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传奇的人性蠡测——论季宇的中短篇小说

方维保，王菡文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中短篇小说一直是小说文体的菁华所在。小说家季宇从中短篇小说起步，近些年来虽然较为倾心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中短篇小说一直是他立足于当代文坛的精心之作。在二十余年的创作中，季宇的中短篇小说的风格、语言和叙事也都因年代和文学思潮的变迁而略有变化，但季宇式的风格却一以贯之。那就是，将中国传统小说的传奇叙事与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的心理分析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具有人性深度的叙述方式。

一、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传奇

关注现实的社会历史，是中国古典文学更是现当代文学的传统。季宇践行着中国文学的传统，对于世俗层面的社会历史有着始终如一的兴趣和表现的热情。

在季宇的中短篇小说中，中国社会历史中的种种社会现象，总是能够得到充分的呈现。现实时态中的种种生活事相，诸如小岛上的士兵的性苦闷(《小岛无故事》)、街头流浪汉的爱情(《街心花园的故事》)、官场中的尔虞我诈(《老范》)，以及商场中的人才的狩猎(《猎头》)等等现实中的热点问题，他都将其纳入到自己的表现视野之中。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过去时。季宇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也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充满了表现的热情。他的历史小说的大都以民国历史为背景，表现那一段历史中的社会现实、心理状态和人物命运，诸如家族内部的倾轧(《当铺》)、革命中的兄弟阋墙(《盟友》)、家族的复仇(《复仇》)、惊心动魄的抗战(《朱四与高田事件》)等等也都进入了他表现的视域。

季宇中短篇小说对于社会历史的表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依然带有革命时代宏大叙事的话语痕迹，如他经常喜欢以诸如民国、抗战和改革开放、部队等具有宏大话语特点的历史材料为背景来构思他的故事。但是，季宇显然受到新时期新历史主义文艺风潮的浸染，他在对于社会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时候，往往采用私人化的叙事手段，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会一般性的跟随历史教科书亦步亦趋。也就是说，他的社会历史叙述虽然脱离不开宏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但他一般不会过度地渲染强大的历史背景。他总是选择一个精准的切入点，去表现了社会历史之下的精微的人心和人性的状貌。

季宇的小说追求历史的“真实感”，不仅表现在他会选择历史事件为背景，而且也体现在他的叙述技巧上，如他的小说的结尾经常会出现历史记录性质的“附录”“尾声”甚至是“尾声之尾声”，将故事补充说明以“历史材料”，并时常以若有若无的真实地点和人物，以“坐实”真实性而“反拨”小说的虚构性。

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热切关注，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季宇对于社会历史的叙述，同样表现了其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及其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精神联系。

显然，现实主义是季宇小说的一贯选择，但直露的社会批判、急切的道德指责和文化分析却不是他的胜场。季宇对于社会历史的表现，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是新写实的生活流。他的现实主义社会历史叙事洋溢着构思精微的传奇性——传奇的人和传奇的事。

季宇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所叙写的主要是具有病态心理特征的奇人奇事。小说《小岛无故事》中的士兵是孤岛中的一群奇人。他们面对女人所表现出的节日般的快乐，多少显得有点夸张。季宇所写的故事和人物虽然都是现实中的人和事，但是他善于寻找生活中的传奇。在他将这些奇人奇事聚焦于叙述之中时，这些人与事就与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从形成了戏剧性的效果。典型的如《街心花园的故事》，作家让一个变态的疯子对着无生命的雕像做出各种亲昵的动作，从而使得故事脱离了日常的逻辑，而无论是“我”对他的真实的关心还是流氓青年对他的恶作剧，在这个疯子的世界中都成为真实的威胁，而相对“我”和流氓青年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生活中的关心或玩笑。小说中的人物因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就不再受到正常的逻辑和情理的约束从而显示出传奇性。《复仇》中民国奇女子吴玉雯对五湖联防团团长马大鞭子的刺杀，每一步都精心设计。这个故事的传奇性不仅在于一个女子对于联防团团长的精心刺杀上，更在于对于出人意外的刺杀原因的回溯上。

从人物的成长来说，奇人是由奇事塑造的。季宇小说不仅选择了大量的奇人，更为主要的是他通过这些人奇特的生命行为和人生历程，也就是“奇事”，来书写人物在社会历史中命运的戏剧性和传奇性。小说《老杆二三事》中军人出身的老杆更像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堂吉诃德，莽莽撞撞，可笑而又在清理之中。小说《暗语》的主人公孤儿潘六本的发迹则可谓季宇小说传奇的顶峰之作。主人公不但离奇发迹，而且后来财富的转移也是一波三折，充满了民间传奇的趣味。新历史主义的对于情节的遮幅叙述，让小说充满命若琴弦般的悬念。小说《盟友》中，革命者何天毅对于土匪蓝十四的寻找，种种的诡异的渲染和暗语的使用，使得小说充满了神秘的氛围。尤其是三个盟友之间的分裂，革命投机者马新田的背叛，种种的密谋，最终将蓝十四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季宇的社会历史传奇，与革命现实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传奇有着显著的不同，他往往强调的是个体和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叙述了县长朱四对于日军的精心复仇，但由于各方力量的制衡，朱四的复仇又只能暗中进行。偶然性在朱四的复仇中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当朱四如佐罗一般完成了对于日军军曹高田的伏击之后，“当巡逻队满怀怨气牢骚满腹地出城去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朱四已经回到住处准备歇息了。”“他当然还不可能预计到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但对于高田来说，这个决定却是灾难性的。”这是一种典型《百年孤独》式的传奇性叙述。小说采用了反时间维度的逆势回溯的叙述方式，将人物命运历程处理为一种历史记忆，从而使得故事因为记忆的合乎逻辑的不确定性，而带来飘荡不定的传说性质。在马尔克斯式的叙述语调和叙述遮挡技术的双重作用下，作家所设置的县长朱四的人生传奇自始至终处于一种欲说还休的状态。就是最后作家自己出场，在给予某种坐实的同时，仍然不忘悬置确定性。这种直至故事的结尾也没有完全揭开的传奇人生，一反传统传奇故事结尾尽情揭示的方式，让故事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再加上小说在心理机缘上的追求，和对于未来的预言的有意设置，都使得它有着显著的现代主义小说的审美特性。

季宇小说虽然在叙述中加入了大量的偶然性，增强了故事和人物的传奇性，也同时增强了故事的宿命性特征。《当铺》和《盟友》等小说都自始至终萦绕在无可挣脱的宿命的控制之下。现实题材的小说《名单》中的“名单”，也是一个纠结人心的“扣子”，它让白正清机关算尽也没能摆脱上报给纪委的“名单”所带来的政治宿命。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季宇的小说一直存在着一个潜隐的哲学思辨，就如同《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中的“高田事件”的发生一样，作家在极力叙述和强调其偶然性，但是朱四的民族复仇心理和冒险精神，又决定了这一事件的必然发生。

季宇的小说同样在叙述和隐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中篇小说《盟友》中的马新田，因为个人的好色本性和投机心理，最终导致了革命者的被屠杀和革命的失败。个人因素和品格“改写”了历史。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历史大势”在《盟友》的叙事中，成为失效的存在，它甚至无力抗拒看似渺小的个人的背叛。小说《暮》则重在张扬历史中的个人道德。主人公杨汉雄曾以CC成员的身份，在解放前救过陆子离，而陆在“文革”中为保全自己，否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导致杨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枪杀。拯救和背叛，在历史的流程中，并不依照善良的道德逻辑运行，而总是被种种的语境因素所扭曲，而逐步走向无法把握的“变形”状态。正因为历史与个人的关系脱离了预设的逻辑，所以就更具有了传奇的跌宕和传说的意味。

季宇小说对于社会历史的传奇性的展示，充分展现了历史的暧昧本性，体现了作家对于历史的不同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认知和思考。季宇对于故事传奇性的追求，显然有着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影响，但是，诸如《复仇》这样的作品却不能把它与传统传奇相提并论。季宇小说的传奇性叙事与新时期新历史主义叙事有着更多的血缘关系，因为它更多的濡染了现代主义的叙事风尚。

二、社会历史传奇的人性深度

在美学的视野里，传奇是一种故事性叙述，所追求的往往是人物命运的曲折传奇，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体现为强烈的带有白描性质的故事性。但季宇的小说在情节的传奇之外，最为重要的风格特色却表现为心理传奇。季宇的中短篇小说试图通过人物深层心理和人性本能来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

季宇的小说创作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受那个时代弗洛伊德主义风潮的浸染，他那个时代的小说也基本属于精神医学范畴内的心理分析叙述。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具有泛性论的特点，即用性竞争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短篇小说《街心花园的故事》中的疯子，在街心花园中充当着牧羊女雕像的保卫者，是位典型的恋像症患者，也就是弗洛伊德精神病学里的“皮格马里翁现象”。他与“我”以及所有有可能接近牧羊女雕像的人所保持着的紧张的对峙关系，都源于他对于牧羊女身体(性)独占的渴望。具有明显的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意味的小说还有《陆和冯的故事》《当铺》。小说《当铺》几乎就是一个弑父故事。因为儿子对于父亲的仇恨在故事层面似乎源于父亲的悭吝和刻薄，但父子之间的仇恨在人性的层面，则只能在弗洛伊德主义的弑父情结之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陆和冯的故事》的故事则主要与偷窥相关，因为一个男人的性偷窥和性竞争导致了另外一个偷情中的男人因此而死亡，性成为了爱与死的纠结点。老弗洛伊德试图用性来解释一切社会行为甚至历史发生的原因，在季宇的这些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明显的性决定论的痕迹。

但是，就如同所有的这类荒诞故事一样，这些性纠葛故事同时具有象征性。英国现代文学先驱康拉德说:“所有的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含有象征意义的，唯其如此，它们才取得了复杂性、感染力与美感。”[1]这几部小说的杰出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常见的故事套，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几个“疯子”与周围人的性的竞争，而在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紧张对峙的关系，一种警惕不安的防范的心理和相互倾轧的本能。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便具有其哲学深度，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他人即是地狱”式的对于人的存在处境的观照。

发端于“五四”的现代心理分析小说，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以性为基础的心理。季宇的性心理分析小说揭示种种心理“机关”，尽管这样的性心理叙事有着病态心理的阴影，但却是一种基于对于人性的关怀，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表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类小说具有比较浓郁的精神病理学的福尔马林的气味。运用精神病理学来构思故事，可以达到对于人物内心世界洞察的特有的深度，但也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种精神病理学案例的印象，从而损害了作品的审美。

但是，季宇的中短篇小说不可能成为彻底的精神病理小说，原因就在于他无法摆脱社会文化视角对于文学材料的观照。其创作更多的呈现为社会分析叙事。

季宇就如同80年代从事性心理小说创作的作家如张贤亮、王安忆一样，一方面，他设置着封闭的环境，并在这个环境中展现着性心理的扭曲和变态;另一方面，又在这样的性心理展现中让社会的大背景照入文本，从而使得精神病理心理叙述沾染上社会心理分析的色彩。《小岛无故事》中守岛战士的性压抑和性臆想，当然是因为枯燥的封闭的小岛生活所激发的。它是一个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孤闭的环境显然是造成小岛战士性压抑的主要原因。《陆与冯的故事》虽然主体以性的误会来结构故事，但作家还在小说中采用补叙的手法，将陆的个性扭曲解释为陆的全家遭日本人杀害姐姐被日军轮奸而死所留下的心灵创伤。这样的病理学心理故事甚至由于社会关怀的切入，而使得故事本文的病理心理学的叙述发生倾斜，最终演变为社会历史故事。再如小说《祖传绝技》对深山中的名医胡先生的假药治病的医术作了比较纯粹的精神医学的解读，尤其是那个加利福尼亚医科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多年后所写的论文，则给予了一种民间骗术以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原理的支撑。可以说，这部小说所讲就是民间神医假药治病的心理暗示原理，但是，由于把这个人物及其医术放到了历史演变之中，最后，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对于民间医术在动乱历史中的多舛命运的关怀和感慨。

小说的性心理和精神医学叙述是80年代的文学习尚。就如同弗洛伊德主义必然要走向荣格主义一样，性心理小说也必然要走向更为宽阔的社会心理分析小说。季宇的小说在走过了80年代之后，也逐渐地走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更为宽阔的道路。小说《老范》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主人公老范的微妙的官场心理都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为正是官场的浮躁才造就了老范的投机心理，并使他一次次得逞，以至于最后穿帮还死心不改。在这里，老范的投机心理与他所寄身其中的社会环境之间相得益彰。而《猎头》则是一部典型的商场心理分析小说。小说细致地描述了“世纪”与“伯乐”这两家猎头公司在人才市场竞争中激烈的较量。作家通过对于这两家猎头公司的迥异的职业品格和操作手段的剖析和揭示，展现了两种社会心理的激烈的较量。小说《当铺》通过父子之间的较劲，展现了父子两代人的亲情与仇恨，尤其是儿子对于父亲的仇恨。小说将父子两代人的心理冲突外化为伦理冲突和商业冲突，从而使得故事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心理容量和社会文化涵义。

季宇的小说虽然具有很强的心理分析小说的意味，但是，他解析人物深层心理的动因，主要还在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和探究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盟友》中的马新田一出场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好色之徒。他因因觊觎战友蓝十四妻子而背叛革命。晦暗的人性，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陆与冯的故事》同样叙述了一个由性和性心理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误会和死亡的故事。小说巧妙地运用了戏剧中的“巧合”手法，将两个男人的性臆想在一个时间点上撞破，并顺利地利用这样的巧合将其中一个导向死亡。性窥视，是弗洛伊德主义故事最常见的表述方式，但这部小说显然不在于表现性变态或性心理扭曲，而在于阐释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以及这种偶然与性欲望的关系，特别是这种偶然所造成的后果。在季宇的小说中，在某些时候，人性的主要层面可能是性冲动，历史也因此被他解读为性本能书写的历史;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人性是复杂的，它包含着性本能也包含着诸如自私和贪欲，也包含着超越个体的文化本能诸如民族自尊等。《复仇》中的女儿将家族的仇恨视作活着的唯一依据或者说把复仇视作了自己的本能;而《朱四与高田事件》中的朱四，则是将民族仇恨化作了自己的本能和义务。

季宇小说对于人性的揭示，总体上是趋于晦暗的。同时，由于他总是热衷于展示人性的机能及其实现的细节，因此，他的人性书写往往在一种更高的架构中将社会历史的叙述演变成一种心理智慧的叙述。

三、中立叙述背后的道德立场

苏雪林当年在分析鲁迅的时候说:“鲁迅是学过医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到文学上来，不过他所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他不管我们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灵魂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2]我想用这样的分析来界定季宇同样非常的合适，季宇的小说所擅长的就是解剖人的灵魂，而且非常的冷静和残酷。

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源于精神医学，它对于世界的观照有着显著的病理学的眼光。也就是说，在精神病医生的眼睛中，人都是有病的，世界当然也是病态的。就是后来的荣格心理学，也难以摆脱病理学的眼光。季宇的社会心理分析小说，在许多的时候其叙述偏重于人物紧张关系的揭示，表现人性中对于外在世界、对于他人的不信任心理，特别是表现人性恶的比较多，这种表现有时候甚至很残忍。《当铺》中的血缘父子最终却演变成父子之间的相互仇杀，弗洛伊德主义的病理学意义上的弑父情结与中国大家族内部混乱的两性关系，使得整个作品充满了罪恶感。《盟友》中本是生死莫逆的兄弟，却最终同室操戈，背叛与毒杀造成了对于友情亲情的极大损伤。《灰色迷惘》则让患难与共的大毛、巴猴、小学者、师傅等人变节，无情粉碎了“我”对友情、善良、正义的最后一丝信任。《陆与冯的故事》中陆正与寡妇阿莱交合，却碰上了怀着同样心思的冯，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相互被偷窥的处境中。

也许正是人生病的眼光，才使得季宇的小说大多以悲剧作为故事的结局。恶的如此，善的也如此。这种展现人性的方式，极易形成道德的缺席，造成对于“最密切的人伦和亲情秩序”的“崩溃”。[3]因为它不是基于现实人生去表现的，而是基于人性的层面。同时，季宇的小说擅长于对于现实中人的生存之“术”的展现。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生存之术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对于它的展现及心理分析易于使得创作主体滑入道德评价的超越。因此，有人说季宇的小说“悬置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4]。

但是，季宇的小说其实却并不如此，他经常会透过各种渠道去表达他的道德倾向，体现他作为创作主体的道德介入和价值立场。

首先，通过带有自叙性的“我”来表达和实现的他的价值立场，是季宇小说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老范》中，叙述主人公“我”虽然对于老范的官僚行径采用了旁观者的态度，有的时候甚至是合作者和妥协者，但是，其道德的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街心花园的故事》同样设置了“我”的形象，虽然“我”在故事中只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但“我”同样也在分析着评价着，研究着这种性变态心理的原因，也对这种性变态心理发出基于道德的评价，尽管这种评价不是直接的议论，但是通过作家的叙述语调(作家的叙述语调与角色“我”的叙述语调是重叠的)仍然可以显现出来的。

其次，作家对于作品中人物的道德臧否有的时候是通过对故事的叙述来实现的。这在季宇的新历史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新历史小说在对于事实真相的叙述上往往喜欢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游戏，《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从表层故事来看也是如此，好像那个日本间谍高田真的是死于意外，尤其是没法确定他就是被朱四杀死的。但是，季宇在他所设置的重重烟幕中，几乎是分明地告诉你，那个杀死高田的就是朱四。虽然他背负了种种的误解，但他却真的是抗日英雄。正是这一点使得季宇与新历史小说的虚无显示了区别，也显示了季宇对于真实英雄的赞美的态度。

再次，有的时候尽管没有主人公“我”，但那个具有道德立场的叙述者依然无所不在，甚至体现在略带戏剧性的反讽的叙述语调中。小说《小岛无故事》中作家在对守岛战士的性臆想的描写中，突出了小岛生活的枯燥。叙述者肯定了年青的战士的自然天性的合理性，这即基于人性的认同和同情。《老杆二三事》中军人出身的老杆到报社当编辑也有着一点堂吉诃德的味道，他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就到处横冲直撞。不过这个人物的正直善良由此也可见一斑。在这样的作品中，作家的道德介入常常是通过反讽的叙述语调来实现的。正是这种反讽的语调，作家透露了自己的情感立场和道德评价。尤其是《老范》中的老范，作家通过我的眼光叙述着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官僚的滑稽和可笑。对于老范展演式的叙述，表现了作家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第四，在商战小说中，季宇则是通过设置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的方式，表现善恶的对立，将自己的价值立场放置在正义的一边。小说《猎头》通过“世纪”与“伯乐”这两家猎头公司在人才市场竞争中迥异的职业品格和操作手段，揭示了小说“猎亦有道，做人更得有道”这一主题。显然，《猎头》的叙事充满了现代小说的意味，但其道德评价仍旧属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范畴。

结 语

季宇的创作以精巧的故事构思和深厚的人性解析，体现了中短篇小说的精英特征。这样的创作从文化渊源上来考察，“外”联系着西方现代文化，“内”则根植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有着比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季宇小说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他对于人性的总体定位倾向于晦暗，尤其是他自始至终倾心于类官场的机诈心理的表现，又使他的文学构思的格局和精神境界受到种种的限制，难以深入更为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并获得厚重的历史感和生命的超越感。

[1]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135.

[2]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上的艺术[N].国闻周报，1934－11－05.

[3]许春樵.季宇小说的故事模式[J].清明，1994(6):199.

[4]陈振华.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N].中国青年报，2011－12－2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