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述评
——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

张 鑫， 李建平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近三十年来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述评
——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

张 鑫， 李建平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近30年来，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仍未能获得学界足够关注，专门论文仅有10余篇，专著则付之阙如。2000年以来其文物考古专著和文集多次再版，但仍有待推广并使之服务于传统文化传承；对其学术价值也需进一步考察，还原沈从文作为文物考古学家的地位；对沈从文文史研究方法论的总结和探讨，并使之为今所用，是目前沈从文文物考古学研究中最为迫切的研究课题。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方法论；述评

1949年后，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来到了北京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从此基本终止了其文学创作，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直至1988年逝世，期间近40年的漫长人生中，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沈从文全集》第28卷至32卷共5卷，收录了其物质文化研究成果的现存部分，从《龙凤艺术》《织金锦》《谈写字》等单篇论文，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皇皇巨著，其研究广泛涉及了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就沈从文的学术成就来看，称之为文物考古学家自然当之无愧，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学术研究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沈从文作为史学家的卓越贡献长期为其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所掩盖，无论在文学史研究还是史学史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1]4

近30年来，关于沈从文研究的论文达到3 000多篇，专著近百部，但绝大多数集中于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上，论及其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学术价值的总计只有数十篇，专门论文仅10余篇，更没有正式出版的专著问世，相对寂寥。2000年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文集《龙凤艺术》和《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却多次再版，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也为普及文物知识和传承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此，我们力图对近30年来学术界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构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回顾与考察，探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一、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的介绍与推广

从1953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明代织金锦》一文开始，沈从文陆续在《光明日报》、《装饰》、《文物》、《新建设》、《人民画报》等重要报刊发表了数十篇物质文化史研究论文，但在学术界获得的关注并不多。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沈从文与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与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两次论争虽然当时未获重视，但后来在学术界却引起较多关注。

早在1978年10月28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沈从文写〈服装史〉》一文，对沈先生正在从事的工作作了简介。而最早介绍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的是王亚蓉、王予予的《沈从文和他的古代服饰研究》一文，作为沈从文的助手和学生介绍了其物质文化史研究代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漫长而坎坷的成书历程，以及沈先生对学术的坚守与执着，并据沈从文本人的谈话指出了其研究方法：“在文物研究上，应当把一个个孤立的文物连贯起来，把文献研究和文物研究结合起来，互相印证，求会通理解，这样就一定会使研究工作得到新的发现和启示。”[2]萧离《不倒的独轮车——沈从文侧面像》则最早介绍了沈从文的转业、在文物研究中的成就及其对文物工作的认真和执着[3]。然而直到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几经辗转，最终才在香港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此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沈从文在文学界地位重新确立，其物质文化史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主要集中在对其古代服饰研究的介绍上，有萧离《沈从文和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新观察》1981年第17期)、金东方《沈从文教授谈其近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明报》1981年12月16日)、龙海青《沈从文和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湖南日报》1982年3月4日)、黄裳《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书》1982年11期)、张又君《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人民政协报》1988年5月27日)、陶澜《沈从文一笔挥就两昆仑》(《北京青年报》2002年12月28日)、周思明《沈从文与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团结报》2003年7月6日)，等等。这些文章主要集中于对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介绍，如黄裳《沈从文和他的新书》一文不仅介绍并高度评价此服饰史研究巨著，对其中的学术成果也作了举例介绍，便于读者认识其行文风格和史学价值。

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其亲朋、学生、同事写作了大量回忆文章，部分文章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创作经历，如刘北汜《执拗的拓荒者——怀念沈从文先生》(《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王亚蓉《沈从文小记》(《海内外》第28期)、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花城》1980年第5期)，等等，后来多收入《我所认识的沈从文》[4]、《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5]、《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忆沈从文》[6]等几种文集中。这一系列文章重在介绍沈从文的生活与事迹，对其学术研究虽有介绍，但仅限于举例说明，而未能深入探讨其学术意义与价值。

总体来看，沈从文的服饰史研究得到了最多关注，而其他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一直罕有人介绍与推广。从篇幅来看，《沈从文全集》“物质文化史”部分，即第28卷至32卷，凡5卷，其服饰研究仅仅是其全部研究成果的五分之一而已，他在玉工艺研究、陶瓷史研究、唐宋铜镜研究、工艺美术史研究、杂文物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成就仍有待阐发与推介，以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二、沈从文从文学转向考古原因的探讨

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新文学大师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1949年后淡出文坛自然引起了众多关注，对于沈从文转业原因的探讨自然也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重要一环。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在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讲演的题目即是“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三十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并重点谈了自己从事历史文物研究的基础与学术兴趣[7]。但是当时的“夫子自道”既是当事人的宽容大度，可能也仍有时代限制而不得已的轻描淡写，学界认为这固然是其转业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因素。

两种纪念文集《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中，亲友、同事的回忆往往涉及了沈从文转业的原因，多是经历当时事件的人结合当时事件和沈从文的生活经历来谈，观察角度的不同则导致不同的叙事方式，后来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综合了张兆和、史树青、陈乔、萧乾、林斤澜等的阐述而较为全面地总结了那段历史，但却未深入阐述其原因[8]。李扬《沈从文的最后40年》最为详细地展现了沈从文建国以后的生平，但对其学术成就亦未深入研究[9]。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等文学史著作往往也论及了沈从文从文学而考古的转向，更多涉及的是当时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原因[10]。

专论沈从文转业原因的论文也比较多，1988年汪曾祺先生为沈从文杂项文物研究论文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所作之序《沈从文转业之谜》一文，最早深入探讨了沈从文转业的原因及其影响。一方面是客观原因，“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尤其1948年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从文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另一方面是主观原因，“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但沈从文为何转向文物研究而非其他呢？这又是与沈从文对文物一贯的关注与热爱密切相关的，汪曾祺文也回顾了沈从文早年对文物的热爱，从北大博物馆系创立时沈先生赞助搞小博物馆，到历史博物馆成立后沈从文过去帮忙，再到干脆从北大中文系调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可见“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这也可以算是沈从文转行的第三个原因[1]。汪曾祺此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基本概括了沈从文转业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此后相关研究多未脱其窠臼，往往是对其某一方面因素的深入和系统考察。

近几年沈从文文学观念与物质文明发展的矛盾、个人情感世界、“人弃我取”的学术思想等因素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如唐永泽《论沈从文弃文转行的内因》认为其内因首先是他对自己坚守的民间写作立场的质疑与反思导致其文学创作陷入困境，其次是社会发展和他的文学理想的矛盾[11]。杨瑞仁《理解沈从文——也谈沈从文的改行》则重点探讨了沈从文“人弃我取”的思想在其方向选择中的影响，认为其改行是一种“健康的选择”，“不但留住了有用的生命，还使生命的另一种潜能得以张扬和发挥”，其实这也是沈从文在晚年的回忆和报告中多次提到的[12]。以上种种研究开拓了前期回忆录和研究者未能关注的视角，在此后的研究与探讨中也应当进一步深入并展开。

三、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学术价值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与文化传承研究的复兴，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和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多次再版，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是，由于沈从文学术方法、学术旨趣、行文方式与传统史学研究的差异与隔阂，史学界似乎更多将其看做文学界的一员，而其作品也限于普及读物而非文物考古学界的学术研究，因此其学术成就一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没有太多学者去探讨其成就与价值。

吴广平《沈从文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贡献》一文最早对沈从文学术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展开探讨[13]，既考察了沈从文文物考古研究的学术功底，又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沈从文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对其史学价值的探讨反而失之单薄。毕德广《以“物”见“文”：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意义》一文，不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成果，而且第一次用较多篇幅来探讨沈从文在史学界的地位和意义[14]。

王任的《沈从文与美术考古研究》也是一篇研究沈从文物质文化史成果的长篇专论，作者认为沈从文离开文学后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美术考古研究，并分类考察了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工艺美术研究、传统书画与生活方式研究、博物馆陈列研究，从抒情审美的角度探讨了其研究特色，并从“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古为今用”和“常识”方面探讨了其学术方法。[15]该文对沈从文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探讨更为深入，但对其学术特色和学术方法的讨论仍略显薄弱。

董志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一文，探讨了沈从文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学术价值，是最早从专业角度专门探讨其学术价值的论文。论文指出沈先生利用出土文物等资料解决了一些古代名物训诂方面的难题，如“衽”、“小山”、“便面”、“步障”、“捉鹰”，等等，并与大型语文辞书编纂与修订结合，探讨了其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为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路径和方法。[16]

四、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文物考古学界的，但是沈从文“人弃我取”的研究取向，尤其是集中于杂项文物的研究，使得其研究范畴与传统史学界、文物考古学界的研究没有太多交集；而沈从文以文物为主的研究方法，和传统文史学者以文献为主的研究方法也格格不入，即使是三重证据法提出后，文物的学术价值在学界获得了广泛承认和使用的时候，附着在文物上的文字仍然是学界所特别强调的，这也与沈从文的研究方法不太契合。再加上部分门户之见等原因，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虽然获得了众所周知的卓越成就，但迄今为止，其研究方法仍很少有学者去深入总结和研究，并为今天的文物考古研究和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吴广平《沈从文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贡献》第二部分最早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总结，主要有文献与文物相结合、上下四方而求索、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治学与育人结合五个方面，但限于单篇论文之一部分的篇幅，未能全面展开。毕德广《以“物”见“文”：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意义》第一次用较多篇幅来探讨其治学宗旨和方法，并进一步阐述沈从文在史学界的地位和意义。该文指出了沈从文求真实、重致用、以“物”见“文”的治学宗旨，并将其研究方法总结为三个方面：图文互证——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上下前后四方求索——联系的方法；收拾残破——人弃我取的治学之道。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很多方面仍有待展开，亦未能提高到方法论的理论高度去深入探讨。

可见，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还是很初步的，总结其研究方法并为今所用应当是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环。

五、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展望

与近30年来数千篇学术论文、上百篇硕士论文和十余篇博士论文专论其文学成就相比，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探讨在学界仍然非常寂寥，排除回忆性散文，纯粹的研究论文不过10余篇，硕士学位论文2篇，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则付之阙如，这样的成果显然与沈从文在学术界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是不相适应的，其学术价值远远没有为更多人所理解，其研究方法更未能为学者所接受并使用。纵观近30年来研究历程，在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上还有很多课题需要展开与深入。

其一，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总结与利用。梁启超《学与术》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对任何学科来说方法论研究都是重要课题，一定的方法反映了一定事物的质，即要从哲学的高度去总结带有原则性的、宏观的、根本的方法。从沈从文文物考古研究中总结其研究方法，并使之能为今天的文物考古研究、文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借鉴，这是目前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却也是这项研究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一环，自然也是目前此课题研究中最为紧迫的一环。

其二，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构建成果推广，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传承与培育民族文化，是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17]沈从文的古代服饰、书画、杂项文物研究涉及了传统文化诸多方面，而“人弃我取”的研究取向使其研究范围更为贴近大众生活，如扇子、陶瓷，甚至古人的胡子、发饰等都是日常生活所常见而为诸多研究者所忽视了的，其发展史研究无疑有助于了解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传承。沈从文这些研究成果仍较少为人所了解，因此推广其成果使之为文化传承服务也是此课题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所在。

其三，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价值的再认识与成果利用。虽然沈从文部分学术著作近年来多次再版，但其价值仍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对于其成果的进一步利用也未能全面展开，例如其诸多名物考释成果可以用于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其名物制度发展史研究可以用于古代影视作品与戏剧舞台布景、博物馆展览，等等。

其四，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独特性质的总结与深入考察，完善沈从文研究。从1949到1988年的四十年，物质文化史研究是沈从文的主业，甚至可以说学术研究是沈从文后半生的唯一职业，而现在的沈从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学研究中，忽视了其后半生的学术成就，对于沈从文研究来说无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影响到其学术兴趣，而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在其文学创作中也必然有所反映，因此深入全面研究其后半生的学术研究，既可以完善沈从文研究，也可以为深入展开其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其五，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在文物考古学界地位的考察与研究。沈从文将长达40年的后半生奉献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但却长期为其文学成就所掩盖，在各种名人辞典、百科全书中沈从文仅仅被定位为文学家，对其文化史成就视而不见。由于其研究方法和学术兴趣的特殊性，在文物考古学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全面研究其物质文化史成就，还原其文物考古学界的地位，是当前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方面。

其六，对沈从文提出而未竟研究课题的继续与完善。沈从文学术视野广阔，学术兴趣广泛，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诸多研究课题，但受当时社会环境、资料缺乏等方面的限制，沈先生并未能完成这些课题，在今天考古学迅速发展，资料更为充分的条件下，继续深入探讨其未竟的研究课题，也应当是沈从文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例如“扇子发展史”沈从文本已著有5万余字，然而因健康原因未能完成，而后来主论文《扇子考》又佚失，留下缺憾，扇子自古迄今都是日常用品，完善其发展史对于理解古代文化无疑有重要意义。其他如古人的胡子、熊经鸟申、龙凤艺术图案、马的装备等无不需要专门学者的深入研究。

以1949年为界，沈从文的一生划分为文学家和文物考古学者两个部分，没有对其后半生40年中学术成就的研究，沈从文研究是不完整的。与对其文学的研究相比，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构建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其原因除了沈从文自身的原因，即其辉煌文学造诣对学术成就的掩盖和沈从文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旨趣与传统文物考古学界的隔阂，更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自身的原因，无论文学界还是文物考古学界的独立研究都无法全面诠释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只有文学界和文物考古学界的共同重视和鼎力合作，才能推进和完善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构建的研究。

[1]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M]//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

[2] 王亚蓉，王予予.沈从文和他的古代服饰研究[J].中国建设，1980(11).

[3] 萧离.不倒的独轮车——沈从文侧面像[J].新苑，1980(4).

[4] 荒芜.我所认识的沈从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5] 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6] 21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编委会.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忆沈从文[M].长沙：岳麓书社，1998.

[7] 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J].新文学史料，1982(1).

[8]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J].读书，1998(10).

[9] 李扬.沈从文的最后40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10]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 唐永泽.论沈从文弃文转行的内因[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8).

[12] 杨瑞仁.理解沈从文——也谈沈从文的改行[J].吉首大学学报，2002(4).

[13] 吴广平.沈从文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贡献[J].吉首大学学报，1991(1).

[14] 毕德广.以“物”见“文”：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意义[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15] 王任.沈从文与美术考古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

[16] 董志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5).

[17] 干春松，等.文化传承与中国的未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24.

I206.6；G122

A

1007-8444(2013)01-0112-05

2012-10-09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2YJC740045)；2011年度江苏省哲社基金青年项目(11YYC010)；201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社基金项目(2011SJB7400004)；2011年度淮阴师范学院青年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1HSQNS01)。

张鑫(1979-)，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