的心理，即“创业精神”。具体而言，创业精神主要包括以下特征:(1)建立私人王国。企业家经常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2)对胜利的渴望。企业家具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也包括成功过程本身。(3)创造的喜悦。企业家会因为创造、创造成功和能够施展个人能力和智慧而感到快乐。(4)坚强的意志。企业家在面对阻力或逆境时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既定计划，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坚强意志。之后经过近百年的探讨，目前学界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构成维度是:(1)机会发现与创造。创业者能够在别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看到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原本没有机会的地方创造出机会。(2)资源整合。创业是机会与资源的结合过程，创业者在发现机会后，要通过目标感召与社会网络组织企业开办所需的各种资源。同时，又要面对资源过于充裕所引起的“资源悖论”问题。(3)风险承担。尽管创业失败也是学习，但创业者要力求避免并能够承担创业所固有的不确定性问题，解决创业不确定给自己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三)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由上述特征和维度构成的“创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长和GD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1983—2003年的样本区间内，企业家精神的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效应。这一估计结果在控制了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人口以及制度变量后依然是稳健的。平均而言，企业家创业精神每增长1个标准差，将提高年均增长率2.88个百分点;企业家创新精神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提高年均增长率3个百分点”［7］。

三、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塑路径

目前的情景是:一方面是以苏小和的《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为代表，显示在中国官商结合、权钱互动的环境下，即使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也难以从体制硬土中破壳而出。“政府越大、市场越小”乃注定的经济结局，“中国企业家很累”。另一方面则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它展示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知行相悖、难以自我救赎的种种“罪行”。那么，出路在哪里?

(一)改善社会环境，政府充分发挥支持与规范企业家精神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优化机制、调整政策，促进个人、企业、地方和国家四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进而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当今环境下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建立和维护者，应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规制”作用。一是政府“正其身”，重建政府信用和政府形象。政府行为应科学化、法制化和公开化。科学化就是要既不缺位又不越位;在明确定位后要依法行事，防止以政策替代法律;在执法中要信息公开、为民做主，而不是遇事先隐瞒，隐瞒不了就欺骗，欺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承认一部分不行就免几个官。要确实防止类似2008年三聚氰胺全国民怨事件的再次发生。二是坚持有理论自信、有民族风格的舆论导向，推进全社会的价值观建设。没有灵魂的肉体是尸体、没有肉体的灵魂是鬼魂。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这种信念简单地说就是:人活着就要做一些好事;做事既不是为了别人的回报也不是为了来世的回报，而是当作一项“事业”。在生存需要满足之后，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自然是对自尊和社会需要的超越。三是健全市场法律制度以反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存款实名制、个人法人信用追溯等正式制度的建立推行有助于习惯、心理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重塑。而面对国内资金大规模向外转移，我国至今没有《对外投资法》;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还在羞羞答答;既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又有利于增进公民权利意识的个人财产统计和所得税制度还未在全社会统一。这些正式制度的缺位强化了人们的机会主义心理和行为。四是完善制度运行机制。有法不依的原因之一是制度运行的机制不通畅、主体的责权利不一致。比如人大监督制度运行失灵［8］。目前，我国政府的运行机制具有典型的党政一体化的特征，政府运行机制的效率与效能与政党结构的形成是同构的。因此，分析政党结构的特征、明确党的阶级阶层基础是改善政府运行机制的充分条件。五是积极激励商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协同作用。为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目标，政府要积极推进企业家组织的自律行为，同时强化它们的文化传承与建设功能。

(二)企业家自身价值观的重塑

企业家精神缺失既有政策偏离、收入差距扩大、媒体宣传不当、国外奢侈品引诱等外部原因，也有部分企业家炫耀心理、面子消费、货币拜物教等内在因素。《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人们感官所能感知的具体实在，如房子与私人飞机;而“道”是人类心理与思维的抽象存在，是一个组织和个人存在的核心价值。以“道”为本，以“器”为表，不可本末倒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人们“穷”怕了，另方面是“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于是有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个人财富最大化的经济浪潮。在此过程中，不少企业家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他们的价值观体系也受到强烈的冲击，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少人器而忘道，完全或部分丧失了为国为社会的“天职观”。对此，茅于轼指出，“自从有货币以来，总有一些庸俗的人被金钱所奴役。他们用毁坏良心的手段去赚钱，又用毁坏健康的方式去花钱，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忘记了生命的意义，糟蹋了自己的一生。”［9］可见，价值观体系失序或失范是导致企业家精神缺失的深层内因，是摆脱上述困境的关键谜底。

(三)扬“内圣外王”之利而弃其弊

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重塑的核心内容是扬“内圣外王”之利而弃其弊。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理想特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内容不断充实丰富，但是贯穿其中的方向和主线则一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条主线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10］。扬“内圣外王”之利就是要以“合法赚钱”(“天职观”)为手段、以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目的!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成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和动物一样，只是为活着，对于人生的目的没有什么了解和感悟。“功利境界”的人一生只为了“利益”，为他自己的私利。“道德境界”的人，他的行为是为了“行义”，也就是为了“公利”，他的行为是为了对社会做出奉献。“天地境界”的人，他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奉献”，但他不仅是“奉献”于社会，而且“奉献”于宇宙。如果人生能够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那么，他就能够自觉地处理好自我心身、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就实现和掌握了“和谐”的真谛。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企业家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各有差异，因此上述理想境界还难免摆脱空谈色彩，但正是这一理想特质给企业家和社会注入了生命与活力、注入了灵魂与追求。

(四)中国企业家要立志成为“管理学家”

有人追问:“中国不乏大师级的人物，甚至可谓群星灿烂。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章太炎等人是近代中国的大师，张岱年、陈省身、费孝通、季羡林等人则是当代公认的大师。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恰恰是在管理领域，中国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师，即便是公认的管理学权威都没有。为什么?”［11］作者自答:业界照搬西方理论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学者缺乏管理实践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咨询公司短期逐利行为也不能产生管理大师。正面的答案只能是:只有身处经济变革时代、亲身经历管理实践并具有理论自觉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管理学家。从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使美国的经济学、管理学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促使人们开始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为管理学家的成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12］。好的时代还需亲历管理实践，而这正是中国企业家成为管理学家的独特优势。学斋里、政府中、组织外的人不可能了解工商管理的真谛和难题，也就不可能提出真知灼见的观点和方法。亨利·法约尔从19岁当工程师、25岁当矿长、47岁当总经理并一干就是30年的经历使他成为欧洲第一位管理大师，他开创的过程学派至今仍然是管理学的主流学派。还必须看到:由于管理实践具有零乱性、随机性和离散性，它们无法自动形成为理论。因此，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认识，既要有对感性经验的敏感和机警，又要有整合经验的能力和知识理性的参与。为此，企业家只有不断学习中西方管理理论并用其统摄管理经验，才能成长为管理学家。而一旦能够提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中国企业家自然就进入了“天地境界”。他的贡献不止于现世，而久于永远。笔者期待着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塑和成功。

［1］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3］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M］.罗荣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道格拉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M］.张炳九，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

［5］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M］.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罗克斯伯里第3版.苏国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李宏彬.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10):99－108.

［8］孟宪艮.人大监督制度运行失灵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31－36.

［9］柯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专访经济学家茅于轼［J］.商业评论，2008(12):61.

［10］叶明海，邱昊.从理想原型的角度探究中国企业家精神［J］.领导科学，2011(10中):50－54.

［11］彭移风.中国为什么没有管理大师［J］.人力资源，2007(8):16－17.

［12］郭重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J］.管理学报，2011(12):1733－1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