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背后离开

□杨献平

财务室的防盗门怎么虚掩着呢？

我下了一楼和二楼之间最后一个台阶，不经意看见。昨天下午我明明锁好了的！我一阵惊异，心里不自觉发虚。脚步不由自主向门那走，新买的红蜻蜓牌高跟皮鞋敲打着地面光洁的走廊，声音清脆得似乎世界都不存在了。两壁空空，紧挨着的纪检办公室的门窗紧闭着，一副失掉人气的黑暗模样。

我看了看表，凌晨六点，夜色正在灯光中退却，但楼内还暗，各种物什还沉浸在夜晚之中。我走近那门，它没有一点声响，厚重的铁板纹丝不动，虚掩的门缝像是一张抿着嘴的冷漠面孔。我伸手抓住拉环，铁门吱呀而开，那声音格外刺耳，我一阵惊颤，头发电击一般竖了起来。紧接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破棉絮一样向我的鼻口蜂拥而来。

我双腿发软，颤颤地迈进门槛。办公桌下有一团扭曲的东西，好像是人，又好像是扭作一团的黑色布匹。血腥味更加浓重了，冲撞着鼻孔。我的心脏倏然收紧，挂在了咽喉。我伸手打开吊灯——是一个人，身下和四周全是鲜血，那血流遍了房间，呈紫黑色，似乎也要把我淹没。我惊叫一声，撒腿跑出房间，惶恐中左脚被门槛绊了一下，重重摔在地上。我不觉得疼，只想快速起身，却发现身子软了，像一枚十月的柿子，哪儿都软得捏不住拿不起了。我想大叫，喊救命，可喉咙张到了极限，还是没发出一点声音。

我觉得绝望。以往人来人往、喝茶聊天、数钱做账的办公室，像一头张开巨口的猛兽，我要是不能快点离开，或者喊人来，就会被它锋利的牙齿撕碎，也会成为一摊鲜血。

我再使劲喊，还是喊不出声音。我什么也不顾了，下意识全身伏地，张开四肢，像蜘蛛那样横着向前爬，一寸一寸，眼睛仰看着走廊，渴望此刻有人出现，哪怕是我平素最讨厌的人。要是他在多好！我在这个城市最亲近的人。

可是没有人来，即使总台值班的，此刻也在房间补觉。我只能爬到门口，才有可能被人看到。那间盛满血腥的办公室始终在追击我，迫使我必须抓紧逃离。我正在爬的时候，一双皮鞋出现在前面。黑色的，刚擦得锃亮。我停住，它们也停住。我怔了一下，抬头一截截向上看，膝盖、腰部和一张白得过分的脸。

是宾馆的副经理。院子里的小亭四周，许多桃树正开得耀眼。

李艳死了，他杀。警察来了的时候，我已回到了房间，身子仍旧发软，躺在床上。我想极力忘掉刚才看到的场景，可越是努力，越是清晰，它顽强地在我脑海里重复显现。半小时后，两个警察被副经理带着，走进我的房间。我起身，坐在凳子上，回答他们的提问。我说了凌晨所见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虚弱，我也没有撒谎的习惯和必要。一个警察反复劝我想清楚后再回答。我说我见到的就是这样，还用想吗？对他说的时候，我的声音有些尖利，眼睛凶狠地看着他。他好像有点不高兴，但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语调和语速。

他们问完了，起身出了房间，他们并没有走，而在案发现场勘查，然后又在宾馆的会议室讨论和分析。中午好像也在这儿吃饭——他们竟然还能吃得下饭，要我，呕吐都来不及。也许他们习惯了，他们经常看到人——鲜血——切开的皮肉——悲惨的死亡。熟悉是不是一种麻木呢？傍晚，警察都走了，我也有了些力气。同事们来看我，他们站在或者坐在我房间，说些宽慰话。有些话我觉得刺耳，有些令我感激。我的男友也来了，他从二十公里外的植物园派出所赶来。

他是河北人，前几年，北京警察学院毕业后，找了个门路，到那个郊区的公安分局做刑警。他进门有些急迫，还没关房门，三步就走到我床前，抓住我的手，眼睛在我苍白的脸上手电筒一样巡视，鼻孔里还喘着粗气。同事们相继告辞，带上了门锁。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无可遏制的委屈和恐惧，鼻子一酸，眼泪还没出来，哭声就充斥了整个房间。

我趴在他怀里，哭过后，有了一种安全感，主要是他的体温，还有他的呼吸。一个人，在特别恐惧时候，有一个可以躲避凶险的地方，哪怕一寸一毫，也是幸运的，必定会抓住不放。

他抱着我，抚摸我的头发和后背，又拿了纸巾为我擦泪，不停地说：没事的，我在，不怕不怕……

我和他正式恋爱还没有两个月，就在这家宾馆认识的。他有个老乡，是河北某地一个局长，来这座城市公干，他一直陪着。那一天，他在等局长的时候，我在大厅里抱着报夹看报纸。他先是在对面沙发上坐着，也捧着报纸，看一会，再看看位于大厅右侧的电梯间。可是我能明确感觉到，有一双带毒的眼睛一直在我身上扩散。开始我没觉得不自在，但那种扩散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才注意到他。一个还算标致和清秀的男人，嘴唇上飘着一层黑胡须，单眼皮，脸白皙，眉毛短粗有力。我正要起身，他走了过来，与我搭讪。他说，我应。我正想起身离开，他却凑近说：你是一个好女孩！这句话，实在平淡无奇，是男人夸女孩子的嘴边话。可奇怪的是，我当时竟然被他这句话拉住了，和他聊了起来。

街灯又亮了，一个夜晚又要来到。我不敢见黑夜，它令我恐惧，让我在这所小小宾馆找不到完全放心的角落。男友还在，我的脸庞和头颅一直倚在他的胸脯上。我觉得这里是最安全的，除此之外，再好的地方我都不去。入夜后，他的呼吸有些粗重，手掌开始偏移。我不知道怎么办，顺从和拒绝都不是我想要的。渐渐，我感觉到了饥饿，肠胃空空，胃酸不断翻涌。我抬头，看看脸色发红的男友，说我饿了。他怔了一下，收回手掌，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去吃饭吧。我点点头。

下楼时，我又往财务室看了一眼，门已经被封了，草绿色的防盗门纹丝不动，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而我却觉得那里面有一双眼睛在冷冷瞪着我。我不由得抓紧男友的胳膊，快步走出宾馆大门。

街道上依旧车来车往，来来去去的行人脸孔各异。几个老人坐在宾馆一边的小型花园里聊天。其中两个老头，在争论法制与道德之类的话题，辩论得面红耳赤，扬胳膊抬腿，就要挥拳相向的样子。

我点的都是素菜，男友点了一个麻辣鸡丁。菜端上来后，看见那些切得细碎的鸡肉，颜色暗红。我忍不住肠胃翻转，急忙跑到洗手间，干呕了一阵，吐出一些酸酸的胃液。男友跟过来拍着我的后背，说对不起。我没吭声。我知道，这不怪他。

就在前几天，上班时，李艳一直说，她心里发紧，晚上老做梦，梦见杀猪。猪嗷嗷叫。刀子很亮，长着一张小孩子的脸，进入猪脖颈时，那小孩子脸还嘻嘻笑。再后来，鲜血淋漓，从腿部开始，一直淹到她嘴边，令她窒息。惊醒，发现墙壁、台灯甚至衣柜也都有了人的模样，面目诡异。

她不敢再睡，也不敢睁开眼睛。她还说，在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进来，哪怕是一个乞丐，她都会当作宝贝看待。我当时并没在意，还宽慰她说，那是心理作用，实在不行，睡前吃几粒安眠药，睡下就好了。她嗯着答应，但脸色还是很怪异。我正要再说些什么，宾馆副经理拿了一摞子发票，李艳接了，趴在桌子上核计。就把这话题打断了。

到晚上，李艳抱着被子站在我门口。我一看挂钟，是夜里十一点过五分。她说要和我一起睡。我不习惯两个人睡，但又不好拒绝。就把她让进了房间。睡到半夜，有人推我，我睁开眼睛，见李艳脸色蜡黄，抱着双臂，好像在发抖，眼睛里堆满惊恐。看到她的模样，我也不由得一阵惊悸，似乎有一股冷风平地而来，掠过心脏。我知道，李艳这种表现“感染”了我，将我带入到了与她类似的某种恐惧当中。

都是女人，在这个陌生城市，我们永远都在漂泊，好像市郊低空中那些风筝，要飞多高不是由自己决定的，也从没有方向。在这种境遇下，我们有理由相互依偎，甚至亲姐妹一样相互照看。想到这里，我心情有所缓和，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胡思乱想，来，躺下，睡着就不会害怕了。

可是，她眼睛依旧睁得很大，眸子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亮。

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脸色憔悴，几天时间，眼窝明显下陷，颧骨都有些瘪了。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并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说话，后来又转移到男女的事情上来。

李艳老家在甘肃兰州，算是职工子弟，财校毕业后，以单位照顾的性质分配到单位驻J市办事处当会计。她在这个城市也四年了，早该适应了。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她，她梳着马尾辫、圆脸、一口小牙齿白得耀眼。和她一起上班，听到的，都是她在这座城市的个人际遇，而且都阳光明媚，些许的阴霾是她童年的乡村生活。

但没过一个月，我就知道，李艳谈了对象，而且都是这个城市的，有警察、军人和做企业的，也有不明身份的。有时候，这个男的来叫吃饭，到景区和商业区玩，有时候，则是另外一个。每一次，她都回来很晚，有几次，我还被她夸张的开门声惊醒了。李艳给我讲她出去玩的种种乐事，绘声绘色、画龙点睛。但从不提及她和任何男人的真实关系。

就是这个夜晚，我和李艳说到半夜，舌头都发烫了。李艳情绪很高，没有了起先那种恐惧和紧张。凌晨四点多，我耳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我转了个身，心想：这个比我还小一岁的女孩子，从兰州来到这座内地城市，一个人，肯定经历了很多。我没想到，李艳还对我说了她最隐蔽的经历和体验。性，每个人都喜欢甚至无数次尝试的。李艳虽小我一岁，那方面经验炉火纯青，而我，还是一穷二白。

她说了，而且是她和两个男人的经历。她说，她觉得那两个男的不错，对她好，是真心实意的。女人在性上完全听命于直觉。但直觉又隶属于内心。内心觉得某个异性可以接受，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她还讲了她和那两个男人的不同体验，一个木讷却充满激情，第一次还没进入“场地”就马失前蹄，一败涂地，第二次却像奔马咴咴嘶鸣。另一个，应当是有了很多的经验，开始前，莳花弄草，游刃有余，还很会带教，使她对性的认识第一次提升到“艺术”或者说“身心合一”的高度。

李艳的这些话令我面红耳赤，但又异常向往，勃勃的心既充满拒绝力，又渴望被一种拥裹的强悍所摧毁。整个身体松动、发热、膨胀，持续的潮涨蔓延周身。

大约一小时后，我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那时候，华灯仍旧照耀黑夜，街道上的车辆奔驰往来，呼啸有声。继而，噪音逐渐减少，这个城市进入到了少有的安静状态。我醒来的时候，屋里仍旧黑着，厚重的窗帘遮挡了试图进入的日光，但依稀可以闻到阳光灼烤厚窗帘的焦糊味道。我伸了个懒腰，身体异常舒适，像是刚刚在温泉中浸泡过一样。李艳仍在酣睡，像是一只安逸极了的小母猪。

我也没有急着起床，看着李艳，想自己。屈指算来，我来这个城市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从邻省一个县城，因为都属于北方，生活方式和方言差别不是很大。起初，有些不习惯，不过一个星期，我就适应了。

戴荣华，（1940年1月－2017年2月5日），1940年1月生，江西鄱阳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1959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长期在轻工业陶瓷研究所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研究，擅长陶瓷古、粉彩装饰兼新彩、青花。

这家宾馆小得可怜，客人大都是李艳父亲单位的人，普通人员居多，也有领导，但领导来这里开会之类的，大都住在隔壁华京大酒店。我开始觉得领导应当像他们的下属一样，有自己的办事处住下，既安全又随意，何必再到隔壁大酒店去消费呢？可是，李艳听我说了后，嗤地笑了一声，张开嘴唇说：这边是小宾馆，那边是五星酒店。谁不知道享受啊，尤其是领导。领导，是天底下最会享受的动物。他们要求的不是钱和权力本身，而是钱和权能带来的、能达到的。

财务室一般上午没多少事。第三天上班，李艳心情格外好，进门还和我说了一个笑话。实在无聊时，她就打开手机，给我念她那些狐朋狗友发来的黄色短信。其中一条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内容是分析工作搞不好的原因：一是像寡妇睡觉，上面没人；二是像妓女睡觉，上面老换人；三是像和自己妻子睡觉，自己人老搞自己人。念完，李艳还以佩服的神情评论说：这写短信的人了不起，把一些事情都点透了。我想了想，也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点了点头。

中午休息，一个人躺在床上，原本窄小的单人床格外宽敞。我在床上滚了几个来回，感觉到一个人睡觉真好。走廊不断有人走动、说话甚至喊叫谁的名字。我习惯了，也懒得去听，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午，照常事情寥寥，四点多钟时，李艳去附近的工商银行取了一些现金回来，说是副经理要用。我没有问太多。看着李艳把三叠百元大钞放进保险柜。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些宾馆的事情，对各自的男友品头论足一番，时间就到了傍晚。

这个北方城市的春天有点怪，四月了，天气忽冷忽热，整个城市像是一口盛满水的铁锅，一阵子像是底下着起了炭火，一阵子又下起了雪。

我吃过晚饭，回到房间，翻开张爱玲的《半生缘》，斜躺在床上看。正读着，走廊尽头的服务台电话响了，接着是值班服务员喊叫李艳的名字。李艳的门开了，很快又传来关门的声音。李艳电话就是多，而且都是男人。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还是李艳的，我有点厌烦，我想那个人怎么那么笨呢？打李艳的手机不就好了，省着来回叫。正想着，走廊里传来高跟皮鞋的响声，飞快路过我的房门，接着是下楼的声音。

我没想到，李艳再也没回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了她的尸体。后来听说，她是被人用杀猪刀砍死的，一连十几刀，脖颈与头颅之间只有三分之一相连，右胸还有一个深达十四厘米的刀口，小腹处伤口深达八厘米。她是向着房门倒下的，整个身体蜷缩，头颅与脖颈呈九十度直角朝后翻转。人都说，太惨了，那个凶手绝对是个凶神恶煞的惯犯。

一连好多天，宾馆所有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惋惜之声和由这件事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埋怨充斥各个角落。警察从现场入手，在勘验和分析基础上，确定了基本侦查方向。他们在宾馆内部排查，一个人都没漏过。

我也在其中，尽管我从那天晚上之后，便没有再在那里住宿过。

这些天，不仅警察在动作，宾馆里的人也在小声嘀咕，替警察们猜测犯罪嫌疑人。副经理好色在宾馆众所周知。我来的时间不长，山西来的张莉莉就给我说过副经理骚扰她的事情。她说副经理经常晚上打电话，要她到他房间坐坐，说都是外乡人，出门相互照应下也蛮好，一个女孩子在外地混不容易，自己虽说手中无权，大忙不行小忙绝对没问题等等。

这样的事情我只遇到过一次。我来这一个月后的一个午夜，正睡得模糊，有人敲门，我用被子蒙住脑袋，紧张得要死，心脏咚咚跳着。敲门声断断续续了好长时间。我鼓足勇气，大声问他是谁，他说是副经理，声音不大，我听了两遍才听清楚确实是副经理。我说我睡了，有事明天再说吧，他说有件要紧的事情要给我说。我犹豫了一下，穿上衣服，走到门口，抓到暗锁的时候，我又猛然缩了回去。

人们猜测说，李艳被杀，副经理嫌疑最大。李艳死前那个傍晚，在走廊上接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副经理的。我回想了副经理种种表现，也觉得他嫌疑最大。没过一天，我就听说，副经理已经被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不允许外出了。

可还没到晚上，又有新消息说，警察在对宾馆工作过或者帮过忙的人进行摸底排查。这也就是说，副经理犯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果不其然，晚上，他就开着那台别克车回家了。我在宾馆门口碰到他，明显觉得，高大魁梧的副经理面容憔悴，身体猛然瘦了下来，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似乎一阵风就可以吹倒。

李艳出事后第三天晚上，我跟着男友去了他的单身宿舍。夜晚很冷，在大街上，我们偎着走了好远，才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男友抓住我冰凉的手，放在他的手掌中。上楼的时候，我觉得今晚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心脏噗噗跳。

男友喘着气躺倒的时候，从床头柜上摸了香烟和打火机，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抽了起来。我要他打开台灯，他的表情十分冷静，完全不是刚才那个样子：手指颤抖，整个身体像烈火，现在，他冷静而满足的神情让我感到一种隐隐的耻辱。

我躲开了宾馆，得到了庇护，再不用忍受惊惧。但在男友这里，我彻底失败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不给他一个电话，只等着他央求，像孩子一样纠缠和无理取闹。男友的那种表情好像在告诉我：这样一个难上手的女人，现在，还不是躺在了他的怀抱。

我没了睡意。关掉灯，在黑暗中，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莫名奇妙的悲伤，泪水打在男友的枕巾上。他好像睡着了，均匀的呼吸，胸腹有节奏地起伏。我下定决心，等这件事过了，就再也不去那个宾馆上班了，要不重找一家，要不就回老家。尽管，那里的工资待遇还可以，但一个人死在了那里，一个人的身体、骨肉和鲜血，即使擦上一万次，也还是清晰如初。我还觉得，一个人留在一个地方的身体和灵魂的某种气味，再先进的科学和溶剂也无法消除。

我摇醒了睡眠中轻声发笑的男友，他哼哼两声，重新打起瞌睡来，我再摇醒。他的嘴巴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宝贝，在我身边，谁也不敢欺负你。话还没有说完，就又睡着了。我有点气愤：男人怎么这样呢？你不给他，他彻夜纠缠，而一旦得到，他便如此漫不经心。我想到，普天下女人的命似乎就是这样的，一次后，在男人心里，重量就会像瘪谷子一样，轻得只需风吹一下，就无影无踪了。

这样持续了不到一周，他周围和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和他的实质性关系。男友说话也逐渐放肆起来，有一次吃饭，他同事开玩笑说：你小子厉害，不领驾驶证就上路！说完，呵呵笑。我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在路上问男友，男友如实说了，我觉得这样有点粗俗，我是车吗？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回到宿舍，酒气熏天的男友没有洗澡，就想要。我推开他，也许是用力过大，他喝酒太多，身子发飘，一下子跌倒在床沿上，右臂青紫。他没有喊疼，身子一歪，就独自睡去了。

他的碰伤让我感到歉疚，我帮他脱了鞋子和衣服，用热毛巾替他擦脸。泡了一杯浓浓的绿茶，放在床头柜上。等他醒来会口干舌燥，一定会很难受。我脱衣，挨着他睡下。趁着灯光，我再一次看到了这个男人，他显然有些沮丧甚至气恼，为我刚才的拒绝。也许在他看来，男人只要拥有了女人一次，就会以为她永远都是他的了，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要求。我感到非常荒唐，男人女人同为人类，男人的索取为什么如此蛮横霸道呢？我有些沮丧，心里像塞了一团破棉花，干燥、破败，硌得我胸口疼痛。

天还没亮，有人敲门，我从梦中惊醒，第一个动作就是穿衣服。没有名分的女人多么惊惶和可怜呀。再怎么恩爱也是一只惊弓之鸟，经不起一点儿风吹草动。他同事在外面大声说，快点起床，城西王庄又有人被杀了。男友胡乱穿上警服，腰带都没有系好，就冲出门去了。一股清晨的凉风忽地奔袭而来，打在我单薄的身体上。

杀害李艳的凶手找到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陕西男人，在老家做屠夫，杀了五六年的猪羊，还学了厨师。在这家宾馆做过几个月的配菜师。辞职后在城东一个小镇租了一间房子，出租台球，顺便兜售毛片，身边还带着一个八岁的男孩。

他叫顾建平，脸长，颧骨突出，有凶相。杀死李艳从保险柜里抢走八万块钱的前三天，他专程把男孩送回老家，当夜又返回。据说，案发前，他曾找几个老乡借钱，都没借到。又向一个和他厮混得非常熟稔的小姐开过口。要是他那几个老乡每人给他二百块，或者那个小姐给他一点，李艳就不会被这个穷途末路的男人残忍地杀死了。

案件真相大白后，宾馆上下都松了一口气，人们又开始活跃起来，起初满是锈铁的灰暗的脸色突然阳光明媚。原财务室转为仓库，重新调换了房间。但我仍旧不敢一个人在半夜和凌晨路过，总觉得，那里一直有一双眼睛，不，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这令我异常惊悸和苦恼。我不止一次对男友说，我要辞职，离开那个宾馆。他总是犹豫，一会儿说他的同事可以为我在公司找到一份做财会的工作，一会儿又说那里不大适合我，节奏太快，上班辛苦。我说我不怕，在乡下什么苦没吃过？他说那我再去说说——说着说着，半年时间就过去了。暮秋街道上落叶纷飞，清洁工人再怎么打扫也是徒劳。我一个人，踩着松脆的黄色叶片，高处的天空仍旧灰蒙蒙的，不见一只飞鸟。

黄昏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他好久也没电话给我，连问一声都没有。起先，手机还通着，我打，他说忙，忙得很。再后来，手机关着，接着停机。一个月前，我去他们单位，一个肥胖的老警察告诉我，他调广州去了——那是他出生的城市。那警察还大睁着眼睛，看着我的脸反问我说：你不知道？那一时刻，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耻辱，自尊的城堡灰烬一样崩塌了。走出他曾经工作过的公安分局大门时，我两腿发软，就像看见李艳被杀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吃力地挪到一个有石凳的路口坐下，抬眼看着肃杀的天空，忽然觉得人生空蒙，一切都是那么虚软。可是，满街道的车辆继续奔驰呼啸，路过我的人谁也没有看我一眼。

第二天早晨，我拎着行包——好多东西都送给了新来的同事，她们或许需要，或许不需要，我也不愿意带走。下楼时，我又转身看了一眼曾经的财务室，它还是老样子，红色木门紧闭，油漆剥落，一幅在岁月中无辜的样子，还等着人来稍加怜悯。我内心异常平静，站在那里，像是一汪水，被走廊的灯光打出一些自在的光。正要转头离开的时候，李艳又出现了，一脸的笑，全身没有一点伤痕。我没有感到惊惧，仍旧看着她。她还是笑，微微勾起的嘴角，微露的牙齿，好像要说话。我竟然站在当地等，满心期待。

就在这时候，楼上爆出一声巨响，是一块铁掉在地上的声音。我转身叹了一口气，走了出来。到车站，人忙着迁徙，从这里到那里，短暂或长久，真的与动物没区别，来来往往，短暂到达和长久居住，其实都是为了两个字：生存。想到这里，我笑了一下，随便买了一份当地晚报，漫不经心浏览，忽又看到一个消息说：昨天下午，清洁工在清理下水道时，发现一具男尸，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目前正在确认身份等。我咦了一声，把报纸合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不想再看这份报纸了。列车开动，向着南方，驶离站台和这座城市，我始终没有回头——这座我生活和工作了将近三年的城市，在飞速旋转的钢铁摩擦声中，从我背后和脸侧轰隆隆地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