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跨学科研究的哲学思辩

贾立平

翻译研究几经辗转，从语文学研究阶段步履蹒跚地走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阶，随后在多元视角的驳斥和推压下，结构主义被拉下马来，伴随文化转向的解构主义研究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夺取了翻译研究的重彩。在跳出语言的窠臼后，借着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翻译开始了“红杏出墙”，纷纷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共结连理，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大大方方地占据了现阶段译界开辟的寸土寸金。面对异彩纷呈的跨学科研究现状，我们应进行理性地哲学思辩，不能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本文从翻译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入手，立足于唯物辩证的哲学根基，公正、客观地分析兴及一时的跨学科现象，对此笔者提出要对翻译研究进行理性的反思，进而保证翻译研究的健康成长。

一、翻译跨学科研究现状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以来，跨学科思想变开始慢慢延伸。翻译不再仅限于关涉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它还与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文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译坛便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景象。对于研究翻译学的基本问题，这种多元视角开阔了翻译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推进了人类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过去那种以一种主导理论号令世界翻译界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冲突、对抗、互补和多元的翻译研究格局。[1]与昔日国内言必称“信达雅”的气势相比，这股来势凶猛的跨学科翻译的劲风毫不逊色，言必称“跨学科”，一点也不夸张。跨学科风头之盛在国内各大期刊杂志的文章选登内容上中可以一览无余。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自西方跨学科译论引入国门以来，就一发而不可收。尤其，随着翻译学日渐摆脱语言学“附庸”的角色，翻译的地位日显提高的今天，翻译研究试图勇敢地跳出语言学的束缚，把触角伸向与其比邻的其他学科。当然，关于翻译作为独立的学科是否可能或是否条件成熟，至今仍众说纷纭，也不是本文所论及的主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承认跨学科的重要性。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诗学、意识形态、食人主义、生态学等纷纷写入了翻译研究的历史。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跨学科翻译研究成果，我们甚至来不及消化，就有更新的跨学科著作摆在我们面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耳濡目染在跨学科的世界里，便滋长了人们“喜新厌旧”恶习。对原来的许多对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开始大倒胃口。如同看惯了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再看国产电影恐怕就不合观众的胃口了一样，读者看惯了感觉“滋滋有味”的跨学科翻译研究成果，再来看单就语言学单学科研究翻译自然会感觉“味如嚼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几乎同时走进国人视野的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与奈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待遇对照。卡氏翻译理论只是从单学科即语言学角度来研究语言学的分支――翻译。他对翻译的研究仍然已“文本”为中心，以语言对等为基础(虽然对等是有条件的)，是结构主义的产物。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奈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不仅借鉴了语言学的成分分析法，还吸纳了肇始于德国的接受美学理论、信息论、社会符号学等其他学科的营养。很显然，奈达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痕迹非常明显，令奈达本人始料未及的是，他自发的跨学科研究倾向无形中助推了这股“跨学科”之风。一时间，译介对中国传统理论言必称严复“信达雅”、对西方译论言必称奈达的“动态对等”二元格局曾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对卡氏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只是冷眼相看，被冷落在孤独的角落里。

二、翻译跨学科研究的哲学思考

从读者阅读跨学科翻译研究作品感觉“滋滋有味”而不再是“味如嚼蜡”的反差效果来看，读者的欣赏胃口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存在即有理，所以有必要对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行简单的分析。需要补充的是，无论翻译被划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还是视翻译为独立学科，抑或是把翻译归为社会研究的社会翻译学的范畴，翻译活动总归有其自身的特性和相对性。因此，笔者从翻译的独特性和相对性的角度出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根基，探究当代翻译跨学科研究的原因。

(一)多学科间的联系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从科学发展史上看, 许多学科都是通过跨学科移植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涉及多种学科范畴是科学发展的必然”[2]。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的各种文明成果均分门别类地被人为列为不同的学科。各学科在沿着自己的学科特点和轨迹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学科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随着单学科知识的充实和完善，学科间的密切程度也随之加深。这样，学科之间如同一张网一样，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会引起这张网上其他学科的风吹草动，出现学科间发展的“蝴蝶效应”。当然，关系越近的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会越大。与此同时，随着各学科间密切程度的增强和各学科间的合作与对话的延伸，学科边界就开始模糊起来，学科相对性也开始凸显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翻译本身是集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许多学科于一身的复合型人类活动和社会实践。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它受许多内外因素的制约，因此，翻译与其他学科间存在的联系性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

(二)单学科内部的矛盾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双方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翻译也同样如此。翻译的研究过程就是翻译本身内部矛盾的解决过程。翻译内部矛盾解决的越多，对翻译的本质认识的就越深入。事实证明，译介所进行的翻译研究无一例外都是从解决自身可调和的矛盾入手的。例如，为了解决直译与意译之争，Nida引入接受美学的读者反映论和信息论，提出了照顾译语读者反映的动态对等；为了解决翻译理论支离破碎和整合统一性的矛盾，Gutt引入语用学和心理认知学，提出能解释所有翻译现象的关联翻译理论；为了颠覆结构主义文本意义的本源性和稳定性的传统逻格斯中心主义思想，德里达引入解构主义哲学，提出要打破封闭的文本结构，排除本源和中心，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为了置疑翻译中的男权主义，凸显女性“自我”的存在性，女性作者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引入女权主义社会思想，提出强调性别意识的差别影响的翻译的女性主义……。可见，随着翻译内部矛盾的解决，人类对翻译本质认识逐步深入，介入到翻译研究行列的其他学科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学科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三)单学科内部的发展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翻译研究也是绝对运动的实践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翻译研究生命力也在不断壮大。无论是横向的东学西渐，中西合璧，还是纵向的传统和现代的共生互补，人类都从不同的视角来扩大研究视野，推陈出新，用多元的视角全方位地审视翻译的真面目。如：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下, 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为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烈费维尔和巴斯奈特形成了操控学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催生了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转向。因为翻译本身不仅涉及语言媒介问题，而且还涉及语言所承载的一切文化和社会信息，因此翻译研究以跨学科为突破渠道来扩展研究的深度、广度实属翻译本质应有之意。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推进自身的发展轨迹，翻译研究有必要整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为己所用。

在以上三方合力作用下，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学科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契机和方式，也是翻译自身发展的需要。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既可为我们的自主创新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又可成为我们自主创新的研究对象，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余地，让我们争取改变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或为学科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3]。

三、翻译跨学科研究的理性反思

毋庸讳言，“当翻译理论界意识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流派都是对翻译本质和翻译技巧不同侧面或对同一翻译问题不同侧重点的描述时，人们开始打破自身的局限，冲破自己设定的藩篱，营造不同见解和思潮交流、竞争、互补的气氛”[1]。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采取继承前贤和开拓创新并重的认识模式，尽量避免非0即1的简单的取舍观。为了保证翻译研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理性、科学、辩证地审视铺天盖地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一)我们应该汲取跨学科的养分

跨学科的尝试激活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把静止的知识分类和处理知识的单一方式推向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更高层次，使得那些在单一学科框架内被绝对化的知识在更复杂的框架中被重新认识，也使得那些依靠单一学科框架才能保持垄断优势的伪知识被质疑和推敲。因此，真正的学科专业化并不惧怕跨学科，而真正的跨学科也并不意味着放下自己的本行取代别人的工作”。[4]

(二)我们还应警惕跨学科给翻译本身带来了的营养不良和副作用

按照科学学的观点，“跨学科研究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相关性、层次性和适存性”[2]。几乎伴随任何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著作的问世，就会随之有许多对著作中其理论的适用性进行理论或实践的质疑。

例如，奈达把接受美学的读者反映论借鉴到翻译的动态对等(后改为功能对等)研究中，过分强调利用读者本土文化知识来理解译文，对一向受忽视的读者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理性的研究学者开始对其理论的可行性和适用性进行客观的剖析。任何翻译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对象性。奈达等效论是建立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上的, 以传播基督教义为宗旨。因此他强调读者反应、追求等效原则，对于圣经翻译、或与有类似以传达信息为主的文体如广告翻译、科技翻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但对于文学翻译, 特别是有着很高艺术欣赏价值的严肃文学，把等效论作为检验和衡量译文唯一标准是不妥当的[5]。

(三)应把跨学科研究和以单纯的语言文字研究等量齐观

不能厚此薄彼，避免赶“跨学科”时髦的盲目之举。换言之，“我们不仅要追问什么是跨学科的原理，而且也要追问什么是学科的前提，这两方面的质疑互为表里，是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程序”[4]。一味地肯定或否定翻译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是不科学，不客观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在面对跨学科研究时，应坐怀不乱。毕竟，正如“国际”不存在于复数的国家之上，跨文化不意味着凌驾于复数的文化之上一样，跨学科也不意味着复数学科的合并。“那是一种对于已有关系的重新组合，而这重新组合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打破主体的自足性想像，并不断保持着否定与更新的流动性”[4]。而容纳翻译与其他学科否定与更新的流动性的容器便是语言符号。当双方在某一方面出现不可调和时，语言这个大容器就只能忍痛割爱，把“跨”出去的那部分再“跨”回来，还原为语言单一身份的面目。

总之，翻译研究应尊重其自身的认识和发展规律，任何有意或无意的对其本质探究的偏差都会阻碍其研究的进程。我们应该随时警醒自己用辩证的哲学思维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样才能保证研究方向的科学性，避免极端研究和盲目研究，否则不仅会顾此失彼，还会喧宾夺主。

[1]廖七一. 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J].外国语, 1998年第5期, p26、p32

[2]李运兴.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J].外国语, 1999年第1期，p55、p60

[3]申丹.外语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J].中国外语, 2007年第1期, p18

[4]孙歌. 跨学科的悖论[J].郑州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 p5-6

[5]马会娟. 对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外语学刊，1999年第3期, p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