摭谈“游戏”

本刊记者_宗争

摭谈“游戏”

本刊记者_宗争

“游戏”，我们从小玩到大。小时候丢沙包、踢毽子、跳皮筋，大一点了踢足球，打篮球。现在的孩子很早便开始接触电子游戏，是当年无法想象的。

在电子游戏出现之前，“游戏”只是个书面语，很少被人们提及，我们只说具体玩什么，打篮球、踢足球……却不愿意将它们统称在一起。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称各种游戏彼此之间差异太大，很难用一个定义去概括它们，从而提出了他著名的“家族相似”说。

如今，电子游戏倒是打破了维特根斯坦这一论断，它们之间的同质化特征太强烈了，以致于人们根本不愿意去分辨和记忆它们之间的差别。

在中国，“游戏”（通常写作“遊戲”）是个很古老的概念。

先说“游戏”的“游”。古代写作“遊”。《庄子》开篇为“逍遥遊”，《说文解字》中并没有录入“遊”字，据徐复观的考据，“遊，旌旗之流也。……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系缚，故引申为遊戏之遊。”简言之，“遊”就是旗帜下面的穗子，随风飘荡，自由摆动，

游戏不似战争，虽作龙虎斗，但却无你死我活的危险。游戏被教育所吸收，理所当然。故而，古希腊即用游戏形式训练儿童的意志，用歌舞陶冶其情致，以为城邦所用。

再看“戏”字。古“戲”字本义为“《说文》：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又《广韵》：‘戏弄也’。”古时军队分“前、中、后”或“左、中、右”三军，“中军”为主力，“三军之偏”有两种理解：一是理解为“非中军”的部队，也就是左军、右军等非主力部队；二可以理解为在三军之外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没有编入正规部队的散兵游勇。不管哪种理解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在中坚力量之外的军事力量。因此，“戲”被引申出戏弄、调笑等义，与“正统”、“郑重”等意义形成对比。“戏”有很多种，歌舞是“戏”，戏剧是“戏”，杂耍也是“戏”，之后又引申出“歌舞杂戏”的意思，与正统礼乐之教形成对照。

“游戏”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对“游戏”的基本理解：一种超然世外、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

“游戏”一词后被禅宗所借用，《坛经》“顿渐品第八”说道：“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三昧”是禅定的别名，本是禅者的追求，“但一味讲三昧，会偏于静和枯寂，必须把这一静中所涵养出的力量表现出来，发挥到日常生活的一切举止行为当中，实现动静一如，才是禅者的理想。”“游戏三昧”是通过极端逆反的方式来打破已经偏离了正轨，只注重形式的参禅，给予干枯的生命体验以“当头棒喝”。“与其说它是荒诞不经和玩世不恭，毋宁说是旨在拆解传统形成的程式化或公式化了的系统法则，回到自性的悟解上面来。

西文“游戏”（Game）一词源自古希腊语“Ludus”，词意偏向于竞争与竞赛。竞争目的是为了争胜。游戏不似战争，虽作龙虎斗，但却无你死我活的危险。游戏被教育所吸收，理所当然。故而，古希腊即用游戏形式训练儿童的意志，用歌舞陶冶其情致，以为城邦所用。到了十八世纪，德意志率先将体育运动推广至学校，作为教学的固定科目，体操、马术等运动逐渐规范，强身健体的同时培育民族精神，二十世纪初，德国人便享到了益处，以致于后来反受其害，那是后话。

儒家很早就关注到游戏的作用，儒生要“通五经、贯六艺”，《周礼·保氏》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也就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其中，“游于艺”一说，何晏注曰：“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此六者，所以饰身耳，劣于道、德与仁，故不足依据，故但曰游。”六艺与大道相符，它能够协助人们加深对于仁道的体悟，但却并不能取代它，它不可能自成一脉。

游戏处于附庸地位，却始终不能取代正统的人类活动。古时人要种地、要经商、要做官，无聊之时，自然也要游戏，古人投壶、蹴鞠、诗钟等传统游戏，有九连环、华容道、七巧板等玩具，也有曲水流觞的雅趣。西方则有体操、撞球、马术，贵族舞蹈也可算在其中。西方人将游戏分为益智游戏和体育运动，其实游戏皆是有益身心的。

电子游戏可谓逆道而行，它当然保留了游戏的外壳，却将身体动作简化为手指运动，将纵观全局简化为紧盯屏幕，并且模糊了胜负与荣誉，替换以无数次不负责任的尝试——电子游戏容易上手，容易沉迷，道理也就在于此。有研究数据称，电子游戏对孩童的关注力影响颇大，并非危言耸听。

游于艺，其根还在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