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比歇夫:一个将一生用时间来规划的人

2013-04-10 20:47前苏联格拉宁摘编陈俣
时代人物(新教育家) 2013年7期
关键词:方法工作

著_【前苏联】格拉宁 摘编_陈俣

柳比歇夫:一个将一生用时间来规划的人

著_【前苏联】格拉宁 摘编_陈俣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将自己的一生用时间来计划的人——前苏联昆虫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柳比歇夫。柳比歇夫通过他的时间统计法对自己进行了研究和试验:试验在写、读、听、工作、思索各方面,他到底能干多少?干多少?怎么干?这是一个让人震惊并发人深省的实验。

作者系前苏联著名作家格拉宁。这里值得学习的不仅是主人公的时间管理方法,还有作者的生动叙事。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1890年4月5日—1972年8月31日),前苏联昆虫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一生发布了70余部学术著作,涉及众多领域。他在26岁时独创了一种“时间统计法”,通过记录每个事件的花销时间,通过统计和分析进行月小结和年终总结,以此来改进工作方法、计划未来事务,从而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期间他不断完善这一统计方法,并一直沿用了56年直到逝世。

大家知道,幸福的人是不看表的;反过来说也对,不看表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柳比歇夫不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自愿地担当起“看表”的苦差使。柳比歇夫的女儿讲过,她在童年时代,有时和弟弟一起到书房去找父亲问问题;每当他开始耐心地回答的时候,他总要在纸上做什么记号,哪一回都是这样。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是在记时间。他无休无止地进行自我工时标定。任何活动——休息,看报,散步,他都记下时间,多少小时多少分钟。他这是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开始的。当时他二十六岁,在部队里服役,是在化学委员会,在著名的化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伊格纳节耶夫手下工作。时逢元旦,人们往往在这一天发下誓愿:什么再也不干了,什么该干起来。柳比歇夫也是在这一天起的誓。

他的方法是逐步形成的,在一九三七年的日记中已臻于完善。不管怎么样,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七二年他去世的那一天,五十六年如一日,柳比歇夫一丝不苟地记下他的时间支出。他的历史长编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连儿子的夭亡也挡不住他在这份没完没了的结算表上记上一笔。柳比歇夫每天都要结算他度过的时间,算出这个那个都用了多少小时多少分钟。

多年来经常看表的结果,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在我们机体深处滴答滴答走着的生物表,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我作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一小时三十五分”、“一小时五十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明在冷冰冰地流逝。

我浏览了他《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一文的手稿,在最后一页我看到了这篇论文的“价格”:“准备(提纲、翻阅其它手稿和参考文献)十四小时三十分写,二十九小时十五分共费四十三小时四十五分共八天,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九日。”

柳比歇夫的每篇论文,都有“成本”核算。他的时间统计法仿佛是一架计算机,自动提供了数据:写一篇文章,看一本书,写一封信,不管干什么,每道工序的时间都算得一清二楚。但为什么要养成这个习惯呢?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方法?实干家为什么需要这个方法,它为什么对实干家有好处——这样泛泛而论,我们倒是明白的。笼统的说明,我们总是能够明白的。可是为什么柳比歇夫要这样做?是什么迫使他这样做的?

传说施利曼起誓要找到特洛伊遗墟的时候才八岁。施利曼的例子所以广为人知,原因之一,是这种向目标直线进军、终生锲而不舍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柳比歇夫二十多岁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也明确地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标。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纲领,并从而预决了他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事实上是至死不渝。这样到底好不好?——给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么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戴上了笼头,错过了其它的机会,人变得干巴巴的……

在事实上(这个事实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运并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气勃勃、和谐协调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在他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终忠于他青年时代的选择,忠于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里,他的生活由于目标明确,也是令人羡慕的。

“在青年时代,我的读书方法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看的书,比我的同志少。他们看书比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书,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消化不了,看过的东西很快会忘记。至于我看书的办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的库存要比我的同志丰富得多。”

年复一年,这个方法以及他的其它工作方法,优点越来越突出。他仿佛什么都提前几十年计算好、设想好。仿佛连他的长寿都是事先估计到、考虑到的。他的一切计划,甚至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出发点,都是设想他起码应当活到九十岁。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暂且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是在克里米亚,他已经注意到边走路边打毛衣的希腊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我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一定的地点。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它条件下良好。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把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可是,“下脚料”越利用越少,而对时间的需求越来越大。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宽。先是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数学,后来又轮到哲学。他逐步发现生物学同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钻研的分类法,促使他批判地对待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自然淘汰是进化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人家责备他陷入活力主义、唯心主义,但应当研究哲学。已经晚了,但他终于明白,他不懂历史不懂文学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需要懂一点音乐……

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总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他记下工作起讫的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刨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十一小时三十分。一般,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三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三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我们随便拿一天的日记来做例子——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天:“索斯诺戈尔斯克。0.5。基本科研(图书索引——十五分,陀布尔让斯基——一小时十五分)。分类昆虫学,参观——二小时三十分,安置捕捉器两个——二十分,分析——一小时五十五分。休息,第一次在乌赫塔河游泳。《消息报》——二十分,《医学报》——十五分,霍夫曼的《金罐子》——一小时三十分,给安德朗写信——十五分。共计六小时十五分。”一天的活动,直至看报,都经过分析,分门别类登记上了。怎么是“共计六小时十五分”?从记录看,这仅仅是第一类工作时间的总数。其余经过计算的时间是第二类工作或其它。每天只合计第一类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拿这个一九六五年的八月来说,第一类工作的总时间是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六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项目呢?请看吧,一切情况在每月小结中都有说明。

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做了摘要,有的还做了分析研究。所有摘要和评论都规规矩矩地装订成册。这些用打字机打的合订本,犹如读书总结,是他融会贯通了的知识的存放处。只要翻一下提要,就可以记起这本书中需要的东西。

柳比歇夫有种罕见的才能——随便哪本书的作者,凡有独特的见解,他都极善于汲取。有的书,一张纸就够;某些大部头书,需要几张纸来归纳。它们的菁华同它们的厚度怎么也不相称:大量的是插图、表格、附页、书皮……

除了第一类工作,第二类工作的统计也是同样的详细。报章杂志看了多少多少小时,给亲人写信花了多少多少小时。要采用这种方法,必须知道一切有效时间,洞察时间中一切曲里拐弯的地方和空白点。这个方法不承认有什么不能利用的时间。所有的时间一视同仁,一样的宝贵。对于人,不应当有什么坏的、无用的、多余的时间。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所谓休息,是两种工作的交替,就像是正确的田间轮作制。结算同时也是对计划的总结。一总结马上提出下个月的计划。“制订年度计划或月计划时,不得不依靠过去的经验。例如我计划要看一本什么书。根据老经验我知道,我一小时能看二十至三十页。我就根据这个老经验来订计划。至于数学,我计划每小时看四至五页,有时更少。“所有看过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研究。怎么研究?如果一本书谈的是我不大了解的新东西,我就尽量做摘要。凡是比较重要的书,我都尽量写一份评论性的简介。根据以往的经验,需要做这些工作的书,可以走出一定的量。”“如果认真办事,实际工作时间对预定工作时间的误差一般为百分之十。”

柳比歇夫的方法,推翻它要比理解它容易。何况柳比歇夫并没有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并没有推荐给大家使用——它无非是他个人的工具,方便而不起眼,好比眼镜、用惯了的烟斗、手杖……说不定这个方法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克制?再不然——谁知道呢——是一场延续多年的论战?……同什么论战呢?同一般的生活论战。同颓唐萎靡的愿望,同周围一般人那种大手大脚、对几分钟满不在乎的愿望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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