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产阶层的状况及对我国的启示——专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王昊（本刊特约记者）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强调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此，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给予解读，特别是这种政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中产阶层在未来的走向有什么影响？如何看待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现实状况及对中国的启示？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国外中产阶层的现实状况

领导文萃：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发展历程。

李强：所谓“中产阶级”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语，有时也有不同的说法，理论界现在一般使用“中产阶级”和“中产阶层”这两种表达方式，前者更强调与国际接轨的特点，后者更适于国内的情况。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早期的西方中产阶层，学术上称作“旧中产阶层”，它主要是由小业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以及小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小企业大量被大的垄断组织吞并和取代。工业、运输、金融、商业等庞大的垄断机构开始大量雇用白领人员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计算、财务等工作。而股份公司的兴起也使得企业的管理阶层和所有者逐渐分离，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群体。这个时期，“旧中产阶层”纷纷破产，规模日渐缩小，而“新中产阶层”迅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群体。旧中产阶层与新中产阶层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旧中产阶层是由业主构成的，是雇用他人的雇主，因此，他们在社会上不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新中产阶层”是由雇员构成的，因此，他们有可能发展为庞大的社会群体。“新中产阶层”和“旧中产阶层”相比，地位有所下降。在迅速扩大的“白领”队伍中，只有少数上层人物能与企业主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手握大权。大多数职员与工厂主、董事会的距离非常遥远，成为普通的雇员。他们的就业安全和向上流动的比例降低，而且收入也相对下降。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白领阶层中的专业技术知识分子，包括工程师、教师、科研人员等人数还不多，地位比较稳定。他们的就业安全率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比较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多，白领人员的队伍迅速扩大起来，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导群体。而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白领所占比重越高，这也显示出随着经济增长，白领的增长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不过，随着白领队伍的膨胀，原来意义上的“白领”的社会地位也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趋势。一方面，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的社会化导致管理阶层的上层地位变得更高，许多时候这个群体实际控制着众多大公司和企业的经营；另一方面，低层白领的工作和收入却越来越接近工人群体。而且，由于第三产业、第四产业（信息产业）和各类“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专业技术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个原来处于中产阶层中上层的群体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白领群体内部的这种差别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连续性和多层性，而且最低层白领通常都有一定的晋升机会，使得白领群体还是维持着一定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对于这个问题，西方社会学界也有过一些争论。

领导文萃：西方中产阶层的这种历史发展状况受到什么样历史条件的影响？

李强：我认为，受制于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条件。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不太一样，政府作用没这么强。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和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相关，倒是和产业结构的演变有直接的关系。当产业结构从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时，信息产业、银行、金融保险、通讯、教育、保健、公用事业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这些新兴产业中需要大量的专业和管理人员，导致了一个专业技术与管理群体的出现。这就涉及到一个曾经引发激烈争论的主题了。传统的激进思想认为，存在技术与劳动越来越剥离的趋势。马克思早期一直就持有“劳动异化论”的思想，认为存在技术会越来越脱离劳动者，劳动者成为完全的机械劳动工具。但是后来社会发展的实际证明，整个社会仍然需要一个相当大的技术阶层才能够运作整套生产机器体系。

第二是职业结构变迁的条件。职业结构的变迁除了受到前述的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外，还受到三种重要因素的影响。一是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个不具有财产权但是却具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二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出现了一个具有较高学历和技术专长的专业技术精英群体；三是机器的广泛应用导致体力劳动工作大量减少，许多蓝领工人越来越多地由操作机器的专业人员代替。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全社会白领阶层的急剧增加，而蓝领人员的比例相对下降。而许多工人开始从事像服务性产业、商业、销售业这些服务性工作了，小商品经济、小业主在整个商业链条中的比例并没有减少。本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小业主可能逐渐就消失了。但是，实际上到了今天的所谓网络时代，小经营者却蓬勃发展起来了。

第三是收入分配的调整。随着资本的社会化、股份的分散化，导致大资产所有者在资本收入中的比例降低，资本收入为更多的阶层所享有。而在“福利国家”政策的导引下，社会保障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保障客观上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而累进税制则进一步缩小了收入的差距。这些制度上的改进都促使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

第四是教育的发展。白领阶层的出现要求一个相应的教育的大发展，这个必要性从不同种类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就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例，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校受教育年限一般为15至16年，办事员、销售人员一般为12至13年，而体力工人仅仅为11至12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目前，美国等国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教育的发展为白领阶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领导文萃：近年来，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有何影响？

李强：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中产阶层，认为许多中产阶层破产并跌落到更低阶层的队伍中来。事实证明确实也存在这个现象。这是因为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新中产阶层和就业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失业，对他们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即使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生活状况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因素是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欧洲债务危机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因为欧洲的福利制度给中产阶层的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整个财政和税收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用来保障社会成员的中等生活水平，用医疗、就业、住房等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社会成员福利水平，使得他们不至于因为失业而产生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事实上，全球经济的恶化恰恰与西方社会供养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福利层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像北欧国家，虽然制造了很大的福利层，但是这些国家总的来说还是生产效率比较高的。还比如德国，这么大的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其实并不大，这主要因为德国特别注重专业技术层的培育。德国人的大学毛入学率远没有美国高，但却有一个特别稳定的专业技术层。这个阶层直接和产业有密切关系，所以即使在此次巨大的欧洲经济危机打击下，这些国家中产阶层的就业与社会地位并未受到特别大的影响。而南欧国家之所以困难恰恰是因为生产效率不高，又学习了北欧的高福利制度。与欧洲相比，美国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要低一些，比较强调鼓励就业与竞争，这样的制度会造成贫富差距大一些，但竞争性也会更强一些。

西方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经济危机，每次遇到危机，中产阶层的比例都会有所下降。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只要经济有所复苏以后，中产阶层又会迅速恢复起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西方社会是一个市场周期的社会。理论界最开始没有看到这点，比如当年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当时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经济危机，于是整个社会就将迅速崩溃垮掉，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西方社会逐渐克服了危机，经济社会又恢复发展起来。后来，许多大思想家，包括康德拉捷夫、沃勒斯坦、熊彼特、库兹涅兹等都深入地研究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他们都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周期性的经济，并不像之前设想的是出现危机就必然彻底崩溃，而是会逐渐复苏。目前西方是处在复苏过程中，复苏以后会再次繁荣。这使得中产阶层并不是像许多学者设想的那样，经济危机来了以后就会迅速分化，落入社会底层，导致社会断裂。西方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周期，加上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缓和了中产阶层落入社会底层的速度。所以只要经济一复苏，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又会迅速恢复，成为社会上相当有保障的一部分人。

领导文萃：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与其中产阶层的发展有无关系？

李强：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的中产阶层发展不顺利，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今天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基本上出现在三个地区的国家，包括拉美、东南亚和北非中东地区。过去谈拉美比较多，东南亚也有一些，却很少注意到中东地区。这三个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有明显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如果从中产阶层的角度看，三个地区的国家也都出现了中产阶层缺失，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拉美国家表现的最突出，经济在上世纪中叶曾有高速增长，但后来因为长期处于社会剧烈动荡和贫富分化过程中，社会矛盾很尖锐，使得社会停滞不前。同样的例子，比如东南亚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泰国过去被认为比较稳定，近年来大家却发现泰国也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东南亚这些国家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土地革命，土地还是归大地主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中产阶层发展比较困难，贫富差距非常大。北非中东这些国家当时经济收入很大程度上是石油经济收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给国民建立了社会福利保障。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真的由本土的产业链条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整个社会没有一个由比较充实的产业和实业带动起的就业体系，也没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推进，因此没办法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这些国家主要是靠出售石油资源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上层又比较腐败。当权者垄断大量财富，国民经济又没有强大的民族实业或产业支撑。

这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实业、产业的支撑就很难持续发展。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推动中产阶层的壮大，需要建立本土的强大产业体系，并实现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现代化发展。前面我们提到的西方社会的经验就是依靠一步一步的产业链条发展和转型，通过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起职业技术群体，作为中产阶层的支撑。而拉美国家主要是殖民经济，没有很强大的本国民族工业支撑，往往是外来企业把它当作商品输出地，大量采集廉价原材料，没有形成本国的强大工业体系。北非中东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国家靠卖石油富起来了，但是没有自己的强大产业。仅仅靠卖石油不能形成自己中产阶层职业队伍。虽然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像卡扎菲给他的国民的福利也不错，但是关键是没有一个民族的产业体系支撑和保障。

相反，几个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都是有强大的民族工业为基础的，像日本就非常典型。一开始日本的产业链条并不是很高端，但是战后它的产业链条发展非常快。日本自身也没有丰富的资源，只好靠发展技术，所以整个的工艺水平、技术水平、产业支撑都很强大，后来建立起强大的本土企业和产业体系。

如何实现中国的发展中产阶层的战略

领导文萃：结合我国国情与现实，如何定位我国的中产阶层？

李强：中产阶层概念本身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关于中产阶层的操作定义也就多种多样。

最为简单的一种就是根据收入划分，也就是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群体。按照收入划分和计算中产阶层的好处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但是，实际上这只是统计上的一种游戏，是统计意义上的群体，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常常是两回事。比如，2003年有课题组提出我国中产阶层的标准之一是“个人年收入 3.4～10 万元”，有些大学教师与打工者的收入水平都很接近于这个收入水平标准。但是，实际上，大学教师，有专业技术、有教育文凭，属于非常典型的中产阶层。而打工者虽然从统计上来说被算作中产阶层了，但是，在实际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和中产阶层根本不搭界。所以，统计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与作为真实社会群体的中产阶层不是一回事。一个真实的社会阶层，而不是虚假的社会阶层，是有社会互动、社会整合、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意义的。

因此，我认为，对于谁是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就要更加关心有实际社会互动意义的群体。要比较完整地定义中产阶层，使得这个概念更清晰，应该再增加两个指标，一个是职业指标，另一个是教育指标。所以，中产阶层包括三方面的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该阶层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居于小康水平；第二，在职业上近似于白领群体；第三，在知识方面，受过较好的教育。除了收入以外，中产阶层也需要具备相当的教育水平，一般应该是受过大学教育。那么，在中国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具备了中产阶层的这个条件呢？总的来看，在中国人口中具备中产阶层教育条件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我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还是相当小的，并且城乡之间的差别极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自然淘汰，我国城市里多数人口的教育文化素质将具备中产阶层的基础条件。当然，从农村的情况来看，高校扩招政策对于改善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推进作用。如果只有扩招政策而没有鼓励返乡政策，就只会使农村中的精英更加高速度地向城市集中。研究表明，扩招以后，城市受高等教育人口剧增，而农村完全看不到变化，所以，可以预计，如果朝着这样的趋势发展，城市中庞大的中产阶层会较快形成，而农村则大体上是中产阶层严重空缺的状况。

所以，如果要实现发展中产阶层的战略就必须实现中国城乡结构的重大调整，这就涉及职业结构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因此，所谓“中产阶层”首先是由居于社会中间地位的职业群体构成的。什么是中产阶层的职业构成呢？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产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这四个职业群体又常被称作是 “白领人员”，“白领人员”或“白领群体”是现代社会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构成部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这样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以职业一个指标来定义，2009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有大约17%。而英美等国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65%以上，体现出了这些国家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特征。与发达国家比，我国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要想弥补这种差距需要长期的结构调整而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领导文萃：那么中国的中产阶层具体包含哪些群体？

李强：从综合的因素看，我提出过构成中国当前中产阶层的五个重要的集团的观点。

第一个集团是最典型的中产阶层，也就是专业技术阶层。第二个集团是各类管理人员，包括广大的干部阶层。其中我国的干部阶层，今天人们称之为“公务员”阶层，他们的工资收入、形式工资，虽然有可能比企业经理的收入低一些，但是，之所以公务员仍然是大学毕业生的最抢手的职业，就是因为，这类职位收入稳定、上升机会较多，在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并且，能够在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第三类集团是所谓“新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从事新兴或高新技术职业的由年轻人组成的群体。第四类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职工”本来是“市场改革”以前的概念，我曾经称之为 “类中间阶层”，即认为，在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改革以后，虽然不少效益差的国有企业转制或破产了，但是，那些效益好的企业，职工层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还是有相当大的延续性。迄今为止，这个集团的模式还是有较大连续性的，有些类似于改革以前的国营企业职工层，生活、住房、医疗、养老等都有保障，俗称“铁饭碗”，目前这种就业模式的比例大大下降了，但是由于社会的惯性，还是有些人生活在这种就业模式下。第五个集团主要是指大量的中小企业、中小工商业的经营者、所有者。第五类集团在中产阶层中增长的速度最快，流入这个集团的来源也更广泛。这部分人的构成比较特殊，与职业类别不好比较，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这个部分的构成最为复杂，这也正体现出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阶层重组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当前，这部分人在中产阶层中增长速度最快。

领导文萃：推动中产阶层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何意义？

李强：观察构成我国中产阶层的几个群体，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于国家来说可谓举足轻重，它既是社会生产的重要承担者，也是社会的管理者，经济的经营者，理念的创造者，观念的传播者，传统的继承者。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中产阶层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国际上已经形成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表明，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第一，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角度看，中产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下层之间的缓冲层，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二，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层的中间位置，使得这个群体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而在社会关系上，中产阶层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交往基础。第三，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

虽然我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有差异，但是，中产阶层的稳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写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就显得尤为突出。改革30余年带来了财富的巨大增长，但是，改革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改革是社会体制、社会规范、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而这些变化就好比巨大钟摆上面固定点的变化，固定点变了，则摆锤会形成巨大摆幅的游动。所以社会上出现大量的违规、违法现象也并不奇怪。问题是面对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中产阶层更应该承担起理念、信念、道德、价值观的重大责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中产阶层，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领导文萃：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状况有什么特点？

李强：首先，中国的中产阶层发展比较体现中国的特点——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这与中国社会结构突出的城乡二元分割特点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里面的中产阶层发展速度，主要是指城市户籍人口的中产阶层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这个中产阶层的建立与发展是由于外来打工者替代了城市传统的制造业劳动力群体。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情况有一点跟西方社会，乃至东南亚等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中国大陆的中产阶层更多的是在城市居民中发展。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谈不上是中产阶层，但那个时候有一个替代阶层，就是前面提到的传统国企职工群体。在当时这个群体的收入和职业地位其实是挺稳定的。这个职工群体后来到我们整个体制转型以后，一方面职业地位下降，一方面城市居民就不太做这些体力劳动了，而整个体力劳动职业的领域就逐渐由外来打工群体替代。所以中国的中产阶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分割的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城市居民的中产阶层发展，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购买力比较强的主要是城市居民。但是，另一方面在农村中，农民群体怎么发展成中产阶层就成为很严峻的问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下，城市的中产阶层与农村的中产阶层的发展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中国中产阶层组成中专业技术层的比例始终很低，增速非常有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城乡全体劳动者中只占7.1%。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长期以来徘徊在非常低的比例上。为什么呢？中国在劳动者的技术准入方面有严重的制度障碍，这就造成了本来可以进入到中产阶层队伍中来的人数众多的有一定技术的劳动群体，被长期排斥在技术证书的中产阶层队伍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小工商业层。中产阶层的这个集团对于中国有重要意义，因为，中产阶层的前四个集团基本上都是由城市居民构成的，只有在这第五个集团里，农村居民占有相当的比例。农民进入其余四个群体的机会都是被制度障碍等因素制约的。其他的渠道不通，许多农民只能试图通过经营小买卖进入中产阶层。这意味着，如果该集团有较大发展，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有较大变化。

领导文萃：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 “收入倍增计划”、“市民化”等政策思路，对于推动中产阶层的发展有何意义？

李强：针对我国中产阶层发展状况的特点，几条推动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思路就很清楚了。

首先，中产阶层不能发展，核心在于城乡分野的制度障碍使得两亿七千万打工者实际上很难进到中产阶层中来。一个人如果是城市户籍，很快就能够被城市的福利体系所覆盖，过上稳定小康的生活。反过来如果没有城市户籍的话，就很难跨越制度屏障进入到中产阶层中来。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且强调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些政策思路对于推动我国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当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我认为，在推动中产阶层健康发展方面，“十八大”报告中更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市民化”。要推进中产阶层发展，解决中产阶层缺失的问题，仅靠“收入倍增”是不行的，需要打破制度上的障碍。而“市民化”与“中产阶层”都是更为全面的概念，不仅仅只是指收入水平，二者更相契合。“市民化”本身就是推动中产阶层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途径。“市民”其实是讲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市民化”实际上是讲公民的社会地位平等的问题。是在提升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打破那些阻碍他们进入中产阶层的制度障碍，让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都得到全面的保障，真正全面地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这样才能真正使我们国家建立起一个充实稳定的中产阶层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城镇化”、“市民化”就与推动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结合起来。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也是中产阶层扩大的过程。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化其实只是让许多务工人员实现了 “半城镇化”，没能真正形成中产阶层。

其次，应该大力推动专业技术层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专业技术层，这不仅仅是指科学研究人员，还包含大量的技术工人。而我国这一群体的比例始终特别低。事实上，我国并不是没有技术工人。我们的产品质量在全世界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说明我们工人的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工人，特别是打工群体，虽然有很高的实际技术操作水平，但是没办法被纳入到专业技术岗位劳动者的行列中来。我国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广大的劳动者，长期被排除在技术地位晋升的机制之外。国外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是颁布职业技术水平证书。但是我的研究证明，一方面我们国家工人群体中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比例很低，另一方面是否有职业资格证书对他们的收入水平影响不大。这使得许多打工者没有动力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提高职业技术水平，并获得职业技术资格证书。因此我认为，首先，国家应该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其次，对于那些掌握了相当技术水平的劳动者，应该开拓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认证渠道，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身份不应设置户籍等障碍。通过恢复明确的职业技术等级体系和职业技术竞赛等方式，让他们能够进入到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中来，让普通劳动者能够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获得社会的认可。事实上，像上海广州等地区，已经在尝试通过给予技术工人优惠政策，让他们可以落户。

另外，应该建立全民可及的公共资源平台，帮助中小企业、中小工商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群体发展壮大。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中产阶层与职业结构密不可分。推动中产阶层发展，就需要思考中国未来社会绝大多数百姓的就业机会在哪里？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都表明，大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越是现代化的企业实际上需要的劳动力是越少的。当然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中确实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白领职员。这一群体当然也会成为构成我国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认为，更大比例的将会是中小企业、中小工商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中产阶层。东亚多个国家的经验证明，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做小买卖。中国改革开放很成功的一个经验就是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鼓励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主经营。而现在大部分的农民和打工者的愿望实际上仍然是积累一定资本后做一个小买卖。中国人是一个经商能力很强的民族，如果放开市场潜力的话，可以看到有极为精彩的表现。所以我相信，中国如果能给中小经营者创造条件的话，那么未来这将可能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领域。要推动他们的发展，就应该给中小经营者提供向中产阶层迈进的资源与机会平台。我们国家现在在资源的控制上，垄断性太强。垄断实体控制的资源范围太大，而给中小经营者提供的资源平台太小。国家金融机构给老百姓提供的贷款渠道太窄，太多的资金被大企业占据，资本高度集中，垄断性非常强。而事实上，这些垄断性的大企业却雇佣不了多少人，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想要发展为中产阶层的问题。国家应该扭转资源的分配方向，应该为普通老百姓贷款融资创造平台，推动形成人数巨大的中小资本群体。如果不做好这么一个充分的中小资本平台，第一，中产阶层很难形成；第二，国家的就业问题都难以解决。许多领导干部担心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后会出现问题，比如国有资产流失和金融安全问题，但其实还是对自己的社会管理能力不够自信。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既然其他难题我们都可以解决管理好，这件事为什么就一定管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