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孟 亮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的辛亥革命，则指自19世纪末（一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但也有学者认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的、在中国出现的、连续的革命运动。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辛亥革命，主要从广义角度着眼加以考察，以期更加准确地探究这场革命的意义。

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是我国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研究高潮。纵观现有史学研究成果，对于辛亥革命意义的论述、虽可谓卷帙浩繁，但主要集中于对于我国国内政治[1]、经济[2]、文化[3]、思想[4]等方面影响的探究，而对于其世界意义则着墨较少，目前所见的几篇关于其世界意义的论述，或局限于其对于一国的影响，或多为散文随笔之类[5]，可见对于这一课题的思考探究尚有待深入。本文拟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做一浅析，未中肯綮之处，尚请方家指教。

一

何谓世界意义？早在几十年前，吴于廑先生就明确将辛亥革命定义为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并评价之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借世界潮流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社会进步运动。”[6]台湾学者朱宏源也有相似说法。这里的世界潮流，当属民主共和思潮。辛亥革命积极主动的应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集团重新瓜分世界并进行资本输出的浪潮，可以说，辛亥革命比当时其他救亡运动（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更完整、更全面地把中国放在世界中来寻求民族的走向。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将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反响[7]。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新生的中国”和“亚洲的觉醒”，“四亿落后的中国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8]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一次积极的尝试。其所取得的成就使世界听到了中国这个“东方睡狮”的呼声和呐喊。

这样一场世界性革命，其所具有的突破一国国界的广泛影响则称为世界意义。在此笔者姑且将辛亥革命所影响的群体分为两大主要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和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在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处于控制地位。[9]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清政府的存亡关系到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维系和继续攫取。因此，革命一爆发就使帝国主义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武昌起义几天后，他们就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对革命进行监视，并随时准备武装干涉。[10]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分配不平衡，他们最终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但从其所采取的诸多行动——各外交使团连续举行会议，积极寻求新的在华代理人，迫使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以及之后拒绝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来看，辛亥革命给帝国主义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这场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破了帝国主义企图稳定控制中国内政外交的迷梦，虽然未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也使帝国主义势力在此之后，不得不一再更换其在华代理人，并且，再也无力建立一个“稳定的”、“巩固的”反动统治。

同时，研究这场革命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不应仅仅着眼于对于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统治阶级）的影响。辛亥革命后，英国传教士埃德温·J·丁格尔在《中国革命记》一书中写道：“中国人不再被他们傲慢的西方邻居排挤和强迫做生意的时代终会到来。相反地，很快地我们会和这里的人民进行一场艰难的国际性商业竞争，虽然我们曾因为他们的恭顺而轻视他们，认为他们仅能以手工劳作为我们服务。”[11]高尔基写道：“我是一个俄国人，也正为着你所奋斗的那些同一思想的胜利而斗争；不管这些思想在什么地方取得胜利，我和你都为它们的胜利而感到幸福。我祝贺你的工作的完满成功，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士，都怀着关切、高兴和对你这位中国海格力斯的敬佩的心情，注意着这个工作。我们，俄国人，希望争取到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12]

上述史料或有管中窥豹之嫌，但丁格尔和高尔基却至少可代表帝国主义国家部分民众，从一个角度反映辛亥革命突破了中国一国的国界，取得了帝国主义国家部分“有识之士”和“正义人士”的支持和认可，其伟大的成就和所代表的跨时代意义也为先进国家人民所接受。这场革命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是中华民族以主动姿态追赶世界步伐的一次突出体现。事实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掀起兴办实业的浪潮，迎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短暂春天，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较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拓植协会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从这些进步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向前迈进的脚步。

三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并未仅孤立地动员中国国内力量，在外流亡考察的16年中，他与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印度、马来亚、缅甸、泰国的革命志士建立了广泛联系[13]，并且，早在1897年，他在谈到其革命动机时就表示要与亚洲被压迫民族联合奋斗，“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8]

当时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大多与中国 “同病相怜”，处于帝国主义侵略浪潮的水深火热之中，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相同或相似的背景下，亚洲国家民族忧患意识和民主改革意识逐渐觉醒，世界意识形成，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联合斗争的客观基础。20世纪初，亚洲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浪潮，史称“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是亚洲觉醒的发展顶点，它对于亚洲各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类：

第一，相互支援，交相呼应。以菲律宾为例，1899年美菲战争爆发后，孙中山曾公开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并且，在1899年到1900年间，孙中山为支持菲律宾人民的革命而数次进行募捐并帮助购买军火弹药，在道义和物质上援助菲律宾的抗美救国斗争。[14]虽然，因为日美政府和奸商、特务的阻挠破坏使得援菲行动最终难以达成，但菲律宾历史学家蔡德仍然这样评价道：“菲律宾人民永远感激中国的恩德——一种不是用鲜血或金钱所能报答的恩德。”[15]同样，菲律宾政府也对中国革命给予极大的支持——阿奎纳多闻中国党军费拮据，曾命彭西赠日金十万元以表示中菲两国的合作诚意。菲律宾的赠款如雪中送炭，孙中山在自述中写到：“菲人之助款，大有力焉。”[16]1912年，彭西著《孙中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出版，也为辛亥革命政治理念的发扬光大做出了贡献。同样，对于印度，孙中山也积极呼吁两国联合，在《支那、印度联合方法》等文章中，他倡导中印联合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共同奋斗。《民报》也曾大量转载印度自主自产运动中的许多报刊的文章，并提出“亚洲和亲”的联合命题。[6]

第二，鼓舞并带动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辛亥革命直接影响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6]辛亥革命后，越南领导人潘佩珠在孙中山的推进下，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越南光复会”，并确立“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的革命纲领，这与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颇为相似。[17]显然，越南已经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作为榜样。越南志士阮仲常说：“中华革命党成功之风潮，影响于我国甚大，人情激奋，比前大增。在外若有先声，在内不患无再活之气势。”潘佩珠说：“此信一来，而余喜猎故态，又怦怦然欲动。”“中华民国之建立，风声影响，颇及于吾国。吾国民气大振。冒险为亡命者，接踵于粤城。”[18]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总统更是给予了孙中山如此评价：“如果说中华民族把孙逸仙博士当作他们的领导者，那么，我苏加诺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也衷心地感谢孙逸仙博士，直到我进坟墓的那一天。”[19]无疑，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鼓舞了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给亚洲各国人民指引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如果说 “亚洲觉醒标志着亚洲国家向现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标志着20世纪东方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的到来”[6]，“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20]那么，作为亚洲觉醒的发展顶点，辛亥革命无疑是上述影响的集大成者，在亚洲民族解放史和对外关系史上书写了一页璀璨的华章。

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世界性的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推翻了封建皇帝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世界意义上，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彰显了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和决心；对于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相互支持，交相呼应；或起到了促进推动、鼓舞人心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高涨。

孙中山先生曾形容19世纪为“百年锐于千载”[21]，旨在说明19世纪世界变化发展之迅速。今日观之，自辛亥革命爆发后，迄今百年，何尝不是 “锐于千载”。饮水思源，百年飞逝，对于这场伟大的革命的探究远远没有结束。读史读今，一卷贯通，相信这些思考和总结会为我们现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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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世华,谷雨.辛亥革命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启蒙[J].东北师大学报，2002，(6)：12-16.

[5]王武.越南视角：辛亥革命世界意义新认知[J].湖北社会科学，2011，(5)：109-112.

[6]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9.

[7]章开沅：辛亥上下三百年——中国与世界[N].国际先驱报，2011-11-08.

[8]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A].孙中山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172.

[9]周新国.新世纪共和——辛亥革命[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

[10]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4.383.

[11]埃德温·J·丁格尔.中国革命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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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吴金枣.孙中山与菲律宾革命[J].浙江学刊，1982，(1):80-81.

[16]孙中山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73.

[17]邓警亚.中越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的回忆[A].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卷［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791.

[18][越]章收.潘佩珠年表[A].潘佩珠全集·第六卷［C］.河内：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转引自：黄国安、杨万秀等.中越关系史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142.

[19]世界知识社.苏加诺演讲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14.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48.

[21]祖国斌.孙中山·民报发刊辞[EB/OL].（2011-09-03）、[2012-11-26].http://gb.cri.cn/27824/2011/09/13/107s33703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