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背后的国际政治博弈——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段皓文（本刊特约记者）

日本政府上演“购岛”闹剧以来，中日两国已经有多轮较量，目前已形成某种僵局，此事件至今仍在持续发展当中。如何看待钓鱼岛事件？对此，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不应该把目光仅局限在钓鱼岛这一单个问题上，要将其视作一个独立性事件来考量，要看到此问题背后所蕴含着的大国博弈及亚太地区局势的演变，这才更加值得思考与重视。那么，钓鱼岛事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国际政治博弈，钓鱼岛问题未来发展趋势有怎样的可能性？为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金教授，请他就钓鱼岛事件的深层背景进行解读。

危机爆发的国际大势背景

要明晰钓鱼岛问题此次爆发的来龙去脉，我们还需往前追溯得远一点，这得从2008年金融危机谈起。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最深刻的两件大事就是“9·11”事件和金融危机。从国际力量格局的角度讲，二者有一个共性：即客观上都对美国产生了较消极的影响并加速了中国崛起的进程，前者为中国赢得21世纪头十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后者则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迫使中国加快了作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大国的成长。但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在客观上对我国近三年来的周边局势演变构成了间接而巨大的影响。

第一，金融危机对中美力量对比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的伤害是巨大而明显的。从物理上讲，次贷危机至今仍为美国留下了约1.5万亿美元的银行债务，其金融体系遭受重创，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借贷与发展。同时，就整个国家层面而言，目前美国经济“去杠杆化”的任务仍远未完成，使得政府真正能投入到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依然不足。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今天美国的实体工业迟迟未能重整旗鼓，在中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在所难免。从心理上讲，金融危机对美国自信心和国民心态的打击也不容忽视。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人认为其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是“历史的终结”，即全世界都应以之为蓝本实施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理念和美国标准的“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后来此一模式在1996年被总结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美国人的这种骄傲与自信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使得这两年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愈发神经敏感并常常反应过度。

就在美国遭受物理、心理双重打击的同时，中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则比较得当，尽管沿海外贸加工型产业至今仍受世界经济低迷之苦，但我们仍算是各大国中所受伤害相对较小、恢复较好的国家，进而让中国在全球大国实力的竞争当中迅速脱颖而出。就在危机爆发前半年的2008年3月，高盛“大胆”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这是当时全球各主要权威经济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当中最乐观的估计，但实际上这个日期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提前到了2010年。从这个角度理解，金融危机可谓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剂”。

于是，中国在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下被戏剧性地推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的最中央，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周边国家而言，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都成为了本国外交的核心、甚至是第一要务。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的迅速转变。面对中国崛起这一基本事实，美国的第一步反应其实是“拉中国入伙”，即大力加强其传统对华政策“接触+遏制”中“接触”（Engagement）的一面。其主要政策指导思想即2009年风靡一时的“两国集团论”（“G2”）、“中美共治论”等，而其中对中美关系最为乐观的设想当属哈佛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史专家尼尔·弗格森所提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现在回过头看，我们不难发现奥巴马在上任之初对中美关系定位很高、态度较好并给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他本人在许多重要场合都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反复提及“中美关系的性质将决定整个21世纪国际关系的性质”。然而，无论是“G2”还是“Chimerica”其实都是对现实评估不准确的一个判断，是一种过度期望，一种中国根本不可能满足的期待。于是，在2009年的各种“热情”没能得到中国方面合乎预期的回应之后，美国对外情绪从高度期待迅速转向极度失望，整体对华战略也发生了大幅度转向。

从2010年初开始，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方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我们今天所熟识的“回归亚太”，这包括了后来所提“转向”（Pivot）、“再平衡”（Reblancing），其实是一回事，即大力加强其传统对华政策“接触+遏制”中“遏制”（Containment）的一面。该战略的特征就是“全球收缩、亚太突进”，其标志是2010年初的一系列“制华”事件集中爆发，如1月5日大规模的对台军售、奥巴马接见达赖及紧随其后的贸易制裁等，而7月希拉里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借航行自由公开表态插手南海问题则把“回归亚太”行动推向了新一轮高潮。客观上讲，美国的这次战略转变十分突然而剧烈，让中国一度感到措手不及，同时也使得美国自身的战略设计没来得及做到尽善尽美，在实际落实中显得有点操之过急。

整体态势的强硬与高调是此次美国“回归亚太”主要特征，它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三管齐下”对华进行制衡行动。在政治上，美国积极参与各种地区多边机制，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并试图在这些多边外交场合改变议题，把会议议程由原先中国占主导的经济合作议题扭转为美国占主导的安全和普世价值等议题，煽动、鼓励、暗示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忧虑和猜忌；在经济上，美国加入并控制了原本为新加坡等几个小国倡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欲将之塑造成一个排除中国的超大规模亚太自由贸易区，从而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并打击我们的海外市场；在军事方面美国投入的资源最多、落实情况也最好，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类动作：提升老盟友地位、建立新伙伴关系及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美国自己已经敲定要把全球60%的军力投入亚太，且积极鼓励其地区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还特别关照并帮助日韩两国改良作战武器系统。此外，以往只向北约内国家出售的精良武器也被美国人当做在亚太结交新伙伴的敲门砖，纷纷被兜售予越南、印尼、印度等国。

第三，美国“回归亚太”的战略后果与我国近海争端的升级。就目前而言，美国“回归亚太”战略及其所部署的一系列行动至少对中国外交格局造成了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是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怀疑持续加深。至少在民众层面，中美两国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偏向负面，这是我们在近年来两国主流舆论当中都不难发现的事实。当然，由于中国方面领导人比较理性克制，始终冷静地应对美国无端制造的各种压力，所以这两年尽管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持续走低但整体结构仍未发生大的改变，仍然停留在既斗争又合作的“竞合”状态。

二是日本、印度两区域大国对华的对抗性上升。日印两国都是亚太地区的领袖级强国，都很有政治抱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与中国竞争亚太的地区领导权，但在过去十年这两家的综合表现明显不如中国，国家实力的差距事实上是在不断地拉大。因此，可以说日本与印度本身在美国“回归”之前就已经对中国充满了嫉妒、猜忌等负面心理，只是当时两国鉴于算计到单独与中国对抗占不到便宜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美国的“回归”让日、印两国感觉到拥有了强大的“外援”，迅速激活了它们的对华强硬姿态。这种对抗性在印度方面集中表现为近年来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量军火订单和武器系统的快速发展；在日本方面，对华强硬主要是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极力否定来表现的，其中主要包括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的否认和篡改。此外，日本右翼还在否定“冲绳大屠杀”，认定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冲绳）列岛为日本国固有领土，这也为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最终升级埋下了伏笔。

三是周边小国对中国的政治安全疑虑加深。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原先与中国较为友好的周边国家，如缅甸、朝鲜等出现比较明显的政治离心倾向，频频向美国示好以求平衡他们自身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深层依赖，其中又属缅甸最为积极和成功，从密松水电站的停建到昂山素季的活跃其实都是它逢迎美国的表现。另一方面，那些原先就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国纷纷放弃“搁置争议”而主动选择在争端问题上向中国挑衅。其实这些领海问题都是几十年的“陈谷子烂芝麻”，之所以在近两年集中爆发，不得不说是因为美国的“回归”给了周边争端各国以“制华”的信心，造成了我们周边几乎所有海域气氛的持续高度紧张。

从某种意义上讲，钓鱼岛事件是日本对华愈发强硬以及中国周边海域问题大爆发等因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美关系的走低又使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着日本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而这一切皆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两国力量的消长及美国应亚太形势进行的对华战略调整息息相关。

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首先有必要对争端演进的基本脉络做一个介绍：

钓鱼岛问题也是存在了很多年了。往远说，从1884年一名年轻的日本商人古贺辰四郎号称自己“发现”了钓鱼岛开始，中日之间的这一争端就产生了，其后钓鱼岛问题经过甲午战争、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而变得飘忽不定，该问题真正被当今两国政府发掘出来应该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党的第一、二两代领导人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首先是承认这一问题是有争议的，但为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必须“搁置争议”，这一倡议也得到了当时日本政府的积极响应，于是有了三十多年的中日关系的稳定大局。多年来尽管钓鱼岛问题也会偶尔浮现，但从未取代中日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即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议题。

应该是从2010年10月的撞船事件开始，该问题在整个亚太地区事务当中骤然升温，当时依靠中方有理有力的斗争最终迫使日本退回原点，事态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是2012年4月以来，钓鱼岛争端再一次爆发并急剧恶化，使得中日关系走到了建交四十年来的“冰点”。

2012年4月，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率先发难，提出要以“民间募捐购岛”的方式确立日本国对钓鱼岛的绝对主权，日本现政府在观望踟蹰了一段时间之后选择了跟进这一提议，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闹剧，中方被迫对此事做出回应。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基本事实脉络看，危机的责任方无疑是日本，中国一直在做的无非是冷静地被动应对日方的各种挑衅。

第二，钓鱼岛的中国主权无可争议。2012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其中详尽说明了中方的立场和钓鱼岛归中国所有的历史法理依据。而此前日方也相继抛出了论证日本主权的历史法理证据，主要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在文字和地图资料上使用过“尖阁群岛”的称谓，因此从国际上看貌似中日两家在该问题上有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感觉。

当下比较新的一个视角是从客观地理因素角度出发论证该岛的中国主权。钓鱼岛位于闽之正东、台之东北，距基隆102海里，距那霸230海里，处于大陆架上，属于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其往北50公里有2000多米深的冲绳海槽，即“黑水沟”，是自古以来中国与琉球国的天然分界线，而该处为西南向东北的单向洋流，这就意味着客观上处于东北方的无论是琉球还是日本在前工业化时代都不可能率先“发现”钓鱼岛并对其进行有效管辖。即是说，钓鱼岛从来都不是现属日本管辖的冲绳列岛之一部分。

此外，我个人对冲绳问题还有一些看法。我个人是把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由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叫第一次钓鱼岛问题，一个叫第二次钓鱼岛问题。第一次很简单，就是1895年甲午战后强抢，就是打赢了以后日本把台湾划过去，然后在台湾划过去的过程中它就把这个钓鱼岛拿走了，那一次就是强抢。后来因为二战日本战败，根据二战以后的法理基础，就是以《波茨坦公告》为原则的法理基础钓鱼岛又回归中国了。

回归以后由于我们内战没能行使管辖，于是冲绳列岛实际上是被美国独占了，这样第二次出现问题就跟美日交易有关。1951年，美日之间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把冲绳由美国一家决定就交给了日本。这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日本在战后只能保有叫本土四岛，其他以外的所有领土必须经得共同同意，就是中、美、英、苏，当时的“四大警察”同时同意决定归属。现在只是“四大警察”当中一家做了决定送走，这个是有问题的，原来是我们四家共同有决定权的一个事情，你一家做了决定，你政治权力很大，但你在法理上是肯定站不住脚的。

所以1951年《旧金山和约》，决定把冲绳主权交给日本，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么到了1953年，美国又把它在冲绳的实际管辖权扩展到了钓鱼岛，然后到了1971年，美军正式把冲绳管辖权交还日本的时候，就一并把钓鱼岛还回去了。所以这一次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第一次就是赤裸裸地强占，第二次实际上是一个违法操弄、美日私相授受的结果。所以到今天为止，不仅是钓鱼岛的法理地位是它们做了操弄，它肯定是属于我们，甚至琉球群岛的地位、冲绳的地位都是有问题的。

钓鱼岛问题背后的大国博弈

第一，日本的战略目标与背景原因。从大战略上来讲，日本选择此时在钓鱼岛发难主要出于以下三个目的。首先是政府层面，借打“冲绳牌”转移国内矛盾，提升现政府的正当性以拉拢更多选票。因为现在日本的两个党支持率都非常低，都在20%左右，老百姓对他们都不满意，无论哪边要想赢得大选都是需要在外交坚持高调的；其次是日本右翼的一个共同心愿，即有意借钓鱼岛问题重新唤起日本在战后受到压抑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一点也是西方对此次争端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最后从安全层面讲，日本意图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进而获取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优势。一旦日本方面确立了在钓鱼岛上的主权和控制管辖权，则其在中日东海划界谈判中的地位比之当下将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完全控制钓鱼岛对于日本冲绳群岛的未来安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些战略目标背后，其实隐藏着日本整个国家目前发展情况的悲观与无奈，日方此次敢于对华采取如此激进大胆的外交冒险行动至少与其以下几方面的国内政治经济背景紧密相关：

一是不正常的国内社会状态。这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缺乏领导力。在过去六年日本有六个首相，进入到“一年一相”时代，这对于日本这样的大国的整体国家发展与外交战略的连续性十分不利，使得其在大国竞争的舞台上表现越来越差。

其次，日本整个社会没有方向感。《朝日新闻》前总编辑船桥洋一于2003年在英国的《生存》（Survival）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了日本是一个“漂移国家”（Drifting Country）的概念，即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核心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向，大多数都是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拼命工作，却又不知道自身及其国家该向何处去。这一观点目前已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并肯定。

最后，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派革新力量逐渐泡沫化，朝野同归保守化，进步力量在社会政治结构中也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右翼力量迅速上升，传统的亲华社会团体遭到严重打压，历史上其国民性中的民粹主义情结等非理性因素正开始在整个日本社会中获得更多市场。

二是“不正常”的历史阶段。日本过去凭借工业化的成功无可争议地凌驾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之上，使得其在东亚地区获得了长达一百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地位，而2010年，中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反超日本，这对中日关系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一事实在我们国内被大家相对低调地处理了，但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思和高度的重视。当然，时至今日，日本的工业化不仅仍然是亚洲第一，而且是所有170多个非西方国家里做得最为成功的，这确实是值得日本人骄傲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而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忽进忽退、异常曲折，先是自己愚蠢地拒绝，后来又是被内外战乱强行打断，再加上中间好几段时期完全没有依据科学理性的原则“瞎搞”工业化。但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客观地讲确实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于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百余年来日本凭借工业化之力凌驾于中国之上的这一历史现象就结束了。这其实是中日双方都应该予以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客观事实。

理论上讲，工业化本质上是一套系统而复杂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制度和政治组织方式等等要素，日本在这一百年的成功依靠的就是这种“知识优势”。但既然是“知识”，它就是可学习、效仿和超越的，就是说工业化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永远地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地位，而当大家都实现工业化以后，孰强孰弱除去学得好与差外就取决于国家的自然禀赋和人口地理规模了。日本最为著名的管理学家之一大前研一在其著作《做十分之一的国家》中就论证到了日本必定被中国超越的历史大势，即放在同样的工业化文明平台上，以国家所拥有的地理、人口、资源等禀赋论，中国最终的工业力量将可能在日本的十倍以上，重新回归东亚核心的地位。当下，中国的“规模优势”正在愈益明显，中日力量对比在工业文明时代仍将如农业时代一样回归到“中大日小、中强日弱”的正常态。但这一新现实日本人是很难接受的，百年的优越让他们仍沉溺于日本理应是“亚洲第一”的历史记忆中，因此，可能在未来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日本都很难承认中国的成功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日本凌驾中国之上是一种历史的“非常态”这一基本道理。

第二，美国的战略目标与背景原因。美国这次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很暧昧，自诩在主权问题上中立，但事实上是在“拉偏架”，暗示、鼓励、放纵日本。美国方面采取这种态度其实在于两个目的：一是为美国“回归亚洲”政策制造合法性。“回归亚洲”政策已经实行两年多了，但原先预期的“制华”效果始终没有很好地达成，除了使地区局势紧张以外并没能遏制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其政策合法性和合理性在美国内外都遭到了一定的质疑。而通过煽动钓鱼岛问题，美国可以借口中日矛盾升级而“师出有名”地介入东亚地区事务。这其实是美国人一直以来很会玩的一个“肇事—劝架”游戏，先在某地区、某两国之间鼓动争端爆发，然后他以调停者的姿态介入获取自身国家利益，于是乎本来的“麻烦制造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和平与稳定的“守护者”，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从而得以大幅度提升，这一模式在东亚操纵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05年美国对日俄战争的调停。二是通过鼓动中日争端进一步控制日本。尽管自二战后日本就一直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毕竟日本从各方面来讲始终还是一个大国，会有独立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需求，因此美国对日本其实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心过。特别在2010年，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曾经提出过“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表现出日本内部有着“脱美入亚”的强大呼声，这对美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而事实上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控制也是美国“回归亚太”的一大动因，它决不能容许日本的“异心”。而借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互动，美国可以通过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态度而达到深化其整体对日影响力的目的。

从大战略格局上来讲，当前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作头号战略对手，它认定虽然中国目前表现还比较低调，但未来真正能对美国霸权形成威胁的只有中国一家。只有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大患，其他威胁都是疥癣之疾。

从奥巴马上台之初的“接触政策”到近两年高调地“回归亚太”都是直指中国。但事实是，本次美国的“回归亚太”在现实操作上有明显局限性，美国本计划在军事、政治、经济三个领域联合周边国家对中国施加全面压力，然而却事与愿违。首先，在经济方面，或说至少是财政方面美国当前在亚太对中国的劣势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其次，希拉里连续两年多的穿梭外交并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反华统一战线”，美国的地区政治影响力其实已远不如十年前。例如在2012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出席，竭力把一个讨论地区经济合作的会议往对华遏制的政治宣誓方向上引，却又完全没办法统一东盟国家内部的认识，给予它们相应的报偿和承诺，结果此次论坛是自其成立近20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联合宣言的。

于是，本来的“三管齐下”“回归亚太”落实到最后只剩军事安全一项有机会取得突破，而在此领域，日本作为美国最大的地区军事盟国就成为了美国战略布局的主要基点。事实上，美国所谓“再平衡”战略在这两年内已经逐渐从“依赖盟国”走向了“放纵盟国”的路径。对美国而言，这是目前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斩获的对华遏制战术，它通过煽动、暗示周边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麻烦，保持一种在美国可控范围内的低烈度紧张，以求让中国在疲于应对的同时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外交失误或国内情绪失控，从而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质量，维护其在亚太的固有地位。越、菲、日、韩都是在美国的这一政策鼓励下才选择了相应时机把争端问题重新发掘出来的。

第三，中国的战略目标与背景原因。如前所述，在此次争端中，日本是主动方，美国可以算是间接主动，而中国几乎完全是被动应对，也因此我们的战略目标最为单纯，即通过斗争使钓鱼岛问题回归到“搁置争议”的传统状态上。但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整个冲突的酝酿与爆发过程当中是“无辜”的，事实上，中国自身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状况可能是诱发该问题的最深刻原因——即当今中国是一个海洋特性逐渐凸显的海陆复合型强国。

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就有着强大的海洋传统，但这一传统在千年古典文明的洗礼下始终被我们的陆上特性所压抑，这是因为在农业时代，国家权力是由陆上军事力量所决定的。直到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国家权力从军事决定逐渐转变为经济决定，而我们民族的海洋特性也因为东部沿海地区日益发达的社会经济而得到了激发。

在民族的海洋特性基础之上，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海洋经济的迅速扩张，使得当今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走向海洋。我国各类主要海洋产业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时曾一度高达20%，而同期GDP增长为12%左右，进入21世纪后，多年来海洋产业的平均增长率仍保持在10%以上，而GDP增长在8%左右。1994年，我国的海洋经济仅占GDP总量的1.7%，而到2011年其比重已上升到了9.7%。从必要性上来讲，中国的陆地面积能养活中国人，但不够把中国人养好，只要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不变、13亿中国人民发家致富的愿望不变，中国走向海洋寻求更多的资源与市场就是历史的必然；从能力上来讲，工业化的成功使得中国拥有了远洋的技术与生产能力条件，这其中包括正在成型中的远洋海军、中国“海洋981”工程、深海铺管技术以及年产一亿吨船的世界第一的造船能力。

中国海洋特性和海洋能力的迸发产生了这样一个战略后果，即必然要给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的关系增添新的矛盾。美国之前一直把中国定义为一个陆权国家，与它作为一个海权国家并没有国家性质上的冲突，但随着中国快速步入海洋，中美关系的所谓“结构性矛盾”在海权层面上也终将显现出来。我们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对钓鱼岛问题未来发展趋势的可能性分析

自危机爆发至今，客观地讲，我们中方的应对措施还是比较得当而有力的。总结起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直接应对措施有三个。首先，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常态化。以海监为主、配合渔政，这两支中国海警力量已经实现了此海域的巡航常态化，这是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最直接的回应，同时也能够最有力地打破日方单独控制钓鱼岛的局面。其次，展开以法律和学理为基础的舆论战。比如之前我们提到国务院白皮书，以及民间印发的钓鱼岛小册子等等。最后是外交战，包括我们不断点名让美国表态、中国大使在国外发文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游说等等。

此外，我们国内还为应对日方挑衅采用了三招间接措施。首先是民间发起的经济制裁，如旅游业、汽车业等；其次是一定的民间压力的释放，包括大陆180个城市的群众游行以及海外130多个城市的华人华侨游行；最后是军事威慑，主要表现在加强和显示我国的海防力量。

这一整套应对措施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它在非战争状态下较为良好地充分利用了我们的优势资源，给予了日本方面很大的压力。当然，目前钓鱼岛争端仍处在一定程度的僵局当中，而如前所述，近年来岛礁危机的集中爆发和争端升级可以说是亚太地区局势及相应各国政策演变的必然逻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很可能有增无减，我们要做好打外交持久战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然而，我们也没必要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争端最终演化为中国与其军事盟国的武装冲突是美国最不愿见的局面。尽管日方现在态度依旧强硬，但其实美国人已经为日本政府定好了调。2012年9月17日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其与日外相玄叶光一郎的谈话中反复提及“冷静”处理中日关系，还套用了中国的语言方式强调要从“大局”着眼解决冲突。而9月28日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则明确说到“搁置争议也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最终的情况应该是日本在中美两方的压力下仍旧回归到合乎中国期待的“搁置”局面。可能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决定应该不会逆转，但它会找个机会向中方做出类似“不登岛、不开发、不调查”之类的保证，算是在国际和国内换回一分面子；而我们通过巡航常态化等方式在不承认日方主权的基础上打破日本单独控岛的局面，夺得一分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