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与美国国民性的思考

2013-04-29 00:44耿莲
考试周刊 2013年86期

耿莲

摘 要: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移民潮从各个方面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组成,但是许多美国学者质疑这些新移民的忠诚度,认为他们不如上世纪之交的移民的同化程度高,亨廷顿甚至在著作《我们是谁》中指出新移民及其保持的跨国联系腐蚀了美国的国民性。本文从跨国联系对新移民所起的积极作用等各方面指出新移民及其保持的跨国联系并没有腐蚀美国的国民性,应该理性看待跨国联系,新移民不应被看做是不爱国的。

关键词: 新移民 跨国联系 美国国民性 同化 多元文化主义

在纽约城的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在1880年~1920年。在此期间,将近150万移民抵达并最终在这个城市定居。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和来自意大利南部的意大利人。这些移民被称作老移民,他们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印记。

当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一轮新移民潮极大地改变着纽约及整个美国社会的种族组成。与上一轮移民潮相比,新移民主要来自于拉丁美洲、亚洲、加勒比海地区等其他发展中地区,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当今,纽约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移民,超过250万人口是1965年以后才来到的。现在每年仍有超过10万的新移民来到纽约。①

新移民对纽约及整个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促使人们不断思考并对比这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尽管一个世纪以前,很多本土美国人对从欧洲东部和南部来的移民充满了恐惧和憎恶,将其视作威胁美国文明及国民特性的可怕人种,然而现在这些老移民的后代已被完全视作白种人。如今历史上对老移民的否定态度已经被其光辉形象所取代。家族传说歌颂了来自欧洲的这些移民移居美国并成功生存所体现的勇气和决心;无数的电影和小说描绘了他们的奋斗和成就。②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曾经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为美国文化所同化。但是当今人们对于新移民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尽管新移民的职业精神、主动性和干劲受到了肯定,但他们同时也在遭受斥责。人们对新移民的一个普遍担心是认为他们在融入和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同化方面存在问题,甚至有些新移民拒绝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同化。因此有些人担心他们损害了美国的价值观。而且因为大多数新移民本身不是白种人而且来自于非白种人的文化区,有些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对美国文化和种族组成构成挑战。有些新移民与他们的母国保持紧密的联系甚至在寻求双重公民身份的现象也是很多美国人担心他们挑战并损害美国国民特性的重要原因。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就宣称美国的国民特性正在受到日益增多的新移民的挑战和侵蚀。

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亨廷顿将美国的国民特性定义为盎格鲁-新教文化。

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很多核心要素,其中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的價值观和道德观;特定的职业道德;英语语言;英式法律和司法传统;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欧洲艺术、文学、哲学及音乐的遗产。从以上文化要素中,18,19世纪期间美国信念在最早的移民者之中开始形成。美观信念的原则有: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人民在政府中的代表权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③

在书中,亨廷顿对美国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移民作了比较。他讲到老移民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终成功踏上美国的土地之时往往喜极而泣。他们充满热情地将自己与这块带给他们希望、自由和工作的土地认同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成了最爱国的美国公民。老移民大多数本身就来自欧洲,再加上当时美国政府一系列高强度的同化政策,他们最终为美国主流文化所同化,并在以后对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挑战和改变美国文化。亨廷顿宣称这是因为至少直到20世纪初,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自由和经济机会是吸引移民到来的原因。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移民主要是来自拉美及亚洲的有色人种。他们母国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此外,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使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此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使新移民不必再接受严格的美国化措施。由此,新移民能够更容易保持母国的某些文化因素。多元文化主义、双语教育和跨国主义等由新移民引起的美国社会中的新现象都对美国的国民特性造成了挑战和侵蚀。

人们不禁要问亨廷顿所指出的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呢,还是由于对老移民时代的一种怀旧从而产生的对新移民的一种扭曲呢?

根据亨廷顿所言,对美国文化特性造成侵蚀的一个因素是“移民在与母国保持跨国联系,寻求双重国民身份,双重国民特性和保持双重国家忠诚度等方面倾向的不断提高”。④而且美国人中的很多精英更多地倾向于寻求与保持越来越多的跨国联系。

首先,亨廷顿指出在第一次移民期间,最终留下来的移民都被不同程度地同化了,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后代则被美国社会和文化完全同化。他们完全融入了这一接收国。但是当代的新移民却总是与母国保持较强的联系。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母国的经济、政治和其他事务中。他们寄钱回去,或在母国进行投资,促进母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努力说服美国政府照顾母国的利益,不断回母国拜访,在头脑中保持住祖先留给他们的文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保持着双重国民身份和对母国及接收国的双重忠诚。这就极大地损坏了公民的概念。因为公民本应是单向的。亨廷顿质疑了新移民将自己与美国认同起来的程度及爱国的程度。跨国主义真是当今新移民的新特点吗?跨国主义真的可怕到会侵蚀美国国民特点吗?

跨国主义这一概念是由Linda Basch在其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将其定义为:移民寻求和保持多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以将其母国和接收国联系起来的过程。跨国主义的一个要素是移民参与母国和接收国社会的多样性。从跨国联系的角度而言,当代移民保持着跨国界的家庭、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使母国和接收国都成为他们活动的舞台。

事实上,跨国联系并不是今天的移民才有的一个新现象。很多跨国联系的形态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且一些原来被视作当今独有的造成跨国联系的原因早已存在。

像今天的新移民一样,上世纪之交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的老移民在这块新土地上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建立和保持着与祖国各种各样的联系。甚至新旧移民保持跨国联系的很多原因都是相似的。纽约城中的意大利和犹太移民也像当代移民一样与留在祖国的人保持着联系。他们寄钱给留在母国的亲属。1900至1906年期间纽约市邮政局向国外汇出了12,300,000美元,这些钱中的一半是被汇向意大利、匈牙利及其他斯拉夫国家。⑤

如同当代移民中那些寄钱回家或在国内进行投资的人一样,老移民也把他们在美国赚的钱攒起来留着到祖国购买房屋和田产。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或母国有更多经济机会时,很多当代移民把赌注下在母国投资上,这样就可以兼顾两国经济,从中获取最大的利润。这是很多老移民在各国之间来来回回的原因。一些老移民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就是为了能赚够回国经商的费用,这一情况在美国经济萧条时尤甚。

像当今一样,缺乏被美国社会的认同造成很多移民最终又迁回祖国。事实上就全国而言当今新移民的回国率低于老移民。在上个世纪初的前二十年里,每100个进入美国的移民中有36个最终离开。在1971年至1990年之间,这一数字已降至23个。

老移民同样参与母国的政治。他们关心有关祖国的新闻,还为国内的政客或政党提供资金援助。

综上所述,跨国联系不应被看做当今新移民所特有的一种会侵蚀美国国民特性的新现象。亨廷顿可能是注意到了新旧移民跨国联系所存在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真实存在的,新移民的跨国联系可能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与老移民有所差别。

当今社会科技的进步使得移民能更容易与母国保持更亲密、更经常的跨国联系。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方式使得跨国联系更加便捷。新移民可以更容易地联系留在国内的亲属,寄钱回家甚至经常返回家乡。由于大众媒体及诸如互联网、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移民能更便捷地了解母国的讯息。在新老移民参与母国的政治方面也存在差别。毋庸置疑,跨国联系有其负面影响。寄钱给留在家乡的亲属使新移民可以投资在美国的资本减少了;对母国政治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可能会减少对美国政治活动参与的兴趣和精力。

尽管有新的特点,但新移民的跨国联系却不应该被夸大成一个全新的危险的新现象。无论何时期的移民都很能彻底断绝与母国及留在国内的亲属,新移民也不例外。

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使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人说世界正变成一个地球村,因此跨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仅仅限于移民。在其著作中,亨廷顿指出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变得日益支持无国界主义和跨国主义。亨廷顿将其称为心灵死亡的人,他认为这些精英的主张与美国大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但事实上跨国主义不只是精英和移民所特有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主义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每个人似乎都参与其中。唯一不同的可能是精英人士和移民所维持的跨国联系比其他人更强烈罢了。每个人都关心国际时局,越来越多的人在跨国公司中就职。每一个人似乎都不能忽略全球政治经济状况,因为这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在移民中,那些富有的和成功的专业人士及商人与母国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因为保持跨国联系也需要有经济实力。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移民来说,保持实质意义上的跨国联系比较困难。

Nancy Foner指出过于强调移民所保持的跨国主义现象,而忽视当代移民的“美国化”及与美国环境所对应的行为和精神上的变化是危险的。⑥尽管很多移民仍保持着与母国的联系,但他们同时也在更好地融入美国的社会。事实上由于诸如好莱坞电影等美国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流行,与上世纪初的老移民所不同的是,当今的大多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经对美国文化相当熟悉。他们能更容易地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尽管很多移民在到来之前抱着在美国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再回国的想法,但是随着在美国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家族中越来越多的人都移民来到美国,他们日益与美国社会和人民融合。与母国的联系很难彻底消失,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淡薄。

亨廷顿仅仅强调了移民所保持的跨国联系的负面影响,却忽视了跨国联系给移民带来的益处。一方面,跨过联系减轻了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所产生的压力。与母国的联系能使新移民更好地面对可能要受到的歧视和偏见,因为移民可以从母国的亲属和其他人那里寻求安慰和自信。跨国联系提高了移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跨国联系补充而非影响了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我们应该看到移民在母国投资买房,经商,影响政治发展的同时,也在美国购房、工作,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事实上,跨国联系使得移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母国和接收国的资源。这些跨国联系使移民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例如,如果一个移民从事跨国性的商业活动,他们对两国的商业讯息和文化的把握,以及他们在两个国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就能增加他们成功的机会。如果移民在经济上能成功,那么他们在这个新国家里立足的几率就提高了。如果没有这些跨国联系的帮助,可能很多移民就会由于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难以立足而不得不返回母国。正如Glick Schiller所讲:“利用延伸,重建以及激活他们的跨国联系,移民最大化地利用了劳动力和资源,从而最终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被支配性的社会中生存下来。”⑦

亨廷顿还批判了美国公众高度的国家自豪感和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与精英的无国界倾向,以及移民对跨国联系和双重公民身份的热衷构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他认为那些保持较强跨国联系的人,特别是精英和移民,比关心本国国内事务更多地关心全球经济和国际时局,支持国际贸易,关注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表现,促进少数民族裔的身份和文化的发展。他还指出大多数美国公众认为移民对美国的特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由此亨廷顿得出这样的结论:保持跨国联系的移民和精英人士不如其他公众爱国。

保持跨国联系不应被看做不爱国的表现。或许跨国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国际事务,但仅仅关注国内事务而对国际事务置若罔闻并不代表更加爱国。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里,国内与国际事务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而且关注国际事务并不意味着对国内事务无动于衷,他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国家并爱国。因此,质疑保持跨国联系者对国家的忠诚度是不公平的。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绝大多数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宣称他们首先是美国公民,其次才是穆斯林。爱国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立场永远都得跟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不管这一立场是否正确。如果只考虑国家利益,美国人可能就不会向全世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了。如果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亨廷顿以美国公众对移民现象的态度证明跨国主义者没有大多数公众爱国,却没有质疑公众的这一态度是对还是错。他或许忘了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是移民缔造了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和特性。如果所有的人都对移民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且政府也顺从公众对移民的这种态度,从而颁布禁止移民法案,那么美国会遭受难以想象的后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口的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为了将他们挡在门外而关上自己的大门。中国的历史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亨廷顿还宣称移民的文化和语言及多元文化主义会腐蚀美国的国家特性即盎格鲁-新教文化。首先,将盎格鲁-新教文化定义为美国的国民性是不确切的。美国的开国者是盎格鲁裔的新教徒,他们的文化是美国文化的基础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应该随着时间和现实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中,移民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一个特性,移民的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移民和文化多元性应该被看做美国国家特性的组成元素。

期待移民完全融入盎格鲁新教文化是不合理的。上世纪初的移民被强制同化。那个时期的学校以把移民身上的民族文化印记消除,然后将移民转化成忠诚得体的美国人为己任。校方禁止移民在学校讲母国的语言。那时的强制同化政策从一位当时的意大利移民的话中就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是通过学会如何以我们的祖先为耻而变成美国人的。”

如果亨廷顿驳斥现在的多元文化主义,并且充满感情地怀念当时美国学校和社会采取强制政策使移民美国化的时期,则他可能忘记了在被他视为美国国家特性的核心要素和决定性要素的美国信念的中心思想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尊严,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公正和机会的平等。”上世纪之初的强制同化政策事实上违反了美国信念的精神。将盎格鲁新教文化强加到移民的身上违背了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对移民及其母国的文化持敌对态度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上今天在美国,移民及其后代构成了美国人口的大多数。

或许亨廷顿应该重新考虑对美国国民性的定义,因为美国当今所取得的发展已经与后来的大规模移民密不可分。在实现美国梦的过程中,移民将美国缔造成了一个移民之国。纵观美国的发展史,移民已经成了美国的一个特性。移民不应被驳斥为腐蚀了美国的国民性,因为移民就是美国国民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①Nancy Foner,From Ellis Island to JFK,(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1.

②Nancy Foner,From Ellis Island to JFK,(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2.

③Samuel Huntington,who are we,(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40.

④Samuel Huntington,who are w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4:138.

⑤Nancy Foner,From Ellis Island to JFK,(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170.

⑥Nancy Foner,From Ellis Island to JFK,(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171.(The original sources come from Abraham Cahan,Yelk and Other Stories of Yiddish New York.New York:Dover,1970:27).

⑦Nancy Foner,From Ellis Island to JFK,(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