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哲学审视
——从“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角度看

夏逸舟， 蔡 仲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哲学审视
——从“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角度看

夏逸舟， 蔡 仲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社会建构主义立场，使得它成为当代科学哲学中极端相对主义的代表性流派。SSK的哲学根基在于对传统科学哲学中“观察渗透理论”与“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涂尔干式改造。但这种改造也无法在社会与科学理论之间建立起一种“充分决定”的关系，这导致了SSK自身的理论危机。

科学知识社会学；证据与理论；“非充分决定性”命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科学哲学的理性主义立场遭遇了库恩相对主义哲学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拉卡托斯利用波普的理性主义立场对库恩的范式理论进行改造，从而捍卫了理性主义的科学观。而一批社会学家则选择进一步推进库恩的相对主义立场，并对传统科学哲学的两个命题“观察渗透理论”与“非充分决定性”进行了涂尔干式的改造，从而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他们将这一研究自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以区别于传统的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这种科学观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传统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批判；但学者们的批判大多将矛头刺向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学框架，常常忽视了对其哲学根基的考察。实际上，社会建构主义与传统科学社会学之间并无直接的逻辑承接关系，它是在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它的考察与批判更应该在科学哲学的框架内进行。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内涵

SSK延续了先前知识社会学的做法，继续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知识进行考察，其根本差别在于将考察对象扩展到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的范围之内，意图探寻社会这一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其理论实践遵循“强纲领”的原则：“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而“隐含在‘强’这个词语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是下列观念，即所有的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1]2。

但这样的转变在方法论上使SSK滑向了相对主义，否定传统的规范性研究，反对科学具有先验的或者超先验的特征，拒绝对“客观性”进行讨论。科学史就此失去了连续性，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建立在某种相对主义之上，这是不容否认的。”[1]252SSK直接从方法论上否定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客观性。

同时，其认识论也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即科学的根基不再是自然，而是社会。巴恩斯认为，知识只是指已被群体接受的信念，而不涉及信念是否正确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知识是基于社会意象而形成的、受具体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2]24。因而，他们的科学观是相对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和确定性，其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抹杀了各种科学知识内容的客观性。

综上所述，在SSK看来，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公开宣称“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3]，试图用一种社会认识论彻底取代传统的自然认识论。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根基

SSK的最重要的哲学根基之一在于“非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命题。传统的观点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认为证据与理论具有绝对的逻辑关系。但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传统观点受到“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冲击。证据与理论的关系不再被认为是逻辑等价关系，不仅证据渗透着理论，而且证据对于理论的支持性作用也受到质疑，证据对理论不再具有决定性，甚至可以说理论选择了证据。但在科学哲学内部，哲学家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原因就在于存在不止一种版本的“非充分决定性”命题。

“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第一个版本是，我们无法从证据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理论。这一版本已经获得了哲学家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一致认可。劳丹把它称为“推论式”[4]。非充分决定命题的这一层面，实际上是归纳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第二个版本是，在科学实践中，“只坚持实验不可能直接击中严格限定的理论目标，而在逻辑上有可能以无限多的不同方式来塑造科学”[5]121，人们获得的观察证据无法在相互竞争的理论或假说中作出选择。因此，我们就需要诉诸证据以外的其他因素来帮助我们作出选择。这就是“弱非充分决定性(weak 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ies，简称WUT)”[6]643，即拉卡托斯意义上的“迪昂—奎因论题”的弱解释。

“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第三个版本是，“不同的选择规则中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选择规则”[5]122。对于任意科学理论T1而言，至少在逻辑层面上总可能存在一个与之不相容的、但在经验上却等价的竞争性理论T2。因此，单从经验证据中我们无法对理论作出合理选择。这就是“强非充分决定性(strong 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ies，简称SUT)”[6]643，劳丹将之称为“奎因式非充分决定性”[4]，基于同样的理由，拉卡托斯将之解释为“迪昂—奎因论题”的强解释。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来说，其工作的基础在于“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后两个版本。其分析思路是，证据无法充分决定理论，因此，理论选择的标准就不在于是否与实在符合，进而可以说，理论实际上只是与其自身相符合。这样，理论的选择就成为与实在无关的过程，而是立足于社会根基之上。布鲁尔的工作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分析思路。

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布鲁尔以“燃素说”为例进行分析，发现“经验主义将会合乎情理地指出，我们虽然可以看到水面的上升，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燃素被吸收到铅丹之中去……所以，我们并没有看见这种理论所假定的实在与这种理论相一致……这种符合并不是理论与实在的符合，而是理论与它自身的符合”[1]57。在此基础上，布鲁尔认为“有多少种要求，就会有多少种符合形式”[1]60，证据与理论之间并没有直接可靠的符合关系，其“要求”所指向的就是社会因素。从经验主义缺陷导致的种种危机出发，布鲁尔以“非充分决定性”命题为其哲学根基，采用了社会学这样一条具有诱惑性的道路来开展其工作，并以此为基点，得出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结论。

巴恩斯也采取了类似的研究进路。只不过，“非充分决定性”命题在巴恩斯的理论中比较隐蔽。但我们还是能通过其对“独立的观察语言”的讨论把捉到。“它们(独立的观察语言)的用法包含着某些理论见解或观点，若非如此，它们的用法就非常依赖于语境，如果它要成为普遍可理解的，就需要用其他术语来阐释它。”[2]21不存在独立于我们知识背景的观察语言，同样，我们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也渗透着我们的背景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根基就在于社会。

作为SSK历史分析工作的代表，夏平在1982年的《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建》一文中讲到，“实在对科学解释的非充分决定性，事实陈述在本质上都渗透着理论，这些观点都已获得公认。然而，从这些最基本的洞见到一种成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发展历程并未得到普遍认可”[7]。尽管他在论文中主要表达了对SSK案例研究工作缺乏的不满，但这种案例工作的基础仍然在于对“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强解释。

从上面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工作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SSK正是在承认“非充分决定性”命题并对它进行夸大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理论构建与理论实践。同时，“非充分决定性”命题作为SSK的理论基点，也成为它与传统科学哲学进行争论的理论根基。

三、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批判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具有革命性，它突显了社会在科学知识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开阔了我们思考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视野，但其哲学根基并不牢固。

首先，作为其理论根基的SUT理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在科学史上并不存在SUT的案例，布朗就指出，“根本不存在非充分决定性的实践问题，所以没有必要求助于某种社会因素”[6]537。因此，SUT仅仅是逻辑上可能成立而现实中并不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在此意义上，牛顿—史密斯称之为“只不过是由于接受了一种狭义经验论的证据观所导致的一个伪问题”[6]645。第二，部分学者将“非充分决定性”命题运用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布朗认为，如果我们认为某一理论能够解释证据与某一社会利益的整体，那么，也可能存在同样可以对这些证据和社会利益进行解释的其他理论，“这样，我们如何作出选择呢？可得到的证据并不能帮助我们作出决定；它不能充分地确定一个唯一的选择”[6]536，因此，社会学解释同样是不充分的。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无法解决科学知识的有效性问题。虽然传统科学哲学对于经验证据的推崇并没有解决知识与真理的标准问题，但同样，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样一种完全社会建构主义的做法也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问题。道金斯曾撰文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提出挑战，他说道：“按照科学原理制造出来的飞机能够飞行……可按部族传说或者神话建造起来的飞机……却不能升空。”[8]若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的产物”，那么科学知识则会被消除其自身的独特性与独立性，与宗教文化等其他形式的人类文化一起划归到了文化资源的大范围之内。SSK从自然还原论滑向了社会还原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实质上并没有解决科学知识的根基问题。

第三，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一个严格证据与理论关系模型作为批判对象，即理论的选择有且仅有一个基础，即证据。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理解理论选择的基础，那么，证据之外的某些因素该如何放置？例如，在被人们指责为一种“暴徒心理学”之后，库恩重新强调了科学中理论选择的标准，除经验证据因素外，还包括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等[9]。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路，既然五种因素不属于经验证据的范围，那么它们就只能是社会因素的逻辑后件。在此意义上，劳丹主张扩展合理性的范围，“如果我们(如某些社会工作者轻易地所做的那样)接受对合理信念范围横加限制的朴素的合理性理论，那么不合理信念的范围——因而也就是社会学的范围——就会变得很大。相反，如果我们接受一个更为丰富的合理性理论，那么许多信念就成了‘内在的’了，因此不容许作社会学分析”[10]。劳丹的做法实质上是扩大合理性的范围，进而也就压缩了社会学因素的界线。拉卡托斯则将“非充分决定性”命题引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他承认证据无法充分选择理论，但认为理论的选择仍然具有合理性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层面：(1)新理论比旧理论具有更多的经验内容；(2)新理论能够解释旧理论原先的成功；(3)新理论相对于旧理论的经验内容得到了观察和实验的确证[5]37。如果我们按照劳丹的思路扩展合理性的范围，那么，SSK的领地将大为缩减，因为社会因素正是通过科学共同体对精确性、一致性、简单性等因素的磋商过程而进入到科学之中；而若采取拉卡托斯的进路，以“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和“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换”作为理论选择的合理标准，同样也会关闭科学通向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四、结论

可见，SSK基于一种社会学版本的“非充分决定性”命题，否定了证据在理论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夸大了社会学因素的地位，从而走向了一种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立场。但实际上，“非充分决定性”命题也给SSK带来了致命的哲学难题：SUT面临着科学史和解释循环的困境，而WUT的反身使用反而会导致社会对科学的非充分决定性，这进而导致SSK无法解释科学的有效性，这也就从哲学上解释了SSK反身性原则的困境。相反，库恩和劳丹对合理性范围的扩展以及拉卡托斯对“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理性主义解答，都切断了社会与科学之间的逻辑联系，使得SSK的哲学前提丧失了逻辑基础。

总之，SSK的理论根基实际上仍然是哲学式的，但这一根基并不牢固，如建造在“沙滩上的房子”，若太极端反而会消解其自身的合法性。

[1] [英]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2] [英]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 Thomas F.Gieryn.“Relativist/constructivist Programme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Redundance and Retreat”[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82 Vol.12:287.

[4] 王阳.“underdetermination”的三层内涵——从劳丹的解读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6)：39.

[5] [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 [英]W·H·牛顿—史密斯.科学哲学指南[M].成素梅，殷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教育出版社，2006.

[7] Steven Shapin.“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J].History of Science，1982，20：159.

[8] 刘鹏.三万英尺高空的相对主义者——相对主义与科学的有效性可以共存吗？[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5)：50.

[9]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范岱年，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316.

[10] [美]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10.

N031

A

1007-8444(2013)01-0042-04

2012-12-15

2012年度南京大学哲学系“爱智慧优秀新人基金”项目。

夏逸舟(1982-)，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S&TS研究。

责任编辑：王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