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乡村教育变革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以清末安徽为中心的考察

张晓婧

（安徽财经大学 思政部，安徽 蚌埠 233030）

社会转型期乡村教育变革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以清末安徽为中心的考察

张晓婧

（安徽财经大学 思政部，安徽 蚌埠 233030）

清末民国时期，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开始近代化历程。社会转型期教育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清末内陆省份安徽为例，梳理乡村教育变革的措施，考察变革的成效，揭示变革陷入困境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乡村教育；变革；困境；社会转型期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20世纪20年代，《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②夏瑞方等：《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东方杂志》1927年8月25日，上海：商务印书馆。要解决“乡土中国”里的“农民问题”，必须对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乡村社会的变迁做整体研究。而在所有研究中，乡村民众的教育问题，显得至关重要。目前学界对于清末民国初年乡村教育转型研究大多集中于沿海沿江等受外力冲击最直接的省份，对于内陆省份教育近代化的论述鲜有涉及。本文即以清末安徽地区为中心，梳理乡村教育变革的措施，考察变革的成效，以期进一步理解教育近代化初始阶段乡村教育转型的困顿及原因。

一、清末安徽乡村教育变革的措施

（一）兴办新式学堂

1、教育经费的筹措

筹款是办学的基础，是兴办教育的第一要务。清末安徽乡村新式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为地方官款和个人捐建两种方式。

清末安徽利用官款建立的初等学堂共有86所，其中宁国府15所、池州府4所、庐州府11所、凤阳府13所、颍州府12所、广德州1所、滁州11所、和州8所、泗州11所。官立学堂的经费来源也是多种多样，以地方税收、高等小学堂拨款、书院旧有款项和学费为主。但是，乡村教育变革期间，政府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兴学经费捉襟见肘。1903年的一份上谕称:“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③朱寿朋：《光绪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17页。因此，为了解决乡村教育经费问题，1904年由张百熙等奏定颁行全国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绅董能捐设或劝设公立小学堂及私立小学堂者,地方官奖之，或花红，或扁额；其学堂规模较大者,禀请督抚奖励给扁额；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④张百熙等：《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1903年，第3页。在政府的激励下，安徽出现个人捐资兴建新式小学堂的热潮。从1901至1908年私立小学堂的创设数目分别为：徽州府18所，庐州府16所，颍州府10所，安庆府9所，宁国府6所，凤阳府5所，广德州2所，池州府和直隶和州各1所，共计68处。其中合族公办13所。监生、廪生、附生等创办9处，师范生创建3所；其余43处均为绅士个人创办。①以上数据资料根据《皖政辑要·学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等统计获得。从数量中可见，徽州府和庐州府延续了以往民间兴学的传统，私立小学堂数目排在全省前列。从创办者的身份而言，绅士最多，这是乡绅以往地方精英角色延续的表现，也是新时期绅士仕进之路被阻之后他们对新教育的无奈选择。

地方政府和乡村民众共同筹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扩大了乡村学堂的普及程度，使安徽乡村教育起步阶段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

2、教育师资的培养和检定

教育经费的有无决定小学堂可否创建，而教育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师资状况。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小学堂成为儿童教育诉求的重点，社会对教师的需求急剧升温。为了适应形势的变换，安徽各地开始创设师范学堂，为新式小学堂发展提供必要的师资力量。

1906年至1908年，安徽省创办的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可查详细资料记载的为16所，皖南和皖中的师范学堂较皖北为多。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初等小学堂正教员的任用资格为：曾入初级师范考列中等及得有毕业文凭者；优级师范毕业考列下等；可以用师范传习生充选。初等小学堂副教员的任用资格为：入初级师范有修业文凭者；优级师范毕业考列最下等者；可以用师范传习生充选。②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41-342页。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小学堂教员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是，安徽省的实际情况与章程规定出入颇大，新式小学堂教员中充斥者大量非师范生。相对于全国而言，安徽省师范毕业者占教员总数百分比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5%，也与周边省份，如江苏宁属（47.72%）、苏属（37.64%）差距较大。③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08-309、326-327、342-343页。从个别小学堂师资状况来看，据学部1907年的《安徽学务调查》中所述情况，即使是省城师资力量较强的公立尚志两等小学堂和民立务实两等小学堂，师范生都不占教员的主体地位。④《安徽学务调差总说》，《学部官报》，北京：学部图书局。省城情况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府县。针对这种弊端，1909年学部颁布小学教员资格检定章程，因“现在各处小学渐次设立，需用教员至为急切，而师范学堂设立无几，毕业者更属寥寥，势不得不通融聘用以资教授，惟察之不严，则学术浅陋者不免滥竽充数。”⑤《学部奏遵拟检定小学教员及优待小学教员章程折并单》，《大公报》1910年1月15日。检定教员的目的是为了留用人才，剔除不合格者，提高小学堂教学质量。检定章程颁布后，安徽省各地相继展开检定活动，优化小学堂教员组成，使教员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改良传统私塾

私塾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乡村教育中的地位根深蒂固。由于私塾的教学内容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更为需要的是“能担任外交政治、农工商业、交通、教育事业的专门人才”⑥陈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28页。；加之创办学堂之初经费窘迫，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传统初等教育资源的改造。正如《私塾改良会章程》所言：“顾以中国现时力量及人民程度，而欲大兴教育，广设蒙小学堂，恐无此无量数之经费，亦无此无量数之教员，则莫如先就旧有之数百万私塾而改良之。”⑦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1-102页。

安徽省最早成立私塾改良会的地区是芜湖。1906年《申报》的报道中称：“芜湖私塾改良会刻已成立，于本月十六日开特别会，到会者三百余人。先由会长吴君松亭发明开会宗旨，次汪君孟寿恭祝颂词，次来宾演说。然后分送私塾改良章程十二条。是日，邑尊沈益斋大令亦乘兴到会，捐助龙洋一百元，以作开办经费。”⑧《芜湖私塾改良会纪事》，《申报》1906年2月19日，1908年。安徽省首任提学使司沈曾植强调“教育普及须先改良私塾”，委任官员赴江西调查私塾改良的情形，以为效仿。①《安徽私塾改良》，《申报》1908年1月24日。1908年省城安庆私塾改良会成立，并且拟定简章，决定以“和平劝导、循序渐进”的方法对私塾进行改良。②《四川教育官报》，《安庆私塾改良会简章》，1908年第4期，第3-5页。在确切掌握私塾的师资、管理和教授书籍、教授方法等内容之后，重点对塾师进行劝导和培训。安徽省私塾改良会对塾师的培训，或举办观摩会，或举行展览会，或采用新式教科书，如“（皖省私塾改良会）1908年经会长吴季白君、庶务郑子惠君热心创办，设立县学明伦堂内，担任教科诸员全系义务。肄业各蒙师现届一年期满，客臘分别考试。经会长禀请学察颁发文凭，刻于三月初六日在清节堂内育正学堂发给各生袛领矣。”③《皖省私塾改良》，《申报》1909年4月30日。由上海地区发起的私塾改良观摩会成果显著，并在安徽推广经验，此后，寿州④《寿州之学务谈》，《学部官报》1910年8月22日。、徽州⑤《条陈私塾改良规则》，《时报》1908年1月5日。等地也相继开始私塾改良。

通过私塾改良，促使了传统私塾向专业化的小学堂进行转变。但是，安徽私塾改良过程中也遭受了重重困难。除了开埠通商的芜湖地区和省城安庆得风气之先，私塾改良推广得较好外，其余大多拒绝新学，并不配合。还有些地区虽表面配合，实则阳奉阴违，例如合肥县塾师为了应付检查让“每个学生备两套课本。督学一到，他们就翻开新课本，督学一走，一切又照旧。过了一段时间，教育局认为‘改良’业已告成，公文上报，督学业懒于再下来，这个运动昙花一现，就夭折了”。⑥董光升：《抗战前合肥城区私塾概况》，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合肥文史资料.合肥：安徽出版总社，1984年第169期。

二、清末安徽乡村教育困顿的表现：

（一）学堂质量低、教师素质差

新式教育推行期间，安徽各地区学堂数量递增颇快，但是质量却存在很大问题。关于清末安徽乡村新教育的质量优劣，我们可以从学部的调查报告中透视大概。1907年《学部官报》连载视学官调查安徽新式学堂的清况，调查意见显示，安徽省小学教育未甚发达，各地区初等学堂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以桐城、寿州较优，芜湖尚可。省城除有个别官立小学堂基本合格外，其余新式小学堂的质量都不尽人意。⑦《安徽学务调查总说》，《学部官报》第39期。与同时期全国的其他省份相比，安徽新式初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这种落后的状况在民国初年黄炎培的教育考察日记中有如实反映。黄先生描述安徽教育十分落伍，甚至一县无一学校，虽有学校而多不谙编制，建筑不良，座次杂乱，官气十足，缺乏各科合格之教员，除安庆芜湖两处均无足观之状况。⑧《二十年前考察安徽教育笔记》，《学风》1935年第5卷第2期。

清末安徽乡村教育的师资也比较落后，其中高等小学教员732人，有388人未受过新教育；初等小学堂及蒙养院教员有1031人，非师范学校毕业者743人。⑨《清末安徽的新教育》（下），《学风》1932年第2卷第10期。学部在对安徽学务的调查中，特别强调新式小学堂教员水平低下，很多学堂“教员不谙教授之法，大率将教课写黑板上令学生移录”。某些学堂“教习教授国文，将教员用书中之参考习问各条写黑板上，令学生移写，学生照录既毕。下堂钟已动矣。”而且很多学堂的教员教授各科都是“循文敷衍”，学生很难对问题了解清楚。⑩《安徽学务调查总说》，《学部官报》第39期，北京：学部图书局。安徽乡村间尚存在着大量塾师，教学仍沿袭旧式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私塾里更妄谈达到新式教育所需要的教师素质了。清末一位教育研究者如是说：“余观近日之教初学者，多仍私塾之旧，与生徒作文时，所命之题率为抽象的论说体，不问生徒之程度及适用与否，总以为不若是即不能谓之文题矣。默写之法，向日私塾即用之。特其默写者，仅字句而已，与私塾无异。近日教国文者，莫不用还讲法，所还讲者，亦不过词句而已，与向日私塾之旧法无异。”(11)《教育实验心得》，《教育杂志》1911年第2期。

（二）新旧之间矛盾冲突剧烈

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处于高度分散的自治状态。这种状况使得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变革仅仅停留在上层，很少波及社会的下层。新学教育深入乡村社会，并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中，这就为国家权力下移从教育方面打开了缺口，这在乡村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

清末安徽乡村教育变革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必须指出的是，乡村旧式私塾力量在安徽省尤其强大。直到1930年代,私塾仍在安徽乡村普遍存在。据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安徽全省私塾14，388所,塾师14,422名,塾生188,935人,在农村教育中所占比例高达73.1%,位居全国之首。①郝锦花：《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据此可以想见清末时期安徽私塾数量之多、塾师人数之众。小学堂在乡村推广过程中，新旧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不断，从“对簿公堂”到“暴力毁学”，冲突逐渐升级。笔者据1907—1911年《申报》记载，统计出清末安徽新教育诉讼案件接近40起，原因多种多样，但大多集中在乡村劣绅毁学或唆使学生毁学、提拨寺产导致寺僧毁学、新旧势力争夺学款和学堂堂长腐败废弛学务等几方面。而更为严重的暴力事件，从1905年至1911年，安徽省“毁学”达到11次，在全国23个省份中位居第4，排在前列。②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与现实》，台湾：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108页。笔者翻阅1906—1911年的《申报》，其中关于安徽“毁学”的具体报道有19次。有因学堂侵占庙宇引发的毁学，如凤阳府怀远县杨启泰等人捣毁养正小学堂③《补记怀远县毁学情形》，《申报》1906年2月21日。和合肥县肥西寺僧捣毁学堂事件④《寺僧捣毁学堂》，《申报》1908年7月16日。；有因听信谣言诬蔑学堂收捐导致的毁学，如歙县潨川学堂被毁事件⑤《补记潨川毁学情形》，《申报》1906年9月1日。；有因教堂教民和学堂产生冲突导致的毁学，如芜湖繁昌三山镇教民毁学，此次毁学事件影响颇大，甚至引发商人罢市、学生罢课⑥《三山镇教民毁学罢市图志》，《申报》1907年12月31日。等等。

三、清末安徽乡村教育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教育资源匮乏，直接制约乡村教育的发展

清末教育改革初期，至少在1909年以前，国家将发展重点偏重于初等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师范教育。1907年统计数据显示，各类学堂经费百分比分别为：初等学校51%、师范学校20%、中等学校12%、专门学校12%，实业学校5%，高等、中等、初等学堂的百分比分别为1:2:97。⑦《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7年，第44-45页。清中央政府将新教育经费的50%左右拨给初等教育，但是在地方具体执行上，官款拨充、地方税收及书院改建主要投向了城镇高等和两等小学堂的建设。正如《教育杂志》所载：“地方官绅筹办学务往往偏重城间，集一地之汗血钱，教养少数之子弟……循是以降，城间之学堂日益多，乡间之学堂日益少；城间之子弟有权利，乡间之子弟有义务而无权利。城乡之界限既分，贤愚之程度遂判，而市民非市民之阶级，永难消弭。”⑧《省视学鄙视乡间子弟》，《教育杂志》1909年第5期。“省视学鄙视乡间子弟”1909年第5期而设在乡村的初等小学堂获得国家和地方的资助少之又少，大部分依靠有识之士捐助，个人之财力何其有限。更何况新式学堂创办所需的经费远远超过旧式私塾，“今一旦废科举而兴学校,其所学者必科学也。一器之费千万金，一师之俸数千金,此断非数家之力所能及,不能不合一县之力成之。”⑨夏瑞方等：《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安徽新教育经费统计表显示，小学堂的收入和支出两相对比，明显入不敷出。⑩《清末安徽的新教育》（下），《学风》1932年第10期。由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清末民初安徽乡村学堂多借用寺庙、宗祠等作为教室。1905年安徽将小学堂建在乡村祠堂的多达75所，设在寺庙的达65处，远超其他场所。(11)《清末的安徽新教育》（中），《学风》1932年第9期。但是祠堂和寺庙本非为学校而建，鲜有适合学校教学与管理的。大多数由寺庙和宗祠改设的学堂设施简陋，一些学堂甚至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如黑板、桌椅等都不具备。由于教育经费短缺，乡村教员待遇也随之菲薄。1907年安徽省高等小学堂教员年平均薪水为135.89两，两等小学堂为83.06两，初等小学堂仅为55.68两，还不到高等的一半。而同时期湖北、浙江、江苏、云南等地小学堂教员的薪水均远远高于安徽省。(12)《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7年，第44-45页。《大公报》曾发表评论称：“人生不幸而为今日小学堂之教员，资格既浅、薪水无多，惟日向数龄之小学生耳提面命，惟日孳孳而不能自己……悲矣哉！小学堂教员！窘矣哉！小学堂教员！”①《闲评·小学教员之自叹》，《大公报》1909年7月24日。安徽乡村教员的生活状态比报纸所述般窘迫状况只增无减。教员的低收入状态影响了工作积极性，从而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二）乡民观念传统保守，教育变革难以推行。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此举被称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废封建、开阡陌”。②夏瑞方等：《论教育与国家关系》，《东方杂志》1906年第3期。科举制发展至明清时期，将教育内容限制在八股文范围之内，脱离社会，改革是必然，但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废除。科举可以立刻废除，而传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清末政府在兴办新教育过程中，重在制度模仿和建设，而缺乏对民众社会心理的及时跟进，尤以内地农村为甚。

城市得风气之先，受到外力的冲击比乡村要早，易于接受新思想。而乡村与世隔绝，比较闭塞，封建势力顽固，将新学视为“洋教”，宁愿选择私塾而不去选择学堂。1909年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奏章中仍提到：“本省风气尚未大开，皖北各属尤称朴塞”。③《京外奏章：安徽巡抚朱家宝奏筹备宪政第一年办理情形》，《学部官报》第87期。乡民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最为关心人心风俗和伦理道德。而新式学堂中的教学内容淡化了儒家典籍，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传统的道德人格研习居于次要地位。乡民们认为这必然会造成人心日坏。徽州乡民的看法便具有代表性，例如，他们中“许多人以为读书（所谓洋书）读不得的，读了则将来发生男女自由恋爱结婚，甚至无家无父，要变洋鬼子了”。④徽州人：《徽州乡村教育问题》，《徽音》1926年第29期。至于新式学堂中活泼灵活的教学方式、自由融洽的新型师生关系，更是与传统的死记硬背、体罚、“严师出高徒”等教育方式和理念差别较大，一般乡民很难接受，故多对新式教育持排斥态度。

此外，由庙宇改建小学堂极易引起信仰上的冲突。长期以来佛教、道教各种仪式扎根乡村，经过历史变迁形成了以庙宇为中心的民间信仰。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村社会“没有创造的空间，人们的行为以重复性为基本特征，对人们生活起支配作用的不是创造性思维，不是科学思维和哲学逻辑，而是那些被人们世代自发地续承下来的传统、习惯、常识、经验以及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⑤衣俊卿：《文化哲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这些信仰一代代相传已形成习惯，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和依赖，而兴办小学堂，占用庙宇、捣毁神像，必然会引起乡民反感，甚至导致冲突。如宁国县监生邓昌云等因天旱求雨率领乡民赴庙求香，适逢小学堂在庙宇内上课，阻其入内，结果引发冲突，乡民百余人冲进学堂将斋舍桌椅器具等件一律拆毁。⑥《乡董祈雨毁学之荒谬》，《申报》1908年9月11日。

结语

清末安徽乡村教育的变革是安徽传统教育转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乡村教育迈出了改革的艰难步伐。清末安徽乡村小学堂经过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开启了安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先河。但是，乡村教育的改革存在许多弊端，缺乏新教育制度创立所必需的财政支持、缺少合格的小学教员、教学质量差、乡民对新式学堂的冷漠和抵制等等诸方面因素，妨碍了清末安徽初等教育的变革，使其陷入困顿的境地。在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遗留的问题，一直影响到后来，当今安徽农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症结依旧可以从源头找到答案。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 ation in rural educational reform predicament and reasons analysis：with Anhui as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Xiao-j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force, China began to modernize course.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the education refor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hange.The articlewith the inland provinces of Anhuias an examp le,combing the countryside education reform measures,inspects the reform results,revealing the change struggling performance and analysis of its causes.

rural education;reform;dilemma;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G529

A

1009-9530（2013）01-0125-05

2012-09-20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化进程中区域教育的嬗变”（AHSK11-12D2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教育变革”（10BZS039）；安徽省高校思政理论建设工程省级建设项目“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22013SZKJSGC7-6）

张晓婧（1981-），女，安徽财经大学讲师，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