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角度看文学事件的发生
——以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为例

张凯成，常 姗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学事件的发生
——以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为例

张凯成，常 姗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历来学界莫衷一是。与一般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同，历史学角度的研究重在评论事件时运用“史的批评”方法，其中，对于事件发生的历史细节的真实性、评价的客观性要求更为严密。《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细节化写作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有着评说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周先生完成了以历史学的批评方法看待文学事件的写作，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学术研究者不断开拓研究的思路与视域，避免思维僵化与视角窄化。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历史学；文学事件

网络出版时间：2013-04-10 15:43

近年来，文学与联系紧密的哲学、历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交互糅合的态势，对于文学史的哲学、历史学研究愈加成为学术研究。尤其是学科史研究的趋势。由于“文史哲”具备一体性，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文学史、文学事件便大有可为。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以下简称《五四运动》)正是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五四”这一文学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进行了还原与再现。西方杂志评论此书是“一本材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美国《东方学会学报》)，这反映出该书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五四运动》首先是作为一本文学著述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其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书中收录的是“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极为全面和有分量的文学史料，为学界研究“五四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材料依据。还原“五四”这段历史的本真，也就是在还原其作为文学事件在文学史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文学事件的关注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强调对文学事件的关注，并非是要刻意夸大‘文学事件’本身，不过是希望从‘事件路径’的视角，更深入地解释文学史的深层意义结构”[1]。周策纵将“五四运动”作为引发五四文学场域发生的“文学点”，由此点出发带出“五四”文学革命对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和政治改革的重要影响。伴随“五四运动”过程的是整个“五四”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该书的第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展开”主要是对运动开始时的文学和思想活动的介绍及对新文化运动扩展的论述；第二部分“主要社会思潮分析”是对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思想的广泛影响的专章解读。作者对“五四”历史事件的情景式再现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五四”作为文学史上重大事件的论述，从而紧紧围绕“五四”的文学性主线不偏离。因此，周策纵在书中首先明确了“五四”事件的文学性质，由此展开对“五四”文学事件的历史学批评。

与一般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同，历史学角度的研究重在评论事件时运用“史的批评”方法，其中，对于事件发生的历史细节的真实性、评价的客观性要求更为严密。周策纵的《五四运动》正是从“五四运动”的史实出发，以再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思想为指导，建构了一部规模宏大的“五四运动”史。整体观照的眼光及独特的历史视角将该书同一般的对于“五四运动”研究的论著区分开来，彰显了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学价值。

一、再现历史细节的真实性

《五四运动》中有着对于历史事件“回到现场”的真实解读，细节化写作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运动的扩展问题，充分体现了作者历史角度选取的独特性。周策纵用放大历史事件的方法从细微处展示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写作过程中重视“文学”与“历史学”思维的互置。作者在将“五四”作为文学事件的前提下指出了为其定位的复杂性。关于“五四运动”的定义，书中说：“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2]5由此说明作者对“五四”并非简单地定性，而是关注运动本身及背后所涉及的思潮、运动主体和社会因素等诸多细节。历史细节的叙述方式还集中体现在“五四”的发生与发展、“再发展”两个方面。

(一)“五四运动”的发生

在介绍“五四运动”发生时，作者首先从运动力量和文学、思想的活动两方面阐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可能。对于“五四运动”本身，研究者很难对其进行全景展示。因此，典型细节的选取角度与发掘眼光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写作力度。周策纵在影响“五四运动”发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中选择《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和北京大学及新知识分子改革等的几个关键因素，深刻地展示出他对于典型细节的把握能力。如书中指出《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鼓励语言改革”、“重新估价全部古典文化”等文学史细节。同时，作者将《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改革、新知识分子联合等几个基本的“文学爆发点”融合在一起，建构了促成“五四”文学事件发生的主体，其把握历史细节的能力得以充分展现。对“五四事件”的还原与再现，充分地说明《五四运动》中对于历史细节的重视。加上书中对于游行时间、地点等细节以“回到现场”方式的展示，作者关注细节的程度可想而知。“五四”当天还涉及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历史场景，书中也比较详细地再现出来，真实地表达出事件的发生过程。

(二)五四运动的“再发展”

《五四运动》如果只是对“五四”当天的实际进行描述，不去关注其后续的发展，那么就不能算作点面兼备的论著，周策纵用事实证明了该书写作思想的完备性。书中第五、六章集中展示了“五四运动”的“再发展”，包括学生示威和罢课及工商业者、工人的支持。作者在第七章对“新文化运动的扩展”做了重点论述，突显出该书对“五四”作为文学事件的关注。作者通过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新的思想、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的加强等细节展示出“五四”文学事件的发展过程。由此，该书所运用的“史的批评”方法得以集中展现，作者用典型的文学史细节再现了“五四”文学事件的真实与可靠性。在“再发展”的阐述中，该书还选取1919年6月2至5日做了单节论述，在表述这些日子重要性的同时，事件当天的具体细节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该书细节描写的精当之处。作者论述时截取运动发展中关于新知识分子、出版物、团体等几个焦点镜头，而不是全景化阐述，增强了细节展示的力度，同时充分显露出书中对于再现历史细节的重视程度。

二、评说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历史资料的记载往往要受到当局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但历史事件本身的存在是客观的，不受君王、史官的意志左右。从历史学角度看文学事件就要求评说文学史事实的客观性，因为过多的主观因素只会掩盖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该书的客观性论述主要体现在该书第二部分对当时社会主要思潮的分析中，在展开叙述前，作者首先明确了“五四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是作为历史主体的文学事件。如书中指出：“与五四运动相连且对此后数十年中国的思想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有两件事最为显著：一是文学革命，另一是西方思想的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估。”[2]372由此，“五四”事件的文学性质得到强调。同时，作者通过对新旧文学的对比、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白话文的提倡、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创立等文学史细节的展示，客观再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文学成就。另外，书中对于外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态度的援引也印证了客观化论述的方式，这种论述集中体现在社会主要思潮的分析之中。

(一)对“五四”思想文化意义的分析

《五四运动》完成了对于“五四”本质的探析，作者在书中指出“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并进一步指出：“所以说它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它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2]490对“五四运动”进行的思想文化意义的客观性分析，更深层次的是对“五四”文学事件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强调，同时也是对“五四运动”在文学史叙述上地位和作用的集中展现。

“五四运动”从文学思想的革命出发，引导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教育制度等方面发生变革，这种由一点辐射到各个面的放射性运动，使得“五四”作为历史事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对“五四”作出客观化评价时，作者还引用外国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增强了评说的客观性。虽然国外势力在当时对于中国的问题“冷眼旁观”，但站在体制话语之外的评说本身便具有客观性。如书中涉及的外国人有日本、西方和苏俄人等，虽不同的反应群体对于“五四”的看法存在主观因素，但比起中国国内的政治团体、学生组织和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有其独特的客观性所在。

(二)对主要社会思潮的分析

《五四运动》的第二部分是对当时主要社会思潮进行的分析，涉及该书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的内容。作者对于论述涉及的历史事实的评论有主观倾向，但书中援引各界人士评论的方法体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并且在论述中始终没有脱离“五四”的文学性特征。周策纵首先是站在西方话语环境下对“五四”进行再现与评价，这是中国主流话语体制内的作者无法比拟的。

不可否认，“五四”运动带动了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既然是革命，对于革命对象的定位与重估必不可少。“五四”的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旧时代保守的知识分子和旧文学，作者介绍了“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新思想、新方法对于传统理念的冲击及其发生与发展。最后一章在对“五四运动”各种阐释和评价中，作者对自由主义者、保守的民族主义传统派和共产党等不同力量对于运动的看法分别作了分析，指出主观性所在，由此升华出对于“五四”的进一步思考。开放性的结局不仅将该书的客观化写作理念贯彻到底，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史的批评”方法的魅力便不言自明。

三、注释中的历史与文学

《五四运动》是周策纵对“五四运动”的文学事件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再观照”，其中出现大量的注释尤为瞩目，充分体现出作者在研究中秉持的严谨与扎实的学术态度。

该书的注释分为来源性和解释性两种，其中解释性注释在书中所起的作用不能小觑。这些注释涉及“五四”时期的人物、社团、学生组织、重要事件等，尤其是对于“五四”人物的介绍，让人们认识到了不同寻常的“五四”。该书将人物置于历史话语环境中去，促进了阅读时“客体主观化”①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模式的形成，大大增强了该书的透视效应。如果将该书中解释性注释加以整理，便可作为一本关于“五四”史实的工具书。

该书的“大事年表”中，作者截取1914—1923年的历史时间，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处在中间，由此“五四”前后总计10年的基本情况便展示出来。以时间线索来梳理该书的写作脉络，可见其系统性与逻辑性。此外，该书的索引部分以人物、组织、期刊、杂志、历史事件、专属名词等作为关键词，按音序依次排列，更增强了该书的学术规范性，同时也便于读者对于该书的“再认知”。

《五四运动》完成了以历史学的方法来批评文学事件的写作，独特的研究视角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和示范作用。周策纵作为海外汉学家，能以极大热忱投入到“五四”文学事件的研究中去，足见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发展的关心与热爱。学术研究者应掌握周策纵在评论文学事件时对“史的批评”方法的独特运用，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开拓研究的思路与视域，避免思维僵化与视角窄化。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对文学史、文学作品或专著的研究时所持的思维方式不应囿于传统上已建立的批评思路，要以一种“活”的眼光和姿态投入到研究中去。同时，研究者还应多方面借鉴先进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不断增强创新思维的实践能力，从而在研究道路上取得进展与突破。

注释：

① 客体主观化，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书中的文本客体转化为自身的阅读主体的思维方式，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交流与互动，由此促进阅读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1] 赵卫东.“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聚焦方式[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3)：34-38.

[2]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TheHistoricalPerspectiveofLiteraryEvents——TakingZhouCezong’sTheMay4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asAnExample

ZHANG Kai-cheng,CHANG Shan

(School of Chines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as been un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Unlik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general literature research,the research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mphasizes reviewing the events by using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This requires more strictness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details and the objectivity of evaluation.The May 4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written by Zhou Cezong is a success in this respect.His writing techniques,with its unique perspective of study,help researchers develop their research ideas and fields of vision,and avoid rigid thinking and narrow views.

Zhou Cezong；TheMay4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history;literary events

2012-12-28

张凯成(1990-)，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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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62X(2013)02-0022-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30410.1543.009.html

(责任编辑治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