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东盟政策中的文化外交比较研究

廖群峰 冯 煜

（湖南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设管理系，湖南 永州 425199）

中国、印度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都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传统必将成为国家对外政策中文化价值观的基础，并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其效果。

一 中国、印度文化价值观的差别

（一）理想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和合”战略文化

所谓战略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各种宏观环境因素，如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国民的基本信仰以及国内结构等综合作用的产物。[1]其中地域因素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最为关注的因素之一。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中国战略文化形成的自然基础。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向型和和平型。[2]中国东面邻海、西靠喜马拉雅山脉、北有戈壁沙漠和万里长城的庇护，这样天然的半封闭地理环境，使农耕社会得以极大的发展，自给自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同时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因此将中华视为“天朝上国”，更加注重自身的稳定和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诸如资源匮乏之类的向外扩张的强烈动机。

除却中国地理环境的自然基础，儒家学说则成为中国战略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随着秦朝灭亡，反对秦政暴行的强大反作用力量，对现实主义为重的法家思想体系有着致命的冲击。汉朝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取得彻底胜利，成为国家指导原则的正统官学。[3]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儒家文化透过近千年的沉淀将儒家的部分价值观融入了中国的战略文化中。主要表现在：首先，先秦儒家崇尚“仁政”和“王道”，反“霸道”。主张执政者须拥有仁慈恻隐之心，“视民如伤”、“治民之产”，通过道德感召与教化而不是强权和武力来维系统治。“仁政”“王道”的政治，要求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仁”即爱人、人道的价值置于优先位置。“仁”所体现的对人类生存的关爱、对同类生命的恻隐之心，对他人的友善、怜悯和同情，应当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终极依归。[4]P53此价值观反映到中国当代外交政策中来，则是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轻易使用武力的具体体现。其次，便是儒家学说突出强调的“义”。儒家学说认为道义的价值优先于功力的价值，强调在对“利”的追求中不能违背“义”的道德准则。先秦儒家提倡重义轻利，甚至在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倡导“舍生取义”。儒家学说认为道义的价值优先于功力的价值，强调在对“利”的追求中不能违背“义”的道德准则。先秦儒家提倡重义轻利，甚至在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倡导“舍生取义”。[4]P54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反映到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中，则是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双赢”的理念，以及对强权的不满和对弱小国家的同情，对国家大小一律平等和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追求。最后，是儒家倡导的“和”。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儒家崇尚“和”的价值，向往“致中和”“外内和顺”“群居和一”“咸和万民”的境界，认为“争则乱，乱则穷”。因此，儒家主张“尚辞让，去争夺”，“君子无所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谦让温和、爱好和平的民族。[4]P56反映到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来，则十分明显的体现为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立“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构想。和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所对应的，是道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如果说儒家学说是中国战略文化所形成的思想基础，那么道家学说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精神支撑。道家学说提倡“道法自然”、“不敢为天下先”、“无己、无功、无名”的思想，崇尚“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超理想化的社会蓝图，内含一种出世、自由的价值观，这样的文化所孕育的自然是一种排斥武力、拒斥战争，爱好和平的理念。正是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整合下，中国的战略文化成为一种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和合”文化。

（二）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织的印度战略文化

印度的战略文化自然同样受到历史、地理、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地缘因素同样是形成印度战略文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南亚次大陆位于欧亚大陆的边缘，西起帕米尔高原、北接喜马拉雅山脉、东至中缅边界。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西北部的喀喇昆仑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东北部的那加山脉一起，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把次大陆与亚洲的其它部分隔离开来。除却北部的天然屏障外，次大陆东、西、南三面环海，东邻孟加拉湾、西接阿拉伯海、南向太平洋，和中国一样，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深深影响了印度的历史、文化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战略文化。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决定了印度长期的传统战略均是内向的。印度在长期的历史中，并不是一个积极向外进行军事冒险和扩张的国家，加上印度宽容的宗教传统，印度更倾向于本土防御而非向外侵略扩张。“由于地理的、文化的、宗教的行政管理上的原因，历史上几个具有泛印度特征的帝国从来没有对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进行过领土征服。它们甚至没有跨越分隔南亚与中亚和西亚的兴都库什山脉的企图。次大陆土地的肥沃和物产的丰富使得中亚人到来之后没有理由再去征服其它的地区……。其战略思想基本是内向的。”相比中国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支撑起中国战略文化的精神内核，印度担负起这一使命的则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佛教都是倡导非暴力、不杀生和自我克制的伦理宗教，因此印度前期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圣雄甘地通过发动“坚持真理运动”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民族独立，而不是通过革命暴力的方式。甘地的理想主义色彩可以十分明显的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我渴望我的国家自由，这样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我的国家的资源也可以被用来为人类谋福……我所热爱的民族主义或我的民族主义观，就是我的国家要获得自由，即使整个国家为此死亡，因为这将使人类生存。”但伴随着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西方思想的传播，印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部分蜕化为现实主义，而这一时期印度战略文化的特性突出的表现在尼赫鲁身上。尼赫鲁执政初期，从甘地处传下来的道义和非暴力的原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继承。印度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呼吁世界和平，强调亚洲团结和合作。在这一时期，印度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尼赫鲁和周恩来共同代表两国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的泛亚洲主义思想，本能地将中国以及亚洲其它国家视为合作伙伴，将西方殖民势力赶出亚洲。然在这一阶段，印度率先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已经有了现实主义的影子。印度著名战略家k·苏布拉马尼亚姆曾对这一政策做过精辟的解释，“不结盟运动的实质是根据国家利益自由作出选择”。用尼赫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论你制定了何种政策，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艺术就在于看看什么对这个国家最为有利。我们可以大讲国际善意并照此去做，我们可以大讲和平和自由并真诚地去做，但是归根到底……任何政府都不会作出近期和长期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因此，无论一个国家是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它的外交部长首先想到的是本国。”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科恩指出：“尼赫鲁本人始终在理想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即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他认为对印度来说，理想主义就是务实和现实的政策。……就像其他大国一样，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充满在印度的对外政策之中。”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尼赫鲁对自己的思想和印度的外交政策，都产生了大幅度的变化。“过去我们脱离了现代世界的现实，生活在自己人为制造出来的环境中，而现在我们被震醒了，我们所有的人。”“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我们曾想高举和平的旗帜，但我们被背叛了。中国背叛了我们，世界背叛了我们。我们遵循和平道路的努力遭到了当头一棒。我们被迫准备一场防御性的战争，这与我们的愿望大相径庭。”“印度的反应不可避免地被其他国家对它的政策所影响。保护国家利益是印度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必要时可以不惜使用武力。”尼赫鲁逝世之后，1966 年继任总理的英·甘地开始加强军事建设、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苏联签订《印度和平友好条约》，成为事实上的盟友、1970 年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并肢解巴基斯坦、1975 年吞并锡金，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更加强调武力和军事实力。此后的继任总理拉·甘地、纳拉辛哈·拉奥均奉行实力和权力的现实主义，印度的战略文化开始彻底地变化。1990 年开始的“东进政策”，或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外交”战略和“全方位外交”，固然还有印度将印度文化视为东南亚文化发展源头而实现大亚洲的理想成分在内，但主要已经是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现实主义文化因素。

二 中印东盟政策文化外交的成果比较

（一）中国东盟政策文化外交所取得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再到“和谐中国、和谐世界”，我国文化外交的指导方针始终着眼在“和”上。尽管在60 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外交的指导方针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和”始终是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我国文化外交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崇尚“王道”、贬斥“霸道”、倡导“和而不同”，道家思想提倡“无为而治”[5]，可以说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孕育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指导方针。中国文化对东盟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东盟国家的文字中都借鉴了汉语，儒家思想在秦汉时期即已传入越南。此外，华人移居东南亚具有悠久地历史，东盟业已成为华人华侨旅居地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和东盟边境地区的一些跨境民族，具有同样地习俗，和华人华侨一样将很好的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以上这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地缘文化共性，是历史留给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宝贵财富，中国需以此为基石，发挥中国在东盟地区的文化优势。

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重新复兴提供了一个契机。目前，承担中国文化外交一个很重要的机构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成为东盟国家了解中国文化、学习汉语的一个重要平台。截止2011 年10 月，中国已在东盟国家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八个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是中国文化传播系统的一个重大发展。[6]此外，每年一度与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也成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重大平台。2005年8 月，中国东盟签署《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署的第一个有关文化交流合作的官方文件。2006 年至今，双方已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2010 年9 月，双方签署《中国东盟新闻合作谅解备忘录》。2011 年，中国东盟中心正式成立，成为促进双方经贸、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7]尽管近年来中国和东盟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加深，但和经贸成果相比，中国在文化领域对东盟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首先，中国自身文化产业程度不高，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竞争力并不强。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美国电影、韩国电视剧、日本漫画那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电影、音像、图书在东盟国家的文化市场占有率都偏低。其次，与“人权、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体系相比，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使中国对东盟国家缺少吸引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输出地普世价值观。”再次，自身制度创新能力以及国际机制建设能力的不足，使中国难以成为国际体系的中心强国，仍然游离于国际体系边缘。

（二）印度东盟政策文化外交所取得的成果

印度，作为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同样源远流长，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在东南亚广为传播。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印度宗教和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五世纪前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支那等地不仅信奉印度教和佛教，还按照印度政治理论组建国家，这一时期被称为东南亚地区“印度化的过程”[8]。时至今日，印度文化仍散见于东盟国家内：享誉天下的柬埔寨吴哥石窟就是印度教文化的瑰宝；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东盟国家广为流传，被视为东南亚地区珍贵的文学宝藏；马来半岛仍存有少许印度佛教和印度教寺院，并刻有大量梵文。文化的深刻影响致使东盟国家和印度的价值观念趋同，有利于东盟国家对印度外交政策的认可。

当前印度外交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抓住可以抓住的机会和时机全方位多渠道的推行印度文化。印度国内宗教、民族繁多，其文化多元性、包容的特点已经渗入进其国家价值体系之中，反映到政治价值观上来则体现为民主、法治、包容的特点。政府层面，印度和东盟签订了“印度-东盟科技基金”，加强在文化科技旅游方面的合作。非政府方面，宝莱坞是印度传播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它将印度传统歌舞融入现代电影，通过颇具有印度特色的电影占领东盟市场。在印度影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瑜伽等运动形式也已经风靡东盟各国。由于印度更多展示的是当前而非历史，对东盟各国的旅游爱好者同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纵观中印东盟政策的文化外交，虽然历史上两国对东南亚地区都有深远的影响，但目前两国在这一领域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客观上说，两国的文化产业都不是很发达，两国都还不能称其为文化大国：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的平台主要依托的是孔子学院，虽然孔子学院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和汉语教学的使命，但从其现有运行状况来看，因为经济因素而引起的汉语教学仍然是其主要职责，其目前更类似于汉语培训机构而不是文化传播机构；印度方面，宝莱坞是近年来印度着力培养的一个文化支撑点，但总体来看，印度文化产业还不够丰满。中国和印度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两国都有着绚烂的文化，在软实力备受关注的今天，可以预见未来中印在东盟国家的文化竞争将会异常激烈。未来中印谁的文化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谁先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将会决定谁先在东盟国家的文化竞争中取得优势。

[1]孙士海,江亦丽.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2]陈杰.冷战后中国与印度之东南亚战略比较[D].电子科技大学,2008.

[3]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析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2.

[4]徐克谦.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3, 54, 56.

[5]马孆.当代印度外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0.

[6]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EB/OL].http://www.hanban.edu.cn.

[7]中国-东盟合作1991-2011[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www.gov.cn/gzdt/2011-11/15.

[8]刘晓娟,张建.印度“东向政策”形成中的非经济因素[J].南亚研究,2006,(4).

[9]王向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发展历程[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