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空城几番算计

2013-08-30 08:04胡以存
中华文化论坛 2013年1期
关键词:空城计司马懿诸葛亮

胡以存

【摘要】“空城计”叙事文本众多,亦各有区别。历史叙事中的“空城计”凸显宏观的军事布局,而小说与戏曲叙事注重描述个人的心理活动,相比之下,戏曲因刻画人物心理细致入微更受民众的理解与欢迎。辨析不同的叙事文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军事与文学在相关叙事中的相互制约与影响作用,更好地理解“空城计”。

【关键词】

空城计;诸葛亮;叙事;军事

【中图分类号】1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52-6

诸葛亮“空城计”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它由历史走向文学,并分化为小说、戏曲、影视剧等不同叙事文本。人们瞩目于“奇而复奇”的“空城计”,但以往的讨论往往存在两个误区:_是忽视历史、军事与文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忽略“空城计”各个叙事文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空城计”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有异,各种文艺体裁对“空城计”的叙述也不尽相同。因此,从军事学角度解读“空城计”叙事诸文本,对我们正确理解空城计当不无裨益。

一、历史叙事: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诸葛亮“空城计”,不见于陈寿《三国志》,它出自王隐《蜀记》(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於世者”):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1]

裴松之批驳这则史料“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但是,“空城计”并非荒诞不经的传闻。郭冲的听众,是久经战阵的扶风王司马骏及司马刘宝、长史桓隰;《蜀记》的作者王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2]。而作为精通历史的学者及熟悉行政、军事事务的官员,王隐等人认可了空城计的可能性,并将其描述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是典型的历史叙事。

作为兵家谋略的空城计,其军事合理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争双方实力相近,蜀汉军队还略占优势。三国鼎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这是总的形势。曹魏南线兵分两路:陇右御蜀、淮南抗吴。蜀、吴虽弱小,局部战场上的实力相差并不悬殊。诸葛亮屡次兴兵北伐,危急时曹魏皇帝不得不移驾长安,并先后派遣曹真、司马懿等重臣领兵。战场上蜀汉也多有斩获:建兴六年,斩魏将军王双;九年,射杀魏大将张邰;十二年,交兵于五丈原,司马懿只能打着皇帝的旗号坚守不出。时人盛称诸葛亮“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3]司马懿用兵持重保守,宁可失去战机,也要确保自身安全。

二是古代战争受复杂的地形影响极大。陇右前线为山地,曹魏多骑兵,而蜀汉以步兵为主,山地作战是蜀军的强项。为了抗击曹魏强大的骑兵部队,诸葛亮专门建立了弩兵,“蜀汉的弩兵多由今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组成,战斗力极强,为蜀军之精锐。”[4]为了更好地发挥弩兵的作用,诸葛亮又特意设计了一种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5]。陇右前线山高谷深,蜀军曾设伏以连弩击毙张邰,取得重大战果。

三是司马懿情报极度匮乏,军情紧急时制约了正确决策,这是空城计生效的根本原因。

任何军事斗争,都是各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博弈,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围绕着军事情报而展开的斗争(间谍战),永远是神秘而惊心动魄的。真要做到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其难哉!

在特定的狭小区域,蜀弱魏强,实力悬殊,这是全知全能的读者对整个局势的正确判断。但是,决策双方只清楚己方实力,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相较而言,先期进入战场的诸葛亮,得天时、地利之便,掌握的信息比较充分;远道而来的司马懿,对蜀军的兵力部署差不多是一无所知。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6]具体到空城计,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两军主力会战,战线犬牙交错(“与延军错道,径至前”),随时都有被穿插、分割、包围的可能。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在情报不足(或可信度不高)而又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时,司马懿自然而然地参考对手以往的某些规律。谨小慎微,使他多次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是,当诸葛亮被迫弄险时,“意料之中”的司马懿就只能被“意料之外”的空城计算计了。

战争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7]。战争史上故意以虚假情报去欺骗对手,使之作出错误决策的例子,举不胜举。面对敌人的示弱,不同的判断,结果迥异,马陵之战及李广遇敌,便是广为人知的战例。面对看似有利的局面,司马懿没有贸然进攻,而是主动退却,未虑胜,先虑败,即使有可能丧失绝佳的战机,却首先立足于不败之地,不失为老成持重的稳妥应对,这与历史上司马懿对付蜀汉的战略方针也是完全一致的。

孙子云,“多算胜,少算不胜”。同样是猝不及防的遭遇战,身处劣势的诸葛亮充分考虑了对方决策者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决策过程中的相关因素,有针对性地调度己方军队,释放一系列虚假信息迷惑对方,从而成功地将敌手引向自己设计好的陷阱——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善于利用情报的高明的决策者。

二、小说叙事:消除时空紧张的碰撞

作为历史叙事的空城计,出现虽早,却只是民间想象的根由。活跃在民众口耳之间的,是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的空城计。在这一系列的文本中,毫无疑问,小说《三国演义》凝聚的历史积淀最深,影响最大,成为其他文学艺术叙事的基础。

小说中的空城计,发生在马谡违反将令、致使军事要地街亭丢失之后。司马懿引十五万大军杀来,“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万般无奈,平生谨慎的孔明传令“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却“披鹤氅,戴华阳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如此一番做作,居然吓得司马懿马上“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即便有司马昭提醒,司马懿仍然坚持己见:“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8]空城计,最终使诸葛亮安然脱险。

同历史叙事相比,小说叙事中的空城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夸大了双方实力的差距,拉近了魏蜀两军的距离。

历史叙事中的守城蜀军尚有“万人”,而不远处是未受任何损失的主力部队;小说中的诸葛亮,处境则极为不利:蜀军正值新败,战略要地丢失,曹魏大军冲来猝不及防,小城中无兵无将,确实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两相比较,司马懿的军力变化-不大,诸葛亮的力量却“缩水”了四分之三!郭冲所述空城计,尚不是生死悬于一线的赌博:从理论上来说,一万大军依托有利地势,尚有坚守至主力来援的可能。小说中的空城计,诸葛亮基本上被解除了防卫能力,生死关头绝无选择,只能凭一己之力与司马懿斗智斗勇。

历史叙事中的魏军只行进至“当亮六十里所”,诸葛亮的情况由“侦候”汇报给司马懿,而在小说叙事中,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则为司马懿所亲见。

郭冲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行军时斥候的活动空间,这在战争中不可或缺,诸葛亮便非常重视情报侦察工作:

凡军行营垒……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见。若渡水窬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搜索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9]

司马懿在距敌六十里处便收到侦察报告,表明侦候的活动超过此范围,这为主力部队留下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保障了行军安全。当然,囿于技术、地形等种种原因,侦察工作也有疏忽、失误之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快速灵便的小股骑兵部队仍是保证主帅掌握周围情况的重要工具。

文学叙事夸大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跟文学作品特定的接受者有关。

郭冲的听众深谙军事,作为历史叙事,“空城计”以真实反映军事斗争的全貌为目的;文学作品的受众,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市井百姓虽然喜闻征战杀伐之事,但理解大兵团作战的运筹帷幄,于他们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实在过于困难。因此,对于市井细民而言,与其说他们对历史进程中的深层规律感兴趣,不如说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命运更为关注。尽管他们也会将英雄人物极度地夸张,但总的说来,他们仍然是从日常经验去体味、揣摩人物。在这种理解与想象中,历史的进程往往会落实到具体的英雄,而集团之间的斗争也会被聚焦于双方统帅个人的智慧与武勇上。文学创作“夸张”以满足读者“好奇”的心理,空城计,不可避免地成为司马懿与诸葛亮之间的相互算计。

文学创作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不仅渲染空城计的紧张气氛,而且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在双方主帅身上。当叙事对象由历史叙事中的军队变成了文学叙事中的个人时,叙事空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文学叙事中空城计的空间尺度由军事情报交流的“耳闻”变成了现场个人交流的“眼见”。

因此,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虽然接到了的报告,却仍要亲自到城下一探究竟。于是,历史叙事中诸葛亮只需隐蔽军队、大开城门,便可让魏军侦侯带回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到了小说里,为回应司马懿的观阵,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到敌楼上操琴一曲,与司马懿演了_一场对手戏。

这种激烈的正面交锋,深合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趣味。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说,“优秀的古代小说常常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充满着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10]在《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及为空城计踵事增华者)看来,司马懿在距离诸葛亮六十里开外的地方便引军退去,这固然能表现诸葛亮的大智慧,但这样让司马懿轻易而又从容地“逃走”,实在让叙述者及听众于心不甘。一场紧锣密鼓的大战,眼看着双方越逼越近,最后居然以提前“让车”的方式结束,也不合乎中国民众的审美习惯。因此,《三国演义》将其拉近至可视,借司马懿的视角,画出孔明携小童在城楼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一一比起历史上空城计中屡屡出现的城楼饮酒等场景,这可更具戏剧性!

作为文学叙事的空城计,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与审美习惯。但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拉近双方距离,文学叙事削弱了蜀军埋伏的震慑力量,稀释、消解司马懿决策的紧迫性,从而动摇了空城计的合理性。因此,在军事科学理论的审视面前,文学叙事中的空城计,确实近乎于一座无力防守的“空城”!

三、戏曲叙事:妙趣横生的斗智

与历史叙事相比,文学叙事具有较多共性。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空城计的戏曲叙事与小说叙事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作为军事决策,历史叙事中的司马懿在收到侦候送来的情报时便有了决断。小说叙事中的司马懿则亲自到前沿侦察,虽然没有直接的语言交锋,但诸葛亮敌楼弹琴已被视为促使司马懿退兵的重要因素。戏曲叙事着力表现的,却是小说里那个一言未发的短暂会面,并将它贯串于司马懿决策的全过程。完整的“空城计”应该包括“分兵→敌至→运筹→布局→观阵→敌遁”等一系列步骤,戏曲叙事则将“观阵”置于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

戏曲叙事将“观阵”作为叙述焦点,再加上戏曲叙事主要由人物唱、念、做、打来表现,这种叙事方式,决定了故事进程的缓慢推进。军事斗争中的“间不容发”之际,在戏曲叙事中膨胀成为一个近乎无限长的时段,从而完全消解了军事学上的紧迫性。战争的胜负仅仅在于司马懿的一念之间,至于何时决策、何时进城,已经完全被忽略了——似乎司马懿无论何时决定进城,战争便立即以他的全胜而结束。空城计,在戏曲叙事中悄然演化成了_一道极其简略的选择题:城中有埋伏吗?是,还是否?围绕着这道题的选择取舍,与其说诸葛亮与司马懿是两位军事统帅,还不如说他们更像是设谜与猜谜的智者!

当然,这个演化在空间维度上是有前提的。历史叙事中的空城计,着眼于整个战场,司马懿在距诸葛亮六十里的地方急急退去,他所疑虑的“强伏”并非仅限于西城,而是战区内一切可能的伏击地(甚至包括司马懿决策时魏军所在地);小说叙事让司马懿远眺西城敌楼上弹琴的诸葛亮,缩小了战场范围,蜀军的伏兵也被局限于西城附近(当然,小说仍保留了部分历史叙事的影响,如作为疑兵的关兴与张苞等);但是,戏曲叙事中的伏兵,只能毫无疑问地被限制在西城之内:当舞台定位于西城时,城里与城外便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空间,“进城”便成为空城计的全部。

历史叙事中,司马懿的决策是基于有限的情报作出的。小说叙事强调了诸葛亮弹琴在这个决策中所起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情报是有时空限制的,军事运筹中的情报受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是,经过戏曲叙事的过滤,司马懿的信息来源,除了舞台布置所给予的背景,便只有诸葛亮的唱词与道白:

诸葛亮在城楼把驾等,等候你到此谈哪,谈、谈谈心。

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着司马好屯兵。

到此并无别的敬,早备下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

既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

我只有琴童人俩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

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来来来,请上城楼听我抚琴。[11]

透过这段唱词,诸葛亮的邀请、表白、刺激,目的都直指戏曲空城计的核心:埋伏(进城),而他的着眼点,则完全是司马懿个人的心理状态与心理活动:谈心、犹疑不定、进退两难、胡思乱想……

军事运筹,当然会涉及心理,但它绝不止于心理活动。如前所述,由于戏曲将军事决策简化成为猜谜式的选择,同时,它又消解了地形、实力、距离、时机等一切外在因素,留下的只有诸葛亮与司马懿的言来语去。似乎只要司马懿进城的冲动与决心压倒了诸葛亮给予的暗示与压力,战争便毫无悬念地结束了。戏曲对这个临界点的游移过程予以全力关注与细致描绘,整个事件被描述成标准的心理活动。

戏曲叙事全神贯注地表现决策的整个过程,它将间不容发的紧急决策变成了,一系列的试探与犹疑。戏曲尤其渲染了诸葛亮对决策过程巧妙施加的影响,对司马懿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精妙入微,从而将空城计“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12]的精微表现得惟妙惟肖。毫无疑问,这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是一个突破。

对于全知全能的观众而言,猜谜毫无悬念。他们关心的不是结局,而是空城计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好整以暇地欣赏戏曲对司马懿的嘲弄。他们早已深谙诸葛亮诱敌深入的厉害,也熟悉司马懿屡屡中计的窘态。设下埋伏圈再诱敌深入,诸葛亮使用得娴熟自如: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藤甲兵、木门道射杀张邰……可以说,只要诸葛亮主动示弱,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便知道,贸然追击的对手必然尝到失败的苦果。但唯有这次,诸葛亮真的处于弱势,敌人却狐疑了。“诸葛亮呀,诸葛孔明,你实城也罢,空城也罢,你司马老爷是不进城了”,司马懿退兵时的表白,中计而不自知,还死要面子“说破”孔明。司马懿的丑态,成为空城计的戏曲叙事的点睛之笔,当他还在舞台上为苦思冥想的“妙计”而自豪时,殊不知在早知底细的观众嘲弄的目光中变成了可笑的自鸣得意。

空城计的戏曲叙事,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其影响深入人心。我们常习惯于说,“使(施)美人计”“使(施)连环计”“使(施)苦肉计”……但是,只要提起空城计,人们却多半会说“唱(演)了一出空城计”,这个普通民众日常用语的搭配,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戏曲叙事中的空城计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四、文学参与:从情报战走向心理战

军事斗争中的决策,伴随着决策者的心理活动;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战,时刻受到各种信息的刺激。然而,“情报战”与“心理战”中决定因素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诸葛亮“空城计”从“情报战”演化为“心理战”的轨迹,清晰地显示出文学叙事建构中文学与军事之间的互动,这说明,作为军事斗争的空城计,始终受到军事规律的制约,它从属于事物内在的逻辑。但是,当它进入文学叙事的范畴,就必然要接受文学规律的支配与影响。

它要受到文学创作规律的影响。针对有人从军事学角度对诸葛亮“空城计”进行指摘,周先慎先生辩解说,“衡量历史与文学作品不应该使用同一的尺度和标准”,小说“遗貌得神”,而这个“神”,就是“诸葛亮的大智大勇”,他认为,“读者在欣赏这段艺术描写时,是不大会(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和计较还有什么地方不合逻辑的,而是宁可相信,在那个特定的艺术情境之下,司马懿是被诸葛亮不可捉摸的玄机和精神气势给‘震慑住了,他不敢贸然入城,一阵犹豫之后掉头就走是完全可能的。”[13]

它还要受到文学体裁的影响。叙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事件最终会以何种面目的故事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而且与叙事者的目的、态度、视角、受众的知识结构、兴奋点、情感以及叙事的媒介、技巧等要素息息相关。一个故事,由于叙述者对它的理解不同,可以衍化出许多版本。不可否认的是,郭冲(王隐)、罗贯中、编剧、王扶林、高希希等人讲述的空城计,都是成功的(甚至是经典的)叙事。本事相同,而面貌、内涵迥异,这种差异,充分显然出本事存在着演化成不同叙事文本的可能性。艺术真实,只是“与生活真实只保持着一种宏观的、整体的、本质的相似性。”[14]

【参考文献】

[1][3][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921,935,928.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42.

[4]张文强。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

[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93.

[7]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13.

[8]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22.

[9]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45.

[10]郭英德,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J],文学遗产,1995,(4).

[11]京剧大观第三集[M],北京:宝文堂书店,1958,94-95.

[12]李炳彦,三十六计新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1,96.

[13]周先慎,A41"1为什么认可并欣赏《空城计》?[J],文史知识,2006,(8).

[14]董学文、张永刚,文学真实的范畴厘定和价值探微[J],北京大学学报,2000,(4).

(责任编辑 彭东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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